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列舉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初步印象，西周時期，被剝削者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族”、“宗”等等集團整體。與此相應，剝削者對被剝削者的主要剝削形式是對其進行集團整體的剝削，而并不觸動其內部結構，就像召勐之類對待傣勐村寨一樣。西周后期，發生過一個重大事件，這就是周宣王“料民太原”，對于被剝削者集團整體的存在形式以及剝削者對被剝削者集團整體的剝削形式來說，這個事件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國語·周語上》記述這一事件說：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搜于農隙，耨獲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這段記載可以說明許多問題。首先，在周宣王以前，以王室為代表的國家并不清點被剝削者人口數量，可見，剝削者對被剝削者是以集團整體形式進行剝削的，有如西雙版納召片領、召勐之類對村寨的剝削，他們并不具體深入村寨把握其中人口數量。其次，周宣王之前，是“不料民而知其多少”，顯然，這種“知”只能是基于剝削收入的“知”，也就是說，是依據所得收入而對被剝削者人口的把握，類如西雙版納村寨中的“負擔戶”，但這與被剝削者實際人口數量一般情況下并不一致，而且往往是自然人口多于“負擔”人口，因此周宣王方能產生“料民”的念頭，因此仲山父才稱宣王之“料民”為“示少而惡事也”。再次，周王室對被剝削者控制和剝削的實現通過一個中間層次，這就是“司民”、“司商”、“司徒”等，這些人看來并非周王室或地方政府直接統轄下的國家官吏（對于這些人物，韋昭注均依《周禮》解為中央職官。從金文資料看，西周中央職官中確實有“司徒”之類，而且地位相當高，但在地方以至被剝削者集團內部，似乎也有類似名稱的人物，他們的職責大概與中央相應職官有類似之處。《散氏盤》中，●一方有“司工(空)虎”，如果更準確一些說，此人名前冠以“原人”，當為原人集團的代表，亦當為原人內部的首領人物，但無論如何理解，其顯然并非中央職官。“散有司十夫”之中，明確記有“司徒”、“司馬”、“司工(空)”各一人，此為散之屬員，亦非中央職官�！缎l盉》、《五祀衛鼎》中之“參有司”“司土”、“司馬”、“司工(空)”，似乎也是如此，他們為“伯邑父”等人所“令”，去具體實施“履田”職責，身份地位似乎并不很高，當亦為“伯邑父”等官員的下屬。以此來看，《周語》所述之“司民”“司徒”等人當系被剝削者集團內部之有職責者，這樣對理解《國語》上述史料似乎也更為恰當。），像后世的國家官員那樣，因為如此，周宣王的“料民”之舉完全可以通過作為國家行政機構的這樣一個系統進行，而不必另外舉行。那么，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類比于西雙版納傣族社會，他們當如頭人及其以下的“昆悍”、“陶格”、“波板”、“昆欠”等等，周王室對被剝削者的控制和剝削通過他們具體實現。最后，仲山父說，無故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并將周至幽王而滅的原因歸之于此。這些言論則顯示出，在雙方力量的對比上，統治者、剝削者并非占有絕對優勢，被剝削者亦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甚至可以在政治上發揮一定作用。就像在西雙版納，盡管是召勐，也必須對村寨的傳統表示相當的敬畏，而傣勐也可以說，因為“可憐”召勐之類才給他們種田，讓他們吃飯。
西周社會主要的剝削對象是“族”、“邑”等集團整體，但同是對被剝削者集團整體的剝削，因條件各有差別，剝削的形式也不盡相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對于較邊遠的“族”、“國”等被征服者，由于其間的人身控制關系相對比較薄弱，剝削便大多采取貢納的形式，有如西雙版納統治者對山區被征服的哈尼、布朗、基諾等民族的剝削。西周金文中有此類記載。
淮尸（夷）舊我●畮人，毋敢不出其●、其●、其進人、其●……（《兮甲盤》。）
淮尸（夷）●我●畮臣……（《師●簋》。）
