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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參考 | 天 氣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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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四峰堂詩抄、五百四峰堂續集
辛德勇
《詩抄》嘉慶元年眾香亭刻本，竹紙８冊
《續集》民國丙寅刊本，竹紙１冊
藏書家專門措意于清人集部，初僅因關注明清易代之際史事而搜羅清
初諸遺老別集；雍、乾之際，恣意禁毀，待清廷覆亡之后，又有人以當日
禁毀書目為依據，專門搜求被禁毀的清人集子。當代藏書家中鄧之誠和黃
裳對這兩方面即均有偏好。另外有李一氓一派因專收詞集也注重搜集清人
詞集。至于廣泛搜羅有清一代之集部，則當由鄭振鐸始開其端。據鄭振鐸
撰《清代文集目錄序》和《清代文集目錄跋》，知鄭氏雖在1942――1944
年三年期間，“專以羅致清集為事”，在此前后也另有不少收藏，但所收清
集還是以文集為主，特別著意于清初諸遺老和嘉、道二朝樸學家的文集，
相對來說，對于詩集亦未多加留意。鄭氏云其之所以“不收詩集而專取文
集者，蓋以詩集多不勝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則充棟汗牛。文集固
亦有濫竽充數者，而大體都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訂之作。而治經子
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絕之言，為我人所不能不取資者”。在晚近以來的藏
書家中，鄭振鐸的學術視野堪稱最為寬闊，也因此為國家保存了多方面的
歷史文獻資料。只是一個學者個人的財力畢竟是有限的，當時古刻舊籍充
斥書肆，他能放手收藏清人文集已屬十分不易，不可能再大肆搜羅清人詩
集。然而，鄭振鐸的說法卻并不完全合乎道理。因為按照他收藏書籍的宗
旨，是“竹頭木屑，無不有用”，書籍的價值取決于是否具有研究的史料
價值。依此標準，首先對于清代詩史研究來說，詩集的價值就是文集所根
本無法比擬的。由于時代較近，沒有經過充分的自然淘汰；加之印刷技術
的普及，便利了傳播和保存，清人詩集傳世甚多，其中固然有許多庸腐之
篇，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清人詩作的巨大成就，清代的杰出詩人如吳梅村、
王漁洋、龔定庵之類，前后輩出，指不勝屈，不能因為注重研究小說戲曲
便排斥清人詩作在文學史上固有的地位。其次，從研究一般歷史問題的角
度來看，藝術水平低下的平庸之作，往往也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與文集
同樣“為我人所不能不取資者”。在這方面，清人張應昌編選的《國朝詩
鐸》，早已做出很好的范例；今袁行云撰《清人詩集敘錄》，更能從現代的
學術視野著眼，抉取出有清一代主要詩集的歷史研究史料價值，成為了解
清代文獻學的必讀書籍。
在目前的古籍市場上，清代著述總的來說是不受重視。這首先是由于
買者多側重于版刻，而有清一代有名的精刻本又多是重刻前代舊籍。從內
容上受到重視的清代著述主要為花鳥蟲魚、金石書畫、野史逸聞這些方面。
