如本文第四章所討論，隨著資料的逐漸豐富，我們對戰國授田制度已經可以描繪出一個大概輪廓。北魏均田制度的實施，目前也為多數學者所公認，盡管在實施程度上還有不同看法。它的內容以法律形式集中反映于太和九年均田令之中（本節所引用太和九年均田令文字均據《魏書·食貨志》，不再一一注出。）。下面，筆者以太和九年令為主要基準，分十三個方面，簡略比較兩種田制的異同，同時試加以分析。
１．受田單位與受田者年齡限制
北魏均田制：
以人為受田單位，分男夫、婦人兩類。其年齡限制，“諸民年及課則受田”，男夫為十五歲以上至老免（七十歲），婦人未指年齡，據“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以及征收民調時規定“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并未言及未嫁者來看，當指已婚且配偶在世之婦女。
戰國授田制：
有以戶為授田單位者。云夢秦簡摘抄《魏戶律》曰：“●（假）門逆呂（旅），贅婿后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９２頁。），可見立戶為受田前提。所謂“家五畝宅，百畝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等等，都是以戶為受田單位。也有以人為受田單位者。《田法》曰：“五十家而為里，十里而為州，十鄉〈州〉而為州〈鄉〉。州、鄉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為區，千人為或（域）。”（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即在以家為單位編制組成的行政區劃“州”、“鄉”中，按人授田，百人、千人所受田組成為相應的大塊田地“區”、“域”。《管子》書中許多一夫百畝的授田記載，也是以人為受田單位。關于受田者年齡限制，《田法》有“□□□（疑當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歲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與年十六以至十四，皆為半作”（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簡文整理者認為此處所言為服役年齡，似不妥。《漢書·食貨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行文與此類似。且簡文前半言“食于上”，恐不能以此稱免役。此段后續文字為“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誤植為“作”）四人作者亡。”其中之“作”更不能解為勞役，當指農作，因此，文中年齡解作受田年齡為妥。）。可見此處受全額田者限于十七歲至六十歲之間，十四歲至十六歲、六十歲以上（可能至七十歲）授以半田。
比較與分析：
名義上受田單位有人、戶之差，但實質都著眼于勞動者人身。戰國授田有以戶為單位者，但這種戶基本上是以一夫一妻為核心的小家庭。商鞅變法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商君列傳》。），目的是以行政手段建立這種小家庭。云夢秦簡《封診式·封守》記“某里士伍甲”的家人共有夫、妻、子、女共四人，另有臣、妾各一（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４９頁。），就是實例。這種小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是一夫一妻，其農作的核心是一夫，因而，無論以一夫、以成年男女、或以戶授田，實質上都是等價的。著眼于勞動者人身，才能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土地實現充分結合，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從而也創造出更多的剩余產品。
２．授田數量
北魏均田制：
露田，男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依《通典》改“作”為“休”）及還受之盈縮”；桑田，初受田男夫二十畝；麻田，麻布之土另給男夫十畝，婦人五畝；榆棗之田，初受田男夫一畝。其中倍田情況復雜，一是桑田通入倍田分，一是“地狹之處，……又不足，不給倍田”，可見倍田的授予與否及數量依具體情況而定。更有甚者，不給倍田仍不足則“家內人別減分”。按此標準估算，桑鄉一般情況下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額較少者為八十一畝（露田男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桑田二十畝，榆棗之田一畝），較多者為一百二十一畝（再加倍田男夫二十畝（男夫露田倍田四十畝，其中二十畝以桑田充倍，故余二十畝。參見韓國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６８頁。）、婦人二十畝），平均大致在百畝上下。麻鄉再另加十五畝。
戰國授田制：
一般也是一家百畝。“家五畝宅，百畝田”（《荀子·大略》。）；“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漢書·食貨志》。）；“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呂氏春秋·樂成》。）；等等。有多授田類如倍田者，“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呂氏春秋·樂成》。）。也有材料記為一夫授田百畝，“一農之量，壤百畝也”（《管子·臣乘馬》。）；“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權數》。）；“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管子·輕重甲》。）。
比較與分析：
