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經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系列中，
文科傳統的三大門類里惟獨缺少中國通史。與此同時，在一些重點高
校的歷史系，成書于六七十年代的教材還被作為古代史教學的指定用
書。舊教材有什么樣的“長生術”？新教材為什么遲遲不露面？請關
注——
前一段時間，個別媒體將中學歷史教材有多處硬傷炒得沸沸揚揚。
當初第一個站出來發表質疑的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黃安年教授事后說：
“不要糾纏在現行中學歷史教材的‘硬傷’上，那容易改正；我更希
望的是有一部面向21世紀的高質量的中學歷史教材。”據了解，高等
教育出版社近年推出了一套“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系列”，專業包括
中文、哲學、政治、法律、經濟學、財會、管理、地理、物理、數學、
醫藥、力學等，偏偏找不到“面向21世紀”的大學歷史教材。記者從
高等教育出版社進一步了解到，估計到2001年的春夏時節，一套6卷本
的《中國歷史》才有可能作為“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與讀者見面。
這套教材的責任編輯告訴記者，《中國歷史》無論是體例的完善、還
是內容的充實都是高教社教材出版史上少見的。它的特點主要體現在
三個“新”上。一是觀點新，如不再將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繁榮看
成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二是材料新，如通過全球敦煌資料網
絡引用藏于國外的史料；三是體例新，如加大了社會生活、風俗習慣
方面的內容。
那么，眼下能夠看到的通史教材有哪些呢？
清華大學圖書館“教育部國內新教材樣書室”收藏有自1990年以
來出版的高等院校現用新版、修訂版教材。記者在歷史類教材區搜尋
了一遍，值得一提的只有吳于廑、齊世榮主編的6卷本《世界史》（獲
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和一套高教社出的《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歷
史專業系列教材》。記者隨即走訪了高等教育書店，那里的情況好一
些，除了上述兩套教材外，高教社還出版了朱寰主編的《世界上古中
古史》（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二等獎），王斯德、錢洪主編的《世界
當代史》，詹子慶主編的《中國古代史》（1997年7月第2版），陳旭
麓主編的《中國近代史》（1987年12月出版），王檜林主編的《中國
現代史》（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二等獎，1989年出版）。其它出版社
出版的教材有：李世安編的《世界當代史》（“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
程教材”，人民大學出版社），潘潤涵、林承節編的《世界近代史》
（北大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另外，在海淀國林風書店里還可以
找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世界史綱》（“國家教育部
指定面向21世紀教材”，馬世力主編，上下冊），山東大學出版社出
版的《世界通史教程》（齊濤主編，共3卷）和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
近代史》（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李侃、李時岳等編，第4版）
以及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1994年修訂版），張傳璽主編的
《簡明中國古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版）。
表面上看去似乎很繁榮，其實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請看下
面的對比：躋身“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的只有世界史和中國現代史；
獲獎教材名單中也沒有中國古代史的名字。還有兩點需要補充：一是
吳于廑、齊世榮先生主編的6卷本《世界史》，出版之初每年發行量
3000冊，現在每年8000冊，不少高校歷史系世界史專業還將其指定為
考研主要復習參考書；二是馬世力主編的《世界史綱》還配有《世界
史綱計算機多媒體輔助教學軟件》（高教社制作），其中收集了大量
專業教學中所需的文獻資料、名詞解釋、專題介紹、圖片、地圖、影
視錄像、題庫等。
相形之下，中國古代史教材明顯有些落寞。據記者了解，北大、
人大、民族大學歷史系本科生上課沿用的還是成書于1979年的《中國
史綱要》（最初是4卷本，1962年至1966年分別出版了第三、第四和第
二冊，1978年第一冊最終完成并出版。第一冊的秦漢部分于“文革”
前寫成，未及修訂。1980年變成2卷本，1994年修訂過一次）。是中國
古代史研究舉步不前？不是，改革開放以來古代史學界成果頻頻，欣
欣向榮。是古代史學者“述而不作”嗎？看看由白壽彝先生主編、達
十幾卷之多的《中國通史》（哲學社會科學“六五”期間國家重點項
目）和由史仲文、胡曉林主編的20卷本《中國全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初版）古代部分，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記者翻開《簡明中國
古代史》，在出版說明中，主編張傳璽先生嘆息：“誠如大家所說：
‘寫繁本不易，寫簡本更難’”。在本來處于邊緣的歷史教材家族中，
世界史甚至中國近現史都已變成“寵兒”，而中國古代史卻是繁華中
的寂寞，怎一個“難”字了得？
北京大學歷史系張帆副教授參與了高教版《中國歷史》古代史部
分的編寫工作。他認為，一部好的古代通史教材首先篇幅不能過大；
其次要有一個好的框架結構，既要做到全面，又要抓住特點并由此帶
動相關時期的整個歷史；第三如果要體現新的學術成果，就得把握好
度的問題，不能“新”得經不起推敲。他說，比較理想的情況是：高
水平的主編與各斷代專家合作，反復論證編寫結構；編寫隊伍控制在
5到6人，全書字數最好不要超過80萬。
設想無疑是美好的，然而事實上能做到的卻很有限。
以即將出版的《中國歷史》為例。據記者了解，因為高校壓縮基
礎文化課課時，而計劃明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篇幅大、內容多（原
計劃40萬字，實際字數超過250萬），經驗不豐富的年輕教師不容易把
握好進度，可能在規定時間內無法完成教學任務。它的責任編輯之一
也不否認各分冊的主編之間缺乏交流和協調，分冊與分冊之間內容上
密度不均勻。另外，《中國歷史》價格不菲，部頭又大，難以做到學
生人手一套。
張帆透露，高校教師中不少人編書已經編“傷”了，變得很“油”，
東抄抄西抄抄，還不讓別人輕易看出出處來。有的教師本來打算把自
己實踐多年的講義編成教材，但是從講義到教材還有一大段距離，所
以最終不得不放棄。大學中國古代通史難得見到最新推出且質量又好
的教材，與這種不良狀況有直接關系。
記者最初聽說北大、人大、民族大學仍然使用《中國史綱要》時
感到不解，覺得它已經十分陳舊，然而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說這套
老教材篇幅適中，基本線索和概念清晰，經過取舍仍然是一本好教材。
沿用老教材的現象可以理解為：老教材確實好，但從另一個角度，又
可以明白無誤地理解為，除此之外，真正高質量又適合作教材使用的
書，實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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