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搞清楚所謂“井田”制問題，從文獻角度來說，除了對《孟子》予以詳細討論而外，還需要從整體上分析“井田”資料的流變，同時簡略討論一下其內部本身就具有的矛盾（關于這些矛盾，已有許多學者作過闡述，其中以胡寄窗《關于井田制的若干問題的探討》（《學術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４、５期）論述最為詳細。）。
通常被用來論述“井田”制的材料，是成書于戰國的《孟子》、《周禮》（關于《周禮》斷代，自古眾說紛紜，今學界有影響人物多持戰國說，如錢穆、郭沫若、范文瀾、顧頡剛、楊向奎等，本書從之，不再討論。關于《周禮》經濟內容所反映的社會歷史事實，請參看本書第三章。）、《司馬法》（本書所引《司馬法》有關內容為佚文。關于其斷代，因其內容多與《周禮》相出入，且《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故本書將其作戰國文獻對待，暫排列于《周禮》之后，不再詳論其斷代。）和成書兩漢的《谷梁傳》（關于《谷梁傳》斷代，一說為戰國谷梁赤所撰，一說其在漢以前口耳相傳，漢初方寫定成書。不論采取何說，其書漢初已寫定，而主要內容當形成于戰國，故本文將其排于《韓詩外傳》之前。）、《韓詩外傳》、《漢書》、何休《公羊解詁》、《春秋井田記》（《春秋井田記》已佚，作者亦不知。原文系《后漢書·循吏列傳》李賢等注引《風俗通》所引，《風俗通》作者應劭與何休相前后，故本文將其排列于《公羊解詁》之后予以討論。），其中最早的是《孟子》、《周禮》和《司馬法》。《司馬法》與《周禮》相類，而《孟子》和《周禮》看來屬于不同的系統。關于《孟子》，本章第一節已經作了討論，這里，我們先看一看《周禮》。
《周禮》談到與土地有關的“井”的記載有兩條，其具體記述如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余為羨。……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周禮·地官·小司徒》。）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周禮·考工記·匠人》。）
此外，與其相類涉及授與農民定量土地的記載還有如下幾條：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禮·地官·大司徒》。）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酂，五酂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余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周禮·地官·遂人》。）
《周禮》的敘述顯然與《孟子》大為不同。
其一，不見專門用以實現剩余勞動的耕地。孟子的設計專門在九百畝中劃出一百畝作為“公田”，以使各耕種百畝的八家在這里實現剩余勞動。但《周禮》在與土地有關的場合中提到井時，都是說“九夫為井”，并未保留出類如孟子所說的“公田”百畝，可見其所采取的剝削形式是以定額制或分成制直接收取實物的。
其二，授予土地的對象是“夫”而非“家”，除戶主外，“余夫亦如之”。根據《小司徒》中提到每家“可任者”有三人、二人半、二人之別來看，每家“夫”數并不相同，這樣，一家所受耕地當不限于百畝，而《孟子》所述為按家授田，若據《周禮》，則“八家共井”便成為不可能，甚至一家所受土地分屬于不同的“井”。
其三，由于輪耕之需，每夫受田并不限于百畝，還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之別，《孟子》則無此考慮。按照《周禮》的授田額，《孟子》式的設計便成為完全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在本章第四節的討論中將要說明，“井田”制的內涵實際有兩個來源，一是反映了西周社會的“公私田”之別與“助”法勞役剝削形式的內容，一是反映了春秋戰國社會的以授田予民為基礎的其他方面的內容，《孟子》雜糅了這兩方面內容，而《周禮》只有后一項內容。因此，《周禮》的有關內容可以看作是對國家授田制度的設計或規整化的反映。從它與《孟子》區別來看，除了上述來源不同而外，還表現出，《周禮》考慮到了各種現實情況，如土地肥瘠的差別、一家人口多少的不同等等，而《孟子》的設計更明顯地表現出了脫離實際的書齋特色。另外，《周禮》以夫授田，也表現出了它出身于東部的地區特色，西部的秦由于商鞅的分戶政策，家庭多被分割為以一夫一妻為核心的個體小家庭，東部地區則似乎多有大家庭，如《管子·海王》所說的“百口之家”，適應這種實際，國家授田只能按夫進行。東部地區的這一特點，在銀雀山竹書《田法》中表現很清楚：“五十家而為里，十里而為州，十鄉〈州〉而為州〈鄉〉。州、鄉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為區，千人為域。”（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對居民的行政編制，以“家”為單位，而耕地的編制，則按“人”所受定額田為單位。
當然，與《孟子》相同，《周禮》依然帶有濃厚的書齋氣。如果僅就授田方面而言，《周禮》的設計是切實可行的，但它在授田以上的設計則多屬空想，特別是溝洫制度。《地官·遂人》有關于遂、溝、洫、澮、川和徑、畛、涂、道、路的一整套設計，在千里大平原上，由于本來就存在著的山陵河川湖泊，這種設計既不具備任何現實可能性，也沒有任何實際必要性，如宋人葉適早就指出過的那樣（葉適《水心別集·民事下》：“夫畎遂溝洫，……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于后世耳。大陂長堰，因山為源，鐘固流潦，因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不在乎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如果真要如此建設，則工作量之大難以想像，據《考工記》，遂廣深各二尺，溝各四尺，洫各八尺，澮廣二尋（十六尺）深二仞（十六尺），而在一“萬夫”之國（依一夫百畝計之，不過方三十余里）中，需開鑿長６０丈之遂
