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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遵憲的平生著作中，最少為國人所知，而在域外影響最大的，應推《朝鮮策略》。單是其在國內難得一見，卻分別收入了1950年出版的《日本外交文書》第十三卷與1958年刊行的"韓國史料叢書"第九種《修信使記錄》中，即可見一斑。而凡是研究近代東亞史的學者，其實都無法漠視此文的存在。在韓國研究界，它更是理所當然地獲得了最多的關注。如白鐘基的《近代韓日交涉史研究》、宋炳基的《近代韓中關系史研究》便都有論及，權錫奉的《清末對朝鮮政策史研究》更辟出專章，詳加討論。由鄭海麟與張偉雄編校的《黃遵憲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倒是載有《朝鮮策略》，卻是1991年出版于日本，國內極少流通。現在，這篇在境內未見公開的黃遵憲佚作總算有了通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東瀛遺墨》已將其全文錄入，研究者利用起來當更為方便。
述及《朝鮮策略》的寫作緣起，確是說來話長。借助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的《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972年版，該編主要依據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朝鮮檔"及外務部相關文件整理而成），這段沉埋多年的歷史已可見分曉。
還在1879年（光緒五年）8月21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報，西方各國欲與朝鮮通商，請令李鴻章轉達，得上諭批準。其時朝鮮尚為中國的屬國，光緒皇帝22日的批示倒確是權衡利害，為屬國安危著想，認為："日本、朝鮮積不相能，將來日本恃其詐力，逞志朝鮮，西洋各國群起而謀其后，皆在意計之中。"而避免朝鮮前后受敵的辦法，只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各國既欲與朝鮮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約，庶幾可以息事，俾無意外之虞。"考慮到朝鮮畢竟自為一國，"政教禁令亦難強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鮮，而愿〖顧〗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問"，于是同意總理衙門的建議，由北洋大臣李鴻章致函曾作過奏請使、與之有書信往還的朝鮮前領議政李裕元，將清廷的旨意以個人名義傳達給對方，這才有了李鴻章8月26日那封假私濟公的《復朝鮮原任太師李裕元函》。
李鴻章在信中，首先分析了來自日本的威脅：
日本比年以來，宗尚西法，營造百端，自謂已得富強之術。然因此致庫藏空虛，國債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北則貴國，南則中國之臺灣，尤所注意。
此時，李氏尚自恃大國，小覷日本，以為"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忖尚可勉支"，但朝鮮"向稱右文之邦，財力非甚充裕"，恐"難與相敵"。加以"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見拒而去，其意終未釋然。萬一日本陰結英、法、美諸邦，誘以開埠之利，抑或北與俄羅斯勾合，導以拓土之謀，則貴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行筆至此，李鴻章便可以"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為與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籌于事前"，而暢敘衷懷：
