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儒、釋、道三家并稱三教，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部分。雖然佛教是外來的，兩漢之際始傳中土，但經過長期的融合與消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三教并立不僅是漢魏以來的歷代國策，也是一種實在的文化現象。因此在討論中國傳統文化時不能光講儒道互補，儒道主從，儒釋的對立與互補同樣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能夠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植根生存，并且長期繁榮發展，以致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實是不易。這一方面是由于它與中國文化有相互吻合的一面，特別是與道家思想，這一點不少學者已經論及，但另一方面，它也必有與此前的中國傳統思想如儒道兩家有不同的一面，不然也不會有被消化吸收的必要，這一點往往為學者所忽視。雖然黨同伐異是人的本性，但人性同樣有喜新厭舊的一面，如果一種外來學說與本土文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當然就不存在相互容納的可能，不可能得以植根，反之，如果它沒有任何新鮮的東西，也同樣難以引起人的興趣。初傳時的佛教一方面披著黃老的外衣，一方面散發著空靈的氣息，就象一陣清新的西風一樣吹遍了東土，很快就順利地扎下根來，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佛教也盡可能地避免與儒道兩家的沖突，甚至不惜改變自己的某些教義，但是隨著它在中國的發展和壯大，其包含著深刻的哲理和鮮明的個性的文化內核便逐漸凸顯出來，特別是它的主張平等自由、強調出世獨立的思想與儒家的突出社會倫理、講究在世治世的理論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佛家強調出世，儒家強調入世，這已經成為一般學者的共識，但對其背后隱含的思想內涵則似乎較少發見，儒家也說"有道則居，無道則隱"，并不一味強調入世，佛教也談在世而離世，不光入世，甚至還要下地獄救度眾生，亦未單說出世。因此只是從現象上來看問題，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本質。
分判一種教說是出世的還是入世的，關鍵要看它對社會世間和人性的根本態度觀點，如果說它是采取否定的態度，就說明其為出世之教，如果是肯定的，就說明其為入世之道。佛教認為人生是苦、世間不凈、人性有貪嗔癡三毒，當然是出世之教，而儒家對世間生活和人性是基本肯定的，只能是入世之道。
一般來說，以彼岸世界為終極目標的宗教都有強烈的出世色彩，佛教更是將此推至極致，它對人生世間甚至人性本身采取了徹底否定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原始佛教時期表現得更為突出，釋迦牟尼最初說法，即宣示了苦、集、滅、道四圣諦，其中又以苦諦為根本。人生是苦是全部佛教的出發點，也是佛教對人生的一種根本態度。人生是苦，不是說人生之中有痛苦，而是說苦是人生的根本體驗和感受，有受皆苦，在現實生活之中，根本沒有快樂可言。
佛教的這種人生觀決定了它的出世傾向，而在儒家那里，我們卻看不到這種從世俗的觀點來看極端消極的人生觀的影子。雖然儒家也承認人生之中有痛苦，但這種痛苦只是與快樂相對應的痛苦，是現實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并非人的全部生活感受。在儒家看來，現實生活中可樂的地方太多了，天下太平可樂，家庭和睦可樂，衣食足用可樂，身體康健可樂等等。即便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中，儒家的圣賢同樣能夠感受到常人無法感覺到的精神的快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被圍于匡，絕糧三月，猶自弦歌不絕，其樂融融。所謂"孔顏樂處"，已經成為儒者所向往和參究的一種最高境界。
有人提出西方文化是一種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對現實生活的肯定，對人生價值的肯定，這種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則使人們的雙腳牢固地站立在大地上，減弱了對星空的仰望和對彼岸世界的向往，多了一分滿足與平和，少了一份反思和懺悔。
