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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說：我十五歲時，便立定志向于學習之上；三十歲時，能立身處世；四十歲時，可以免于迷惑；五十歲時，已經能夠領悟天命；六十歲時，就可以順從天命；七十歲時，終于能做到隨心所欲而行，且所為都能合于規矩的境界了。
我們知道孔子享年七十三歲。由內容看來，此章應出于孔子人生暮年，乃孔子回首其一生在進德、為學、從政上的歷程。若與孔子生平相對照起來，當更能清楚孔子此章之原意。換另一個角度來看，整部論語如果編輯時有記錄下孔子說出每句話的年代，那參照此章或將更能了解孔子每句話的心境。就本章內容而言，除應參照孔子生平之外，尚有兩點值得注意：一為“耳”字的意義；二則又與性善與性惡有關。最后本章另還有一種引申的意義。以下便一一介紹。
參照孔子生平：
十有五而志于學。孔子三歲喪父。小時跟著母親過著不算富裕的生活。事實上他從小就喜歡讀書、學習。滿十五歲后，為了幫助家用，從事過儒的工作，在當時儒是在貴族遇有婚喪祭祀等需要禮儀的場合，雇來配合奏樂念禱的人。后來因為孔子的母親反對，認為這是低賤的職業，使得孔子再度重拾書本。母親過世之后，年輕的孔子求職受挫，故更堅定向學之志。
三十而立。經過了十余年苦讀有成，并曾在季桓子家中任職。三十歲時名聲漸漸響亮，且開辦了私學，開始以有教無類的精神來教育貴族、平民甚至奴隸的子弟。三十五歲時，魯國內亂，魯昭公被三桓打敗，遭趕到齊國。孔子也去齊國，任高昭子家臣，一心希望能為齊景公服務，但為齊相晏嬰所阻。
四十而不惑。孔子居齊三年之后，失望地返回魯國重拾教鞭。以作學問和教學彌補了在政治上的失意，并且在其中領悟了更多的事理。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五十歲時魯國發生了陽貨之亂，五十一歲時重獲起用為官，任中都宰。孔子以三個月的時間肅清小偷、賭博、游民。因績效斐然，晉升為大司寇（最高司法官）在一年之內執法公正，之后孔子又在夾谷齊魯會上取得外交勝利、降低三桓居城并平其家臣內亂、誅殺少正卯。這當中又以誅殺少正卯一事較具爭議。另外“三月使魯國大治”的說法亦指此時。可惜于五十六歲時，齊人致贈女樂與魯君臣，定公與季桓子于郊祭時又不分祭肉與孔子。（這是辭退不稱職、不想用的官員之方法）孔子只好離開魯國與學生一齊周游列國去了，這其中的過程艱辛。
別人以為他是——論語憲問篇，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就是那位明知道行不通，卻還是一定要去做的人嗎）？他自己也承認——論語微子篇，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出來從政，只是為了希望能依其所學，以推行合宜之事，為其所當為而已。至于天道無法實現，則早已了然于胸了）。
其中并兩度遇到生命危險，孔子都立即訴求于天。論語述而篇，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說：天是我一生德行的來源，桓魋真能對我怎樣呢）？修德雖是自己的事，但孔子認為他修德的原因其實就是知天命以及順天命，所以說其德實源于天。也因此桓魋雖欲加害孔子，但應當也無可奈何。論語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遭人圍困，就說：周文王死后，文化傳統豈不都在我這里？如果天要棄絕這文化傳統，那后世的人沒有機會再學到它了；如果天還不要棄絕這文化傳統，那眼前這些匡人又能對我怎樣呢）？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后來得學生冉有之助，奉召反魯。當時孔子已經六十八歲了。之后，孔子便把精力放在整理經典及教育后進之上，直到逝世。
耳字的意義。耳字有二解：一、 耳為衍字。本章的六個階段都是動詞為主，順天命與孔子生平相符，敦煌石經的版本是“六十如順”；二、
一切入于耳的東西。此解詳見于最后的本章引申意一節。
性善與性惡。孔子享年七十三歲，窮其一生于進德修業，但也直到七十歲才能做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可嘆當時他不但時日無多，且垂垂老矣。由此可知：從心所欲其實是很難不踰矩的。以性善的角度看來，真正由心而發的，應為既真且善又美的，當然應能符合人類社會所形成的規范。可見得孔子此說又隱約顯示人性中并非僅有善一個成份。
本章引申意。本章亦可稍作引申為修德進學的階段：一為有志向學；二為建立自己的基本思想以確有所立；三為不惑，人事多異，雖自己已有志且能立，但與外在事物不免有沖突矛盾，此心因而會有惑，所以必須窮究事理，以求得不惑；四為知天命，雖已有志有所立又能不惑，但實行時又可能遭遇困難阻礙，所以必須要能知天命；五為耳順，入耳之事有順，有不順，因為知道那些不順的其實亦有其道理（由不惑來），甚至也屬天命（由知天命來），是故應能修養到一切入耳的皆為順；六為從心所欲不踰矩，到此境界則一切發于心所為，皆合于天命，所以自然可以符合人類社會所形成的規范。這也就是為學修德的最高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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