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將“井”字與耕地聯(lián)系起來的史料，大概最早出現(xiàn)于春秋。除了上述列舉的“井田”制資料而外，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還出現(xiàn)過一些含有“井田”字樣、或將“井”字與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史料，這些史料應當說是當時歷史事實的反映，其中有幾條還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變革密切相關。對此，也應予以較為合理的解釋。
古代文獻在它流傳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難免發(fā)生改竄。例如《尉繚子·原官》宋本有“均井地，節(jié)賦斂，取與之度也”一句，銀雀山漢墓所出竹書則為“均地分，節(jié)傅（賦）斂，□……”（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附校注）》，《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３期。）文中“地分”二字被改竄為“井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的與“井田”有關的其他史料，當然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在未發(fā)現(xiàn)確證之前，只能以并未被改竄這一假定作為分析的基礎。
為了正確理解這些史料，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井”字。
“井田”之說，不論《孟子》系統(tǒng)或《周禮》系統(tǒng)，都與“井”字形狀有關。后人一般理解為一塊方田分割為九塊，成“●”形，中間為一“井”字，故曰“井田”，如程瑤田所說：“井之名，命于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程瑤田：《溝洫疆理小記·井田溝洫名義記》，《皇清經解》卷七二。）。其實，這種理解不一定符合先秦“井”字的本義。
“井”，金文中通常為“●”（金文中“井”實際上包含了“開”與“井”兩個字，陳夢家先生區(qū)分這兩字曰：“開”，“兩橫平行，兩直不平行而向外斜，中無一點”；“井”，“兩橫兩直平行，常有一點。”(《西周銅器斷代·免簋》，《考古學報》１９５６年第４期。)本文討論所涉僅水井之“井”字。）。《說文》曰：井，“象構韓形，·，甕之象也。”就是說，“井”本方形水井之象形，“井”為水井井盤，“·”為汲水瓶罐。水井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就已產生，而且這時也有了方形的井盤，如河南湯陰白營早期龍山文化遺址的一眼水井，該井在居住遺址附近，井口近方形，上口約５．７米見方，向下約半米后即收縮為３．７米見方，井底更小，約１．２米見方，井深約１２米，井內有加固井壁的井字形木架，共四十六層，井架用木棍作成，交叉處有榫，井底出土大量碎陶器，當即汲水器具殘片（《河南湯陰白營龍山文化遺址》，《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此后的有井盤水井出土不少，例如河北蒿城臺西商代遺址中的兩眼水井，這兩眼井井口為圓形或圓角長方形，內有木質井盤，為原木按井字形兩兩疊壓，水井內還有木桶、陶罐等遺物（河北省博物館等：《蒿城臺西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６６～７１頁。）。“井”字之象形，當就是取這類水井在井盤限制下的方形井筒之形狀。有趣的是，金文“井”字在作為“靜”字偏旁時，有的直接寫作“□”，例如在《靜簋》、《靜叔鼎》（容庚：《金文編》，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２７８～２７９頁；周法高：《金文詁林》卷五“靜”字條，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版。）中，這就更表明“井”字象形之本義。因此，我們可以推定，當先秦人將“井”字與田地之類詞匯連起來使用時，實際所取即“井”的方塊形狀之意。