淮夷作為被征服者，是周的確定貢納人，其貢納物除各種物品●、●、●而外，還有人。文獻中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例如楚對于周便有貢納義務。齊桓公伐楚時，管仲陳述南征理由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左傳·僖公四年》。）這種貢納義務當是從西周時期的貢納演化而來。這類剝削對被剝削集團內部結構無所觸動，對于其中的直接勞動者來說是間接的，即該“族”或“國”的統治者首先從勞動者身上取得剩余勞動，然后再分出一部分交納予周室。
第二類是剝削者對被剝削者集團整體有著全面而牢固的人身控制關系，因而，剝削便采取了較全面的勞役剝削形式，就像西雙版納傣族社會的滾很召村寨，由于其成員是從家奴轉化而來，對召勐之類有極強的人身依附關系，他們除了承擔“宣慰田”、“土司田”等等的耕種而外，還要承擔從炒菜做飯到削揩屎棍子的各種各樣的勞役。西周時期也同樣存在這種較全面的勞役剝削類型，本章第一節所引述的《詩經·豳風·七月》，筆者以為就是這種剝削類型的形象描述，其勞役既有農業方面的耕、種、收、藏、修農具、筑場圃，又有修桑、采桑、養蠶、紡織、染色、縫紉，還有打獵、練武、藏冰、修建等等，應有盡有。
第三類則是被剝削者集團整體具有較強的獨立性，類如春秋時之陽樊人、棘人，他們所接受的剝削大概主要是在“田”上的耕作，提供剩余勞動，此外可能還有一些勞役和實物的“負擔”，類如西雙版納傣族社會中之傣勐村寨�！秶Z·周語上》所記仲山父談到的被剝削者集團大概就是這樣。在這種剝削類型下，出于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勞動一般比較集中，往往是許多勞動者同時共在一塊田地上耕作，因而場面宏大。就像西雙版納傣族社會中，當傣勐村寨農民在“宣慰田”、“土司田”上耕作時，人數眾多而且集中，曹成章先生《傣族農奴制和宗教婚姻》第１００頁有一幅珍貴的照片，許多農民在代耕完官田后，集中坐于田間，共同食用召勐之類“犒勞”的酒肉。這類場景，我們在西周時期同樣可以看到：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詩經·周頌·噫嘻》。）
這里的場面相當大，“終三十里”，有三十里之闊（或說“里”為居民組織單位，亦可通。［蘇］Л．С．瓦西里耶夫《公元前第一千紀初中國的土地關系》在談到《噫嘻》詩篇時說：“‘里’字在那個時代差不多都是表示鄉里和住地，而不像后世那樣用為土地測量的單位�！币姾骆側A主編《外國學者論亞細亞生產方式》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頁。）�！笆ЬS耦”，耕作者達到兩萬。詩人的描述難免夸張，但場面的宏大也是事實。
《詩經·周頌·載芟》記述了類似的情形。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這里有兩千農夫同時集中勞動，規模也相當大。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有“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出現，他們當即“千耦”所耕耘的“田”的主人、剩余勞動的攫取者，耕作之時幾乎傾巢而出，大概既是監督，又是安撫。
“田”主人親臨耕作現場，這在《詩經·周頌·甫田》中也可以看到：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鴮O不怒，農夫克敏�！饲笄箓}，乃求萬斯箱。
“曾孫”，《毛詩鄭箋》云：“謂成王也�！辈徽撌欠癯赏�，但可以肯定，他是“田”的主人，帶著老婆孩子，親臨耕耘現場。“馌”，《說文》曰：“餉田也”，《爾雅》曰：“饋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杜注曰：“野饋曰馌”。“田畯至喜”，杜注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饎，饎，酒食也�！痹鴮O將酒食送予田間耕作的農夫，有如西雙版納傣族中之實例，類似西雙版納“隴達”的田畯也同來享用。農夫勤奮勞作，則曾孫不予責罰。最終目的，是求得“千斯倉”、“萬斯箱”，獲得巨額剩余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