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管子》一書所見，對其中所反映的國家授田制度可以歸納出如下一些內容和特征。
１．國家嚴密管理社會生產勞動者，按“夫”或“戶”授予定量土地。
首先，國家設立嚴密戶籍，定時核查登記：
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管子·乘馬》。）
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管子·度地》。）
其次，按一定的行政組織強制編制生產勞動者。其形式或是以勞動者“家”為單位進行編制：
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管子·立政》。）
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五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管子·乘馬》。）
或是按土地、生產活動將勞動者編制起來：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管子·乘馬》。）
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管子·乘馬》。）
《田法》中也有類似規定：
五十家而為里，十里而為州，十鄉〈州〉而為州〈鄉〉。
五人為伍，十人為連。
再次，用行政的暴力的手段直接控制勞動者人身，禁止其遷徙、流亡：
（冬）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管子·四時》。尹知章注：“分異謂離居者。”）
逃徙者刑……（《管子·治國》。）
審閭闬，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群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之，復（里尉）無時。（《管子·立政》。）
國家是在對勞動者人身予以嚴密管理和控制的基礎上，方才實施授田制度的。授田按“夫”或“戶”進行，一“夫”或一“戶”授田一百畝：
一農之量，壤百畝也。（《管子·臣乘馬》。）
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權數》。）
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管子·揆度》。）
方一里，九夫之田也。（《管子·乘馬》。）
自然，其中所言畝積究竟多大，是百步之周畝，是《禮記·王制》所言之東畝，還是戰國晚期流行西部的二百四十步之秦畝，仍不清楚。《田法》有：“一人而田大畝廿［四者王，一人而］田十九畝者霸，……”其中所稱為大畝，與此相比，上引所言顯非大畝（李學勤先生研究《田法》后認為：“簡文所說的小畝就是《食貨志》李悝所講的畝，也便是周制百步之畝”，“《田法》的大畝應該就等于六小畝”。見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71～372頁。據此，則《田法》所說授田額也是周制百畝或稍多一些。）。
另外，《田法》規定了受田者的年齡限制：
□□□以上、年十三歲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與年十六以至十四，皆為半作。（簡文整理者認為此言為服役年齡，不妥，文中之“作”恐不能解為徭役。此句后續文字曰：“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誤植為“作”）四人作者亡。”又曰：“王者一歲作而三歲食之，霸者一歲作而二歲食之，……”顯然，不能說征發徭役越多國家越強盛、積蓄糧食越多。且其行文與《漢書·食貨志》有關授田的文字非常相似，因而以理解為受田并從事農作的年齡界限為妥。）
２．設立嚴密田界系統。
國家要實施授田制度，就必須確立和維護嚴密的田界系統。對此，《管子》中有幾條記載：
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管子·乘馬》。）
（春）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阡）伯（陌）。（《管子·四時》。）
顯然，國家定時組織對田界系統的維修和訂正。其中阡、陌、封、疆究竟為何，《管子》未作明確闡釋。根據秦《為田律》，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疆），皆有確定形制，互相聯結則構成一套完整的田界系統，這個系統是為推行授田制而建立的，其目的在于維護一夫所受田百畝頃的確定地積。《管子》書中所說阡陌封疆當與此相同，且稱封、疆為“修”，稱阡、陌曰“正”，其間區別也與秦《為田律》意思相仿佛。
３．以所授土地的質與量確定國家租稅征收額。
在國家授田制度下，國家征收的租稅是地租與國稅的統一體，即農民的全部剩余產品和剩余勞動。《管子》書中所見的租稅征收有兩項指標，一是根據所授土地的質量而定，即“相地而衰征”，一是根據所授土地的數量而定，而不依據實際耕作畝數，即不“以田畝籍”，這兩個特點使國家租稅征收更趨于合理。《管子》書中曰：
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管子·大匡》。）
相地而衰其征，則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管子·乘馬數》。）
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此國策之持也。（《管子·乘馬數》。“田策相圓”即稅額與田等相符。）
這些都是說，征收的租稅必須與所授耕地的質量相應。《管子·乘馬》篇中還具體敘述了旱地與澇地的減稅比例：
一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尺而見水，比之于澤。
