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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謂"政府"，就是一些"管"我們的人，但實際上問題并不那樣簡單。有關政府的功能，是值得政治學者們專門研究的；而和我們?nèi)粘Ｉ钕嚓P的首當其沖的層面，就是政府維護社會公正的作用。民眾之需要政府，用盧梭的話說，民眾之所以將自己天賦人權(quán)之一部分，自動地讓渡給另一些人，由這部分人組成政府以實施對民眾的管理，正是因為公正之不易得，公正不能寄希望于冥冥中的天道，還是需要寄希望于人類自身。
什么叫公正?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闡釋它，公正不是指、或者說主要不是指一個人做了好事后應該得到回報，多數(shù)時候它是指一個人如果做了壞事應該受到懲罰。好人好事應該受到表揚乃至嘉獎，固然是引導人心向上的重要一環(huán)；但更重要的，或者說民眾更有切膚之感的，恐怕還是一個人如果做了傷天害理的壞事，是否會受到懲罰，以及會受到怎樣的懲罰。這也是元雜劇告訴我們的，元雜劇里有許多公案戲，講壞人犯了罪，官吏們?nèi)绾螕荛_層層迷霧破了案，于是，正義得到伸張，罪惡得到懲罰。像《魯齋郎》、《勘頭巾》、《砂擔》、《魔合羅》這類劇目在元代想必是經(jīng)常演出并且深受觀眾歡迎的，它們除了作為典型的公案戲而引人注目，同時更因為其中暗含的壞人做了惡后必然敗露的公理，而受歡迎。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若不降嚴霜，松柏不如蒿草。神靈若不報應，積善不如積惡"，老百姓十分清楚現(xiàn)世報應對于社會公正的重要性。當然，無論是元雜劇還是其他的什么劇，都很少以做了好事之后得到表揚嘉獎作為題材的--中國近幾十年流行的現(xiàn)代戲除外，現(xiàn)代戲倒是十分傾心于表揚好人好事的。這種現(xiàn)代戲在于它并不在乎有沒有觀眾，既然不能體現(xiàn)民心，也就不能以常理度之。元雜劇這樣的題材選擇，正揭示出一般民眾的心理需求。
所以，雖然元雜劇的作者們口口聲聲"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其實老百姓真想看到的，主要是懲惡，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表揚好人好事的"正面引導"，遠不如懲誡壞人壞事的"反面教材"，更能驚醒人生，更有威懾力。藝術是不會犯錯誤的，一個時代深受民眾歡迎的藝術更是不會犯錯誤的，有什么樣的藝術，正緣于有什么樣的民眾。
現(xiàn)在我們就明白了，讀元雜劇，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元雜劇對壞人壞事"惡有惡報"的敘述模式。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理論家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由戲劇家與作為觀眾的普通民眾在有意無意中共同構(gòu)建的幻覺甚至騙局，因為天底下有許多許多的案子，官吏們或者懶得去破或者雖然努力去破也沒有能破得了，但沒有破的案子是不能成為戲劇題材的，因為它有頭無尾。實際上，就連那些案情過于簡單，無需細察壞人就被繩之以法的案子，也不容易成為戲劇的題材，因為太簡單，沒有"戲劇性"。因此，一個案子要想成為戲劇的題材，就需要有兩個條件，其一是案子比較復雜，其二是案子最終大白于天下，壞人受到了懲罰。于是全劇終了，好人們欣欣然：好啊好啊，做好事的人或者是受冤枉的人終有好報，尤其是做壞事的終究會受到懲罰，這就叫"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看你們還敢不敢做壞事?
