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管仲的經濟變革，文獻中記載較多的僅有《國語·齊語》和《管子》。《管子》成書情況較為復雜，葉適《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這是很中肯的話。１９７２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竹簡有《王兵》一篇（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王兵〉篇釋文》，《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１２期。），其文字錯見于《管子》的《參患》、《七法》、《地圖》、《兵法》諸篇，相比之下，《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則有許多地方顯出經過割裂拼湊的痕跡。該墓竹簡的書寫年代，有人考證至少在漢文帝即位（公元前１７９年）之前（許荻：《略談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古代兵書殘簡》，《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２期。），因而，《王兵》與同墓出土之《田法》、《庫法》、《市法》等十三篇，當是戰國時齊人作品，而《管子》則可能與這類文章有關。由此，亦可見《管子》成書之復雜。筆者認為《管子》成書于戰國，盡管包含不少春秋時代的史實，但其有關社會經濟的內容基本上反映了戰國社會實際，不能用作研究管仲改革的主要依據。《國語·齊語》的記載學者多以為比較可靠，本文試圖僅僅依據《齊語》來分析管仲經濟變革的具體內容。
管仲的經濟變革，據《齊語》，其主要內容為“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它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１．對社會基層勞動者靠行政手段予以嚴密編制。
管仲依國、鄙分別予以編制：
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國語·齊語》。）
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國語·齊語》。）
對此，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對鄙民的編制是歷史上的一種新現象；其次，對國人的編制是隨國人地位下降而實行的一種改革措施。
西周時期，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多以“族”（包括“族”、“宗”、“人”、“夷”、“姓”等）為單位整體施以剝削，對其內部活動一般不加干預，甚至對其內部人數也是不甚了了。到周宣王時，由于王師敗績于姜戎，需要擴大財源和兵源，才有所謂“料民”之舉（《國語·周語上》。）。隨著勞動者對土地附著程度的提高，被統治者又多以“邑”（包括“里”、“采”等）為單位被整體剝削。“邑”被相對牢固地束縛于土地之上，統治者對其內部情況有了較多了解，也開始實際干預其內部活動，但這種邑畢竟是自然產生的，并非統治者強力編制而成，故其中戶數不定，它與管仲變革時編制三十家而成的“邑”名同而實質迥異。隨著自然形成的“族”、“邑”的逐漸瓦解，隨著舊有的對“族”、“邑”的剝削難以為繼，針對此現實，才有了管仲對鄙民的強制編制，這是一種全新的統治措施。如果說西周時期的“族”、“邑”之類屬于前資本主義公社，那么管仲以行政手段將三十家編制成的“邑”只能是一種基層行政組織，其經濟職能只是其行政職能的延伸，本身并不具有自我調控機制，因而不屬于前資本主義公社范疇之內。
關于國人，西周時他們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享有一定特權，這一點前人已多有論敘，此不贅述。到春秋時期，國人地位逐漸下降，在齊國以至于被強制編制，再用他們作軍隊主力。齊國國人地位的這種變化，與其人口數量急劇增長有密切關系。如果依據李亞農先生的分析，周滅殷時周族總人口大概不過六七萬，分到一國，像魯這樣的重要國家，頂多不過二三千人。由此可見，周初各諸侯國國人數量并不多，即使考慮到齊國非姬姓，其國人數量大大多于姬姓封國，將這個數字再擴大幾倍，其總數也不過萬人上下。而到管仲變革時，制國為二十一鄉，一鄉二千家，以戰國時一家五口計之，則共有國人二十一萬人，何況當時一家并不止五人，有“十口之家”、“百口之家”，其總數必定超過二十一萬，這比開國之初至少增加了數十倍。國人中除少數事工商者可以自給外，士之十五鄉皆“使就閑燕”，不事生產，他們像古羅馬的無產者一樣要靠社會來養活。隨著人口的增加，他們的生活需求逐漸超出了社會經濟承載力，其經濟狀況必然下降，而國家又必須使用他們來打仗，必須牢牢地控制住他們，因此必須有嚴密的強制編制，“勿使雜處”，以使其“安心”、“不見異物而遷”，并“令勿使遷徙”（《國語·齊語》。），這種需要導致了管仲的變革。自此而后，各國國人地位逐漸下降，到戰國時，國人與鄙民之間的地位差別漸瀕于泯滅。
２．對被剝削者實行國家授田制度。
《齊語》記管仲治鄙政策之一為：
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國語·齊語》。）
對這條政策，可從如下幾方面來理解。
