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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期以來，當代文學在學科建設，前沿批評，史料發掘，更新
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
不僅極大地改變了當代文學在各學科中的地位和影響，使其成為近
20年來的一門顯學，同時，當代文學研究也引起了國際漢學界的廣泛
關注。但是，當新的世紀已經來臨的時刻，當我們有可能平靜理智地
審視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時候，更為重要的也許不是陶醉于以往的成
就，重要的是面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挑戰，如何給予正確的認識，并作
出應有的檢討與回應。同時，也應看到挑戰中出現的機遇，以及如何
抓住這種機遇。

　　無可否認，自新時期以來，當代文學研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它基本上改變了以主流形式出現的“批判”和破壞狀態，那種教條僵
死的模式得以徹底的摒棄，它在吸納多種研究方法的同時，也逐漸恢
復了文學研究的純正性。它開始擁有了一個正常的新開端。正常的研
究風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參與或推動了當代中國的開放與改革。
特別是在80年代，當代文學研究舉薦和鼓吹的文學傾向，幫助或營建
了活躍的充滿勃勃生機的時代環境。80年代雖然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問
題，但它的整體取向可能更接近這一學科應該呈現的面貌。

　　進入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似乎擁有了更多的理論資源，其研究
對象似乎也日益豐富起來，這對學科的發展本應帶來更為可觀和令人
鼓舞的前景。然而，令人憂慮的是，這一學科正在受到來自各個方面
的擠壓，這些擠壓構成了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挑戰。但總體來說，挑戰
也帶來了重構與整合的可能和希望。

　　當代文學是發展中的學科，也是充滿了風險的學科。它的不確定
性是制約學科發展的不可改變的因素，也是同其他歷史性的學科最大
的差異。因此，當代文學研究更應該具有強烈的學科建設意識。這一
意識包括當代文學的知識性建構、基本概念的清理與界定，基本史料
的整理與識別、重要作家作品的學術化研究等等。就學科目前發展建
設而言，已經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但同時存在的情況是，由于歷史的
原因，一種慣性的受制于流行思想制約的研究仍然大量存在，每年發
表的大量論文著作，關系學科建設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思想并不很多。
更多的學者都擁擠于批評前沿，對學科整體的把握還缺乏必要的意識
和認識。在80年代，學者還有能力提出諸如“20世紀中國文學”，
“重寫文學史”這樣的命題。90年代類似的命題已經沒有能力提出。

　　當代文學史是代表這一學科整體水平的標志性的研究。它不僅為
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框架性的結構，制定學科的規定性和規范性，
同時，它更以知識的形式在大學教育中產生巨大的影響。當代文學史
的寫作，大概從1959年即共和國誕生10周年時就已經開始。80年代至
今，先后出版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已有數10部。但是，從50年代末至今，
由于受到當代文學性質，蘇聯寫作模式以及傳統文學史寫作范式的影
響，當代文學史形成了長期自覺遵循并難以突破的寫作制度。這一制
度的具體表現是，集體寫作，教科書性質，以作家與現實關系排定位
置為主要內容的結構方式進行的文學史寫作。因此，當代文學史的寫
作很難作為個人的研究成果來表達。在對“個人化”，“個人主義”
反復清理的過程中，當代文學史的集體寫作成為別無選擇的唯一形式。
當然，這個“集體”也不是某個特定的寫作集體，而是指一種被放大
了的意志和思想。作為教科書，其性質也決定了它必須體現國家意識
形態的要求。當代文學史的這些外在的規約，也決定了它對當代作家
評價的尺度。也就是說，對一個作家的評價，首先考慮的是他與現實
的關系，而不是他的藝術成就。這一寫作模型不僅來源于蘇聯，同時
也是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一種仿寫。應該說，古代文學史由于歷史的
反復篩選，以及評價尺度的相對單純，以作家論作為基本內容是較為
合理的，而且有斷代史，文體史以及各種邊緣性的研究作為補充，這
一學科就顯得充沛而豐富。當代文學史則不然，它的不確定性決定了
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可能由于政策和路線的變化，而發生較大的甚
至是根本性的變化。作家不斷修改舊作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現實與文
學構成的制約關系。因此，當代文學史從對古代文學史仿寫的角度而
言，也是失敗的。

