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至戰(zhàn)國初期，“書社”一詞在文獻中大量出現(xiàn)，有時也簡稱為“社”，它被作為貴族間賜與的對象。
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齊與衛(wèi)地，……書社五百。（《左傳·哀公十五年》。）
景公與魯君地上陰數(shù)百社。（《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景公祿晏子……十一社。（《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齊桓公……與之（管仲）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荀子·仲尼》。）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賜之二社之地。（《戰(zhàn)國策·秦策二》。）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wèi)矣。（《管子·小稱》。）
衛(wèi)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wèi)。（《呂氏春秋·先識覽·知接》。）
越王……請以故吳之地，……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冉有）對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史記·孔子世家》。司馬貞《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夫子不利’，是也。”崔述曰：“《史記》誤以書社為地名，因加‘里’于七百之文下耳。”（轉引自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四七。）兩說可并存，因為不論是以若干家為里，然后再立社，還是以若干家為書社，實際都是由國家以行政手段將一定數(shù)量的農(nóng)民編制為一種基層的社會組織，以用來控制被剝削者人身。）
引用這樣許多材料，只是試圖證明書社在當時是普遍的存在。從上述也可看到兩點：首先，它是一種被剝削單位，可以帶來經(jīng)濟收益，因而貴族間互相賜贈；其次，有關齊國“書社”的記載尤多。當然，文獻中也有將書社存在時間提早到周武王時期的，如：
武王與紂戰(zhàn)于牧野之中，……士卒坐陣者，里有書社。（《商君書·賞刑》。）
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管子·版法解》。）
武王勝殷，……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呂氏春秋·慎大覽》。）
但這些文獻均出現(xiàn)較晚，且西周及春秋時期史料中不見類似記載，因而并不可信。其實，如后所述，書社是管仲變革之后的產(chǎn)物。
書社是什么？我們首先從字面分析起。先看社字。甲骨文、金文中不見社字。《說文》曰：
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古文社。
由此可見，社字最早當出現(xiàn)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許慎解社為土地神。王充解社為土，曰：“社，土也。”（《論衡·順鼓》。）《漢書·郊祀志下》引王莽語亦曰：“社者，土也。”王國維研究卜辭，得出結論，土即社，曰：
按●即●，即今隸土字，卜辭借為社字。《詩·大雅》“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商頌》“宅殷土茫茫”，《史記·三代世表》引作“宅殷社茫茫”。《公羊僖公三十一年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是古固以土為社也。（《殷社征文》，《王忠愨公遺書》第二集。）
可見，土、社本一字，社原意即土地，又指土地神。將社與二十五家聯(lián)系在一起，則社不僅指土地，還包括了土地上的勞動者。因此，當社被作為社會組織時，實際上是一種人地合一的屬于行政編制的基層組織，人在其中占首要位置，因此必須記為一社為若干家，土地則相對處于較次要地位。當然，當社特指土地神時，則它不僅存在于這種基層組織之中，也存在于更大或更上層的社會組織之中。
現(xiàn)在再討論一下書社。《荀子·仲尼》楊倞注：“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史記·孔子世家》司馬貞《索隱》：“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左傳·哀公十五年》杜預注：“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管子·小稱》尹知章注：“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shù)書于策。”其中尹知章注不甚允當。所謂書社之書，當如楊倞、司馬貞、杜預之說，為書寫社中戶籍，而非書寫社之數(shù)目。關于楊倞注中所言“版圖”，《周禮·天官·小宰》鄭眾注曰：“版，戶籍；圖，地圖也。”《周禮·天官·司會》鄭玄注曰：“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周禮·天官·宮伯》鄭眾注曰：“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xiāng)戶籍謂之戶版。”可見，在書社之中，人口和土地都有著明確的統(tǒng)計和登記，國家對書社內部情況了如指掌。
