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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如何建構后現代科學已經成為有關學者的中心話題。
道家人道主義的自然觀對于后現代科學啟蒙、儒家倫理價值的科學化
對于科學的人性化以及中國傳統科學的潛在模式，對于未來科學，這
三方面的意義均應認真研究。

　　現代科學哲學的研究表明，作為建構科學理論的方法，“模型論”
比“公理論”更適合于現代科學�！澳Ｐ驼摗卑牙碚摽醋饕淮嘏c經驗
同構的模型，以模型化而非公理化的方法表達理論，用“同構”的概
念來說明理論與客觀對象之間數學的和物理的關系，作為一種抽象的
形式反映客觀對象。發現諸結構的這種同構關系的最大意義在于，可
以從原始觀察陳述出發推論出尚未觀察到的一些有關的命題，而這些
推論的結果又可以成為新的初始命題，不斷地去尋找越來越多的可觀
察性質。

　　如何建構后現代科學已經成為有關學者的中心話題。在這種形勢
下，一些學者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后現代性，意味著中國傳統
文化中的某些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可能會重新獲得其生命力。這使我
想起了毛澤東同志的一段話：“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也要作獨創的
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國的科學知識和方法整理中國的科學遺產，直
到形成中國自己的學派”。在我看來，道家人道主義的自然觀對于后
現代科學啟蒙、儒家倫理價值的科學化對于科學的人性化以及中國傳
統科學的潛在模式，對于未來科學，這三方面的意義均應認真研究。

　　中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老子和莊子，不僅意識到當時的文化困境，
而且深刻地頓悟到文化對人的異化以及這種異化所導致的人類與自然
界的疏離，從而構想出依據理性的引導復歸于自然之“道”的理想出
路。老子和莊子曾依據認識的相對性十分尖銳地提出人類知識的可靠
性和合理性問題，即人類知識的基礎和是否能給人以幸福的問題。道
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諧的奧秘、尋找社會的公正與和平、追求心
靈的自由和道德完善三個層面上，對我們這個時代都具有現實意義。
道家在兩千多年前發現的問題，隨著歷史的發展，愈來愈清楚地展現
在人類的面前。一個世紀來連續不斷地更替著的動蕩不安，把個人、
社會和環境三個層面的不安全都展現在人類面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
危機正是作為“人類生存方式”的文化對人的嚴重異化的表現。對待
當代世界文化危機的態度，依然如歷史上所表現的那樣，即理性與反
理性對立。這種對立的新特點是，反理性從懷疑科學理性走到了明確
反對科學的地步，從而導致科學人文主義誕生。

　　當代科技文明的困境要求科學人性化。美國科學史家G．薩頓（
1884～1916）早在1920年就發出了“科學必須人性化”的呼吁。把中
國看作科學人文主義肇源地之一的李約瑟博士提示說，“沒有什么比
歐美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合流更偉大”（1942年）。由于未來科學必定
要以倫理道德為最高目標，因此儒家倫理價值可能對科學人性化的進
程發揮作用。有什么可能的進路可以實現儒家倫理價值對科學的影響
呢？從歷史上的儒家倫理價值的政治化，我聯想到儒家倫理價值的科
學化的可能性。按社會中軸轉換原理，一切都取決于社會中軸，在權
勢社會的古代中國儒家倫理價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而在未來的智力
社會中儒家倫理價值的科學化也是必然的。從現代的立場看，歷史上
的儒家倫理價值政治化是消極的，而未來的“儒家倫理價值科學化”
則是積極的。這樣的思想對即將逝去的現代來說可能被認為是“落后
的”，而對于不算遙遠的未來來說它卻是“超前的”。人類行為的合
理性包括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兩個方面，人文為合目的性提供基礎，
而科學則為合規律性提供基礎。一般說來，道德與科學是獨立的，但
當涉及到歷史的和心理的動力時，科學需要以道德標準為基礎，而在
涉及規范的實現時道德就不得不依賴科學了。文化價值是人類世代相
傳的經驗結晶的觀念部分，其基本價值決定人們的生活目標和社會目
標。把基本價值注入科學規范就會形成一種新的科學精神———后現
代科學精神。在科學理性與道德理想的關系已成為科學與人文關系的
核心問題的今天，為未來的新科學設計“后現代”科學觀的任務已不
能再忽視了。