比較“正經”一些的書籍，得到個別人青睞，則主要是受到葉德輝、鄧之
誠、鄭振鐸、謝國楨、黃永年這樣一些人的影響。如以清人別集而論，像
沈濤《十經齋文集》和趙紹祖《琴士文抄》，在拍賣會上俱以善價售出，
就是典型的例子。清人詩集由于前人不大留意或在著述中很少提到，因而
即使稀見，銷路也不是很好。我本來就買不起幾本書，再加上讀不懂詩，
所以也很少買清人的詩集。買下這部黎簡的詩集，純屬偶然。前些年在一
家書店碰到這部書時，正剛剛在一本清詩臺歷上看到一首他描寫嶺南風物
的詩，咿呀讀過，印象尚深，而這書初印原裝原簽，字跡舒展開闊，獨特
的嶺南方體字別具韻味，價格也還可以接受，便隨一時興之所至，收入寒
齋。
黎簡是廣東順德人，字簡民，號二樵，出生于乾隆十二年，卒于嘉慶
四年，年五十二。他是清代中期嶺南最著名的詩人，身后入《清史列傳》
文苑傳和《清史稿》文苑傳。黎簡十歲即能吟詩，李文藻、李調元官廣東
時對他均極賞識。然因患“氣虛疾”，黎氏足跡未能逾嶺，亦未能入仕，
畢生在鄉間徘徊吟詠。此《五百四峰堂詩抄》收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十
年詩，共１８５２首，按照年代先后排列，有嘉慶元年自序，書亦應刻于
是年。《清史列傳》文苑傳謂“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練于大謝，取勁于
昌黎，取幽于長吉，取艷于玉溪，取僻于閬仙，取瘦于東野，錘鑿鍛煉，
自成一家，似非經營慘淡，不能成一語者”。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據
此集所收唱和詩篇，謂黎氏落落寡和，交游中嶺南諸子外，唯于周永年、
黃景仁多所許可。周永年自視拙于文筆，于詩不足道；黃景仁則是清代中
葉第一流的詩人，才情筆力俱堪追慕太白。此《五百四峰堂詩抄》卷二四
上有《讀翁學士所輯黃仲則詩集》一首，詩云：“平世最高名，通籍極卑
官。然且不可兼，使汝歲易殫。寧知東方士，岸絕十年冠。搔首天西北，
佳人渺云端。手剪云作花，風翻花作瀾。偶隨絮沾泥，游戲下人間。忽然
亦為人，卅年如弄丸。不知我生死，安憶我憂患。獨往以獨來，誰待將誰
歡。或言君厄才，僅得樵與班。君才撻萬象，樵也小黠頑。類感倘云龍，
天授殊易艱。心氣可遙通，期我乎道山。小技何足道，大化方就閑。騎控
朱方鶴，帔披丹穴鸞。”詩中坦言對黃景仁的衷心欽服，同時也表露出堪
與黃氏比肩的自負。我也泛泛翻檢過黃景仁的《兩當軒集》，姑且在這里
放膽講句外行話，相比之下，還是更喜歡黃景仁的詩。因為黃詩渾然天成，
酣暢淋漓，黎詩則斧鑿之痕稍稍嫌重。當然藝術不能只有一種形式，黎詩
之清峭幽峻，亦非黃氏所能造及。黎氏同鄉摯友黃丹書撰《明經二樵先生
行狀》，謂黎簡“才思最敏，所為詩援筆立就，而語皆深警，寫物言情，
時發前人所未發”。所以雖“足跡不逾嶺，海內名士想望風采，咸以不獲
一見為恨。巨公來粵者，皆折節下君”。聲名所及，甚至使得大學士翁方
綱常常在夢中與黎簡相游處，并寫信托嶺南地方官員抄錄黎簡的詩集寄送
到都城，想要為之點定，同時還附詩云“寄與二樵圓夙夢，蘇門學士待君
來”。其賞識之深，可想而知。林昌彝《衣隱山房詩集》卷七有《論詩一
百又五首》絕句，評陟順治至咸豐間詩人，其論黎簡詩云：“奇筆天風卷
海潮，生平字畫亦孤標。嶺南我定三家集，祧去藥亭配二樵。”直欲舍去
梁佩蘭而以黎簡與屈大均、陳恭尹相并比，可見論及清中期詩壇的成就，
黎簡自然應當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與黃景仁同列前茅。從這一角度來