兩者大致都是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百畝上下。北朝法定畝積依漢制，六尺步二百四十方步為畝，唐改為五尺步，但仍是二百四十步為畝。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度田之制：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舊唐書·食貨上》。參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附錄一、附錄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戰國期間，畝積則多有變化，因地因時而有不同。《孫子兵法》佚篇《吳問》所記晉六家畝積有一百六十步、一百八十步、二百步、二百四十步之別，秦相對于一般畝積有“小畝”，齊相對于一般畝積有“大畝”，但就最終統一六國的秦而言，由《為田律》及文獻可見，其一般畝積為二百四十步，此種畝積大概隨著秦并六國后的“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記·秦始皇本紀》。）而逐漸普及于全國。如果以戰國后期之秦與北魏相比，則畝積一致，授田百畝之地積亦一致。此種授田額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以漢代考察，一男丁一般大約可耕種田地四、五十畝。漢初，“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淮南子·主術訓》。），此數甚少，與不用牛耕有關。河湟屯田，“田事出，賦人二十畝”（《漢書·趙充國傳》。）；居延屯田，有“率人田卅四畝”（新出居延漢簡７２．Ｅ．Ｊ．Ｃ：１，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８７～８８頁。）；玉門屯田，有“班田七頃，給弛刑十七人”（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第５６頁。），人均四十一畝，這些都有戍事干擾。晁錯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漢書·食貨志》。），看來一家有兩個勞動力，即可治田百畝。北魏農業生產率大致也在此水平。太和元年三月丙午詔曰：“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余力，地有遺利”（《魏書·高祖紀》。），此數略低，與上年耕牛因瘟疫死傷太半有關。太和九年令規定正常情況下授以倍田，一夫一妻授一百二十一畝，加進再倍田可達一百九十六畝，數量較高。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魏人口稀少，土地荒蕪，授田中包括大量耕休之地；二是均田令中有一些非常靈活的規定，根據這些規定，狹地授田也可不及百畝，甚至不僅不給倍田，最低者露田數也保證不了。戰國授田制一般一家百畝，而《管子》書中多記為一夫百畝，這可能與齊地多大家庭有關，如有所謂“十口之家，……百口之家”（《管子·海王》。）。這種家庭除主要勞力而外，必然有其配偶及其他人口，因而，一夫百畝之制實際上相當于給一夫一妻小家庭授田百畝。總之，這兩種田制都試圖使勞動者與充足的生產資料土地相結合，實現“人無遺力，地無遺利”。戰國與北魏生產力水平類似，因而授田數也相近。
３．奴婢受田
北魏均田制：
露田、桑田、麻田、榆棗之田授還一如良人。受田奴婢人數是否有限制，未見規定。
戰國授田制：
“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衍字)除庶子一人。”（《商君書·境內》。）對作戰有功士兵，增授耕地百畝，同時給“庶子”一人，此“庶子”當為所益百畝田上之勞動力，實即百畝田為其而授。該授田額同于普通農民。商鞅變法規定“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記·商君列傳》。），其中亦似有蹤跡，即所“名”（商鞅時即為授予）田宅、臣妾與其家次匹配，這也就意味著該家所受田地與臣妾數量相對應，實際相當于給所占臣妾授予相應土地，這樣，才能保證對臣妾剝削的實現。
比較與分析：
戰國有關材料目前所見極少，其中“庶子”可類比于北魏奴婢。從此極有限材料可見，兩種田制下奴婢受田額與普通農民相同。其目的，是保證作為奴婢的農業勞動力也能與充分的土地相結合。關于受田奴婢或“庶子”數量，戰國時有限制，即由其主人家庭的政治等級所規定。北魏均田令未見限制。據北齊河清三年均田令，可受田奴婢人數依官品有差；隋制“未受地者皆不課”，而煬帝繼位時“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隋書·食貨志》。），可見已終止奴婢受田；唐對奴婢亦不授田。由此演化過程看，我們似乎可以說，北魏均田制存在著限制受田奴婢人數的潛在趨勢。
４．耕牛受田
北魏均田制：
“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
戰國授田制：
未見。
比較與分析：
北魏時予耕牛授田，為戰國所無，這當與長期戰亂、土地荒蕪、人少地多特別突出等具體因素有關。隨著人口的增多和社會生產的發展，到隋唐時，耕牛受田制度便被取消。
５．社會救濟性質之授田
北魏均田制：
“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
戰國授田制：
未見。
比較與分析：
任何社會都有一定的社會救濟事業，戰國亦當有，只是形式可能與北魏不同。《田法》所說“□□□（疑當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歲以下，皆食于上。”（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這就屬于社會救濟之類。
６．官吏受田
北魏均田制：
“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剌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這種俸祿與班祿制下之實物俸祿互為補充。
戰國授田制：
亦有此類俸祿田授收事例。“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韓非子·喻老》。）；齊國臣“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離婁下》。）；秦甘羅出使有功，“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與這類俸祿田并存，有實物俸祿，如秦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商君書·境內》。）等等；也有分食地稅者，如秦“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商君書·境內》。）。