首先，從字面上看。“陸阜陵墐”，韋昭注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爾雅·釋地》邢昺疏引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高大名為阜；最大名為陵”。此處陸、阜、陵顯然指三種土地類型，陸既然指土地豐正者，可見為良田，阜、陵雖較差，當也是可耕地。墐為道路，與陸、阜、陵非同類詞，此處當作動詞講，即布道路于陸、阜、陵之上。這種廣泛布置的道路，顯然與田界有關，即為一種界道合一的新設施。商鞅變法時所設阡陌系統即系界道合一，“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陌道。百畝為頃，一阡道，道廣三步。”（秦《為田律》，見四川省博物館、青川縣文化館《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本文第四章將對此進行討論，阡道、陌道既為田界，又是道路，商鞅設置的這種界道合一體，是為實行授田制服務的。而管仲的廣布道路，顯然也與授田制的推行有密切關系。“井田疇均”，韋昭注曰：“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谷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此注不甚允當。“田”，《說文》曰“樹谷曰田”，《釋名·釋地》曰“已耕者曰田”，《玉篇》曰“地也”，《廣雅·釋地》曰“土也”。“疇”，《說文》曰“耕治之田也”，《一切經音義》曰“耕地也”，《后漢書·安帝紀》李賢注曰“美田曰疇”。此處田疇實為同義語，均為耕地或土地之意。“井”字，一般以《孟子》或《周禮》來套解，釋為九小塊組成一大塊的土地。對此種看法，筆者以為是不正確的。（關于《孟子》、《周禮》“井田”言論之剖析，“井田”一稱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及真正含義，本文第五章將有詳細討論，請參照。）以井述田，實際上僅取其一定方塊的田土形似井狀之意，并不包含九小塊的內容在內。“井田疇均”之井當作動詞講，即平均劃分田疇如井狀的小方塊。先秦文獻中許多包含“井”字而涉及土地制度的史料以此來解都顯得更為妥當，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野”，《管子·侈靡》“斷方井田之數”，均為動賓結構。綜括上述，管仲這條政策從字面上看，即在各類田地里廣布道路，平均地劃分為一定的小方塊，從而使民“不憾”，這顯然是對被剝削者“民”實行授田制度。
其次，從歷史背景上看。關于西周時期的土地制度，本文第二章已經作了討論，它由兩個層次組成。社會主要的剝削形式是對被剝削者集團整體的剝削，剝削關系終止于“族”、“邑”之類集團，其間作為剝削關系實現中介的土地僅只是“田”，這些土地用以實現“族”、“邑”集團的剩余勞動，剝削者僅只關心這一部分土地。至于被剝削者實現必要勞動的田土，則由“族”、“邑”內部自行調節與組織，剝削者并不干預。管仲經濟變革則明確提出國家干預被剝削者鄙民所使用的土地，并談到要使田“均”，從而使民“不憾”，顯然，國家對一般被剝削者的控制已經達到其個人人身，不再經過具有自調節功能的前資本主義公社這一中間環節，公社調節其內部成員使用土地方式的職能被國家接收了過來，這明顯是在實行國家授田制度。
再次，從同時實行的其他變革來看。根據《齊語》，與此有關的變革還有兩項，一為“相地而衰征”，一為“山澤各致其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前一項基本內容是改勞役剝削為實物剝削，并根據土地肥瘠決定剝削量，這里，剝削的依據已經開始顯示出從人身向土地過渡的痕跡，即將一定量的土地與一定的勞動者人身聯系、等同起來，這種剝削顯然要以國家授田作為基本前提。關于后一項，既然稱為“立”，可見三虞、三衡以前還沒有，為管仲變革時所新設立。這里的山澤實際上包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對這些土地，以前剝削者并不加以管理，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用以實現剩余勞動的土地，即“田”。由于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間隔時間不等的撂荒制，大量荒地為農耕所必需，故這些荒地實際上為各被剝削村社實際使用并占有。管仲變革時特意設機構及官吏嚴加管理，定時開放，比較合理的解釋，還是為了將被剝削者較牢固地束縛于國家所授予的耕地上。
從上述這三個方面，我們可以說，管仲的“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實即國家對被剝削者實行授田制度。
３．改勞役剝削為實物剝削。
《齊語》記管仲治鄙的另一政策為：
相地而衰征。（《國語·齊語》。）
韋昭注曰：“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很明顯，這是實行以土地優劣為基礎的實物剝削。這條政策在《管子·乘馬數》中又稱之為“相壤定籍”，其含義是清晰的。
西周時期，剝削者通過對“族”“邑”這樣一些自調節系統的掌握，對被剝削者人身集團地予以牢固控制，在這種條件下，剝削主要采取了勞役剝削的形式，《詩·豳風·七月》對此有十分細致的描述，這時具有特殊意義的“田”的存在，也說明了剝削形式主要是勞役剝削。管仲實行的以土地優劣為基礎的實物剝削，顯然與以前不同，也是一種變革。
由上述三條看，管仲對齊國社會經濟關系進行了根本性的重大變革。這些變革不僅使齊國迅速強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史記·管晏列傳》。），而且也為貫穿于春秋戰國的一系列改革運動肇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