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土地制度是一個老問題，特別是自本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以來，隨著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的發展與深入，這一問題為眾多學者所關注，有關論著汗牛充棟，新異觀點層出不窮，而且以這些不同觀點為基本依據之一，形成了中國古史研究的不同學派。由于上述原因，繼續深化兩周土地制度研究就顯得尤為困難。筆者斗膽進入這一領域，主要由于下述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時至今日，依然可以說，兩周土地制度是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具有很高價值的重要課題。對于兩周史研究來說，把握當時社會結構與社會性質仍然是其首要任務，而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同時把握當時的土地制度。另外，不管研究兩周史的哪一領域，對該領域歷史事實與過程的描述和解釋，都必須以對兩周社會結構、社會性質的理解為基礎和前提，而對土地制度的把握又是理解社會結構與社會性質的重要基礎。對于兩周以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來說，要使之成為歷史的研究，也必須以兩周土地制度作為一個基本的起點，由此方能使以后的土地制度得到歷史的解釋。
第二個原因，是近20多年的考古新發現為兩周土地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有些資料直接推翻了成說，這就使我們有可能進行一些新的探討，提出一些新的描述和解釋。這些資料中比較重要的有：出土于陜西岐山的裘衛諸器，出土于湖北云夢的睡虎地秦簡，出土于四川青川的秦《為田律》木牘，出土于山東臨沂的銀雀山漢簡，出土于湖北江陵的張家山漢簡等等。
第三個原因，則是文革以后理論研究方面的解放與突破。由于兩周土地制度研究與諸多理論問題密切相關，這些理論問題的研究狀況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兩周土地制度的研究狀況，因此，理論方面的突破對兩周土地制度研究至關重要，它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背景、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從而使之有可能得到新的突破性的成果。
為便于讀者了解本文的基本脈落，下面簡略敘述一下筆者的思考邏輯。
土地制度自古就是史家的研究對象之一，一般來說，食貨類史籍首先要談到的就是土地制度。但在古代，土地制度僅僅是作為典章制度的一個門類而被研究，并不表現出特殊的意義，即使對史學家和經學家所共同關心的兩周土地制度，也是這樣。自本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土地制度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成為重要研究領域，特別是在持續了五六十年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由于按照斯大林對生產關系的描述，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與基礎，它決定了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品的分配形式。遵循歷史唯物主義一般原理，就總的歷史過程而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經濟基礎不過是生產關系的總和。這樣，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就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如果立足于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或者說暫時不考慮生產力發展水平，來研究社會結構與社會性質，那么生產資料所有制居于第一重要地位。在他們看來，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了生產關系整體，也即決定了經濟基礎，并從而決定了上層建筑，而在中國古代，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因此，土地制度是決定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與社會性質的第一重要因素。這樣，在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諸對象中，土地制度就像舊戲中的丞相角色一樣，他登臺的第一句臺詞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史學家們對被認為是西周土地制度的“井田制”予以極大關注，首先肯定其存在，并依據自己的理解予以種種解釋。在此基礎之上，方對其由來及發展、滅亡過程進行探討，并據此對當時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作出種種推論。這種思維定勢固然是史學發展某個階段成果的匯總和標志，但同時又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今天，我們有必要也有條件對這種思維定勢作出某種突破，從而推動史學、特別是兩周史研究的發展，使之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筆者的思考邏輯起始于兩個點。理論上的起始點是所有制問題。在筆者看來，斯大林對于生產關系的解釋與馬克思的理論并不一致，不是所有制決定生產關系，相反，是生產關系決定所有制，所有制的存在與否及其具體存在形式，都必須從生產關系中找到依據和解釋。歷史事實的起始點則是戰國國家授田制度，隨著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隨著史學研究的進展，這一事實已經為許多學者所承認。