比較與分析：
兩者都授以官吏俸祿田，而且都作為俸祿多種支付形式中之一種。俸祿田上的勞動力如何解決，不清。西晉稱此類俸祿田為“菜田”、“廚田”，每給菜田一頃，同給田騶一人，給廚田一頃，同給廚士一人（《晉書·職官志》。）。北魏、戰國應當有某種類似解決辦法。
７．田土買賣
北魏均田制：
一定程度允許土地買賣。對桑田，“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戰國授田制：
如本文第四章所討論，土地不可買賣。
比較與分析：
戰國授田制下禁止土地買賣，北魏均田制下耕地的多數（露田、麻田等）也歸國家所有，禁止買賣，這是兩者的統一之處。不同者，是北魏均田制下桑田可以在一定限度內進行買賣。北魏之前，土地私有制就有相當發展，北魏國家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因而制定土地政策時不能不予以充分考慮。
８．還田規定
北魏均田制：
“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超過限額者亦如之，“于分雖盈，（以下依《通典》刪去“沒則還田”四字）不得以充露田之數”。露田及麻田，“老免（七十歲）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俸祿田“更代相付”，職去則田還。
戰國授田制：
由《田法》可見，年六十以上僅受半額田，即歸還半額田，可能到七十歲時，歸還全部受田。也有身沒則還田的記載，“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收”（《韓非子·詭使》。）。俸祿田如第６條所引資料，也是職去則田還。
比較與分析：
除桑田外，兩種田制下的土地歸還都是以失去勞動能力為標準。其目的，仍然是使定量的土地與相應的勞動力相結合，以創造剩余產品。北魏均田制下桑田不還，這自然是土地私有制已有相當發展的表現。
９．授田順序。
北魏均田制：
“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后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
戰國授田制：
一方面，對農民授田實行定期更換制，“巧（考）參以為歲均計，二歲而均計定，三歲而壹更賦田，十歲而民畢易田，令皆受地美亞（惡）□均之數也。”（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另一方面，以政治等級爵秩決定受田的順序，“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記·商君列傳》，優先考慮政治等級地位高者。
比較與分析：
北魏均田制下授田“恒從所近”，是為了便于生產。“先貧后富”，則含有抑富扶貧的意思，目的是維持一個較為廣泛的小農階層的存在。戰國授田制采取授田定期更換的制度，意圖在使授田良惡趨于平均化，并不包含抑富扶貧的意思。它不僅在授田時優先考慮政治地位高的人，而且一定程度上還懲治貧窮者。云夢秦簡摘抄《魏戶律》規定“贅婿后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９２頁。）贅婿一般系因貧窮而出贅，《漢書·嚴助傳》曰：“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漢書·賈誼傳》也說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后父，當即贅于有子寡婦之贅婿，都是貧窮者，而《魏戶律》竟然規定不給他們授予田宇。商鞅還明令“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其目的則是最大限度地促進生產發展。兩種田制間的這個差別，表明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熟，它已經懂得了，把剝削比率和階級沖突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而不至過分激化，對于維護剝削者整體的長遠利益，對于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存在都具有重要意義。
１０．設立嚴密戶籍
北魏均田制：
建立三長制（三長制建立與均田制實施的時間先后，文獻記載矛盾而不能決。此處取韓國磐先生的一種推測：“頒布均田制只是先公布法令條文，待次年立三長、括戶口后，才實際上進行均田工作。”(《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８８頁。)此說較合理，因為沒有嚴密的戶籍，均田制是難以實施的。），“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靠此三長，檢括戶口，推行均田，勸課農桑，催督租課。檢括戶口，必然要設立嚴密戶籍。早在平城計口授田中，就有設立嚴密戶籍之舉，拓跋晃明令：“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魏書·恭帝紀》。）。要使戶籍嚴密，就需在一定范圍內禁止人口遷徙。太和九年令規定：“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
戰國授田制：
商鞅變法時即設立嚴密戶籍，“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書·境內》。），而且經常檢閱，“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管子·度地》。），“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管子·立政》。）。另外，設什伍聯保制控制民戶，“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史記·商君列傳》。），“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管子·立政》。）。亦禁止隨意遷徙，“廢逆旅”，“使民無得擅徙”（《商君書·墾令》。），“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管子·禁藏》。）。擅徙者及其幫助者被處以刑罰，“逃徙者刑……”（《管子·治國》。）。云夢秦簡中有規定，遷徙者必需得到官府批準，有幫助故秦人出境者，削籍，處以鬼薪、城旦的刑罰，即三至五年苦役（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１３、１３０頁。）。
