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學科或學科的某一個領域要能夠成立，明確研究對象是首要基本條件，如果缺乏這一條，不僅基本概念、基本假設、基本研究方法無從談起，連研究范圍也不清楚。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雖然已經經過多年研究，但在研究對象方面，還不夠充分明確，需要進一步予以界定。
所謂“制度”，是指一定時期社會要求其成員必須予以遵守的行為準則或辦事規程。它有狹義和廣義兩種內涵。就狹義來說，它一般局限于上層建筑范圍以內，是指國家的法律、命令等等，而就廣義來說，則涉及整個社會，即不僅涉及上層建筑，也涉及生產關系、生產力以及一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往的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研究，雖然也涉及了廣義的制度所包含的內容，如關于耕作制度方面的三田制（這屬于生產力范疇）、地主與農民的具體關系（這屬于生產關系范疇）等等，但一般是狹義看待制度這一概念，研究對象大致局限于國家有關土地的一些法律規定，特別是關于土地所有權的法律規定，這樣就使研究帶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筆者以為，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所研究的“制度”應當從廣義上來理解，即有關土地的各個方面的制度，一是屬于生產力范疇的耕作制度，一是屬于生產關系范疇的土地關系，即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通過土地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如地主與農民的關系，一是屬于上層建筑的國家有關土地的法律規定。其理由如下：一、國家有關土地的法律規定是現實土地關系的折光反映，它只有從后者得到最終和根本的解釋；二、國家有關土地的法律規定與現實的土地關系并非完全一致，其間必然存在差異，有時差異還非常大，我們不能完全用有關土地的法律規定來描述和解釋現實的土地關系；三、土地關系與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關系密切，從根本上來說，前者為后者所決定，例如，在實行撂荒制耕作方式時期，生產關系方面的共同體色彩就濃厚得多，而只有鐵犁牛耕，才為廣泛的個體小農家庭經營奠定了真正的基礎，從而也為封建式的農業租佃關系創造了基本條件。
對于兩周土地制度研究來說，筆者以為，如果能從這三方面入手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就會深化，會發現一些未被注意過的問題，得到一些新的結論。例如，如果我們注意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巨大發展，耕作制度的巨大變化，那么土地關系以及有關土地法律制度的巨大變化就會很容易理解。自春秋中后期產生并逐漸推廣的鐵犁牛耕、以鐵犁牛耕為基礎的我國第一種精耕細作耕作法壟作法的推廣實行，是導致共同體瓦解與小農廣泛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共同體瓦解、小農的廣泛形成又成為國家授田制實行的根本依據，共同體瓦解使國家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只與共同體發生關系，而不需直接接觸其中個別成員，現在必須直接與小農發生關系，共同體的模式依然是最便利的，將共同體原有的定期分配耕地的內部關系直接移植過來，主體由共同體變為國家，國家授田制便成為必然。由于上述原因，筆者將盡量從這三方面進行探討，如果不盡人意，那么一方面是筆者功力水平所限，另一方面就是資料缺乏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