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縣之秦《為田律》對商鞅農(nóng)田規(guī)劃制度有十分詳細的敘述，故先錄其釋文如下：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內(nèi)史匽、□□更修《為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為頃，一千（阡）道。道廣三步。封高四尺，大稱其高。埒（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埒），正彊（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險。十月，為橋，修波（陂）隄，利津梁，鮮草離。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輒為之。（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此律名為《為田律》，李學勤先生已有論述（李學勤：《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０期。）。“為”義為作、治，“為田”即制田之意，《為田律》是關于農(nóng)田規(guī)劃的法律，與云夢秦簡《田律》不同，后者是有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更修”二字，學者多解為改訂，黃盛璋先生認為是重申舊律之意，與云夢秦簡《語書》“修法律令、田令”意思相同（黃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牘及其相關問題》，《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９期。），此解較妥。重新頒布的時間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３０９年）。據(jù)上述，青川《為田律》是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四十一年后重申的有關農(nóng)田規(guī)劃的舊律，可以認為它基本反映了商鞅變法所確立的農(nóng)田規(guī)劃制度的內(nèi)容。下面試通過剖析律文中的有關基本概念，來探討商鞅農(nóng)田規(guī)劃制度的具體內(nèi)容。
律文中有關農(nóng)田規(guī)劃的基本概念有如下幾項。
１．畝。
先看畝積。秦畝為二百四十平方步，文獻早有明確記載。《說文》小徐本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田二百四十步為畝”，《慧琳音義》引《風俗通》佚文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為田律》證實此畝積，曰：“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胡平生先生據(jù)阜陽漢簡“卅步為則”的記載，首先指出此處之“則”為量詞，“八則”即二百四十步（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牘“為田律”所反映的田畝制度》，《文史》第１９輯，１９８３年。）。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漢律中有一條與上述秦律基本相同，“袤八則”處正作“袤二百卌步”（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成為確證。因此，秦畝畝積為二百四十平方步，合公制４６１平方米，約相當于今市畝三分之二。此畝積在商鞅時期當為大畝，《商君書·算地》所稱小畝則與之相對，其曰，方土百里，惡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小畝五百，足待一役”，共“出戰(zhàn)卒萬人”，可見小畝即舊有的百步之畝。
胡平生先生認為，《為田律》中之“畛”既可作為田界，也可作為田區(qū)，作為田區(qū)之一畛為二百四十平方步，“畝二畛”，即一畝為四百八十平方步（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牘“為田律”所反映的田畝制度》，《文史》第１９輯，１９８３年。）。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難以接受，其薄弱之處有三。一、此種畝積于文獻不見任何蹤跡。二、“畛”既可指田界，也可指田區(qū)，此毫無疑問，但含義不同時所指范圍亦不同，田區(qū)含義當由田界含義衍生而來。“畛”指田界時，它是一條田間的界限，改換含義用以指稱田區(qū)時，則只能是兩條畛之間所挾持的一塊田地。