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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參考 | 天 氣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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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山先生集
辛德勇
明嘉靖十四年刻白綿紙印本,殘存卷三至六一冊
一般明版殘書，即使是白綿紙嘉靖本，直到“文革”前都還算不上
什么。普遍把明版殘書當善本來賣，只不過是近幾年間才有的事情。但
凡事都有個例外，個別稀見的明刻殘本過去也一向為人珍重。我得到的
這部《定山先生集》殘本，帶有“文革”前中國書店的標價簽，寫明時
價是“１本８元”。這當然非同尋常。俗話說一分錢一分貨,如此高價出
售殘書，自然會有他的道理。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定山集》四庫館臣提要謂“是集
詩五卷,初刻為弓元所編；再刻于定山書院,為陳常道所編；三刻于蕭惟
馨”，四庫本末附“補遺”載有弓元撰《書〈定山先生集〉后》一文，
末署正德丁卯孟春，知《定山先生集》初刻于是年，亦即正德二年（附
帶說明一下，今人論《四庫全書》纂次之失，每謂不交待版本源流。其
實有些書譬如這部《定山先生集》，館臣初時本有詳細交待，至紀昀為
《四庫總目》定稿時，方才刪削不存）。此初刻本《定山先生集》國內
大陸地區未見著錄，而四庫館臣所云“再刻于定山書院者”，則就是我
得到的這個殘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錄有此本，記云：
卷內題：“南京戶部主事四川周滿校正，應天府江浦縣知縣桂林劉縉、
儒學署教諭陳應奎、訓導龍壽山同刊。”湛若水序云：“合定山先生詩文凡
十卷，戶曹陳子常道之所編輯，周子滿之所校正，縣尹劉子縉之所刻，置于
定山書院者。”時為嘉靖十四年，此本即依原版所印；稍后印本，其題銜有
增竄矣。
寒齋所存殘本，題銜一如王氏所記，行款也同為每半頁１０行，１８
字，故當屬同一版本無疑。這個殘本為人珍重,是因為它流傳稀少,檢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知國內大陸地區也別無傳本著錄。也正因為流傳
稀少,當年王重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中也是依據僅見的一部老北京圖
書館舊藏殘本加以著錄。有意思的是王重民當年見到的那個本子殘存卷
一至二,又卷九至十,而我得到的這個殘本則存有卷三至六,正好可以互補,
只可惜那幾冊殘本今已不明下落,無法合而為一，而我這部殘本說不定已
成海內孤帙了。
四庫館臣所說“三刻于蕭惟馨”者,實際上就是這個嘉靖十四年定山
書院刻本的剜改印本,即王重民所說的題銜有所增竄的“稍后印本”,目
前大陸所存《定山先生集》的最早刻本或者說是最早印本就是這個版
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也著錄有這個版本:
按北京圖書館藏是集原印殘本,卷內有陳常道等題銜四行,此本題銜
于原有四行之后,有增入四行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溪黃希憲重訂,南
京戶部郎中太康何維同校,應天府江浦縣知縣廬陵蕭惟馨校刊,江西道監
察御史邑人朱賢類次。”考侯宗海修《江浦埤乘》,惟馨知縣事在嘉靖之
末,與劉縉中隔七人。惟馨等力不能刻書,而又希附其名于驥尾,遂改換每
卷之第一、二版,[原版每行十八字,改版因多容字數,為每行二十字。]冒
稱重刻,雖是明人普通習慣,此在嘉靖中,不可原宥也。
明末附庸風雅用于官場應酬之所謂”書帕本”,時或類此剜改前人所
刊書板題銜以充作己事,所以它不被當時以及后世重視,也是理所當然。
“定山先生”名莊昶，應天府江浦縣人,明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檢討,官終南京吏部郎中,事具《明史》本傳并《獻征錄》卷二七
所收湛若水撰《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定山莊公昶墓志銘》。莊氏生
平出處有兩件大事。一是在成化三年年底與章懋、黃仲昭一同奏上《培
養圣德疏》,勸阻憲宗在上元節張燈內廷施放煙火,拒不奉詔捧場賦詩,從
而招致廷杖二十的重懲,并譴謫桂陽州判官,幸遇言官論救,才改遣南京行
人司左司副。此舉使得莊氏與章、黃二人同獲“翰林三君子”之美譽。
二是莊氏居職行人司副三年后,父母相繼去世,依例去職居家服喪,從此卜
居家鄉定山近三十年,談道授徒；本可悠游林下,終其天年,可是在晚年卻
禁不住大學士丘濬脅迫,起復行人司舊職,并遷南京吏部郎中。此舉引發
出對他進退取舍的很大非議,從同時人陳獻章到編纂《明儒學案》的黃宗
羲,許多人對此都頗有微辭。莊昶以理學名家,而理學家講究的就是這一
套居處行止的規范,將此視為人生大節,難怪陳白沙(獻章)要很惋惜地說
他是被久病害昏了頭腦,而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蓋棺論定時更狠狠地
挖苦說:“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之人,自處于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卻用得孤
峰峭壁著也。”
《定山先生集》共收莊昶詩文十卷,前五卷為詩,后五卷為文。從純
藝術角度看,莊氏詩作殊乏情致,盡管《四庫提要》曾列舉“殘書楚漢燈
前壘,草閣江山霧里詩”、“山隨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等句,謂
其詩亦“未嘗不語含興象”,但是就其詩作的整體而言,則確確實實是
“全作《擊壤集》之體”(亦《四庫提要》語),即仿效宋代理學家邵雍
《伊川擊壤集》的詩體,以詩布道。《明史》本傳謂莊氏“生平不善著述,
有自得,輒見之于詩”,可見作者的出發點本來就是重說理而輕文辭,這樣
的詩自然也不宜視作普通的藝術創作了。莊氏詩既已如此,文章中更是通
