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觀《管子》全書，其中有關土地問題的論述所集中反映出來的是國家授田制度的實施。書中許多文句直接敘述了國家對農民的授田：
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管子·度地》。尹知章注：“案家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
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管子·入國》。）
民人之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管子·輕重甲》。）
這些敘述直接反映出國家授田制的實施。這種國家授田制度有時又稱之為“均地”、“分地”、“正地”。如：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故不均之為惡也。（《管子·乘馬》。）
命之曰：地均以實數。（《管子·乘馬》。）
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均平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管子·乘馬》。）
分地若一，強者能守。（《管子·國蓄》。）
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地不正則官不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管子·乘馬》。）
有時也使用“井田”名稱：
斷方井田之數，乘馬甸之眾，制之。（《管子·侈靡》。）
此句中的“井田”一詞如何理解，下章將作討論，但不論如何理解，它至少反映了國家給農民授予定量土地的事實。
上述這些言論都說明，在《管子》作者所處的時代，基本的土地制度是國家授田制度，即國家對直接生產者農民授予定量土地的制度。這與地下發現的資料相一致，銀雀山竹書《田法》明確說：
州、鄉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為區，千人為或（域）。
又說：
循行立稼之狀，而謹□□美亞（惡）之所在，以為地均之歲。……□巧（考）參以為歲均計，二歲而均計定，三歲而壹更賦田，十歲而民畢易田，令皆受地美亞（惡）□均之數也。
這里不僅是授田，而且通過定期更換重授，使受田者可以均享良瘠之田。還提到有基層吏員專門度量民之授田額：
邑嗇夫度量民之所田小……
《王法》也說：
……上家□畝四，中家三畝，下家二畝。
此處簡殘，似即言以家之等級授予不同廛宅之地。
《管子》一書所反映的土地國有的事實，可以作為當時國家授田制度實施的旁證。與土地國有相對立的土地私有權，其基本內涵至少應當包括一定限度內的土地買賣權，但是，在大談特談商品交換的《管子》書中，卻找不到土地買賣的痕跡，相反，卻有土地不能買賣的證據，《管子·小稱》曰：“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農民逃亡，土地只能遺棄，這說明土地不能買賣，歸國家所有。由于土地國有，農民所需土地通過國家授田制得到滿足，因此當時的社會問題中沒有土地兼并問題。國家害怕的是農民逃亡，離開國有土地。《管子·立政》說：“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把農民不關心授予他的土地看作國家的危險。《管子·輕重甲》篇中，作者將農民忍饑挨餓的原因歸結為商人囤積居奇，只字未提土地問題。在《管子·治國》中，作者分析農民“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的原因，列舉了農輕商重、苛捐雜稅、高利貸盤剝、“上征暴急無時”等，總括為“粟少而民無積也”，亦未提及土地問題，又說：“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從這些敘述中我們看不到土地兼并問題，這說明當時社會上不存在土地兼并。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民與“自己的生產資料土地”、即國家授予的土地結合在一起，國家通過授田制度來維持和保護這種結合，使他們為國家提供剩余產品和剩余勞動。因此，農民不關心自己的土地成為統治者最擔心的危險之一。
土地國有與國家授田制度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二者互為前提。土地歸國家所有，授田制方有可能實施，而通過授田制度的實施，國家從農民身上取得了糧食等剩余產品和徭役等剩余勞動，土地國有才算真正實現。所以，土地墾辟狀況是統治者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管子·權修》說：“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管子·事語》說：“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等等，因為土地不墾辟，即土地上沒有受田農民在耕作，國家就得不到相應的剩余產品和剩余勞動，土地國有權也就無法得到實現。
當然，土地國有制的存在形式除了國家授予農民的定量土地外，還有其他一些形式。一種是屯田：
（秋）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管子·四時》。尹知章注：“師旅營農，當慎收之。”）
請以令發師置屯藉農，……（《管子·輕重乙》。）
一種是因爵位或功績授予貴族土地：
度爵而制服，……六畜人徒有數，……生則有軒冕、服位、谷祿、田宅之分。（《管子·立政》。）
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管子·君臣上》。）
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管子·國蓄》。）
這些，也都是國有土地的存在形式，但它們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只占據次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