因此，秦《為田律》與《孫子兵法·吳問》所述之“畛”并不矛盾，前者在田界含義上使用，田廣一步、袤二百四十步則作畛，“畝二畛”即畝之兩邊各作一條畛，后者在田區(qū)意義上使用，“趙是（氏）制田，以百廿步為●（畹），以二百卌步為畛”（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殘簡釋文》，《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這里的畛就是畝，即兩條田界之畛所夾田區(qū)。兩種情況下的畝積都是二百四十平方步。三、與商鞅重農(nóng)政策相矛盾。務盡地力是戰(zhàn)國經(jīng)濟思想家的基本思想，李悝“作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管子》學派認為“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管子·霸言》。），商鞅學派也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故為國之數(shù)，務在墾草”（《商君書·算地》。）。由于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的限定，戰(zhàn)國時期以一夫為核心的個體家庭所能耕作的土地為百步之畝百畝，即李悝所說：“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漢書·食貨志》。）。至漢代，趙過行代田法，“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漢書·食貨志》。），此處所言為二百四十步之畝，換算百步之畝一千二百畝，亦為一夫百畝。若據(jù)唐蘭先生實測，秦尺長２３.１厘米，按舊市畝一畝為６１４.４平方米折算，百步之畝百畝為舊市畝３１.２畝，亦合于解放前北方“三十畝地一頭牛”的生產(chǎn)力水平。如果將秦畝畝積定為四百八十平方步，則秦畝百畝相當于舊市畝一百五十畝，相當于百步之畝四百八十畝，“一夫挾五口”耕種這些田地，勢必造成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商鞅學派也明確說：“數(shù)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商君書·算地》。），而改變這種“地不任”狀況正是商鞅變法的目的之一。
再看形制。由《為田律》可明確得知，秦畝為長條狀，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以公制計，寬１.４米，長３３２.６米。《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據(jù)此則《為田律》律文所說秦畝為南北向。
２．畛。
前節(jié)已述，秦《為田律》中之“畛”為畝間界限。律文曰：“畝二畛，一陌道”，可知一畝田地為兩畛和一陌道所包圍。畛的形制和位置律文未言，下面試予以探討。
文獻中一般解畛為起地界作用的田間道路，如《小爾雅·廣詁》：“畛，界也”，《詩·載芟》鄭箋：“畛，謂舊田有徑路者”，《楚辭·大招》王逸注：“畛，田上道也”，《爾雅·釋言》陸德明釋文曰：“畛，田間道”，《廣韻·軫韻》：“畛，田界”，等等，但關于其寬窄大小，多未談及，僅《周禮·遂人》鄭注曰：“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畛容大車”，據(jù)《考工記·車人》，車“徹廣六尺”，則畛至少寬六尺，即一步，但這種解釋很難用于秦《為田律》。若認為畛寬一步，那么以畛位于畝之長邊，則每耕種一步寬田地就須隔以一步寬道路，以畛位于畝之短邊，則陌道位于畝之長邊。即每耕種兩步寬田地就須隔以三步寬的道路。這種設計浪費土地，滋生野草，既無必要，也難以耕作。由于《為田律》已明言陌道“道廣三步”，顯然比畛要寬，因而較為合理的位置是陌道位于畝之短邊，畛位于畝之長邊。從合理使用土地的角度看，畛的寬度也必定小于一步。
畛的寬度可由律文中封埒之設置予以推定。據(jù)律文，封埒相連，構成田界。畝之四邊中除一步寬的短邊之一外，其余三邊皆有界限，頃之四界則只有相鄰兩邊為陌道、阡道（說詳下），因此封埒當作為頃間界限。云夢秦簡所言“頃畔封”可為旁證。封為高四尺之土堆，埒為“高尺、下厚二尺”之土埂，在遍地是畛的田地里用埒可以標出頃界，則畛之寬度必然窄于二尺，例如可推定為一尺。這樣的土埂既不浪費土地，又便于耕作者往來其中，在耬車尚未發(fā)明之前又可作為播種中耕的一種標志，因而是比較合理的。至于畛之寬度是否包含于畝之寬度以內(nèi)，律文未言，無法作出判斷。
３．頃。
律文曰：“百畝為頃”，其地積甚明。后世之頃與畝同作地積單位，無固定形制，但秦畝有固定形制，秦頃亦當有固定形制。“百畝為頃，一阡道”，由此可推測頃為百畝并排而成的長方形田塊，一邊設有阡道。若將畛寬含于畝寬之內(nèi)，則頃長二百四十步，寬百步，合公制長３３２.６４米、寬１３８.６米，計４６１０４平方米，約相當舊市畝７５畝。