夫論息事寧人之道，果能始終閉關自守，豈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亻票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實開辟以來未有之局面。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
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發(fā)生，西方以武力強行打開了中國閉鎖的國門，積四十年教訓為代價，清朝洋務派官僚已深知，一國不可能孤立于世界。
以弱國而處于列強環(huán)伺之中，為避免弱肉強食，李鴻章也以其擅長的"均勢外交"教導朝鮮，勸對方"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借西方要求通商之機，"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因為"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余"。在李鴻章看來，此計尚有一舉兩得之妙，日本之外，與朝鮮接壤的俄國也不得不防。朝鮮若與西方各國交通，則"并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隨即講和通好矣"。至于此舉是否會造成引狼入室的后果，李氏也相信古書，分析情勢，予以排除："且越國鄙遠，古人所難。西洋英、德、法、美諸邦距貴國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欲通商耳，保護過境船只耳。"這種以距離的遠近測量殖民欲望的強弱之說，暴露出李鴻章對國際政治的無知。
不過，站在中國已先深受其害的立場，李鴻章希望朝鮮不致重蹈覆轍，卻也言辭懇切：
從前泰西各國乘中國多故，并力要挾，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頗多，想亦遠近所稔知。貴國若于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喜出望外，自不致格外要求。
這當然是一廂情愿之思。外交的成敗根本上是以實力為后盾，策略運用適宜，只可暫緩危局，卻不可能解除危機。若從爭取時間、力圖自強著眼，李鴻章的計謀未嘗沒有可取之處。因此，他勸說朝鮮"及此時幡然改圖，量為變通"，確是當時所可能選取的最佳出路。
不必說，作為中國重臣的李鴻章自然不會一味代朝鮮謀劃，而不計較本國利害，在致李裕元的信中，這種考慮也以利益攸關的說法表達出來："因思貴國誼同一家，又為我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貴國之憂即中國之憂，所以不憚越俎代謀，直抒衷曲。"此信雖以私函的形式發(fā)出，但所謂"衷曲"、"鄙言"本是朝廷的意思，而非李氏一己之見。既要影響朝鮮政局，李鴻章便必得要求李裕元將信函上報，化私為公："望即轉呈貴國王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并急切地等待著來自朝鮮方面的反應。
但李裕元這位被李鴻章譽為"頗曉暢時務"的"致仕太師"，初次回信，含糊其詞，"似有未便明言之隱"（李鴻章9月2日摺稿、12月27日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迨12月24日正式覆書時，更對李說頗多反駁。針對來函所教"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謂其不過與"古昔謀國者"之"遠交而近攻"、"以蠻而攻蠻"同義，"而目下局面與古昔頓異"。若與日、俄為敵，"待于二境，將疲于奔命，我先取敗而已"。何況朝鮮自忖為"文弱"之國，其無法效法古昔，"實不能也，非不為也"。并進而比喻說：
神皇之嘗百草，遇毒而百死，而輒復起。非神皇而效其為，則一遇毒而能起者鮮矣。今要制敵，而我先受敵，要攻毒，而我先中毒，竊恐一遇毒而不復起也，奚暇以制敵乎？
