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收到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的請柬,邀我參加本月七日舉行的
《卞之琳文集》首發(fā)式及學術討論會。我很高興地答應了。想好要帶
三樣東西去:一束盛開的鮮花,表示祝賀;一本1940年初版本卞之琳
著《慰勞信集》,是一位教授家中失火,教授從火中搶救出來又轉贈
于我的,書上印著昆明同仁街明日社出版部,用上等道林紙印50冊,
此其一。卞老自己也未必有了;還有一張照片,是前年春節(jié)我去看望
他,在他家中照的,卞老著圍裙、戴套袖,坐在一張木桌前,活像一
個個體飯館的老板,而且是個南方老板,全然沒有詩人高雅的樣子,
很生活化。這三樣東西,我想他會樂意接受的。
今天是12月2日,離開會還有五天。晚上八點鐘,突然接到曉風從
報社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卞老今天早晨走了”。怎么可能呢?這消
息太突然了!侗逯瘴募返某霭,無疑是學界的一件喜事、大事,
也是送給卞老90歲生日的最好禮物,他的朋友、同事、學生、家人和
廣大的讀者無不以喜悅的心情期待這次研討會的召開,聽說還有從國
外趕來的朋友。曉風的電話就像給我?guī)砹恕把┮狻焙捅鶝,讓人?br>
到卞老的名句“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大家的心情頓時變成悲
痛和惋惜。我拔通了給青喬的電話后,證實了這消息是真的。青喬說:
“爸爸不同意做壽。但他說,與其大家來看我,不如我去看大家。還
說,開會的事別忘了告訴李岫。”我聽后心里更加難過。
1930年前后,三個有志青年先后邁進了漢花園——當時北京大學
所在地。這就是哲學系的何其芳、外文系的卞之琳和李廣田。三人中
以我的父親李廣田最年長。他們幾乎同時在戴望舒主編的《現(xiàn)代》上
發(fā)表詩作。后來,卞之琳把三人的詩合編為一集,題名《漢園集》,
1934年交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屬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卞之琳
在“題記”中寫道:
這是廣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
年來所作詩的結集,我們并不以為
這些小玩意自成一派,只是平時接
觸的機會較多,所寫的東西彼此感
到親切,為自己和朋友們看起來方
便起見,所以擱在一起了。我們一
塊讀書的地方叫“漢花園”……于
是乎《漢園集》。
的確,他們的詩風完全不同,日后的發(fā)展也完全不一樣,但他們
以詩成友,保持著終生的友情,被文學史家稱為“漢園三詩人”。
大學畢業(yè)后,我的父親到濟南教書,卞之琳到青島海邊埋頭譯書,
他們曾同登泰山,同游泰安城。那時我母親在泰安教書?箲(zhàn)爆發(fā)后,
我的父親帶領學生流亡南下,駐足四川羅江。卞之琳也經(jīng)過一段流亡
生活,和沙汀訪問了延安后,到羅江來和父親團聚。之后他們又一起
到了昆明,共同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那時我還很小,但開始記事了,開
始認得這位卞伯伯。他一天到馮至先生家去,一天到我們家來,輪流
著,說著他的家鄉(xiāng)話,快速的,滔滔地,好像只他一個人說。我和馮
姚平都覺得這個卞伯伯風度翩翩,挺洋氣,像個詩人,小孩子的眼里
覺得詩人就該是這樣的。我的父親老穿個藍布大褂,怎么能寫出詩來
呢?截止在昆明的時期,卞之琳已出版了《三秋草》、《魚目集》、
《漢園集》、《慰勞信集》等,為中國新詩的發(fā)展做出了令人矚目的
貢獻,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詩壇的地位。父親于1942年在《詩的藝術》
一書中用了三萬多字的篇幅討論并評價了老朋友卞之琳的詩,屬于早
期評價卞之琳的詩論之一。半個世紀過去了,卞之琳詩歌的藝術生命
力依然旺盛。上個月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榮事達杯”電視主持人大賽,
竟選用卞之琳早年的詩《斷章》作考題,足見人們對詩人的愛戴。
抗戰(zhàn)勝利后,卞伯伯和我們一家又都回到了北方。他和我父親都
在南開大學任教,都住在西柏樹村,一箭之遙,天天見面。卞伯伯抽
煙很厲害,小孩子的我則熱衷于吃榛子。一天,西柏樹村的小賣部著
火了,大家去救火,卞伯伯對我說:“早知它著火,你去搶榛子,我
去搶香煙,那多好!”我心想,這個嚴肅的大詩人(父親稱他“卞大
詩人”)真逗。不久,內(nèi)戰(zhàn)重開,形勢日緊,卞伯伯應邀旅居英國,
父親轉至清華大學任教。再次團聚已是新中國成立的前夕了,卞伯伯
在《李廣田散文選·序》中說,“重新在清華園相見,欣喜之余,不
勝滄桑之感”。這期間,他出版了譯作《西窗集》、斯特萊基的《維
多利亞女王傳》、《阿左林小集》、紀德的《新的糧食》、《浪子回
頭集》、《窄門》、衣修伍德的《紫羅蘭姑娘》、貢思當?shù)摹栋柕?br>
夫》等!拔逅摹币詠淼男挛膶W作家中,不少人既是作家也是翻譯家。
魯迅、茅盾等自不在話下,三十年代以后,涌現(xiàn)了巴金、馮至、李健
吾、徐志摩、梁遇春等,卞之琳也是其中之一。他們自己的創(chuàng)作深受
外國文學的影響,他們又把西方文學譯介給中國讀者,縮短了中國文
學與世界文學的距離。新文學的發(fā)展,一是繼承本國文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一是汲取異域的營養(yǎng),這是兩翼,缺一不可。文學的現(xiàn)代化是離不開
這兩翼的。卞之琳在解放后又出版了《英國詩選》、《莎士比亞悲劇
四種》,他是詩人、作家,也是杰出的翻譯家,是無愧于“盜火給人
類的普羅米修斯”的稱號的。
卞之琳也是優(yōu)秀的評論家、批評家。他主張嚴正的文學批評,提
倡科學的事實求是的學風。他是這么主張的,也是這么實踐的。80年
代初,我編選《李廣田詩選》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選目的確定、
對詩的評價,絕不因為是老朋友,他就“任人唯親”,就胡亂吹捧,
他主張嚴格、少而精。他贊成早年的《行云集》全收,因為它“最為
圓熟”;而晚年的《春城集》收三、五首就行了,因為“就韻味論,
后來未必居上”,還說“我敢信廣田如還在,自己也不愿意選存更多”
(見詩選序)。最后的編定就是按他的意見做的。這種批評精神,正
是當年文壇所最缺乏的,也是最值得我們提倡的。
記得我母親在云南版《李廣田散文選》后記中說:“之琳在百忙
中為這本選集寫了序言,他是目前健在的《漢園集》的唯一作者了!
言下不勝‘黃壚之思’!”而今,漢園三詩人都走了,“視此雖近,
邈若山河”,三十年代閃耀在北國詩壇的三顆星辰都殞落了。斯人已
逝,風范猶存。我相信,卞伯伯雖然離開了我們,他的人格、他的著
作將永駐人間。
2000年12月2日
著名詩人、翻譯家卞之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