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上的“爰田”究竟為何？后漢以降，眾說紛紜，觀點之多，古史研究中實屬罕見，至今未獲令人信服之結論，成為聚訟不決的懸案。筆者以為，要解決這一歷史之謎，除寄希望于新資料的發現而外，方法也需適當調整。一是嚴格從現有史料出發，避免“增字解經”，并結合歷史環境整體進行研究；二是盡量從漢魏人的注解中超脫出來，避免由此產生的紛亂；三是解字應本其初義，運用聲訓須十分審慎，力戒牽強附會。筆者試圖由此出發作些新的探討。
目前所見先秦“爰田”史料僅三條：
（秦）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晉于是乎作州兵。（《左傳·僖公十五年》。）
（晉惠）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賞以悅眾，眾皆哭，焉作轅田。……焉作州兵。（《國語·晉語三》。）
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漢書·地理志》。）
“轅田”即“爰田”，歷來學者并無異議，其理由王毓銓先生已作闡述（王毓銓：《爰田（轅田）解》，《歷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此不贅言。
以上史料記述了兩件事，一是春秋中葉晉“作爰田”，一是戰國中葉秦“制轅田”，這就在時空上對“爰田”制度作了限定。就空間說，它實行于秦晉之地，即黃土高原農業地區；就時間言，它存在于春秋中葉至戰國時期，在沒有發現新資料之前，我們不能說其他地區或其他時期也推行過“爰田”制。
晉“作爰田”有關歷史事件如下。魯僖公十五年（公元前６４５年），晉背秦約，又拒秦糴，秦穆公出兵伐晉，生俘晉惠公，后準備釋放惠公并與晉締結和約。晉惠公知此消息后，命郤乞告知呂甥，后者給郤乞出主意，讓他召集國人，假借晉惠公名義賞賜國人，“以悅眾”，同時假傳惠公之言：“孤雖歸，辱社稷矣”，眾人聽是言皆哭，通過賞賜“悅眾”和以國恥感人，爭得國人支持，“于是乎作爰田”。接著，呂甥說：由于兵敗于秦，“兵甲盡矣”，提議“征繕以輔孺子”，眾人同意，“于是乎作州兵”。這里可清楚看到三點：一、晉“作爰田”直接導因是兵敗后的國貧兵弱，故其目的在富國強兵；二、“作爰田”與“作州兵”有一定聯系，一屬經濟改革，一屬兵制改革，前者當是為后者提供經濟條件；三、既稱為“作”，則“爰田”制度乃新推行之制度。
《漢書》所記秦“制轅田”在孝公期間，由此史料亦可看到三點：一、“制轅田”為商鞅變法重要內容，既稱“制”，則亦屬新創設的制度；二、“制轅田”與“開阡陌”密切聯系，因《史記》等述商鞅變法只記“開阡陌”而不記“制轅田”，可推測廣義的“開阡陌”大概也包含了“制轅田”；三、“制轅田”與“開阡陌”一起是秦國強盛、“東雄諸侯”的基本經濟原因。
為便于展開討論，先聯系上述史實，對諸種“爰田”解說略作駁議。
賞賜說。賈逵、服虔、孔晁等持賞田說，曰“爰田”即“賞眾以田”（《國語·晉語三》韋昭注引，《左傳·僖公十五年》孔穎達疏引。），近人亦多持此說者，如王毓銓先生認為，“爰田”即“賞賜在朝群臣的車馬田或官府田而已”（王毓銓：《爰田（轅田）解》，《歷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杜預則持賞稅說，曰“爰田”為“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眾”（《左傳·僖公十五年》杜預注。）。此類說法疏漏有三：一、文獻中無訓爰為賞者；二、若為賞賜則無須用“作”字，無須當作一種新制度予以確定并記錄在案。三、按晉之史實，郤乞依呂甥設計，對國人既以國恥感之，又以賞賜悅之，通過這兩手，爭取國人支持，然后方推行爰田，“以君命賞”在“作爰田”之前。
以田出車賦說。韋注引或云：“轅田，以田出車賦”（《國語·晉語三》韋昭注引，《左傳·僖公十五年》孔穎達疏引。）。此說解“轅”為車，或可通，但疏漏有二：一、就晉“作爰田”而言，兵敗之后，國內危機嚴重，以田出車賦勢必加重國人負擔，不利政治穩定，呂甥不會取此下策；二、就秦“制轅田”而言，商鞅時車戰已非主要作戰形式，以田出車賦不合當時實際需要。
換田說。張晏、孟康認為：“爰田”有周制與秦制兩種，周制“爰田”即換田，以使受田者通過定期換田而均享良田與瘠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近年王恩田先生亦持此說，認為“爰田制是為了財均力平而采取的定期交換耕地和住宅的制度”（王恩田：《臨沂竹書〈田法〉與爰田制》，《中國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只要有農村公社存在，為公平分配土地使用權而采取的定期換田制度就會存在，甚至在實行國家授田制度的戰國時期，為使授田公平也采用此種制度，如銀雀山出土《田法》所見，但中國古代農村公社不始于春秋，至少西周即已存在，因而定期換田制度不必由晉來“作”，這是換田說的最大障礙。其實，古代學者談到換田制度，如《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孟子·滕文公上》趙岐注：“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均指西周，并不認為始于春秋。
固定授田說。張晏釋秦之“爰田”曰：“商鞅始割列（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近人亦多有持此說者，如羅鎮岳先生曰：商鞅“制轅田”即“廢除了三年一換土易居的舊制，每個男子一生只一次受田，一次還田”（羅鎮岳：《秦國授田制的幾點辨析》，《求索》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戰國時期普遍實行國家授田制度，這是事實，但此解不僅在訓詁上沒有根據，而且將同一概念“爰田”同時理解為晉制、秦制兩種對立的實體，在邏輯上也有相當大的障礙。
輪耕說。孟康釋秦之“爰田”曰：“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近人亦多采此說，如徐中舒先生認為，爰田制自西周即實行，包括耕百畝（含新田、畬田各五十畝）休五十畝（菑田）的菑、新、畬三田制，耕百畝休百畝的二田制，耕百畝休二百畝的復田制，總括起來即歲休輪耕制（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四川大學學報》１９５５年第２期。）。這種解釋與史實亦難吻合。首先，歲休輪耕制既然西周時已存在，那么由晉首創的“作”字便無法解釋，建國于西周故土的秦在數百年后又作為變革措施重建這一制度，似乎并無必要。其次，若商鞅變法“制轅田”為推行歲休輪耕制，則授田額須超出百畝許多方可，但翻檢戰國文獻，談及授田額均為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呂氏春秋·樂成》。）。戰國思想家多重農，主張充分利用土地資源，李悝作“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商鞅認為“為國之數務在墾草”，反對浪費土地的“地不任”現象（《商君書·算地》。），因此，這種解釋與戰國社會思想背景亦相抵牾。
此外還有一些解釋，但多從音訓“爰”字出發推測，牽強附會意味更濃，與史實距離更大，為避冗贅，這里不再羅列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