又對李鴻章所說結交西方各國的好處為，"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加以質疑，例證也很現成地取自來書所言日本滅琉球事。"日人之廢琉王，吞其疆"，歐洲各國本應興師問罪，或曉諭日人使復琉國，"而側耳無聞"，這不能不令人生疑。解釋只能有兩種，或者是"日人之桀黠，輕視各國，雖縱恣專利，而公法莫能行"；或者"琉王以累百年舊國不得相維者，以其所處孤另，與各國隔絕，而公法有不及行而然"。但無論如何，由西方制定的公法并不公平、一視同仁，已無可疑。因此，比琉球等國"尤貧儉窳，距泰西又踔遠莫攀的朝鮮也有必要考慮，引西方為外援是否具有現實可行性。
雖然李裕元信中仍表示謙恭，謂將托庇于上國清朝；但其拒絕開國的理由，首先在于已深入朝鮮人心的儒家"華夷之辨"說。那用平和的語氣所作的申述，讀來好象是對文化母國中國的諷喻：
而第自念弊〖敝〗邦僻在一隅，謹守規(guī)度，退居文弱，自治方內，不暇外交。而況泰西之學有異吾道，實乖民彝，則嘗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而遠之如鬼神。
在此前提下，李鴻章所有的開導于是落空，不得不感嘆："朝鮮僻處東隅，風氣較晚。雖中國為謀，至周且密，然非洞達時務、橫覽全局者，不能見到。今通國人情，囿于見聞，勢難家喻戶曉。"因而以為："因勢轉移，相機利導，殆非一朝夕之功也。"（1880年3月19日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
很明顯，李鴻章只講利害，純以權術教朝鮮，而未及自強之道，在守經而不知權變、恪守"言義不言利"的朝鮮儒臣看來，難免有違圣賢古訓。政治家與道德家的立場往往相左，這也可算一例。直到身在日本的出使大臣何如璋與參贊黃遵憲出面，僵硬強直的朝鮮才出現態(tài)度轉圜的可能。而何、黃與李的區(qū)別，是在分辨利害之后，暢論"自強"的措手處，與李在策略上亦有區(qū)別。
1880年（光緒六年）5月21日，何如璋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匯報，"合一切傳聞之詞"，而作出如下判斷：
竊以為高麗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羅斯。
應該承認，何如璋及其幕僚黃遵憲的上述論斷，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日、歐外交輿論的影響。如英駐日公使向何表示，希望中國"勸高麗與各國通商"，"否則將為俄人所吞噬"；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亦對何言："俄近在圖們江口屯兵，墾辟日拓而南，朝鮮流民歸之者約有二三萬人，其用心殊不可測。"又曰："去歲英、法欲與俄立約，在圖們江口通商，俄人拒之，其意可知。"并表白己國"與朝鮮結約通商，亦愿藉此為自保之計，非別有所圖也"。這些說辭給何如璋留下極深印象，因謂"其言殊足動聽"。
不過，何如璋與黃遵憲的利害計較更多偏向中國，為朝鮮計也落實在為中國計上。其說曰："計俄用兵必先高麗，直趨咸鏡道。以強弱之勢揆之，高麗必不能支。高麗若亡，蛇蝎之患，近在心腹，中國豈有安時？"而"英托日人求通互市，而俄阻之"，此舉既證實俄有"虎狼之心"，"中國不早防之可乎哉"；又表明朝鮮若"與各國通商，尚足為牽制俄人地"。其防俄急于防日說與李鴻章的以日本為防范重點雖有形勢估計之不同，但在期望朝鮮向西方各國開放、以更有力地護衛(wèi)中國的終極目標上則完全一致。于是，從中國的安危著眼，朝鮮的開國也具有減輕俄國對中國的威脅之重大戰(zhàn)略意義。即如李鴻章10月7日奏折所分析：
（俄）若吞并朝鮮，即拊我東三省之背，使中國岌岌不能自安。是朝鮮與我國實有唇齒相依之勢，不能無休戚相關之情。當此兵餉兩絀，中國沿海各口尚未能處處周防，斷無余力兼顧藩服，以只能就其力所逮者而利導之。萬一俄事稍紓，俾朝鮮得于數年內力擴新機，整軍經武，保衛(wèi)東隅，未始非中國之幸也。
這才是何、黃等汲汲關注朝鮮問題、力勸通商自強的本心。我們固然可以表彰其人強烈的憂國意識，卻也無法回避其間的大國沙文心態(tài)。