篇論心論性,非尋常人所易解讀,不過其中也有一些篇章指斥時弊,足資普
通文史學者取閱。如卷六《送戴侍御提學陜西序》論述科舉之弊云: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過于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
于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科舉之學,……屬聯比對而綴紛華,
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
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吊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
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
性分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干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
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干乃欲罷之,何
哉？豈以科舉為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
胡楚浚又謂科舉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義理,
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為人者,
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害道,人
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
三尺童子皆知科第為榮,人爵為貴,一得第者輒曰登云,輒曰折桂,輒曰登
天府,歡欣踴躍,鼓動一時,自童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比獲乃
已。至于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橫流,不可收拾。
盡管弊竇叢生,科舉終究還是當時最為可行的客觀的選拔人才制度,
所以抨擊歸抨擊,莊昶也提不出其它更好的普遍可行的方法來取代科舉選
士制度,他只能折中為:“利達絕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于平時,不得
已而發為科舉,亦無不善。”與對科舉制度慷慨激昂的鞭撻相比,這種一
廂情愿的理想憧憬,顯然只能是一個蒼白的幻影,在現實中根本找不到出
路。書生空談,發泄一下情緒固然快人心頤,但終究于事無補。科舉制雖
然是當時一種最為可行的人才選拔制度,但這并不等于說通過科舉選拔出
來的就都是人才,或者說通過科舉選盡了天下人才,甚至可以懷疑科舉制
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本身就根本不利于人才的成長。看了上面莊昶所
舉述的種種弊竇,便能夠清楚這一點。對此,莊昶倒是有一篇更好的論述,
此即卷六《贈鄉進士陳孔張序》：
天之生人,未嘗不待之以為豪杰,而人不能以豪杰自待者,負乎天也,
豈天過哉！故古之人知天之所為我者如此,故周孔以圣,顏曾思孟以賢,周
程張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載不傳之統,蓋汲汲然也。后世科舉之學行,天
下之人始不知所謂豪杰矣。故凡領薦一鄉,登名一第,率曰此豪杰也,而人
皆以豪杰自負；幸而出一頭地,得魁一省,魁禮部,又幸而得魁廷對,則又
莫不以為豪杰中之豪杰也。
夫魁廷對者謂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顯者,以殿元為豪杰,則王曾
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陳文龍殿元已,而劉夢炎非殿元者乎？由
是觀之,則科第未嘗無豪杰,然不足以恃為豪杰也。使其得恃以為豪杰,則
凡抽青驪白而駢為四六者,皆可以參夫兩間；講承破結而工為時文者,皆
可以指為圣賢；掇青拾紫而儋人圭爵者,皆可以貫乎古今；而萬物皆備于
我之身,皆可以視血氣之軀。而周程孔孟所謂盡心知性之說,鳶飛魚躍之
妙,皆可以目為老生迂闊之談。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
之自待亦應不如是其薄。
科第既不足恃,那么關鍵也就在于每個人自己把握個人的命運了:
予少也學夫科舉,固嘗以豪杰自負,既而竊登一第,稍知所趨,則俗學
卑陋,誤我歲年,蓋已過半,雖欲改弦易轍,而發種種則已不可及矣。每頌
古人“俗學已知回首晚”之句,未嘗不為之撫心大痛也。予每告夫吾弟晏
者,使知猛省,庶幾不蹈吾老悖之故轍也。
其實這種話大多只能作為過來人談談而已,在科舉制還是一種普遍的
選拔人才制度的時候,包括他的弟弟莊晏在內,恐怕很少有人會聽從這番
勸導。這就像當今的高考或出洋的托福,盡管大多數人在相當大程度上也
看得出它是“俗學”,可還都要拼命往這條路上擠。因為絕大多數人是無
法超然于現實利益之外的，只要不以“俗學”相自矜,像莊定山一樣知道
什么是安身立命的真學問,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目為人中豪杰了。
我買到的這冊《定山先生集》殘本,鈐有“鄞林氏藜照廬圖書”朱文
長方印。這個“藜照廬林氏”為寧波人林集虛,黃裳《來燕榭書跋》中曾
屢屢提到過他,謂之“老書賈林集虛”,從他手中買到過不少明版精本,包
括一些天一閣故物。不過林集虛除了販書之外,至少在30年代還用木活
字排印過一部名為《藜照廬叢書》的叢書,印行宋至清人著述十余種,印
得也很像樣,說明他在古書流通之外,還兼事古籍出版,已不僅僅是一般意
義上的“書賈”了。
2001年1月26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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