　　當代文學史研究水平發生較大變化，是1999年洪子誠的《中國當
代文學史》的出版。洪子誠長期執教于北京大學，可能由于教學的關
系，他的研究幾乎都與文學史有關。從80年代中期的《中國當代文學
的藝術問題》、到后來的《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詩歌
史》、《1956：百花齊放》等，都保持了他對當代文學史的一貫思考。
及至《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版）的出版，應該
說，洪子誠已經形成了他成熟的、個性獨特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
風格。在那本只有170頁的著作中，他綱要性地揭示了當代中國文學發
生發展的歷史過程，不止第一次以個人著作的形式實現了中國當代文
學史的寫作，同時也突破了制度化的文學史寫作模式。但由于是港版
著作，它的影響力還僅限于有限的學者之內。但從已發表的評論中得
到證實，洪子誠的研究引起了普遍的關注。他作為第一流的中國當代
文學史研究者的地位得以確立。

　　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史》延續了《中國當代
文學概說》的思路，但比后者更豐富，更具學術視野和問題意識。他
沒有從傳統的1949年10月或7月寫起，而是從文學的“轉折”寫起，其
中隱含的思路是：當代文學的發生并不起源于某個具體的社會歷史事
件，它的性質已經隱含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是，從具體的社
會歷史事件開始，它的合法性得到了合法性的確立，并形成了我們熟
知的文學規范和環境。這樣，他的敘述雖然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但他
的視野顯然延伸到了新文學的整體過程。而對“轉折”的強調，則突
出表現了洪子誠的學術眼光。或者說，過去作為潮流之一種的文學選
擇，是如何演變為唯一具有合法性或支配性的文學方向的。從而當代
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要遠比對具體的作家作品位置的排定重
要得多。而對“問題”的揭示，才真正顯示了文學史家的史識。他對
“中心”作家文化性格，分歧性質，題材的分類和等級，非主流文學，
激進文學的發生過程，“紅色經典”的構造以及文學世界分裂的揭示
等，是此前同類著作所不曾接觸或比它們要更加深刻的。

　　當然，洪子誠對當代文學史的這種闡釋和“結構”，與他對大量
史料的梳理和把握有關。在這部當代文學史中他略去了大量不具有學
術含量的材料，那些在同類著作反復述及的，耳熟能詳的但又是“即
時”性質的材料，被他有意“省略”了。而他著意鉤沉和挖掘的，是
潛隱于這些現象背后的支配性的要素。也就是說，是那些構成體制，
制度或支配文學生產的思想性材料。文學生產的機制問題，是當代文
學史最重要和值得研究的問題之一。

　　1999年，應該是當代文學史寫作的豐年。除了洪子誠的著作之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楊匡漢，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
50年》，張炯主編的《新中國文學50年》，復旦大學陳思和主編的
《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也幾乎同時出版。這些文學史著作從整
體上提高了當代文學學科的水平，而且當代文學能否寫史的爭論也因
此而終結。

　　但是，作為一個學科來說，它面臨的挑戰仍是無可回避的。問題
之一是當代文學完備史料的難以建立。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具有相對
完備穩定的史料積累，通過長期的識別，梳理以及分類，建立起學科
的歷史范疇和知識體系。沒有這樣的積累，學科的規定性就無以建立。
但是，當代文學所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是客觀上尚不能充分提供的困
難，也就是說，與當代文學相關的一些材料由于時間和其他原因，解
秘的條件尚不具備，有些材料是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人無能為力的。
另一方面，對現有的材料也缺乏細致的梳理和整理。目前出版的史料
編撰，不僅數量稀少，而且也較為簡單。當代文學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尚未得到反映。各種文體作品的編輯，雖然種類不少，但重復太多，
思路相似。更多的邊緣性的，長期得不到研究的作家作品，仍然處于
被懸置的狀態。于此相關的，是各種文體史研究的薄弱。當代小說史，
散文史，批評史，戲劇史的研究還沒有形成規模。思潮史的研究除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朱寨主編過一部之外，至今尚無新著問世。
因此，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雖然初具規模，但仍然任重道遠。