在此背景下，1880年8、9月間，朝鮮派修信使金弘集來日本，適為何如璋與黃遵憲實行其謀略提供了最佳時機。何、黃主動與金多次約談，反復陳說。而黃遵憲在8月20日第一次登門會面時，便直言不諱地相告："方今大勢，實為四千年來之所未有，堯、舜、禹、湯之所未及料。執(zhí)古人之方，以藥今日之疾，未見其可。"并毫不客氣地打破了金氏恃"中朝庇護之力"以保全其國的幻想："朝廷之于貴國，恩義甚固，為天下萬國之所無。然思所以保此恩義，使萬世無疆者，今日之急務，在力圖自強而已。"（《修信使日記》卷二《大清欽使筆談》）這自是道著根本之論。
雖經數次筆談，仍以為不足，金弘集9月8日離去之前兩天，黃遵憲又專程送去剛剛草就的《朝鮮策略》。其自述寫作緣起為：
仆平素與何公使商略貴國急務，非一朝一夕。今輒以其意見，書之于策，凡數千言。知閣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見面，不達其意，故邇來費數日之力草，雖〖草就，〗謹冒瀆尊嚴上呈。其中過激之言，千萬乞恕，鑒其愚而憐其誠，是禱。（9月6日與金弘集筆談）
雖然據何如璋11月下旬致總理衙門函稱，起草《朝鮮策略》是他的主意，即所謂"先是朝鮮金使之將來，如璋欲勸令外交，荷承總署指示"，"因于其來也，危詞巽語面為開導，渠頗覺悟。復慮言語未通，不能盡意，中亦有如璋礙難盡言者，因命參贊黃遵憲作一《朝鮮策略》，設為問答論難之辭"；但其文之出自黃氏，且代表了黃遵憲的看法，也不言自明。這篇《朝鮮策略》確如何如璋所言，乃以自設問答的論難體結撰。其主旨可摘引文中數言概括（引文乃比較各本，擇善而從）：
然則策朝鮮今日之急務，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而已。
因而，文章一開篇，即用縱橫家筆法夸說俄國野心之大：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國焉，曰俄羅斯。其幅員之廣，跨有三洲，陸軍精兵百余萬，海軍巨艦二百余艘。顧以立國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啟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來，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作者縱觀世界形勢，認為俄國向西擴張的勢頭既受到西方各國的遏制，于是轉而"欲肆其東封"。其"十余年來，得樺太洲于日本，得黑龍江之東于中國，又屯戍圖們江口，據高屋建瓴之勢"，種種跡象表明，俄國確已成為亞洲的最大威脅。而朝鮮以其地理位置，正首當其沖："朝鮮一土，實居亞細亞要沖，為形勝之所必爭。朝鮮危則中東之勢日亟。俄欲略地，必自朝鮮始矣。"因而，能否采取上述的防俄策略至關重要，所謂"得其道則強，失其道則亡，一轉移間，而朝鮮之宗社系焉，亞細亞之大局系焉"。全文氣勢奪人、步步進逼的語調，使人不能不悚然正視其言。
篇中對"親中國"給出的說法是："東西北皆與俄連界者，惟中國。中國之地大物博，據亞洲形勝，故天下以為能制俄者，莫中國若。而中國所愛之國，又莫朝鮮若。"證明即在，"向者朝鮮有事，中國必糜天下之餉，竭天下之力以爭之"。因此，"親中國"的好處是，既可防俄，兼可防日："俄人知其勢之不孤，而稍存顧忌；日人量其力之不敵，而可與連和：斯外釁潛消而國本益固矣。"
不料，這一條在黃遵憲看來最無疑義之策，竟使得一直尊奉中國為"上國"、襲用清朝年號的朝鮮莫明其究竟。金弘集將《朝鮮策略》帶回國中，諸大臣討論會議的記錄，中有：
其曰"親中國"者，二百年來我國事大，誠未嘗一分或懈，上國亦待之以內服，至今曲加庇覆，更有何別般勸親者乎？（《修信使日記》卷二《諸大臣獻議》）其實，也難怪朝鮮大臣搞不懂，雖然黃遵憲受命將何如璋"礙難盡言者"放肆講出，黃也自認是"強顏以代謀，攖怒以苦諍"（《朝鮮策略》），可有些話仍不好說穿，尤以"親中國"之內涵為最。
在《朝鮮策略》中，盡管黃遵憲隱約提到："泰西通例，兩國爭戰(zhàn)，局外之國，中立其間，不得偏助。惟屬國則不在此例。"但其心中原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十余年后，在《續(xù)懷人詩》"朝鮮金宏〖弘〗集"一首自注中，黃遵憲已無所顧忌，而直陳其意為：
光緒六年，曾上書譯署，請將朝鮮廢為郡縣，以絕后患，不從；又請遣專使主持其外交，廷議又以朝鮮政事向系自主尼之。