從理論上的起點開始，筆者首先對戰國國家授田制找到一個基本解釋：當時的社會基本剝削關系以國家和農民為兩極，國家是剝削者，農民是被剝削者，剝削階級具體成員的剝削收入來源于國家剝削的二次分配，這種生產關系決定了國家授田制這種具體的土地制度形式。從戰國授田制這一歷史事實出發，筆者否定了西周基本土地制度為“井田制”的說法。不論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中國古史分期問題持何種看法，學者們一般都承認，春秋戰國是一個涉及社會結構的大變革時期，經濟結構當然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既然如此，那么被作為西周基本土地制度的“井田制”理應與戰國授田制有根本性的區別。然而，當筆者把兩漢及其以前所有論及“井田制”具體內容的資料匯總起來、與戰國國家授田制進行比較的時候，卻發現二者除了勞役剝削與實物剝削形式的差別而外，其余內容基本一致。由此便得到一個結論：《周禮》系統的“井田制”不過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革所確立的國家授田制的反映，《孟子》系統的“井田制”相同，只是糅合進了西周的勞役剝削形式。既然“井田制”不過春秋戰國國家授田制的反映，那么西周土地制度究竟是怎樣的呢？這當然仍須從生產關系入手進行觀察。西周時期的被剝削者主要以集團整體(往往是以血族關系為紐帶聯結而成)的形式出現，這些被剝削者集團就是早期的被剝削者公社，剝削者的剝削僅只達于這個集團整體，并不深入于其中的具體勞動者個人，被剝削者集團內部的經濟關系則由其自我調控。在這種狀況下，土地制度由兩個層次所組成。第一個層次是社會基本剝削關系的表現，它所涉及范圍只是用于實現剩余勞動的那部分土地，即各種類型的“田”。社會基本剝削關系的一端終止于被剝削者集團整體，相應，這一層次的土地制度也終止于此。它并不涉及全部耕地，被剝削者集團自行控制、調節的用以實現必要勞動的土地，不在這一層次土地制度的管轄之下。第二個層次則是被剝削者內部生產關系的表現，它所涉及的范圍僅限于被剝削者集團所控制的土地。它一方面表現為被剝削者集團整體對土地的占有方式，這是各被剝削者集團之間生產關系的表現。一方面表現為被剝削者集團內部對土地的分配、使用方式，這是被剝削者集團內部各成員之間生產關系的表現。這兩個層次顯然不能同等而語。如果我們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觀察土地制度，那么，其基本內容應是土地制度的第一層次，只有當我們的考察深入到被剝削者集團這一極之內部的時候，第二層次的土地制度才成為我們的主要對象。
有了上述關于戰國國家授田制、所謂“井田制”和西周土地制度三個點的研究結論，便可以將逆向研究改為正向研究，歷史地觀察兩周土地制度的演變。在筆者看來，西周土地制度是承襲夏商而來，但夏商土地制度并非像人們傳統理解的那樣，從原始社會的原始公有制演化而來，而是從原始社會的沒有所有制的狀態演化而來，最早的所有制與最早的剝削同時形成，二者融為一體。由于早期剝削主要是對被剝削者集團整體的剝削，由于早期對耕地的使用帶有較強的變動性，因此當土地開始成為這種剝削關系實現中介的時候，成為中介的土地并非所有耕地，而僅僅是實現剩余勞動的那部分土地，這就是土地制度第一層次所涉及的范圍。這種狀況，便是西周土地制度形成的歷史前提。西周類型土地制度瓦解的明確標志是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而新類型土地制度形成的標志則是齊國管仲的變革。隨著被剝削者集團的逐漸瓦解，剝削者失去了控制被剝削者的一個最便利工具——公社，作為社會剝削關系中剝削者一極的國家不得不將統治與剝削深入到被剝削者個人和家庭，在土地管理方面，則不得不同時管理被剝削者實現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的土地，兩種土地在空間和時間上都不再區分，這樣便形成了國家授田制度。這種變革是貫穿于春秋戰國時期一系列土地制度變革的基本內容，從管仲一直到商鞅。管仲與后來變革者不同的一點，是他還試圖在新形式中將公社復活，按照一定戶數為標準，將被剝削者強制編制起來，組成“書社”，但歷史的發展趨勢是人力所不能改變的，公社并不能復活，書社與公社性質迥異。春秋戰國時期國家授田制度的確立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導致了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少有的活躍、繁榮時期，并最終導致了強盛秦漢帝國的形成。戰國類型國家授田制的瓦解始于秦始皇三十一年的“使黔首自實田”，自此而后，土地私人所有制開始發展起來，但國家授田制作為一種制度，卻并沒有自此死亡，而是以兩種形式繼續存在了下去。一是國家以種種辦法保證農民與相應土地相結合，一是國家以種種措施限制地主占有土地的過份發展，兩種形式最終又匯為一體，在北魏開始的均田制中得到了復蘇。只是從中唐兩稅法到宋代“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變革過程中，國家授田制才最后消亡。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4頁。）筆者先逆向對兩周土地制度的幾個關鍵問題作了探討，然后又正向對兩周土地制度演變過程作了研究，這種思考程序對于研究來說是比較方便的，但對于讀者的閱讀和理解卻并不一定合適，因此，本文的敘述完全是正向的，并不直接表現出逆向的研究過程，但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也作一下逆向的考察，觀察角度的變化往往會使觀察者眼中的事物形象有所變化，呈現出更為豐富的色彩。
梁啟超說：“學問之價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創獲，所謂研究精神，歸著于此點�！�（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筆者不敢說真有什么創獲，但是力爭按照這一精神進行研究。由于本課題難度較大，涉及面較廣，更由于筆者學識淺薄，理論素養仍欠，知識缺漏甚多，具體錯誤在所難免，立論能否成立，依然有推敲余地，故若能得識者批評指正，實為筆者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