總括上述，我們可以得到關于書社的一些基本線索：一、為被剝削者的社會基層組織單位；二、為被剝削者的人、地統(tǒng)一體；三、一社戶數(shù)有定制，為二十五家；四、國家對書社中情況了如指掌。本文第二章已經(jīng)討論過，西周時期被剝削者多以“族”、“邑”為單位被整體剝削，由于它們是自然形成的，故其中戶數(shù)、人數(shù)無定制。到管仲變革之時，方將被剝削者依一定規(guī)格強制編制起來，可見，書社這種社會基層組織不會存在于西周。管仲變革時對被剝削者鄙民強制編制為三十家一邑，作為管理被剝削者的最基層單位，同時實行授田制度，這與上述書社線索完全一致，而且據(jù)文獻的記載，早期書社多見于齊國，因此，關于書社起源的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在管仲變革中由統(tǒng)治者強制編制而形成起來的。這里需要補充說明一點，春秋時期有確定戶口數(shù)目、由國家以行政手段編制的被剝削單位“邑”，與西周時期自然形成而無確定戶口數(shù)目的“邑”具有根本的區(qū)別，前者實即書社。因此，文獻所見有確定戶口數(shù)目之“邑”均屬此類，如《國語·齊語》“制鄙三十家為邑”，《管子·小匡》“制五家為軌，……六軌為邑……”《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另外，春秋中葉齊國銅器《●镈》“侯氏易（錫）之邑二百又九十九邑”之邑，當然也屬書社類型，與西周類型之邑截然不同，因此其數(shù)目方大大超過金文及文獻所見一般賜邑，而與賞賜書社數(shù)目相類。
關于書社的內部結構，除了其戶數(shù)有定制、戶口土地明確登記于版圖而外，我們尚不能找到更直接清晰的記載。但是，根據(jù)前面所討論的管仲變革與《周禮》之間、管仲變革與書社之間的聯(lián)系，我們可以將《周禮》作為基本依據(jù)，對書社內部結構予以比較詳細的揭示。
根據(jù)《周禮》及其他文獻，書社有如下特征。
１．統(tǒng)治者對書社人口和土地的嚴密控制。
這表現(xiàn)為各級國家機構對“版”與“圖”的嚴密控制。如地官之首大司徒之職為“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shù)”（《周禮·地官·大司徒》。），天官之首大宰也有“聽閭里以版圖”的職責（《周禮·天官·大宰》。）。有專門的官吏掌管版圖：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shù)，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shù)，以知山林川澤之數(shù)（《周禮·天官·司書》。）。
有人專掌民數(shù)：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shù)。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周禮·秋官·司民》。）
管理書社的各級官吏，都有一個重要任務，管理其中的人口與土地。這種管理自然與對書社的剝削密切結合了起來。
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jīng)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shù)而任之。（《周禮·地官·遂師》。）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周禮·地官·遂大夫》。）
酂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周禮·地官·酂長》。）
鄙師，……以時數(shù)其眾庶。（《周禮·地官·鄙師》。）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周禮·地官·里宰》。）
這里，統(tǒng)治者仍把對勞動者人身的控制列為首位，比控制田土更重要。另外，在統(tǒng)治者眼中，被剝削者與六畜、兵器、車輦屬于同一類，作為同一統(tǒng)計和管理的對象。
２．統(tǒng)治者對書社成員的嚴密編制。
統(tǒng)治者為控制書社成員，按照某種人為的規(guī)格（這種規(guī)格可能隨地區(qū)不同而有差異）對其強制進行編制，編制中較低的某一級即為書社。這種編制與土地分授、征收貢賦、征發(fā)力役、實行聯(lián)保等聯(lián)系了起來。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賓。（《周禮·地官·大司徒》。）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酂，五酂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周禮·地官·遂人》。）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周禮·地官·大司徒》。）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lián)；五人為伍，十人為聯(lián)；四閭為族，八閭為聯(lián)。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周禮·地官·族師》。）
士師……掌鄉(xiāng)合州、黨、族、閭、比之聯(lián)，與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周禮·秋官·士師》。）
《族師》與《士師》所敘述的這種嚴密控制，在《漢書》中有更形象的描述：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xiāng)。……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后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漢書·食貨志上》。）
《管子》亦有類似的描述：
分國以為五鄉(xiāng)，鄉(xiāng)為之師；分鄉(xiāng)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皆有長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闬，慎管鍵，管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群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管子·立政》。）
這種嚴密控制，顯然比歐洲中世紀對農(nóng)奴的控制有過之而無不及。
３．統(tǒng)治者直接干預和組織書社內部的各種活動。
