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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看仇十洲百美圖卷子真能繪花有影繪鳥有聲。”
十九世紀末的一位文學評論家曾經把李汝珍的晚清小說《鏡花緣》與仇英（1505－1552）的繪畫《漢宮春曉卷》相比較。雖然在表面上兩個作品最顯著的相似之處在于都表述了許多“離家”的女性，然而在一個更深層的意義上，它們都體現了對女性表述法的反思。李汝珍幾乎恰好在清朝滅亡一百年以前開始寫作他的《鏡花緣》，作品借用武則天的時代通過虛構的手法表現作者自己對當時社會問題的憂慮。仇英的《漢宮春曉卷》是在明朝滅亡約一百年以前所畫，同樣是通過以漢朝為背景影射他對明末社會及藝術的關注。進一步來說，李汝珍與仇英在各自作品中都通過借用不同時代來影射對當時社會問題的關注也恰好體現了女性與表述，以及女性及表述穿越時空的流通。
本文將用李汝珍唐代透視清朝，仇英漢代影射明朝的這種偶然的并列關系透視女性與表述在明末至清末這段時期的富有爭議的關系。具體來講，本文將討論李汝珍和仇英的作品是如何同步地使用女性表述的描述來穩含他們對社會的其他關注，甚至兩位作者本身也對他們所使用的這種影射策略所蘊涵的政治及文化后果作了間接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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