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獨立思想”
不同于西方意義上的學術本位
許靜在2000年第5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上撰文認為，在深具人
文關懷的知識分子眼中，陳寅恪先生標舉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與古代士大夫傳統一脈相承；而當代純粹的職業學者則力圖在這一精
神中為學術的職業化和現代化以及相應的“學術本位”尋求到合法依
據。二者的歧義是顯然的。造成這種歧義的原因是陳寅恪先生論學一
如其作詩，其繁復的考證和廣博的知識已足以令人炫惑，隱藏于知識
背后的深層意蘊又極少作直接和正面的闡釋，因此容易使人陷入“只
知森林，不見樹木”的境地。“學術本位”是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將
學術本身作為終極目的，而陳寅恪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一方面
使學術從名利、權勢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他又與“民族精
神”相連接而使“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具備了超于學術之外的終極
關懷和現實關懷。
明代七子派對才情與格調關系的思考
查清華在2000年第9期《學術月刊》上撰文說，才情與格調本屬不
同范疇，才情即創作主體的才能性情，格調屬作品的范式。人們寫詩，
本來就是憑借個人的才能，抒發自己的情感，但這又必須運用一定的
語言和藝術手段，這就使詩人的的性情一開始就程度不同地受到規范
的制約，導致才情與規范的直接沖突。明代前后七子要求人們遵循古
人的格調規范，要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實現理想的古人格調。在他們的
創作中，格調的實現往往以才情的毀滅為代價，但如何協調這二者之
間的關系，一直是他們認真探討的課題。
清末民初學術史研究的勃興
李帆在2000年第5期《吉林大學學報》上撰文認為，清末民初，以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為代表的學術大師們大都從事中國學術史的
探討，從而帶來學術史研究的勃興，出版了大量的學術史著作。學術
史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顯學，這是中國學術發展史中值得注意的一件
事情。這種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是學者們以不同于他人的獨特視角思
考如何救亡這一時代主題，并將這一思考付諸行動的結果；另一方面
是中國學術發展至此的內在要求和西學大沖擊引發學術界的深層次反
思所致。
“文革”中的“林彪現象”論析
林源在2000年第9期在《南京社會科學》上撰文說，所謂“林彪現
象”，是指得到毛澤東信任和培養的林彪為了實現其政治野心，利用
“文革”的政治舞臺，從瘋狂地吹捧毛澤東到要殘忍地殺害毛澤東，
從革命接班人到叛黨叛國的可恥叛徒的轉化的全過程。“林彪現象”
是左傾專制的產物，左傾專制需要像林彪這類人接班，而左傾專制的
環境和氣氛又最適宜于林彪一類人的生存和發展。不健康的環境必然
生出有病菌的菌類。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就是在晚年毛澤東這棵大樹
庇護下生長出的兩棵大毒菌，這棵參天大樹給它們成長壯大提供了營
養、水分和安全的保護。“林彪現象”是毛澤東晚年的悲劇，揭示這
出悲劇中的哲理，不僅是研究歷史的需要，更是社會主義事業未來發
展的需要。
日本新安全戰略及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殷燕軍在2000年第5期《南開學報》上撰文指出，戰后日本的安全
戰略先是依靠美國力量，實行內向型“專守防衛”，冷戰結束后，轉
而采取外向型“介入地區戰略”。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關聯法的制定就
標志這一戰略的轉變。雖然不能由此斷定日本必然走向侵略戰爭的老
路，但這必將深刻影響中日關系的未來走向。特別是日本對“周邊事
態”范圍采取的模糊政策，實際上把臺灣劃入準備介入的范圍，從而
可能導致中日安全領域的激烈沖突。當務之急是中日之間要實現真正
和解并建立信任關系，這首先需要日本在歷史問題和臺灣問題上表現
出更多的誠意，也需要雙方對中日關系的戰略意義作出新的評估。
論漢字之功能
在2000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發表已故著名學
者楊向奎先生的文章指出，《說文解字》是我國最早最權威的漢字載
體，應列入我國傳統的經典著作《十三經》中而變為《十四經》。我
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不同族系之所以能融為一體，主要是因為有
共同的語言，并進而有了記錄這共同語言的符號文字。我國幅員遼闊，
在語言中出現各種方言，文字的讀音雖不同，但字義不變。這音不同
而義相同的漢字是瑰寶，是民族間的凝聚力。不僅如此，幾千年間文
字的古今讀音可能有很大不同，但意義卻大多變化不大，因此我們豐
富多采的文化積累。沒有漢字，則我國之文學哲學便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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