《地官·遂人》較全面地敘述了國家干預和組織書社內部活動的內容：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周禮·地官·遂人》。）
其一為授田。西周時期，被統(tǒng)治者“族”、“邑”成員對于實現(xiàn)必要勞動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由“族”、“邑”內部自行組織調節(jié)。而在書社，被統(tǒng)治者使用的土地則由國家通過各級官吏層層授與。
凡造都鄙，……以其室數(shù)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禮·地官·大司徒》。）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余夫亦如之。（《周禮·地官·遂人》。）
既然是以歲時稽其人民數(shù)，而后根據(jù)人數(shù)（或家數(shù)）授田，可見這種授田是自上而下、逐級進行的。因此，各級官吏都有類似職責，遂師要“經(jīng)牧其野”，遂大夫要“稽其”“田野”，縣正要“以頒田里”，酂長、里宰要“趨其耕耨”，等等，最后，才授田于農(nóng)民手中。
其二為催征。西周時期，被剝削者的剩余勞動或剩余產(chǎn)品是以“族”、“邑”為單位而整體付出的，統(tǒng)治者依時接收即可，頂多再派以邑宰、小臣、田畯之類去監(jiān)督支付，至于“族”、“邑”內部如何組織和分配這種支付，則由它們自行安排和調整。而對于書社，則有各級官吏層層催征，一直落實到“夫”、“家”。
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周禮·地官·遂人》。）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以教稼穡，以稽功事。（《周禮·地官·遂大夫》。）
酂長，……以時校登其夫家……趨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禮·地官·酂長》。）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趨其耕耨，……而征斂其財賦。（《周禮·地官·里宰》。）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閑粟。（《周禮·地官·旅師》。）
委人，掌聚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積之物。（《周禮·地官·委人》。）
另外，還有官吏專門掌握征、賦、役之類剝削在各書社組織間或其他被剝削者間的平衡，如：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周禮·地官·均人》。）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周禮·地官·土均》。）
鄭玄注此曰：“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nóng)圃之屬；力政，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地事，農(nóng)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可見，這是一套完整的催征系統(tǒng)，除征以各種生產(chǎn)品外，還有力役。要實現(xiàn)這些剝削，就必須督促農(nóng)民生產(chǎn)，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以圜土聚教罷民。（《周禮·秋官·大司寇》。鄭玄注：“功，農(nóng)；力，勤力。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于罷。”）
其三為干預生產(chǎn)。西周時期，統(tǒng)治者除了通過藉田禮表示重農(nóng)，以達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nóng)。”（《國語·周語上》。）具體的生產(chǎn)組織，則由公社自行管理。而在書社時期，各級官吏從各方面對書社生產(chǎn)活動予以全面干預。其大致有如下一些。組織生產(chǎn)，包括了田間規(guī)劃、水利設施建設、提供農(nóng)具、一直到種植、施肥等等：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周禮·地官·遂人》。）
以土宜教甿稼穡，……以時器勸甿。（《周禮·地官·遂人》。）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骍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咸澙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壏用蕡，輕●用犬。（《周禮·地官·草人》。）
督促生產(chǎn)，以行政手段促使農(nóng)民努力生產(chǎn)：
遂大夫，……以教稼穡，以稽功事。（《周禮·地官·遂大夫》。）
酂長，趨其耕耨，稽其女功。（《周禮·地官·酂長》。）
里宰，……趨其耕耨。（《周禮·地官·里宰》。）
保護生產(chǎn)，主要有提供保險和平抑物價：
以興耡利甿。（《周禮·地官·遂人》。鄭注曰：“鄭大夫讀耡為藉，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周禮·地官·司市》。）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周禮·地官·賈師》。）
其四為干預民之婚嫁。國家官吏用行政命令使民婚嫁，這一方面是促使勞動力的再生產(chǎn)，另一方面也是使民不易遷徒逃亡，以利統(tǒng)治者的控制和剝削。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日，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周禮·地官·媒氏》。鄭玄注：“判，半也，得耦為合。”）
其五為施民教化。這個“教化”是對被剝削者的精神影響與控制，包括刑法、道德、禮節(jié)等等方面的觀念。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jié)，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周禮·地官·大司徒》。）