看，收存黎氏詩集，其價值至少不應當在清代樸學家的文集之下。再說樸
學家的文集只能正襟危坐研讀，不像詩集可供飯后茶余消遣，相形之下詩
集也就更適于把玩。有許多藏書家過度愛惜書籍，甚至連自己都舍不得翻
看。聽業師黃永年先生講，民國年間杭州的大藏書家九峰舊廬主人王綬珊
就是如此。王綬珊買書時請伙計包好后帶到家中，一般即不再觸動。而我
對待書則缺少這樣的虔敬，買書的目的常常就是要把玩。閑暇時讀古詩，
捧一冊舊刻本慢慢吟誦，領略到的蘊藉和洋裝新印本是大不相同的，相信
有機會這樣讀舊刻古籍的人，對此應該都有感受。
《五百四峰堂詩抄》僅此嘉慶元年一種刻本，談不上稀見，可也說不
上很常見，在過去舊書店的書目上很少見到就是證明。真正比較稀見的倒
是晚出的《五百四峰堂續集》。《續集》刊刻于民國丙寅亦即1926年9月，
系由汪兆鏞雇請“廣州九曜坊翰元樓書籍鋪雕印”，內封面則鐫“微尚齋
刊”，卷末亦鐫有“微尚齋”字樣。案汪兆鏞亦廣東人，清末曾入兩廣總
督岑春煊幕府，后以吟詠著述自適，微尚齋乃其齋號。汪氏刊有《微尚齋
叢刻》，所收除汪氏自著四種外，為粵人吳蘭修和陳澧的詞集，疑此《五
百四峰堂續集》本亦在《叢刻》之內。檢《中國叢書綜錄》所收《微尚齋
叢刻》無此《續集》，《販書偶記》正、續編亦無單刻著錄，知此《續集》
雖刊刻甚晚卻流傳較罕。《微尚齋叢刻》中除有一種是在民國三十二年排
印之外，俱為清末至民國初年雕版印行。疑此《五百四峰堂續集》刻成后
即遇1927年之廣州起義，戰火紛擾之際，書版受毀，故未能匯入《叢刻》，
印本流傳至罕（《微尚齋叢刻》流布亦較稀少）。
《五百四峰堂續集》計上、下兩卷，收詩84首，也是按年代順序編
排。卷首有汪兆鏞識語云：“謹按黎二樵先生《五百四峰堂詩抄》，編刻至
乾隆六十年止。先生卒于嘉慶五年。曩在友人許見其手稿，嘉慶元年、二
年詩凡二卷，篇首有‘二樵山人手存’六字。移錄一過，置篋衍中，恐日
久散佚，茲付剞劂，以續前編。”今黎氏原稿及汪氏移錄本俱無可蹤跡，
黎簡在嘉慶元、二年所寫詩篇，或即賴此刻本得以傳世，故雖刊刻遲晚，
亦未可輕易視之。我能夠得到《詩抄》原刻本及此《續集》并儲于一室，
也不能不說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袁行云先生生前累年搜討清詩別集，撰
成《清人詩集敘錄》一書，也僅見到《五百四峰堂詩抄》，不知尚有此《五
百四峰堂續集》傳世。據黃丹書撰黎簡行狀，黎簡除善詩外，尚“兼工書
畫印章。篆隸真草得漢晉人之髓，山水直造元四家堂奧”。又黎氏雖不以
文名世，《清史列傳》文苑傳亦稱其“為文雜莊騷，不屑八家規范”，知其
為文一如為詩為人，均能別具風骨。
黎簡著述除已刊之《五百四峰堂詩抄》及其《續集》外，尚有《五百
四峰堂文抄》若干卷、《藥煙閣詞抄》一卷、《芙蓉亭樂府》二冊及《注莊
韻學》，見于《清史列傳》文苑傳及黃丹書撰行狀，俱未刊，不知是否尚
存留于世。知此尤可見汪兆鏞刊刻《五百四峰堂續集》為之延一線命脈，
實在是功德無量。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文苑傳和《清史列傳》文苑傳
述黎簡著述均作“五百四峰草堂詩文抄”，衍一“草”字，且黎氏詩文未
嘗合刊，故所述略有差誤；《清史列傳》文苑傳且直記作“《五百四峰草堂
詩文抄》二十五卷”，誤已刊之二十五卷詩集為詩文合集，差誤更多。
1999年７月３１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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