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國史學界有意識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古代史研究時開始，就形成了一種先入為見的思維定勢，學者們對所有制、特別是土地所有制看的極為重要，把它視為社會的基礎與核心。它決定了生產關系總體，即決定了社會的經濟基礎，從而也就決定了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然而，什么是所有制？卻被視為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從未有歷史學家仔細探討一下這個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來說至關重要的概念，當然，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探討也是近年的事。學者們只是含混地使用這一概念，把它理解為人對生產資料的一種控制，理解為國家關于一定的人對一定的生產資料的控制的法律規定。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史學工作者對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問題投入了很大精力去研究，雖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同時，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把握上，卻始終停留于原地，不能前進。這種思維定勢今天也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成為史學界的主流。究其根源，在于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等同于斯大林的理解和闡述，因此，分析必須先從斯大林的定義開始。
１９３８年，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著中談到生產關系時說：“生產關系的狀況所回答的則是另一個問題：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生產資料由誰支配”，開始將所有制解釋為生產關系的基礎和核心。在談到歷史上的各種具體生產關系時，就更為明確：“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產關系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奴隸占有制度下，生產關系的基礎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占有生產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系的基礎是封建主占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產工作者——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６４８頁。）
十幾年以后的１９５２年，斯大林更明確地對生產關系下了一個定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這里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５８頁。）。這里更明確地將所有制確定為生產關系的核心和基礎，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互相之間的關系、交換、產品分配形式等等都是以所有制為基礎和前提。解放以后，這個定義充斥于各種哲學、經濟學、史學著作與教材之中，可以說是一統天下，深入人心。但是，這個定義是不是正確呢？是否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呢？答案卻是否定的。
斯大林這個定義的錯誤，核心就在于他將所有制脫離于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全過程之外，形成為一個獨立的范疇，并以此來把握、理解、解釋整個生產關系，而不是通過生產關系去把握、理解、解釋所有制，因果、主次完全被顛倒了。這個思想與蒲魯東類同，早已為馬克思所批駁。馬克思說：“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后一個范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魯東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疇是總合起來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制的社會關系；在這些關系之外，資產階級所有制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３２４～３２５頁。）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還指出：“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著。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１４４頁。）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土地所有權為例分析了各種所有權存在的理由，他說：“土地所有權的正當性，和一定生產方式下的一切其他所有權形式的正當性一樣，要由生產方式本身具有的歷史的暫時必然性來說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產生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具有的歷史的暫時的必然性來說明。當然，像我們以后會看到的那樣，土地所有權同其他各種所有權的區別在于：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觀點來看，土地所有權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02頁。）任何所有權存在的理由，都必須以一定歷史條件下具體存在的生產方式，以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來加以說明，當條件發生一定變化時，它就可能失去存在依據。具體到資本主義所有制，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總合的表現，只能在后者之中得到解釋和把握，如果反過來，那只能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蒲魯東類型的這個錯誤必然導致一種誤解，即所有制首先是人與物之間的一種關系，是人對一定生產資料的占有，只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才形成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全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與此成為對照的是恩格斯的定義。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和科學”，“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于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１８６、１８９頁。）顯然，恩格斯所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即生產關系包括生產、交換、分配三個方面，其中并不包含一個獨立的所有制范疇。
是所有制決定生產關系，還是生產關系決定所有制，表面看似乎不是特別重大的問題，但實際上卻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改革開放以前幾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曲折與遲緩，斯大林定義是主要理論原因。3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艱難，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理論偏差導致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研究的長期混亂與停滯，史學家受到經濟學家的批評便在情理之中。孫冶方先生辛辣但不無道理地說：“歷史學家往往對古董研究得很仔細，但在理論上則欠缺。”他將郭沫若先生的古史分期觀點作為類似于蒲魯東“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的一個例證，說：郭沫若同志認為，如果從生產關系角度著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容易混淆，如果從所有制角度著眼，問題就容易弄清楚，“初稅畝”是合法承認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權，土地私有制正式確立，地主制度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向封建社會的轉變的證據。孫冶方先生說：“不在于有沒有土地私有權，而在于有沒有剝削關系”，“斯拉夫公社、印度公社、俄國的村社等等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土地公有制下，既可以是奴隸制社會，也可以是封建制社會。”（孫冶方：《社會主義經濟論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３９０、４０２頁。）
斯大林和恩格斯關于生產關系所下定義的根本性區別，早已為經濟學家們所發現并闡述，如成書于本世紀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學者奧塔·錫克《經濟－利益－政治》一著，據作者說，他對此問題的思考和撰寫應追溯于１９５６年，即東歐社會開始發生變動的時期。又如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發表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許多論文。但經濟學方面的這些進展，似乎并未引起歷史學家的充分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