● 條，長６００丈之溝９００條，長６００丈之洫９０條，長 ６ ０００ 丈之遂９條，按尺為0.231米計之，暫不考慮徑畛涂道路的建設，僅溝洫之類總土方量為
4 366 500 立方米，“夫”均436立方米，在工具落后的先秦，這是不小的工作量，且不說自然及人文地貌也不可能允許這樣的建設。宋人蘇洵早已指出過這一點（蘇洵《嘉祐集·田制》：“非塞谿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垅，不可為也，縱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劃于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于此不治也。”）。這種設計與現實存在尖銳矛盾。
與《周禮》相類，《司馬法》也有將土地與“井”聯系在一起的敘述：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禮·地官·小司徒》鄭玄注引《司馬法》。）
就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而言，《司馬法》與《周禮》相類，而且同樣也沒有“井田”字樣，只是多出畝之地積的確定和夫三為屋之說。由于《司馬法》的斷代以及整體情況很難把握，無法作出更細致分析，故討論戰國有關文獻時，本文主要著眼于《孟子》和《周禮》。
成書于戰國的《周禮》和《孟子》，都沒有明確提出“井田”一詞，都表現出濃厚的政治、經濟設計的特色，而且兩者之間在具體內容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到了漢代，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針對于新的經濟需求，漢儒們開始提出“井田”制概念，并把它作為西周甚至更前時期的基本土地制度。其源頭，似乎都是《孟子》，《漢書》以后方又雜以《周禮》。《孟子》只是作為一種經濟設想提出“方里而井”的設計，其目的主要是為解決“經界不正”的弊病，漢儒則將“井田”當作西周土地制度，目的是為扼制漢代的土地私有化勢頭尋找理論根據，這樣，兩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就成為必然。但是，漢儒所能依據的最早文獻只有《孟子》，因此只能以修改、完善《孟子》的方式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從而也只能離《孟子》越來越遠。
在涉及“井田”內涵的資料中，最早提出“井田”一詞的是《谷梁傳》：
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谷梁傳·宣公十五年》。）
此條說法沿襲《孟子》，只是增添了“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一句，大概作者感覺到《孟子》的設想沒有考慮到農民居住地，是一缺陷。但是，它將實現勞役剝削的土地和作為居住地的土地都放在公田上，如何安排？似乎并沒有予以考慮。顯然，這里作者已經把“井田”作為古代實際存在的一種土地制度來加以描述。
接著談到類似內容的是《韓詩外傳》：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余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余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韓詩外傳》卷四。）
作者又在《谷梁傳》基礎上進行了修改，設法解決農民的居住地問題。他的思路很巧妙，首先將公田百畝劃為兩部分，其中八十畝作為實現剩余勞動的場所，每家承擔十畝，正好合于十一之比（關于“什一之稅”，漢儒理解亦多混亂。依孟子之言：八家共井，為“九一而助”，其“九一”是指總產品或總勞動的九分之一。依李悝所言：“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其“什一之稅”即十分稅一，是指總產品的十分之一，而非農民所得與稅收之比為十比一，《韓詩外傳》所說與下述何休《公羊解詁》所說，實際都是十一分稅一，而并非“什一之稅”。），所余二十畝分與八家，每家二畝半，用以“為廬舍”。然而，這里對廬舍用地的設計依然與《孟子》相矛盾，因為孟子的理想是“家五畝宅，百畝田”，二畝半宅地其實只夠一半。同時，他又增加了一個新內容，即每家余夫各得二十五畝，但這就帶來一個新問題：各家余夫的二十五畝田地如何安排？《孟子》談到余夫時說的很清楚，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卿家之余夫有圭田二十五畝。《禮記·祭義》曰：“昔者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各級統治者祭田規模各不相同，孟子所設計“卿以下”以及其余夫所受圭田五十畝、二十五畝與此祭田數額吻合，此處圭田當即祭田，千畝、百畝、五十畝、二十五畝之差也正與天子、諸侯、卿大夫、卿家“余夫”之等差成比例。孟子此處所謂“余夫”，當即“余子”。“余子”，即卿大夫家嫡子以外之諸子，顯非一般農民。《周禮·地官·小司徒》：“大故致余子。”鄭玄注：“余子，卿大夫之子。”《呂氏春秋·報更》：“張儀，魏氏之余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為余。”《左傳·宣公二年》“又宦其余子，亦為余子。”杜預注：“余子，嫡子之母弟也。”《漢書·食貨志》：“余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注：“余子，庶子也。”圭田顯然與農民每家所受百畝性質不同，無論解釋為祭田，還是像有些學者那樣解釋為畸零之田，因其數量大大少于農民每家所受之百畝，故都不是由受田者自己耕種，當屬孟子所說“公田”，是農民實現剩余勞動的土地，因此，孟子的說法與“八家共井”并無沖突。《韓詩外傳》將余夫解釋為受田農民各家之余夫，則其所受二十五畝土地實際上無法安排，與孟子的設計形成尖銳矛盾。