佛教不僅否定人生價值，也對人生世界和現實社會進行了徹底的否定。出離輪回的佛國凈土很難在現實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佛教眾生平等、自由自在的理想也根本無法在人間得以實現，因而只能通過離世出世的方式實現自己的追求，對現實社會只能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佛教的這一立場對它的發展是不利的，也往往成為其他教派攻擊的口實。東晉慧遠倡導沙門不敬王者，堅決維護佛教徒的社會地位，使佛教僧人在至高無上的王權面前同樣保持了自己的尊嚴，但也為此遭到了以王權至上為原則的儒者的批評。禪宗秉承不結交國王大臣的宗旨，與統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態度，結果屢受打擊，后來不得不有所改變，法如神秀的親近帝王也是迫不得已的。
儒家則與此相反，對現實社會基本上采取的是肯定的態度，因為它本來產生于專制主義的土壤之中，不論它是否原意承認，它確實是封建統治的政治工具，盡管它要求的是清明的政治，是王道治世。上下等級式的君臣父子制度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它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希望君圣、臣忠、父慈、子孝，上下雙方各安其位、各盡其職而已。正是由于儒家具有這一特點，它才會成為歷代統治者宣揚推崇的對象，成為匡贊王化的圣教，被立為傳統思想的主導。當然儒家也不乏對現實社會的尖銳批評，但這種批評都是小罵大幫忙，是"善意的"，只是想改良，并不愿意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不想革命。
對現實社會的不同的政治態度決定了儒佛兩家不同的精神趨向，而這種政治態度同人生觀一樣，又取決于各自的根本思想特別是對人性的理解。
佛教認為人生是苦，現實社會無可留戀，而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在于人與生具來的弱點和本性。佛教將人生之苦具體分為八種，即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取蘊八苦。其中前四種是自然的痛苦，難以避免，次三種是社會現象，反映了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而苦的總的原因和概括則是求不得，欲求長生不老不得，欲求身體健康不得，欲求不遇怨敵不得，欲求愛侶不分不得，這些都是痛苦，有求不得，有愿不遂，當然會使人痛苦。而求不得的原因又在于五取蘊。所謂五取蘊，是指色、受、想、行、識，其中色為物質性的存在，受為感受，想為思想，行為意志，識為意識，為前三種的統稱，后四種屬于精神性的東西。五蘊聚集構成人身，因此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五蘊與貪取聯結在一起，所以叫做五取蘊，五蘊與取的聯結產生種種貪欲，貪欲才是苦的真正原因。
五蘊幻身是人類苦難的源泉，人性本身的弱點造成了人的痛苦。因此人并不是什么完美的生命，而是充滿了污垢和邪欲的有情眾生之一。佛教一方面強調人身不凈，一方面指出人性有貪嗔癡三毒，對世俗的人進行了徹底否定。
三毒是對人性弱點的概括，所謂貪，是指人的貪欲，尤其是人的身體的各種欲求，嗔指嗔怒，指人的喜怒哀樂等情緒及情感，癡指愚癡，指人的不發達的智慧。佛教認為人的身體是貪欲的淵藪，人的情緒是不穩定的，是好怒不善的，人的智慧是低下的，總之，對人性是徹底否定的。
佛教貶低人性、指出人的種種弱點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其目的是讓人們認清自身的缺點，了知人身的無可愛樂，從而消除人對色身的貪欲，破除人的我慢自大，使人不再對現實世界產生留戀，厭棄世俗生活，出家修道。因此佛教并非有意使人喪失信心，而是為了達到誘使眾生出離世間的目的。
與此相反，儒家則對人性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眾所周知，性善論是儒家人性論的主流，盡管荀子主張人性本惡，但他認為可以"化性起偽"，通過后天的教化改變人性，這就是禮樂文明。荀子意在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并非有意貶低人性和人的價值。
孔子對于人性的善惡未曾明言，只說"性相近，習相遠"（《論語·陽貨》），但從他的整體思想來看，對于現實的人和人類社會他一直是充滿信心的。盡管他也認為人有種種弱點，但這種弱點在他看來并不是不可改變的。他特別強調后天的教化的力量，認為"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除了絕頂聰明的圣人上智和先天癡呆者之外，人的聰明程度取決于后天的學習和教育，與此同理，人的道德修養也主要取決于后天的條件，取決于人的主觀選擇。