　　當今的中國文化界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沒有科學成分還在爭論，
這個問題實際上早已由于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諸卷的陸
續出版而基本上解決了。雖然他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不是理論性的科
學，而是經驗性的準科學或前科學，但他為中國科學傳統在產生未來
的新科學中安排了崇高的地位。李約瑟研究的不足在于，他沒有發現
中國古代科學不同于現代科學的理論特征。如果我們不把公理論看作
科學理論的惟一特征，那么中國古代似乎也可以說有理論科學。這要
從東西方主導自然觀的“生成論”與“構成論”的區別談起。科學思
想是從探討宇宙的本原和秩序開始的。所謂“本原”意指一切存在物
最初都由它生成，或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構成。我把前一種觀點稱之為
“生成論”，而把后一種觀點稱為“構成論”�！吧�成論”和“構成
論”的區別在于，前者主張變化是“產生”和“消滅”或者“轉化”，
而后者則主張變化是不變的要素之結合和分離�！吧�成論”和“構成
論”的差別是造成東西方傳統科學差異的總根源。因為“生成論”便
于建立概念體系的功能模式，適合于由代數描述，而代數形式又易于
發展類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國傳統科學的功能的、代數的、模型論
的特征。因為“構成論”便于建立概念體系的結構模式，適合于幾何
描述，而幾何形式又易于發展演繹推理，于是形成了西方傳統科學的
結構的、幾何的、公理論的特征�，F代科學哲學的研究表明，作為建
構科學理論的方法，“模型論”比“公理論”更適合于現代科學。
“模型論”把理論看作一簇與經驗同構的模型，以模型化而非公理化
的方法表達理論，用“同構”的概念來說明理論與客觀對象之間數學
的和物理的關系，作為一種抽象的形式反映客觀對象。發現諸結構的
這種同構關系的最大意義在于，可以從原始觀察陳述出發推論出尚未
觀察到的一些有關的命題，而這些推論的結果又可以成為新的初始命
題，不斷地去尋找越來越多的可觀察性質。如何建構后現代科學已經
成為有關學者的中心話題。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學者注意到中國傳統
文化價值的后現代性，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思維方式和價值
取向可能會重新獲得其生命力。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同志的一段話：
“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也要作獨創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國的科
學知識和方法整理中國的科學遺產，直到形成中國自己的學派”。在
我看來，道家人道主義的自然觀對于后現代科學啟蒙、儒家倫理價值
的科學化對于科學的人性化以及中國傳統科學的潛在模式，對于未來
科學，這三方面的意義均應認真研究。

　　中國古代的偉大思想家老子和莊子，不僅意識到當時的文化困境，
而且深刻地頓悟到文化對人的異化以及這種異化所導致的人類與自然
界的疏離，從而構想出依據理性的引導復歸于自然之“道”的理想出
路。老子和莊子曾依據認識的相對性十分尖銳地提出人類知識的可靠
性和合理性問題，即人類知識的基礎和是否能給人以幸福的問題。道
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諧的奧秘、尋找社會的公正與和平、追求心
靈的自由和道德完善三個層面上，對我們這個時代都具有現實意義。
道家在兩千多年前發現的問題，隨著歷史的發展，愈來愈清楚地展現
在人類的面前。一個世紀來連續不斷地更替著的動蕩不安，把個人、
社會和環境三個層面的不安全都展現在人類面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
危機正是作為“人類生存方式”的文化對人的嚴重異化的表現。對待
當代世界文化危機的態度，依然如歷史上所表現的那樣，即理性與反
理性對立。這種對立的新特點是，反理性從懷疑科學理性走到了明確
反對科學的地步，從而導致科學人文主義誕生。

　　當代科技文明的困境要求科學人性化。美國科學史家G．薩頓（
1884～1916）早在1920年就發出了“科學必須人性化”的呼吁。把中
國看作科學人文主義肇源地之一的李約瑟博士提示說，“沒有什么比
歐美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合流更偉大”（1942年）。由于未來科學必定
要以倫理道德為最高目標，因此儒家倫理價值可能對科學人性化的進
程發揮作用。有什么可能的進路可以實現儒家倫理價值對科學的影響
呢？從歷史上的儒家倫理價值的政治化，我聯想到儒家倫理價值的科
學化的可能性。按社會中軸轉換原理，一切都取決于社會中軸，在權
勢社會的古代中國儒家倫理價值的政治化是必然的，而在未來的智力
社會中儒家倫理價值的科學化也是必然的。從現代的立場看，歷史上
的儒家倫理價值政治化是消極的，而未來的“儒家倫理價值科學化”
則是積極的。這樣的思想對即將逝去的現代來說可能被認為是“落后
的”，而對于不算遙遠的未來來說它卻是“超前的”。人類行為的合
理性包括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兩個方面，人文為合目的性提供基礎，
而科學則為合規律性提供基礎。一般說來，道德與科學是獨立的，但
當涉及到歷史的和心理的動力時，科學需要以道德標準為基礎，而在
涉及規范的實現時道德就不得不依賴科學了。文化價值是人類世代相
傳的經驗結晶的觀念部分，其基本價值決定人們的生活目標和社會目
標。把基本價值注入科學規范就會形成一種新的科學精神——后現代
科學精神。在科學理性與道德理想的關系已成為科學與人文關系的核
心問題的今天，為未來的新科學設計“后現代”科學觀的任務已不能
再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