既然"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那還需要政府做什么?需要的，天道要通過人道來實現(xiàn)。畢竟在凡間人世，壞人壞事還是需要通過現(xiàn)實的政府機構(gòu)給予懲罰。公案戲的實質(zhì)，就是天道借助于人道，元雜劇《勘頭巾》是以審案的孔目張鼎為主角的末本，它非常典型地以一個復雜的案子為題材。 《勘頭巾》的案子經(jīng)過是這樣的：貧民王小二經(jīng)常得到劉平遠劉員外的周濟，某日又來到員外門前，卻與員外發(fā)生了一場口角；恰好劉員外的渾家與太清觀的王知觀"有些不伶俐的勾當"，王小二便唆使王知觀殺了劉員外，兩人得以做一輩子夫妻。王知觀趁劉員外出門取賬酒醉時殺了他，取頭巾回來為證見。地方官審理劉員外身死的案件，聽信劉妻的栽贓，將王小二作為疑犯，雖然并無證據(jù)，仍然將他屈打成招。但是劉員外所用的頭巾一直沒有找到，負責審案的令史再次到牢里拷問王小二，王小二受刑不過，隨口答道，頭巾藏在城外劉家菜園里井口旁邊石板底下。用元雜劇慣用語說，也是合當有事，剛好有個賣草的人被牢頭戲弄關在牢里讓他給打草苫。聽到了王小二的供詞，令史審出了頭巾所在，自然就要去取這件重要證物了，而那位賣草人出得門來卻碰上了在附近探知動靜的王知觀，將王小二的供詞說與他聽，王知觀得以迅速將頭巾藏到王小二所招供之地，奉命前去的張千順利取到證物，此案遂定為鐵案。如果這個案子如此結(jié)束，就不像一個戲了--它不符合我們所說的兩個標準，既不夠復雜，又不符合民眾的道德理想。所以這戲還需要一個轉(zhuǎn)折--就在王小二要被處決時，六案孔目張鼎進衙辦事，聽到王小二喊冤，就想為他重新審理，尋找案中的破綻，卻無法解釋王小二何以知道頭巾這件重要證物埋藏的場所。七彎八繞，閑談中張鼎說起這衙門的屋頂應加幾張草苫，張千猛地想起那日去取頭巾時，曾經(jīng)遇到一個賣草人。張鼎找到了這位賣草人又是七彎八繞地，很偶然地，知道那天他曾經(jīng)將王小二的供詞說給王知觀聽，經(jīng)由這條小線索，終于找到兇手。
有了這樣的結(jié)局，《勘頭巾》才算是一部典型的公案戲。然則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作為一部典型的公案戲之兩個條件，卻是相互矛盾的。復雜的案子寫成戲，比較好看，但是，復雜的案子卻并不易審理，換言之，如果僅僅需要追求天理昭昭，那么簡單的案子更容易達致這一結(jié)果；復雜的案子既然有許多曲折，假如最后不能審個水落石出，好人受了冤屈，壞人逍遙法外的可能就大大增加。正是為了同時符合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條件，多數(shù)案情曲折復雜的公案戲，都需要通過一些非常事件，導致劇情非正常的轉(zhuǎn)折，以使善惡報應的思想得以實現(xiàn)--既然案情復雜，就需要特殊的機緣才能破案。
然而問題的麻煩之處就在于，既然案情復雜，既然案子很難破，破案的轉(zhuǎn)捩點，就會經(jīng)常借助于一些偶遇或奇跡。假如《勘頭巾》中，不是賣草的人出牢門時剛好碰到王知觀，而且，假如張鼎重新審案時沒有七拉八扯地扯到草苫上面，王小二被屈殺就幾乎是無可懷疑的結(jié)局，那么這個案子豈非永無清明之日，臺下的觀眾豈非要很不滿意?人間的公理豈非就失去了它的普遍性?舉例而言，現(xiàn)在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在新聞報道里讀到這樣的消息--"我公安人員看見某人形跡可疑，隨即上前盤問，一舉破獲一件大案"，從這里是很難導出公理存在的明顯證據(jù)的，它只會摧毀我們對社會治安狀況僅存的一絲信心，假如諸多刑事案件的破獲，都只能寄希望于公安人員識別眾人"形跡"的火眼金睛，而不是依賴于確鑿可靠的證據(jù)與線索，那么，破案就成了摸彩。至于像《竇娥冤》這類劇目，既需要借助于虛幻的鬼魂，還需要自己的親人獲得高官顯爵才得以申冤，更使天道顯得脆弱，難以令人信服。
公理需要得以伸張的，還不全是公案戲那樣的場合。元雜劇《瀟湘雨》的主人公翠鸞被貪圖富貴的丈夫無端拋棄，如果說停妻再娶還只是負心，并不算大罪，那么當他的妻子前來認親時，竟被他誣為家里偷了東西的丫環(huán)，不僅下令將她發(fā)配到沙門島甚至吩咐押送的解子"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確實就喪失了起碼的人性了。那么這樣喪盡天良的壞人，如何才能讓他受到懲罰?在這個戲里，公理得以伸張全靠一個偶然的機會--被發(fā)配往沙門島途中的翠鸞路經(jīng)一個驛站，她不由得在雨夜哭泣，恰好他的生身父親張?zhí)煊X也在驛站歇息，翠鸞這位"帶長枷橫鐵鎖愁心淚眼的臭婆娘，驚醒了他這馳驛馬掛金牌先斬后聞的老宰輔"，令老宰輔大為惱怒。次日清晨，老宰輔要弄清楚究竟是誰攪了他這一夜，一見之下，認出竟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女兒。如此說來，天地之廣，假設沒有這樣的巧遇，十個翠鸞也會死無葬身之地，哪里就那樣巧了，半夜碰上自己的父親?