至《漢書》，則雜糅了《孟子》和《周禮》：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余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己受田，其家眾男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谷。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馌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后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漢書·食貨志》。）
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閱以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漢書·刑法志》。）
上述所錄《食貨志》三段文字，第一段來自《孟子》以及其后的《谷梁傳》、《韓詩外傳》，但是略去了《韓詩外傳》所謂“余夫”之說，第二、三段基本來自《周禮》以及《司馬法》，其內容與第一段形成尖銳矛盾，其實二者無法并存。除此而外，又增加了一些內容，諸如授收田年齡界限、對于生產的直接干預、對受田農民更嚴密的管制，等等。《刑法志》內容則基本來自《周禮》和《司馬法》。《漢書》“井田”論由于是雜糅了《孟子》和《周禮》兩個系統的內容，其中的矛盾是顯然的。按夫授田，“余夫”同于“戶人”（即戶主），且按土地肥瘠有百畝、二百畝、三百畝之差，按此則根本無法形成所謂“八家共井”。另外，適應兩種不同的土地規劃的兩種剝削形式，即公田“助”法剝削形式與直接征收實物剝削形式，也形成尖銳矛盾，二者無法統一起來。
何休《公羊解詁》則在此基礎上又有所發展：
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谷不得種一谷，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谷。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強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公羊解詁·宣公十五年》。）
這里，明確了受田百畝之“家”的人口數量，為五口，同時明確了“余夫”的定義，即一“家”多于五口者。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有關社會風氣、道德方面的敘述，主要是所謂貴人、重公賤私之類。但是，他將余夫作為各家多于五口之人，且授予其二十五畝，田又有一歲一墾、二歲一墾、三歲一墾之別，為“肥饒不得獨樂，磽埆不得獨苦”，又須“三年一換土易居”，土地如何分配安排，仍是難題。其敘述前后兩部分依然矛盾，考慮到“余夫”和上、中、下三種田土的不同分配，孟子所言“八家共井”在這里仍無法實現。
最后是《春秋井田記》：
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后漢書·循吏列傳》李賢等注引《風俗通》所引。）
這里又有改變，將宅地擴大為五畝，突破一井九百畝之限，似如《孟子》，實與《孟子》已截然不同，其所謂“八家共井”似乎是作為一種社會基層組織，是以家而并非以土地為組織依據的，因為九頃二十畝作為八家共之的一個方塊，實在是難以實現的規劃。它與《孟子》的相同之處，只是同樣有授田予民的內容而已。
從上述羅列可以看出，“井田”資料有一個明顯的增補、發展的演變過程。“井田”資料的源頭在戰國，主要是《孟子》和《周禮》二書。春秋戰國時期是社會大變革時期，在這一大環境之下，思想家們不可能脫離現實，他們為治國平天下設計了種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規劃與方案。這些設計在本質上屬于新的精神生產品，但在具體內容上，必然也必須借鑒前代和當代的許多適合其思想體系的東西。在筆者看來，《孟子》是這樣，他既借鑒了西周的“助”法剝削形式，又參考了戰國普遍存在的國家授田制形式，提出了全新的“方里而井”設計；《周禮》也是這樣，其作者既吸收了大量的西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方面的成果，又吸收了自管仲以來的政治、經濟改革成果，提出了一個新的一統天下的統治體系。然而，就這兩本書有關所謂“井田”的內容而言，不管其包含了多少與歷史上或現實中相符的東西，在總體上只能歸于設想、規劃、方案一類，屬于精神范疇之內，而無法歸于現實，因此，如果從實際施行角度來看，其必然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內部矛盾。當然，從“設計書”角度看，這種矛盾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正因為《孟子》與《周禮》是兩套不同的“設計書”，其間矛盾也是完全正常的了。《孟子》和《周禮》都沒有提出“井田”一詞，“井田”制作為對西周土地制度的一種描述，應當說在漢儒那里方才形成。由于“井田”資料有兩個存在矛盾的不同源頭，而這兩個源頭都是出于政治和經濟的設計而將“井”與土地聯系起來，與社會實際存在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凡是試圖延襲這兩個源頭、并將其作為一種現實制度來理解的努力，都必然因內部存在尖銳矛盾而不能成功。漢儒是這樣，后人也是這樣。胡適從文獻角度著眼，考察“井田沿革史”，“以為大概井田論是到漢代方才完備的”，從而否定井田制的存在（胡適：《井田辨》，《胡適文存》二集，上海書店1989年版。），應當說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