租稅的征收除依據地之肥瘠而有等差之外，授田數額也是其基本依據。《管子·乘馬》篇談到軍賦的征收時說：
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輛，器制也。
這里的軍賦自然是按授田額征收，而不管其是否耕種。《管子·國蓄》篇曰：“以田畝籍，謂之禁耕。”這是說，如果以實際耕種土地的數量來征收租稅，則必然挫傷農民耕作的積極性。若將此句解釋為主張不征收土地租稅，顯然與實際情況難以相符。《管子·輕重甲》篇中有關于“正籍”的敘述：“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日本學者安井衡《管子纂詁》注曰：“與，預也。正籍謂正戶正人之籍。無預正籍者，謂無本業者。”（轉引自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頁。）正籍者正稅也，此處所謂正籍顯然是指依據國家授予的足額田地而必須交納的租稅，因此有可不交納正籍者與必須交納正籍者之分，其前提自然是得到了授田與否。
國家征收的地租與國稅合一的剝削，除上述實物的租稅與軍賦而外，還有勞役。《管子·乘馬》篇曰：
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為三日之功。
任何人都必須為國家按定額服三天徭役。
４．國家對農業生產的某些環節予以行政干涉。
就《管子》書中所見，這種干涉主要有三：（１）國家給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以實物資助，并在災荒和春秋物價變動較大時予以保護，使之不受高利貸盤剝，以致力于農業生產；（２）國家以興修水利、不誤農時等措施保護和促進農民的生產；（３）用行政手段對努力生產者予以獎勵，而對懶惰者給以督促乃至懲罰。
國家給農民的資助有工具、糧食、貨幣等等，《管子》書中此類記載甚多：
故（人君）守之以準平，……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種穰糧食，畢取贍于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管子·國蓄》。）
泰春（國家）公布曰：……無貲之家，皆假之器械：●、籯、筲、●、公衣，功已而歸公折券。（《管子·山國軌》。）
發故粟以田數。（《管子·五行》。尹知章注：“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
百畝之夫予之策曰：率二十五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管子·臣乘馬》。）
山田、間田終歲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準。（《管子·山國軌》。）
山田以寄君幣，賑其不贍。”（《管子·山國軌》。）
民之無本者，貸之圃鏹。（《管子·揆度》。）
由上述可見，國家資助的對象多是無食、無種、無以與正籍或耕種劣等田土的農民，時間則是春種等急迫需要資助的時節。這種政策對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盤剝具有重要意義，而高利貸盤剝是授田制度下農民貧困、破產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家還以調節市場物價、預付糧款或糧食、以工代賑等方式來保護農民：
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價，無倍稱之民。（《管子·揆度》。“夷疏滿之”，即平衡供求、疏通有無；“倍稱”，即成倍的利息。）
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管子·國蓄》。）
若歲兇旱水泆，民失本事，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后無彘者為庸，……以平國策也。（《管子·乘馬數》。）
其次，國家十分重視興修水利，并在征發民力時注意不誤農時，以此維護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谷，歲雖兇旱有所秎獲，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
（春）三政曰：凍解修溝瀆。（《管子·四時》。）
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谷興豐。（《管子·臣乘馬》。）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謂之時作。（《管子·山國軌》。）
除上述兩方面而外，國家對農民還以行政的暴力的手段獎勤罰懶：
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管子·揆度》。）
茍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管子·輕重己》。）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管子·輕重己》。）
國家對努力耕作者予以名譽和實物的獎勵，而將不努力從事農作者稱為“賊人”、“不服之民”、“不令（善）”之民，輕則斥責，重則遣戍邊疆。
銀雀山竹書《王法》、《田法》中也有類似規定：
歲十月，卒歲之食具，無余食人七石九斗者，親死不得含。十月冬衣畢具，無余布人卌尺、余帛人十尺者，親死不得為●（幠）。……（《王法》。）
卒歲田入少入五十斗者，□之。卒歲少入百斗者，罰為公人一歲。卒歲少入二百斗者，罰為公人二歲。出之之歲［□□□□］□者，以為公人終身。卒歲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為公人。（《田法》。）
由上可見，《管子》與銀雀山竹書所反映的國家授田制是一套完整的社會經濟制度。這些制度互相關聯，互為條件，構成了一個嚴密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