孔子一向主張高揚人性和人格的力量，對人的價值和意義毫不懷疑。他認為君子有智、仁、勇三德，"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雖然這是君子才能具備的優秀品格，但君子同樣是人，其品格也代表了人的優秀品格。將儒家的三德與佛教的三毒相比較，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二者對人和人性的不同態度。
三德與三毒都是對人的身、心、意的觀照和看法。儒家認為，人的身體強健有力，可以產生勇敢的品格，使人無所畏懼，一往無前；人心充滿仁愛，以仁待人，故心無憂戚；人的智慧足可以認識人事物理，格物致知，并且知道如何行事，不背天理，不違人情。儒家是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人的，故發見的是人的美好的一面，積極的一面。而佛教則主要從負面來看待人，發現的只是人的丑惡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因此對同樣的事物觀察由于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卻完全相反。
正是由于認識到人性的丑惡，佛教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之經過脫胎換骨，超凡入圣。佛教以戒定慧三學來對治貪嗔癡三毒，戒其貪欲，定其亂心，除其愚癡，從而使人身心清靜，生大智慧。佛教對人性主要是進行限制和破除，因為人性本惡，無可保留，因而其所達到的目標也是超越人類，成為出離輪回、不住三界的諸佛菩薩。對人可謂貶之也深，期之也高。
儒家則由于認識到人的可貴和人性的美好，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對之進行發揚和提升，使之更進一步，成賢成圣。儒家注重對人性和人格的發掘與培養，主張對人的先天的善性要保持勿失，同時要通過后天的教化和培植使之顯現出來，并且發揚光大，成為現實的美德。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賢人，其目標不是將人培養成非人，成為神仙，而是充分體現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的善人、完人。儒家的圣賢與現實社會并不矛盾，而是維系合理的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
佛教以佛性取代人性，以佛國凈土取代人間世界，以自在自由、平等無二的個人獨尊取代相互聯系、相互牽制的現實社會，體現了徹底的出世精神。儒家則高揚人性，立足現實，注重社會倫理，積極主張人人參與，使現有的社會變得更加合理，體現了強烈的入世精神。盡管儒家也講隱居，但這只是身居危邦亂世之時不得已的明哲保身之道，并非終極目標。雖然佛教也講入世，然其入世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的人達到出世的終極目標。因此儒佛兩家的分際還是很分明的，正因為一出一入，才有了對立互補，使得中國文化更加發達。
對于儒佛兩家的分際，歷代統治者都是十分清楚的。即便是最崇奉佛教的帝王，也不會將佛教規制作為治國經世的模式，而是仍然推行儒家的典章禮制。這也決定了兩家完全不同的政治命運。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后，儒家的政治命運一向亨通。因為統治者認識到了儒家的政治價值，不管個人是否喜歡它，但作為治世之道，儒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盡管統治者個人的愛好不同，他們也不甘心于做一個儒家要求的圣王、明君，因為那樣做太累，太苦，而是想長生不老，永享富貴，因此或求仙術，或慕空門，但是作為一國之主，作為各種權力集于一身的絕對專制者，他們又不能不面對與權力和尊榮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不得不為大大小小的政務而煩惱，這時候他們又不得不運用儒家的憲章典制來治理國家，因為儒家的治術一方面保證了帝王的絕對權威，一方面也包含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和權謀。而且盡管帝王對于成佛成仙有興趣，但要他們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放棄眼前的現實享受，他們是不大情愿的，他們只想獲得，不愿付出，因此自古帝王慕道者多，得道者無。在遙不可及的仙佛之樂和現實的至尊之榮之間，幾乎所有的帝王都最終選擇了后者，因此也就選擇了儒家。以孔子的不斷被加封為標志，儒家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社會越來越高，其作用和影響也越來越大。
