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傳》到《資治通鑒》直至《清史編年》，中國傳統編年
體史書精神不絕
●資料宏富、排比謹嚴，“一套專書、多項功能”
1993年以前，《清史編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過五卷，
當時即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海內外學者對《清史編年》何時能夠出齊
一直十分關注。可以說，《清史編年》是否能出齊、什么時候出齊，
已經成為海內外學術界關注的一個話題。據最新消息，在中國人民大
學清史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12卷本的《清史
編年》終于出齊了。
為清史研究再鋪一塊基石
清史研究是本世紀才開始誕生并得到迅速發展的一個史學分支學
科。近年來，清史這個領域，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國內外史學家們的研
究興趣，也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普遍關注，清史成為最有活力的一個
歷史研究領域。這種現象的出現，首先是由這門學科本身的特點所決
定。清朝是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最后一個王朝。在這個王朝統治
時期，中國經歷了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到落后的歷史轉折，經歷了由
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歷史轉折，也經歷了由
中世紀到近代社會的歷史轉折。正是在這種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中，蘊
含了極為豐富的歷史內容，也同今天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產生了緊密的
聯系。不僅今日之版圖疆域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數奠定于清朝，
而且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外交、民族關系等諸多方
面的問題，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來。可以說，要深刻了解中
國的國情，離不開對清代歷史的科學認識。清史研究因而具有強烈的
現實意義。
大型清史著作《清史編年》的編撰歷經了二十年光陰，終于在世
紀之交得以全部出版。這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于2000年推出的
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是書凡十二卷，共六百余萬字。它上起順治元年，
下迄宣統三年，采用編年體裁，以時為經，以事為緯，記述了自清軍
入關到清帝退位共268年間的所有重大史事，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軍事、外交和民族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對有清一代的中國
歷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此書旁征博引，不僅匯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
而且也對以往的清史研究成果作了認真的吸收和總結。
編寫《清史編年》，最早是由中國人民大學的老校長、著名明清
史專家郭影秋提出的。據李文海介紹，新中國成立以后，老一輩革命
家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鄧小平等，都曾經提出并關心過編寫清
代歷史的任務。為了落實他們的指示，中國人民大學專門成立了清史
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時間編寫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大型
《清史》。郭影秋同志提出，編寫《清史》首先要從基礎工作做起，
要在搜集資料、理清史實的基礎上，先編寫一部清代歷史的大事記，
然后再從各個方面拓展對清代歷史的研究。根據這個意見，清史研究
所組織了由林鐵鈞、史松牽頭的專門力量，從事此項工作。這項工作
的成果，就是這套由戴逸擬定書名的《清史編年》。
《清史編年》的完成，可以說為大型《清史》工作又鋪了一塊堅
實的基石。
學術積累是出版者的責任
李文海教授說到《清史編年》的出版十分感慨。他說，二十年時
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二十年對于個人來說，是整個學術生命
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在當今學術界、出版界浮躁成風的情況下，
學者們和出版社以這種精神來完成這樣一個學術工作，是令人敬佩的。
其實，注重圖書的學術積累、文化積累價值，及時地反映最新的
學術成果，一直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追求的目標。由苗力田主編的
《亞里士多德全集》1999年榮獲國家圖書獎。《中國傳統道德》出版
后廣受讀者歡迎。談到《清史編年》的出版，社長王霽認為，這樣一
個出版過程，反映了最新的學術成果，也帶動了學術成果的問世。許
多學者是在編寫《清史編年》的過程中使自己的研究大大加深、研究
成果不斷豐富的。所以，這樣一個出版過程，也是一個培育學者的過
程，一批中青年學者隨著學術成果的問世而成長為各自學科的學術帶
頭人。另一方面，王社長還特別希望專家們能多做一些學術的宣傳、
普及工作，好讓更多的讀者了解這些學術成果的價值。
中國人民大學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程虎嘯教授用“一套專書、多項
功能”來概括《清史編年》的學術價值和出版意義。他認為，《清史
編年》在構成了大型清史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同時，對專門研究者
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書。對一般研究者，該書則提供了一個豐富的
研究資源和資料庫。而對一般讀者來說，閱讀這套書，又可以大加深
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他很贊同戴逸的觀點，認為歷史書不應只是專家
之間交流的東西，而應該面向大眾，對社會的進步有所推動。
超越傳統編年體的學術努力
清史研究是我國歷史研究中一個相對特殊的領域，如何正確理解
清代發展的歷史趨勢一直是學界多方探索的一個重大問題。清代又是
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封建王朝，遺留下來的史料最為豐富，也最為龐
雜，怎樣整理并有效地利用這些史料，是擺在清史研究者面前的一個
重大問題。
《清史編年》較為充分地借鑒了中國古代史學的學術傳統，并加
以現代的學術視野，故而在一定意義上達到了對傳統的創造性運用。
《清史編年》運用中國史學傳統中的編年體裁，從紛繁蕪雜的史料中
理出歷史發展脈絡，從而比較清晰地描繪了清代的歷史進程。同時，
《清史編年》在諸多方面都為編年體注入了新鮮的內容，這就使它成
為極富現代氣息的歷史著作。
王汝豐（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認為《清史編年》因為有正
確的歷史觀而大大超越了中國傳統編年史書，具有了一種科學性。同
時，該書記述“事必有本、本必可信”，內容詳細豐富，對重要事件
都有清楚的交代，對蘇報案、京師大學堂的開學時間等都依據最新的
研究成果做出了歷史判斷。
李文海則用“基礎性，系統性，可靠性”這三個“性”來概括
《清史編年》的價值。馬大正（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對這部書的評價是，“功德無量”，是清史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朱
誠如（故宮博物院院長）認為此書在至少400種以上的圖書資料中選取
史料，資料搜集完備，取舍標準嚴格，保證了這部書的學術價值。戴
逸教授對該書的最后完成出版十分高興，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全書雖
成于眾人之手、卻像一人之作一樣完整、統一，戴教授特別對這一點
大加贊賞。他拿到書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翻閱。書中對黃海之戰的描
述，雖然只有四、五千字，但戴教授認為這反映了編寫者對該問題素
有研究，而且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描述簡潔、準確，十分精彩，
是這部編年體史書的一個亮點。
所以，可以看出，作為一部編年體的清史長編，《清史編年》對
繁雜的清代史料進行了有力的整理、分析、揚棄和歸納工作，也比較
系統地總結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從而不僅為編大型《清史》打下了一
個堅實的基礎，而且它本身也構成了大型《清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
分。與清史研究所去年推出的另一套大型編年體史書《清通鑒》相比，
《清史編年》具有更強的資料性、工具性和基礎性。學者們認為，
《清史編年》的出版對我國的清史研究會起重要的推動作用。
（《清史編年》1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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