如本文第二章已經討論過的，在計量手段還不發(fā)達的古代，對土地的度量開始時往往不是直接的，一般采取間接的方式，民族學資料中常常可以看到類似情況。有的以種子來度量，如云南景頗族以籮種度量土地，一籮種水田約４畝、旱谷約２．５畝（馬曜：《關于潞西縣遮放西山景頗族地區(qū)團結生產的初步意見》，《景頗族社會歷史調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藏族也是這樣，其類似于斗的量器“克”（一般容谷物２５～２８斤），同時也是計算耕地面積的單位，一克地就是可以播種一克種子的土地（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頁。）。有的以牛耕來度量，如云南怒族以“架”度量土地，所謂一“架”，就是在正常情況下一條牛一天能夠犁耕的土地面積，約折合兩市畝（《碧江縣一區(qū)九村怒族社會調查》，《怒族社會歷史調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可以想象，在尚未產生牛耕的西周時期，大概是以人力作為耕地度量標準，即所謂一“田”，大概就是一個成年男勞力可以耕作的土地，后來演化為“一夫”耕作之“百畝”。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當著需要直接度量土地的時候，方塊田，無論是正方形還是長方形，都是確定定量土地的最好形式。“井”是當時人們熟悉的方形器物，用其作方形標志，以表示方形田塊，顯然是比較合適的，因此人們將“井”與耕地聯(lián)系到了一起。所謂一“井”之田，即一個方塊田，在國家授田制下，它大概就是指一個勞動力所受的具有百畝的一個方塊田，這是它真正的含義。具有百畝面積的方塊田，是國家授田制的一個特征，因而，隨著國家授田制的開始實施，“井田”一稱或將“井”字與耕地聯(lián)系起來的現(xiàn)象也就應運而生，這是它始見于春秋末期至戰(zhàn)國時期的文獻，并作為齊、楚等國經濟變革內容之一的根本原因。以這個推定看先秦將“井”字與耕地聯(lián)系起來的資料，不僅不發(fā)生矛盾，而且顯得更通暢、簡明。
《國語·齊語》：“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茍；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此為管仲變革時“五鄙”措施之一。對于“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一句，韋昭注：“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谷地曰田，麻地曰疇。憾，恨也。”此處“井”字，韋注沿襲漢儒之說，本文不取。其中“墐”、“井”均為名詞動詞化。“陸阜陵墐”，意為將道路布置、建設于“陸”、“阜”、“陵”之上。“井田疇均”，意為按井狀、即方塊形狀來平均地劃分土地，或者說劃分土地使之平均。該句大意即，在不同的各種土地上布置道路（這可能類如秦“為田律”所記的阡道、陌道，既為道路，又作田界），將田地劃分為方塊，使之平均。這是管仲經濟變革的一項基本政策，與“相地而衰征”并行，顯然并非沿襲前制，而是新建制度，這就是意味著開始實行國家授田制，即將土地劃分為整齊的方塊，授之予民，然后根據(jù)土地肥瘠狀況征收定額的實物剝削。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shù)疆潦，規(guī)偃豬（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shù)。”文中“度”、“鳩”、“辨”、“表”、“數(shù)”、“規(guī)”、“町”、“牧”等均為動詞，“井”字亦然。“井衍沃”一句，杜預注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杜注依漢儒，本文亦不取。據(jù)前所說，“井”字作動詞時是指按方塊劃分土地，“井衍沃”意即將平坦肥美之地劃分為方塊。楚蔿掩為改革軍賦制度，將各種土地進行規(guī)劃登記，其中平坦肥美之地被劃分為方塊，然后根據(jù)各種土地上的收入確定征收軍賦的數(shù)量。這是楚國的一次經濟變革，此類政策顯然前所未有，而系新建。“井衍沃”作為一種新建立制度，也意味著實行國家授田制，即將農耕良田平均地劃分為方塊，授之予民，然后征收實物剝削。
《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預注“廬井有伍”曰：“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此亦依漢儒，解“廬”為“舍”，即“家”，解“井”為“九夫”，解“伍”為實行聯(lián)保制，既然是聯(lián)保，所謂“夫”顯然是指人。這種解釋本于漢儒“井田”說，又與“井田”資料相矛盾，當然不妥。《周禮》等文獻談土地時講“夫”均指一定量的土地，而非指人。如《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此處之“夫”系劃分田野所產生，當然是指一定量土地。《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考工記·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這里“夫”也都是指定量土地。《漢書·食貨志》所言更清楚：“畝百為夫”。因此，這里被“伍”之的對象，當是以勞動力即人為依據(jù)的“廬”，和以一定量土地為依據(jù)的“井”，“伍”即強制編制。子產對土地的強制編制，《左傳》同年后文即有說明，曰：“取我田疇而伍之。”這種編制，與《田法》的一項規(guī)定非常相似，可互為注解。《田法》曰：“五十家而為里，十里而為州，十鄉(xiāng)〈州〉而為州〈鄉(xiāng)〉。州、鄉(xiāng)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為區(qū)，千人為或（域）。”（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對“家”按一定數(shù)量強制編制為“里”、“州”、“鄉(xiāng)”，對“田”，則以每人所受定額土地為單位，強制編制為“區(qū)”、“域”。子產的這項變革，與商鞅變法諸多相似之處：在土地上設置田界系統(tǒng)（“田有封洫”），劃分為方塊田，對勞動者人身和土地都予以編制，此種設計，似乎也是為了實行一種新的土地制度，即國家授田制度。