４．陌道、阡道。
據(jù)律文，畝短邊之一為陌道，則百畝之陌道相連，成為頃短邊之一的陌道，相應，頃長邊之一則為阡道。因此，就一頃田地而言，其四邊中有相鄰兩邊為陌道、阡道，阡道與畝方向相同，南北向，陌道為東西向。
阡道寬三步，諸家解釋無異，陌道寬度為何，有一步、二步、三步諸說（一步說見楊寬《釋青川秦牘的田畝制度》，《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７期；二步說見黃盛璋《青川新出秦田律木牘及其相關問題》，《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９期；三步說見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牘“為田律”所反映的田畝制度》，《文史》第１９期，１９８３年。）。筆者認為，陌道與阡道寬度應相同，均為三步，理由如下。首先從律文看，其曰：“畝二畛，一陌道。百畝為頃，一阡道。道廣三步。”“道廣三步”之“道”顯然統(tǒng)指陌道、阡道兩類，若僅指阡道，則行文“一阡道，廣三步”更簡明合理，不必特別指明“道廣三步”。其次從實用角度看，陌道與阡道縱橫交叉，形成可行車之道路網(wǎng)，縱橫道路寬窄相同，方能有利通行，較為合理。再次從文獻來看，《周禮·遂人》鄭注曰：“道容二軌”，《考工記·匠人》鄭注曰：“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由此則道寬一丈六尺，與律文“道廣三步”相近，陌道既然稱之為“道”，亦當有此寬度。因此，阡道、陌道均寬三步，合公制４.２米。
陌道、阡道與陌、阡是否一事？諸家考釋皆持肯定態(tài)度，其實二者并不相同。首先，由《為田律》中即可看到二者差別。陌道、阡道統(tǒng)稱之為道，律文中關于道和阡陌所規(guī)定的維修任務、維修時間皆不相同，對阡陌是“癹”其“大草”，在“秋八月”，而對阡道、陌道，則是“大除道”，在“九月”，并規(guī)定“非除道之時而有陷敗不可行，輒為之”。阡陌之上既然長有“大草”，需“癹”之，則可能有部分阡陌并不作為道路使用，只用為田界。而作為“道”之阡道、陌道必然位于頃邊，即每一夫所耕種的一頃地邊都有一條陌道、一條阡道，青川木牘背面文字“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二田，□一田，章一田，……”（從李學勤先生釋文，見《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正反映了陌道、阡道的狀況，以“田”計道，此處之“田”當即百畝之頃，此處之“道”，則為頃邊之阡道、陌道。其次，從漢代文獻中亦可見二者差別。《漢書·晁錯傳》記晁錯上書曰：“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足見田作之道與阡陌并不相同。《漢書·食貨志》記董仲舒言：秦“用商鞅之法”，“富者田連阡陌”，可見阡陌并非秦《為田律》所言阡道、陌道，若二者同一，則“田連阡陌”毫不足奇。《漢書·匡衡傳》記載，匡衡之田僅因一陌之差便“多四百頃”，足見陌間距離不近。另外，漢代資料談及具體阡、陌時，皆有具體名稱，如桓阡、京兆阡、原氏阡，什三陌、閩陌、平陵陌等，若一頃田邊之阡道、陌道即阡陌，則阡陌數(shù)量極大，對其命名不勝其繁。有些阡、陌后來演化為較重要的地名，《續(xù)漢書·郡國志》某些縣名下特注出有某陌，如弘農(nóng)郡陜縣“有陜陌”，常山國高邑有“五成陌”（劉昭注曰“縣南七里”），這些現(xiàn)象也說明阡陌數(shù)量并非很多。最后，阡道、陌道因頃而設，故筆直規(guī)整，而阡、陌則不一定規(guī)整，它們大概依自然地勢而設，所以在阡、陌與頃之間會形成一些畸零之地，為管理這些土地，如云夢秦簡所見，需特設“阡畔封”、“陌畔封”、“頃畔封”。由上述可見，阡道、陌道并非阡、陌。
５．阡、陌。
關于阡陌，資料不多，《為田律》僅曰：“以秋八月，……癹阡陌之大草”。《說文》曰：“路東西為陌，南北為阡”，《史記·秦本紀》“索隱”引《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由此可知，秦地陌為東西向，阡為南北向，正與《為田律》所述陌道、阡道方向相同，或許“道”而命名為陌道、阡道，即由此而來。阡陌數(shù)量較少，皆有具體名稱，其間距離較遠，所包圍田地數(shù)量龐大，這些前已敘述。阡陌可能多用為道路，《漢書·游俠傳》記載曰：“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仟”；原涉“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這種作為專門開辟之大道的阡陌，自然應當比《為田律》所述阡道、陌道為寬。阡陌似乎亦有不用為道路者，因此《為田律》方曰“癹其大草”。
