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這種自然物自從與人類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系以后，才具備了社會意義，土地變成提供給人類賴以生存的主要資料的源泉。人類對土地的開發利用，最初是通過群體而不是單個人孤立地進行的。人類在開發和利用土地進行生產的時候，群體與群體之間、或群體內部人與人之間，便發生了一定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它包括諸如對土地的占有、使用、領有、私有、買賣、轉讓等等關系。概括之，這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主要內容。
中國土地制度史上疑難問題最多的是前一部分，尤以兩周的土地制度為最。所以，要想研究中國土地制度史，必以此為突破口，難關打通，其它就易于進行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兩周土地制度新論》，是袁林同志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論文。書中對兩周的土地制度，比較全面、系統地作了剖析，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為指導，同時吸取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并參照了我國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資料，對兩周的土地所有制問題，諸如社會形態、前資本主義公社問題、對金文中出現的“田”、“貯田”的理解、對孟子“井田論”的源流、“使黔首自實田”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都作出了新的、獨到的分析和研究。
下面我們可以略舉幾個具體例證：
第一：作者在論述西周土地制度時，以少數民族西雙版納傣族與西周的土地剝削情況互相印證，而得出西周的剝削關系的特點是“集團整體剝削關系”，這是因為當時的農業生產，是大家都承認的農民集體進行的，這些直接勞動者的被剝削，自然也就以集團形式出現。把集體被剝削作為西周土地制度的一個特點明確地提出來，好像是本書作者為第一人。
第二，在論述春秋晉的“爰田”與戰國時秦的“轅田”的歷史作用時，把爰田（轅田）與開阡陌、牛耕、鐵耕聯系在一起去考慮，就可以看出爰田（轅田）實是一種農業技術偉大的革命，這就更能體現出了其歷史作用了。作者又把轅田的“轅”字聯系到“車轅”、“犁轅”等名稱上，去看轅田（爰田）轅（爰）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說服力。
第三，本書曾將《孟子》的“井田論”與戰國時的“授田制”作了比較研究，對孟子井田論的剖析很有啟發性。他把孟子說的井田，指出哪點是西周當時確實有的，哪點不是西周的而是依據戰國的現實情況附會到西周的，令讀者一目了然。孟子所說的西周的井田，確實有不少是孟子的理想、虛構的部分。作者分析的有些地方有理有據，完全可以信賴。
除了上面所舉的這三處之外，還有一些獨到的提法和見解：如對土地所有制的“所有”、“占有”、“使用”的理論分析，對公有制與私有制互相對立與互相補充的分析，又如對戰國時國家授田制的普遍的論定，對“使黔首自實田”的新解等等，都有一些精彩、可取的見解，讀者讀后自會領會，我這里就不多介紹了。并且，從全書寫作總的思路上看，作者強調的是社會生產力的作用，生產力逐漸提高，自然就使土地制度也會隨之發生根本性的發展和變化，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因而我愿意向讀者提出推薦。
至于我所認為袁林的這些好的論點，與我自己的觀點也未必完全相合或一致，這點也有向讀者說明的必要。比如本書作者把孟子所說的西周的井田制幾乎全部否定了，我就覺得是否說得有些過份？因為作者并不否認西周存在有公田、私田之分，其實這也就是井田制的基本內容。作者只強調戰國授田制出現后，才有孟子的井田論，那么，西周公田、私田中的“私田”不是授的，又是從哪里來的呢？否認西周有“授田”的內容，那戰國時的授田制也就成了無源之水，恐怕也難說得通。再有，就是作者對戰國時實行的國家授田制看成是當時唯一的田制，那就把土地私有化的發展史給掩蓋住了。于是，對漢代董仲舒說的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也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尤其在見到《云夢秦簡》、《青川秦牘》中，只有“授田”的記錄，而沒有土地買賣的明確記載，于是便斷言“秦國的土地私有權尚不存在”。對這種極端的看法，我也難以同意。1995年我曾發表過一篇東西，就已明確地說過，戰國時期各國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國有制與地主私有制同時并存，隨時代的推移，土地私有制逐漸超過或壓倒了國有制。我認為董仲舒說的關于土地買賣的史實，夸大則有之，說他完全是撒謊則未必。這種看法至今我仍未變�？傊�，戰國時期土地私有化是當時經濟史上重要的一線，若視而不見，就無法說明：何以秦時還是土地國有制的天下，一到西漢一下子土地私有便普遍于全國，太突然了，這是叫讀者難以理解的。
袁林同志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也曾把我的不同看法直接向他提出過，不過我又幾次明確地向他表示：在學術觀點上我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問題，只有在不同意見互相駁辯中，學術才能有發展，才能有創造、發明，若只有師說傳授，代代相因，學術哪會有發展的前途呢？不同意見的提出，僅僅是作為對方參考而已，告訴他要敢于堅持自己的看法，絕對不要輕易改變，而是要把自己的論點，更深入地補充更多的證據，使自己的說法完善起來。當然若發現自己的論點確實有硬傷，也應當及時的修改。這種指導思想我是一慣堅持的。
最后，從總的方面看，袁林同志這部《兩周土地制度新論》，確實作到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豐富、翔實的史料為依據，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經過多年的研究努力寫成的。其中，凡所論列，可以看出，他確實提出了新問題，探索到新領域，作出很大貢獻。有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補充、發揮，使之更深化、更具備說服力；有的則是自出機杼，體現自己的新創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構成一家之言。這些都可以反映本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本書就要出版了，作者希望我說幾句話，因時間倉促，對古代土地制度問題不暇詳論，乃拉雜書此以為序可乎！
王玉哲
于1999年3月15日南開大學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