與此相反，盡管佛教也一度在梁朝成為國教，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維持了作為三教之一的地位，但統治者對其大多是利用，真正崇信者少。武則天以崇佛著名，她對神秀尊崇至極，許其肩輿進殿，親加禮拜，還將釋氏列于道教之前，但是在神秀不貫宮室，屢請還山之時，她卻不予恩準，不僅她如此，她的兒子中宗也是不許，這表面上是表示對神秀和佛教的尊禮，事實上是怕他在外邊不好控制，有礙治化，神秀門徒成千上萬，那么多人聚集山林，總是一件讓統治者擔心的事，將其迎入宮中，使其力量分散，群龍無首，就好控制了。至于武則天的抬佛貶道，只不過是為了打擊唐朝李氏的氣焰而已，并非真是由于崇信佛教。信佛者尚如此，就不必說那些不喜歡佛教的人了。佛教自北魏以來，蒙受四次法難，至于其間所受排斥打擊，更是不計其數，不能不表明它在中國長久以來的政治地位之低。
對于儒釋兩家的分際，兩家學者更是心明如鏡。這一方面往往成為儒士攻擊佛教的最重要的借口，他們借助儒學在封建社會的主導地位，指出佛教非圣毀法，殘裂身體，與正統的觀念和傳統的意識不合，屬于夷狄之教、化外之學，應當加以禁止。同時指出佛教主張平等，不敬王者，割舍至親，有違孝道，對于封建禮教不利。更為重要的是，佛教讓人出家，提倡布施，一方面使人口減少，一方面財產流入寺院，有害國家財政，對于統治者的經濟基礎有一定的危害。
這些指責都擊中了佛教的要害，而佛教徒的還擊則很軟弱，主要是退讓和回避。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在與儒家和道教對抗時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只是解釋和妥協，很少回擊，因為它主要是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希望能在中國植根固本，得以存在下去，不愿與根深蒂固的儒道兩家為敵。佛教一方面宣揚一切平等，淡化夷夏之別，一方面又盡量在教義和形式上把自己中國化，以改變"外來戶"的形象。同時在戒規和教義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進，以緩解與正統的儒家思想的矛盾，譬如編造了一些報父母之恩的經典和傳說，以與儒家的孝道調和，并且在實際行動中發揚孝道，在父母年老時，專門抽出時間回家養親盡孝，如五祖弘忍便是一個著名的孝子。為了改變佛教徒不勞而獲的印象，不惜一改印度舊規，堅持農禪并作，自食其力。
為了減少與儒家治世之道的矛盾，中國佛教逐步淡化了自己出世之教的色彩。禪宗強調在世而離世，主張世間即涅 ，涅 即世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反對宴坐山林，離世獨修。凈土宗更是以稱名念佛這一簡易的法門風彌內外，道俗共行，改變了佛道難修、儒術易行的印象，為佛教在民間的普及奠定了基礎。逮至近世，佛教更成了民主革命的理論工具，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無不假借佛教的平等自由、不怕犧牲等精神為變革現實服務，這使佛教的現實色彩更加濃厚。直至今日，佛教界以創立"人間佛教"，建設人間凈土為己任，使得佛教隨順世間的意味與日俱增。
佛教在與儒家妥協的同時，也未曾忘記對儒家的批評。佛教認為，儒家所謂的圣賢最多不過是人天小果而已，無可稱道。對于佛教的批評，儒家則是一方面回擊，一方面悄悄地加以彌補。宋明以降，儒者對于儒家思想缺乏形而上的思索，拘拘于倫理說教之一隅的毛病有所反省，故出入釋老，兼納諸家，以求建立儒家的形而上學體系，使之與釋老抗衡。同時試圖將孔子神圣化，雜取釋老的形式，建立一個所謂的儒教，以增加儒學的出世色彩，提高其吸引力。這種努力是可以理解的，時下流行的新儒家仍在做這種努力，不僅要將儒家與釋老抗衡，還要使之吸收西方精神，在世界精神園地中獨樹一枝，笑傲群芳。這也體現了出世與入世從相反、相對到相輔相融的發展過程。
然而，盡管儒釋兩家有相輔相容的一面和趨向，其根本特質還是不可改變的。正如儒者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改變孔子缺乏神性的一面，使創立儒教的努力總是歸于流產一樣，佛教無論怎樣世俗化都無法改變自己作為出世之教的性質，避免不了與現實社會的沖突。不過，正是由于各自的特質不變，才有了兩家生存的意義，在建設新文化、繁榮民族精神的今天，雙方各自獨特的價值都會在融合和沖突中顯現出來，共同成為繼往開來的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