４．國家嚴密控制授民農(nóng)田以外的各種土地。
這種限制是國家授田的一個必須條件，因為有了這種限制，才能將書社成員束縛于被授與的土地上，保證授田成為控制書社成員人身的一種有力手段。這種限制囊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凡竊木者有刑罰。（《周禮·地官·山虞》。）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周禮·地官·林衡》。）
川衡，掌巡山澤之禁令，犯禁者執(zhí)而誅罰之。（《周禮·地官·川衡》。）
跡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周禮·地官·跡人》。鄭玄注：“田之地，若今苑也。”）
●（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周禮·地官·●人》。）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周禮·地官·囿人》。）
場人，掌國之場圃。（《周禮·地官·場人》。）
５．剝削主要取地稅形式。
西周時期，剝削形式主要是對“族”、“邑”整體的勞役剝削。而對于書社，統(tǒng)治者基于將勞動者較穩(wěn)定地束縛于耕地上的授田制這一條件，將主要剝削形式變?yōu)榈囟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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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十二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周禮·地官·載師》。）
這是實物剝削，不管田地是否耕種，都要征收。此外還有力役，力役的計算與征派也是基于授田額。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周禮·地官·小司徒》。）
上述，我們大致討論了書社的基本特征。那么，書社的實質究竟是什么呢？以前許多學者稱其為公社，這種說法對公社概念的理解是有錯誤的。什么是公社？本文第一章第三節(jié)討論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論述過的前資本主義公社，其基本特征就是內部自成系統(tǒng)、自我調節(jié)、整體與外部社會發(fā)生關系，以此衡量，書社顯然不是公社，因為書社內部的各種經(jīng)濟活動、各種事務、以至被剝削者個人和家庭，都為統(tǒng)治者所直接干預，牢牢控制，它自己內部沒有什么獨立的活動，不能自我調節(jié)，也不是自成系統(tǒng)，一切以統(tǒng)治者的需要、組織和干預為轉移。西周時期統(tǒng)治者對被剝削者的統(tǒng)治一般僅僅達于“族”、“邑”整體，被剝削者個人的活動由“族”、“邑”自行調節(jié)和組織，而對于書社來說，剝削者的統(tǒng)治則達到了社會最小組織單位——“夫”與“家”。書社實質上只不過是社會整個統(tǒng)治體系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社會的一種基層行政組織。如果說書社與公社有某些共同之處的話，那么，與其說書社保留了公社的殘余，還不如說書社作為剝削者人為的一種社會基層組織，竭力去模仿公社，套用公社的形式，以利于自己的剝削與統(tǒng)治。
觀察中外古代社會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當以血族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基層組織瓦解之后，并非馬上形成完全以地域為依據(jù)的社會基層組織，這時往往會產(chǎn)生一種以人身為基礎、按照一定數(shù)量的個人或家庭為編制而形成社會基層組織。例如在中國歷史上，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之后，即在“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號之下，推行了“猛安（千、千夫長）謀克（百、百夫長）”制度，對女真本部和歸附部族進行編制，規(guī)定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鐵木真在統(tǒng)一蒙古高原后，即取消原氏族組織，而按十戶、百戶、千戶、萬戶編制牧民，同時設置十戶長、百戶長、千戶長、萬戶長。努爾哈赤在統(tǒng)一女真各部過程中，取消原氏族制度，建立了八旗，以三百人為牛錄，五牛錄為一甲喇，五甲喇為一固山。春秋時期管仲變革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說與此類似。這一類的社會基層組織顯然與公社風馬牛不相及。
另外，由于這類社會基層組織便于控制，其對居民的組織又比較有效，因此只要條件許可并有機會，統(tǒng)治者馬上就會利用這一形式。例如元代初年，民間曾自發(fā)產(chǎn)生出一種互助組織“鋤社”，他們在生產(chǎn)中進行互助活動，“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間有病患之家，共力鋤之”，往往“苗無荒穢，歲皆豐熟。”（王禎：《農(nóng)書》卷三《農(nóng)桑通訣·鋤治篇第七》。）元政府則在此基礎上規(guī)定：“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nóng)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shù)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nóng)民為事。”（《元史·食貨志一》。）其職能為督促耕作、獎勤罰懶、組織互助、開墾荒地、修治河渠、經(jīng)營副業(yè)、滅蝗害、栽桑棗、建立義倉和學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