這三條史料所反映史實都是一種變革，也就是說，其所立制度均為新設立制度，以前沒有。它們都是按“井”字形狀、也即方塊形狀規(guī)劃土地，與此相應，都有賦稅制度的改革，可以推測，這些改革都是實行國家授田制，或與之有關。
以本節(jié)對“井”字的解釋來看其他一些將“井”與土地聯(lián)系起來的史料，也會有豁然開朗之感。
《國語·魯語下》：“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禾、秉芻、缶米，不過是也。”韋昭注：“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一作二百四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六百四十斛也。”●、秉、缶三字除韋注外亦有他解。“●，猶束也”（《周禮·秋官·掌客》鄭玄注。）；又作●，“●，束也，或作●”（《集韻》。）；“秉，禾束也”（《說文解字》。），“秉，把也”（《詩經·大雅·大田》“彼有遺秉”毛傳。）；“缶，瓦器，所以盛酒漿”（《說文解字》。），“盎謂之缶”（《爾雅·釋器》。）。此處之“井”，若依漢儒之說，以九百畝計之，●、秉、缶依韋注，即軍旅之歲加征６４０斛禾、１６斛飼草、１６斗米，則數(shù)額太大，依后一解，即軍旅之歲加征一束禾、一把飼草、一盆米，則數(shù)額太小，均不可信。若以一塊方田，即一夫所受之百畝計之，則按后一解非常通達：軍旅之歲在正常租稅而外，再加征一束禾、一把飼草、一盆米。因此孔子稱其少，曰“不過是也”。
《管子·侈靡》：“斷方井田之數(shù)，乘馬田之眾，制之。”尹知章注“斷方井田之數(shù)”曰：“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shù)，屋三為井也。”句中，斷，“截也”（《說文解字》。），“段也，分為異段也”（《釋名·釋言語》。）；數(shù)，當解為常數(shù)，《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shù)”杜注：“使器杖有常數(shù)”；井，亦動詞，“斷方”與“井田”同義重復。此句大意即：將分割方塊田的尺寸常數(shù)，定量軍賦“乘馬”所由征自的方塊田數(shù)量的多少，確定為制度。這一方面將土地規(guī)整地劃分為方塊，另一方面又改革軍賦征收制度，似乎也是實行國家授田制度，尹注“謂分人之地”，看來是恰當?shù)摹?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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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本節(jié)對“井”字解釋來看《孟子》、《周禮》，也顯得更為通暢、簡明，并不發(fā)生矛盾。
《孟子·滕文公上》記滕文公使畢戰(zhàn)問“井地”，此“井”為動詞，即問如何按方塊劃分土地。從孟子關于“為國”、“井地”的答復看，當時用以授田的方塊田制已在實行，孟子認為它有兩個弊病。一是行“校數(shù)歲之中以為常”的貢法，實即“相地而衰征”、“案田而稅”之類，其弊端為“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兇歲，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一是田界混亂，“經界不正”，它帶來的壞處是“井地不鈞（劃分的方塊田大小不一樣），谷祿不平”。針對這兩個弊病，孟子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請”滕實行“方里而井”、即以九百畝為一大方塊田的辦法，以八家共受邊長為一里的規(guī)整正方形田塊的形式，防止暴君汙吏“慢其經界”，以八家同養(yǎng)百畝公田的勞役剝削形式，消除定額實物剝削的弊病。由于這僅僅是個方案，因而他請滕文公和畢戰(zhàn)酌情修改補充，“潤澤之”。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井牧田野”，即按方塊形狀規(guī)劃、分割、管理田野，九夫所受田是一個基本的方塊田。這里，它與《孟子》并無不同，都是規(guī)劃一個大的方塊田，其內容為九百畝，其目的，自然都是為了使一夫所受百畝田平均、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