比較與分析：
兩種田制實施中都設有嚴密戶籍，這是實現國家授田制度的基本前提。不同的是，戰國授田制下對勞動者人身的控制更為嚴密，控制手段也更加多樣。這種情況的產生，除了諸雄并立、竟相爭奪勞動力等原因而外，早期國家授田制下實現剝削的依據更側重于控制勞動者人身，這是更基本的原因。
１１．國家對生產的直接干預
北魏均田制：
其一為督促、強制農民生產。太和九年令有“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實早在平城計口授田時，拓跋嗣就有勸課農桑之敕令：“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詔更嚴厲：“民有不從長教，惰于農桑者，加以罪刑”（《魏書·高祖紀》。）。均田令頒布后仍然如此，太和二十年五月丙子詔“令畿內嚴加課督，惰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魏書·高祖紀》。）。此類政策，為北魏代北計口授田后之慣例。其二為規定必須種植一定量的某些農林作物，在桑田上，“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另“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這是對生產的具體組織。其三為某種程度解決生產困難。如解決耕牛缺少問題，太和令雖無規定，但早在平城計口授田之時，拓跋晃就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魏書·恭帝紀》。），此類政策當有某種延續性。
戰國授田制：
首先，也是督促、強制農民生產。《田法》、《王法》等篇規定，一歲受田收獲糧食少入百斗、二百斗、三百斗者，分別處以罰為公人一歲、二歲、黥刑以為公人的刑罰；家中沒有一定數量的余糧、余布帛，親屬死不得唅，不得以衾復尸（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類似規定，戰國文獻記載很多。其二為設平糴法保護農民免受商人盤剝而破產。李悝曾針對“糴貴傷民，糴賤傷農”的情況，設平糴法，由國家組織適時糴糶，平衡糧價，“取有余以補不足”（《漢書·食貨志》。）。其三為某種程度解決生產困難，向農民提供籽種、鐵器、耕牛（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４４、４３、３２、３０頁。）。
比較與分析：
國家授田予民的目的在于從農民身上獲得剝削和國稅收入，而生產狀況則直接影響到這種收入的實現以及實現水平，因此，在北魏均田制和戰國授田制下，國家都積極從各方面干預生產活動，強迫農民盡力去從事生產，如果要說兩者的區別，那么，戰國時期的國家對生產的保護似乎更有力一些。
１２．鼓勵開荒
北魏均田制：
“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
戰國授田制：
商鞅變法竭力擴大農業生產，他以及其后繼者明確主張，“為國之數，務在墾草”（《商君書·算地》。）。因而“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商君書·徠民》。），用以開墾荒地。《商君書·墾令》每項政策之后都曰“則草必墾也”，說明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使荒地得到開墾、農業得到發展。不僅秦如此，戰國齊人作品《王法》曰：“凡欲富國豤（墾）草仁（仞）邑，必外示之以利，內為禁邪除害”（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也是將墾草同富國、仞邑并列視為國家大事。
比較與分析：
兩種田制都鼓勵開荒，發展農業生產。在土地國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這極為正常，因為這樣可以擴大生產，從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剩余產品。
１３．國家剝削
北魏均田制：
以戶為基準取之，為定額。“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未明言徭役數量，但肯定并非輕緩，例如均田制推行十余年后的宣武帝年間，“民多絕戶而為沙門”，李瑒上奏言曰：“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魏書·李孝伯傳附李蠩傳》。）。民為避役而拋棄父母，成為沙門，可見徭役之酷重。
戰國授田制：
以受田額取之，有定額制與分成制。云夢秦簡有“入頃芻●，以其受田之數，無豤（墾）不豤(墾)，頃入芻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７頁。）此為定額制，戰國齊國的“以田畝籍”（《管子·國蓄》。）、“案田而稅”（《管子·大匡》。），即為此類。《孫子兵法》佚篇《吳問》記晉之六家除趙而外，皆“伍稅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殘簡釋文》，《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取什二之租稅，此為分成制，商鞅變法定“訾粟而稅”（《商君書·墾令》。），亦此類。此外，還有軍賦，“以縣小大為賦之數也，車可用者，大縣七十乘，小縣五十乘”（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有人頭稅，商鞅變法之后，“田租、口賦，……二十倍于古”（《漢書·食貨志》。）。有類如北魏戶調之布帛的“布縷之征”（《孟子·盡心下》。），等等。另有“力役之征”（《孟子·盡心下》。），亦未見定制，然適逢戰亂之時，徭役必然酷重，且征發不時，例如秦、趙長平大戰時，秦將河內之民凡十五歲以上者皆征發投入戰爭，對此，董仲舒曾說，商鞅變法后“力役二十倍于古”（《漢書·食貨志》。）。
比較與分析：
兩種田制下的國家剝削雖然形式多樣，征發依據在形式上亦各不相同，但由于對農民授田有定制，因而在保證基本授田額的情況下，根據授田額或農民人、戶征收國家剝削，其實是等價的。如果要說區別，戰國時還采用一定的分成制剝削，表明國家對生產活動干預較深，而北魏則完全取定額剝削，國家對生產的干預已逐漸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