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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思想史上，春秋戰國無疑是一個虎氣騰騰的時代。其后兩千多年，無論是在文化還是思想方面，都不曾超越那時的輝煌。

    春秋戰國時代，正是中國封建文化的發祥期，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便奠定了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基礎。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產生的諸子百家學說，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燦爛文化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為千秋萬代留下了極其寶貴的財富，為人類文化做出了極其巨大的貢獻.

    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古代社會大動蕩、大變革、風云變幻的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復雜的階級斗爭中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各諸侯國的階級關系不斷出現新變化，不同的階級與階層的代表人物，對社會變革發表不同主張，于是“諸子百家”便應運而生。

    正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當時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游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諸子”，是指這一時期思想領域內反映各階層、階層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漢各種政治學派的總稱，屬春秋后才產生的私學。"百家"表明當時思想家較多，但也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莊子、列子、韓非子、商鞅、申不害、許行、告子、楊子、公孫龍子、惠子、孫武、孫臏、張儀、蘇秦、田駢、慎子、尹文、鄒衍、呂不韋等。

    百家爭鳴，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種不同學說流派互相爭辯的異常活躍局面，其燦爛、其多彩，在我國學術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

    關于對諸子百家的派別歸類，司馬談列舉了六家，“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中的劉歆《七略》的諸子略分為十家：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除去小說家不談，所以稱"九流十家"。

    諸子百家中，儒家創始人孔子因繼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統，在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以致儒家學說不僅在諸子百家中地位顯著，而且還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核心內容，對中民民族精神形成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儒家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儒家學說是華夏民族的文化精華，也是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它已滲透傳統文化的每一根毛細血管之中，極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每一個領域。凡是從中國土壤里產生的學說思想、宗教派別，甚至是外來文化、外來宗教，都不能避免帶上儒家文化的痕跡。于今而言，猶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對世界文化還產生了永久的影響（我們知道，日本和“四小龍”推崇儒學也是在它們已實現或者基本現代化后，為解決現代化所帶來的信仰危機、道德滑坡問題而采取的補偏救弊措施。所謂“東南亞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學為主體的文化構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動了東南亞的社會文明與進步。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家倫理正在進入西方國家）。

    由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分裂局面，各個學派在建立時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鄒魯（山東曲阜）是儒、墨的發祥地；三晉（山西翼城）是法家的溫床；南方是道家的搖藍；而燕、齊（河北北部、山東臨淄）是陰陽家的誕生地。

    諸子所以說是政治學派的總稱，是因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為國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張以德化民；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主張信賞必罰；墨家主張兼愛尚同；名家主張去尊偃兵。漢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為絕學，農家獨立成一門技術性學科，陰陽家演化為神秘的方術。因此對后來大一統王朝政治產生影響的只有儒、道、法。

    諸子百家的許多思想給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辯證法；墨家的科學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軍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閃爍光芒。便是那“詭辯”的名家，也開創了中國哲學史上的邏輯學領域。我們可以、也應該鑒借儒家的剛健有為精神，來激勵自己發憤圖強；鑒借儒家的公忠為國精神，來培育自己的愛國情懷；鑒借儒家的"以義制利"精神，來啟示自己正確對待物質利益，鑒借儒家的仁愛精神，來培育自己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鑒借儒家的氣節觀念，來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強的獨立人格；也鑒借墨家的"兼愛"、"尚賢"、"節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廢私立公"，等等思想。

    追本溯源，取其精華，自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