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等東部地區的國家授田制度自管仲變革時即已建立，到了《管子》各篇形成的時候，國家授田制似乎已呈現出某些衰落的征兆，這似乎預示著從戰國國家授田制向兩漢土地私有制過渡的開始。
從《管子》的有關敘述來看，這種征兆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國家有時不能確保授田，《問》篇曾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
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
官丞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
不僅已犧牲戰士的兒子、外來移民中有未得到授田者，官吏中也有未得到國家所授祿田者。這種現象有可能是因官僚主義等等而發生的暫時性工作錯誤，《管子·禁藏》曰：“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后民可足也。”似乎當時已產生了授田不足、授田不等的現象，因而作者主張國家應使農民得到足額的授田，這樣才能使農民富足。這里的原因似乎并非無田可授，而是具體工作中的問題。當然，國家掌握大量荒地是授田制實施的基本條件之一，《管子》中也確有開荒耕種的跡象，《問》篇曰：“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荒地大量開墾必然使授田制走向盡頭。上述現象的原因不能排除國家無田可授的可能性，但這僅為推測，其詳如何，終不得知。
另一表現是私人強占或用其他方法占有國有土地，不向國家交納租稅。《管子》中有：
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管子·輕重乙》。）
崇弟、蔣弟、丁、惠之世功，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管子·輕重乙》。）
畝十鼓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管子·山國軌》。）
邊境荒地為私人強占，而且不交納租稅；貴族世家拒絕交納應交納的賦稅；畝產十鼓的好地如果國家不設法控制，就會為私人所控制。這些記述都說明當時土地國有制開始被沖開某些缺口，國家授田制度的實施已經遇到了某些麻煩。關于戰國國家授田制向兩漢土地私有制的過渡，本文將在第六章詳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