　　根據上述分析，在未來10年之內的時間里，當代文學的史料建設
和文體史的研究將會得到極大的重視，并將進一步促進文學史寫作的
提高和學科建設的發展。

　　當代文學研究除了文學史的研究之外，大量的研究體現在對當下
文學現狀的分析評價以及對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的重新認識和再評價
之中。過去的20年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并為文學史的寫作積累了
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和材料。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進入90年代以
來，當代文學批評正面臨著令人憂慮的危機。謝冕認為：“當前的文
學批評正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擠壓。這些擠壓構成了文學批評的生存
危機。危機首先來自文學批評對于自身的取消。這種取消是致命的：
第一是取消了‘文學’，第二是取消了‘批評’。批評的文學性正受
到有意無意的傷害，文學被泛化了，泛化成無邊無際的‘文化’或是
別的什么。作品中的文學性被冷淡，一些批評家的眼里根本沒有文本，
或者是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來說自己的話。最終是導致
對文學審美性的消解。”謝冕的這一擔憂，事實上是對90年代以來文
化研究的普泛化而言的。文化研究是濫觴于歐洲，興盛于美國的一種
研究方法。最初的時候，它著重研究和發現邊緣的文化現象，研究那
些受到壓抑和忽視的文化現象。后來它演變成了一種跨學科的綜合研
究方法。“在我們當前所說的文化研究里，‘文化’這一術語變成了
生活經驗結構與認識社會變化的一種新的聯系方式，變成了一種可以
同時討論兩者的話語，它為個人感情結構，社會感情結構，以及不斷
變化的社會機制提供了一種新的洞察。”

　　事實上文化研究至今也沒有一個共識的界定。就以上王逢振的解
釋來說，這一研究方法也與傳統的審美批評相去甚遠。可以肯定的是，
文化研究拓展了批評思路和視野，它把文學置于社會生活的整體結構
中作出闡釋，對為什么會產生某種文學作品能夠作出有力的分析。但
是，文學作為一種審美對象，在文化研究的視野里并沒有得到闡釋。
因此，謝冕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

　　與文化研究相關的問題是，文學批評正在喪失言說真實體會的能
力。也就是說，批評家面對一個批評對象的時候，并非不想說出真實
的體會，而是他的理論淹沒了對作品的感受，對理論的解釋成了批評
本身。這也是批評在這些年里不斷遭到指責的原因之一。特別在學院
批評家那里，這一問題已經相當普遍。學院批評在中國興起于90年代
初期，在當時，它的提出有極大的風險性。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經
院哲學”，聯想到煩瑣無聊的議論。但在當代中國，這一批評觀念的
提出，不僅賦予了文學批評新的涵義，同時也隱含了某種意義上的戰
斗和反抗。它是對庸俗社會學批評，對文學批評政治化的來自學院的
另一種聲音。這一批評觀念的提出極大地改變了當代文學批評的方式
和格局，文學批評的學術性得到了空前的強化，有效地抵制了“非批
評”的侵入。但是，“學院批評”在其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伴隨而
來的也有誤入歧途的危險。來自于西方的豐富的理論資源，在尚未來
得及消化的同時，便急切地應用于當代中國批評實踐，批評的對象常
常成為理論的佐證，而對具體的文學作品，在失去閱讀耐心的同時，
自然也失去了說出真實體會的能力。批評被理論支配的現象已相當普
遍。而且，新的學院式的“八股”文體琥越演越烈，僵硬的、模式化
的文風使這個本應充滿了生氣的學科被書寫得陳舊而衰老。在今天，
學院批評糾正由學院體制造成的文體、文風制度，已是一件迫切的事
情。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批評的“信譽危機”就不能緩解。

　　文學批評面臨挑戰的另一個表現，是商業化的沖擊。進入90年代
以來，批評越來越“甜蜜”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種“甜蜜“并非
是作家作品值得贊美。它背后隱含的是批評對商業的屈服。批評變成
了炒作，商業利益極大地改變了批評原有的本質。甚至可以這樣說，
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上，還沒有哪種力量像商業利益這樣強有力地改變
了批評的價值取向。因此，一方面是嚴肅的，純正的批評在當前的嚴
重缺失，一方面，稀缺的批評正在淹沒于市聲的汪洋大海之中。

　　即便如此，嚴肅的批評家依然存在。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
堅持著批評家的職守，探索著批評的多樣性和可能性。北京大學謝冕
領導的“批評家周末”，中國作家協會創研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當代室，華東師大中文系，復旦大學中文系，以及團結在《當
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小說評論》、《詩
探索》等刊物的研究群體，在吸納新方法的基礎上，仍然堅持審美批
評；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
首都師大中文系等，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介入了更為廣闊的批評領域。
他們對大眾文化、城市文化、性文化、影視文化、校園文化甚至廣告
等文化現象所作的研究引起了廣泛的矚目。因此他們也成了不同批評
形態的代表性群體。

　　在未來的幾年時間里，可以肯定的是，審美批評將得到強化，文
化研究將以更為強勁的勢頭得到發展，與當代文學相關的跨學科研究，
也將會成為一種潮流而受到普遍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