關于阡陌之得名，程瑤田《溝洫疆理小記·阡陌考》曰：“阡陌之名，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阡陌數(shù)少而距遠，不可能作為百畝、千畝之界，大約是百夫、千夫所受田百頃、千頃的界限，阡陌之名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時期或許正由于此。銀雀山竹書《田法》可作為旁證，其曰：“州、鄉(xiāng)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為區(qū)，千人為或（域）”（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戰(zhàn)國秦漢文獻記阡陌時多作“仟佰”，字從人，亦說明阡陌與受田人數(shù)間有一定關系。
６．封、埒。
律文曰：“封高四尺，大稱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封為高四尺、大小與高相稱的土堆，埒是高一尺、底寬二尺的土埂，以公制計，封高９２厘米，埒高２３厘米、底寬４６厘米。封埒相連，成為田界，孫詒讓《周禮正義》引崔豹《古今注》有很好說明：“封疆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于二封之間又為壝埒，以劃分界域也。”
封埒在商鞅農(nóng)田規(guī)劃制度中的實際作用，可由《為田律》予以推斷。據(jù)律文，百畝之頃四界中阡道、陌道各占一邊，其余兩邊標志為何，律文未談，卻又明確指出作為田界的封埒的具體形制，因此，這兩條邊正是封埒作為田界的處所。由于每一頃田邊都有一條阡道，一條陌道，所以相鄰的兩條陌道和兩條阡道之間所包圍的土地只能是四頃，封埒相連便成為這四頃田之間界限，頃間之封即云夢秦簡所謂之“頃畔封”。由于封高不足１米，而頃之邊界長者３３２米，短者１３８米，為觀察其間聯(lián)線及修筑壝埒的方便，以封埒為田界的頃邊上，封應當有數(shù)個或十數(shù)個。
這里有必要對云夢秦簡所提及的“封”作一些辨析。《法律答問》有一條曰：“‘盜徙封，贖耐。’何如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頃畔封也，且非是？而盜徙之，贖耐，何重也？是，不重。”學者多據(jù)《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句讀：“‘封’即田千佰。頃畔‘封’也，且非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178頁。）認為阡陌就是封，百畝田之田界頃畔也是封。這種理解顯然不妥。首先，《為田律》中封既非阡陌、亦非阡道陌道甚明。其次，無論將阡陌或阡道陌道看作封，“盜徙之”工程量都十分浩大，不易為之。筆者認為，秦時封當有兩類，一類為非田界之封，類如《周禮·封人》所述之封：“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一類即《為田律》所見田界之封，這類封有阡畔封、陌畔封、頃畔封幾種，因此《法律答問》特意解釋：“‘封’即田千、佰、頃畔封也。”此處之“畔”當訓邊側之意，類如《楚辭·漁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之“畔”。就是說，“盜徙之”而處以“贖耐”的封是位于田地中阡邊、陌邊、頃邊的封。這些封在商鞅農(nóng)田規(guī)劃制度中究竟起何作用，無資料可借說明，筆者推測與頃和阡陌之間不足劃分為頃的畸零之地有關。阡陌作為距離較遠的大的田界，必然依自然地勢而為之，不一定筆直規(guī)整，這樣，在鄰近阡陌的頃與阡陌之間便會有一些畸零之地，為充分利用這些土地，需要將其劃歸一定的生產(chǎn)者經(jīng)營，這里大概只用封埒作田界，由此產(chǎn)生阡畔、陌畔、頃畔之封。在這些土地上私自移動封埒、占用國有荒地即“盜徙封”之罪。阡道、陌道所包圍四頃田之間的封當然也應屬于“頃畔封”，但“盜徙之”很容易被發(fā)現(xiàn)，因此《法律答問》“盜徙封”條大概只用于畸零之地，故其連稱“田阡、陌、頃畔封”。另外，對比封、埒與阡、陌、阡道、陌道，可以看出二者在性質(zhì)上有一定差別。封、埒是小的非固定的田界，因此每年須進行“修”和“正”，即重新確定和修建，其規(guī)模尺寸較小，也適應此“修”“正”。而阡、陌、阡道、陌道則是大的固定的田界，每年只須“癹大草”和“除”，即在原有基礎上進行維修，其規(guī)模巨大，變動極為不易。固定田界與非固定田界相結合，一方面保證了田界系統(tǒng)的穩(wěn)定，另一方面也使小的變動、調(diào)整以及對畸零之地的處理更加方便，從而有利于授田的進行。
根據(jù)上述討論，《為田律》所反映的商鞅田制農(nóng)田規(guī)劃制度內(nèi)容可圖示如前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