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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自稱外史，并在明代的歷史框架中展開敘述。對此通常的解釋是：外史泛指小說，而以前朝為背景則是因襲小說的慣例。但是，閑齊老人的序文說：“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認為《儒林外史》在正史之外自成外史，是吳敬梓有意為之。序文作者身份不詳（一說閑齊老人即吳敬梓本人），然而將該序系於1736年初，官方的《明史》甫成之際，可謂用心良苦。
本文所關注的問題并非吳敬梓如何藉明史框架論述時代經驗或以小說家筆法重寫歷史，也不是《儒林外史》敘述的文體問題。我所感興趣的是《儒林外史》如何通過敘述的形式對正史的歷史范式及其社會功能提出質疑。儒家社會的象征秩序以歷史為其內容，經由敘述而構成指導行為的規范和闡釋世界的依據。它的有效性是基于對歷史與現實，規范性與實踐性，語言與行動之間的同一性的假定。本文通過婁公子，蕭云仙，王玉輝，匡超人等情節揭示《儒林外史》如何動搖了儒家象征秩序的基礎。在婁公子的故事系列中，沉浸在歷史文本世界中的兩位公子屢經唐吉訶德式的尋賢歷險；他們的故事是對書本的可靠性的測試。在這個意義上，《儒林外史》確乎拓展了一個正史之外的世界。在這個外史的世界里，經典的宏大敘事已經無法被翻譯成現實，它的語言變成了一個自我封閉和自我再生產的符號系統，而它的敘述，借用小說人物描述八股文的話，則是“代圣賢立言，”即所謂“教養題目文章里的詞藻，”喪失了對行為的約束力。本文最后指出，正是通過對正史宏大敘述的瓦解和顛覆，《儒林外史》界定了外史敘述的基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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