偶然性也不全是偶然的，說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偶然性可以被解釋成天道。但無可懷疑的則是，審案越是要借助于偶然性，也即越是要借助于天道，就越是不可靠。用數(shù)學的語言來說，就是概率太低，而當某一事件出現(xiàn)的概率低到一定程度，它的存在本身甚至也可以被忽略不計，這一規(guī)律，能用之于所謂的天道，以及用以體現(xiàn)天道的人道。
因此，需要借助于偶然性，也即借助于天道來實現(xiàn)的社會公正，是缺乏保障的公正，是令人生疑的公正。所謂"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歸根到底是一種甚不可靠的謊言。更符合事實的情況則是，那天網(wǎng)恢恢，"疏"則"疏"也，卻未見得不"漏"；它確實"疏"，而且還"漏"得很。有時你只能權(quán)當它是一種恫嚇，如同"文革"中常見的大字報里"某某必勝，某某必敗"，"某某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式的語言，它或許能起到點鼓舞人們的士氣，讓對手心浮氣躁的作用；更像是通過個別貪官污吏被揭露的事件，推導出"任何腐敗分子都逃不出法律的懲罰"這樣遙遠的結(jié)論，因其過于虛張聲勢而顯得空洞無力，也斷斷不會具有真正的威懾作用。這樣的"天網(wǎng)"，簡直比《勘頭巾》所描述的那張"天網(wǎng)"還多漏洞。
戲劇畢竟不同于現(xiàn)實。雖然公案戲編織的天網(wǎng)千瘡百孔，元雜劇仍然不得不立足于趣味與公理之間那一個小小的縫隙，在公案戲的取材上大費周章。既然沒有曲折復雜的情節(jié)，公案戲就會失去可賞性；同時，如果公案戲沒有善惡報應的大團圓結(jié)局，就會違背民眾的社會理想，同樣會被一般觀眾拋棄，那么，元雜劇里公案戲的模式，就必然意味著某種藝術化的妥協(xié)。這樣的妥協(xié)最終凝聚成包公這樣的特殊意象，雖在塵世，卻超越于現(xiàn)實人生；一方面，有了包公，天道的達成就有了一絲希望；另一方面，也因為只有一個包公，這希望離現(xiàn)實就仍然很遠。所有將政治清廉的期望，寄之于包公或一兩個包公式人物身上的想法，都只不過是戲劇化的幻想，如此而已。
我們很難說，將社會公正寫成一種遠離現(xiàn)實的理想，是不是體現(xiàn)了元雜劇作家們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眼光。我們只能不無牽強地說，通過對那些高張因果報應的元雜劇杰作的細讀，依稀能夠發(fā)現(xiàn)其中暗含的另一層意思，既然借助于天道來實現(xiàn)社會公正是如此的困難，天道就越是顯現(xiàn)出它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實質(zhì)--理想離現(xiàn)實越遠，它作為一種理想的本質(zhì)特征就越是鮮明可辨。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人們，應該不難從中體會到這樣的暗示--無論是寄希望于人道還是寄希望于天道，都遠遠不足以達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要想通過某種外在于民眾自身的力量--不管是所謂天道還是人道--實現(xiàn)社會公正，都僅僅是一種虛構(gòu)的幻想。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后退一步，以最寬容的心態(tài)認同元雜劇的公案戲所構(gòu)筑的幻想，就像包公始終體現(xiàn)出民眾對社會秩序健康而美好的愿望，因而多少總有值得褒獎之處一樣。即使所謂"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是純粹且一目了然的幻想，即使它是如此顯而易見且虛張聲勢的虛構(gòu)，畢竟也有它的價值，至少它對于好人并不具有任何的傷害，卻能夠使惡人有所畏懼。而即使是對虛幻的天道的敬畏，也有其不可估量的社會作用，它使惡人在行惡時，也隱約地看到一條底線。有這條底線和沒有這條底線，恐怕大不相同，因為，只有什么都不害怕，或者說對什么都無所謂的人，才會成為徹頭徹尾的、不可救藥的、并且真正令人生畏的惡人，對社會具有最致命的破壞力的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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