因此才有后來《朝鮮策略》的寫作。
不過，因事隔多年，黃遵憲所述時間略有出入。以何如璋名義寄達總理衙門的《主持朝鮮外交議》實寫于1880年（光緒六年）11月間，已在金弘集歸國后兩月。因系內部建言，自不妨說得盡意。其建議的"上策"是：
故論中國今日之勢，能于朝鮮設駐札辦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內國之政治，及外國之條約，皆由中國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覬覦。
雖然考慮到"時方多事，鞭長不及，此策固未能遽行"，而以"取俄國一人欲占之勢，與天下萬國互均而維持之"為"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可行之策；但此舉亦含有另一可能性，即朝鮮擺脫屬國名義而完全獨立："然聽令朝鮮自行與人結約，則他國皆認其自主，而中國之屬國忽去其名，救急在一時，貽患在他日，亦不可不預為之計也。"這又令何、黃感到深刻不安。因此，何、黃認為，"應請朝廷會議，速遣一干練明白、能悉外交利害之員，前往朝鮮，代為主持結約，庶屬國之分，因之益明"；或由清帝下旨，"飭令朝鮮國王與他國結約，并飭其于條約開端聲明，'茲朝鮮國奉中國政府命，愿與某某國結約'云云，則大義既明，屏藩自固"。后議因干涉過于明顯，也恐為各國所不容許，而被清廷否決；至于朝鮮與美、法等西方國家簽約時，中國倒確派去馬建忠，以示"主盟"，草約亦由李鴻章代擬。
而《朝鮮策略》中提出的"即奏請陪臣常駐北京"；"令華商乘船來釜山、元山津、仁川港各口通商"；"即奏請海陸諸軍襲用中國龍旗，為全國徽幟"；"又遣學生往京師同文館習西語，往直隸淮軍習兵，往上海制造局學造器，往福州船政局學造船"，在《主持朝鮮外交議》中也都有論及。即是說，二文認為，從政治、經濟到軍事，甚至國旗的使用，朝鮮都應更加強與中國的一體化。不過，前文乃為朝鮮劃策，故上列均屬"于親中國，則稍變舊章"的具體舉措；而后文系對朝廷上言，便歸入"中國之待朝鮮，總須稍變舊章"的范圍。黃遵憲既斷言，"親中國"為"朝鮮之所信者也"，因此，在《朝鮮策略》中，其最為用力之處，還在"結日本"與"聯美國"上。
自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壬辰之亂"便成為朝鮮歷史上永難愈合的創(chuàng)傷。《策略》用以解疑的設問體也由此發(fā)端。1876年朝鮮雖與日本簽訂《修好條規(guī)》，但因系在日本武力侵犯下被迫立約，朝鮮亦視為城下之盟。勸其與日結盟，在朝人看來，不啻"開門而揖盜"。黃遵憲則既申言日人攻朝不能最終取勝的種種原因，"即萬一獲勝，撤兵則復反，留兵則無力"，中國又"勢在必爭"；更反復陳述日人"揣時度勢"，只能出以"欲朝鮮自強，而為海西屏蔽"之一途。這種形勢分析本來是建立在實力而非欲望的基礎上，因此也可以認作具有短暫的正確性。而一旦日本自覺羽翼豐滿，黃氏的推論勢必全部落空，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的發(fā)生，倒反證出朝鮮實為日本最先攫取的獵物。而當年日本在朝鮮測繪地圖，被黃解釋為"既不能謀人，則俾熟吾道，乃可以資救援"，竟成與己有利之事，亦不過是策論寫作的策略，當不得真。
既然解說"朝鮮之將信將疑者"的"結日本"尚須經過三個回合的辯難，那么，要闡述"朝鮮之所深疑者"的"聯美國"之必要性，當然更須多費唇舌。黃遵憲以一旅居國外、早開眼界的先覺者資格，試圖以四次往復論難，消解朝鮮對美國的疑懼。其核心論點在強調美國在西方各國之中，處理國際事務最為公道。因而，黃氏首先論述美國國土遼闊，"故得土不加廣"；又"為天下首富之國，故得土不加富"。并且，其"不貪人土地，不貪人人民，此天下萬國所共信者"。西方各國既信奉"均勢之說"，以之為世界和平的保證，在此情勢下，其"欲與朝鮮結盟"，黃亦理解為"欲取俄國一人欲占之勢，與天下互均而維持之也，保朝鮮即所以自保也"。特別是"美國之來，非特無害我之心，且有利我之心"，朝人若"疑為圖利，疑為害我"，在黃遵憲眼中便是"不達時務"。這也表現出剛邁出國門的晚清知識者對于西方政治制度的體認不深，過于天真。不過，下面一段話還是深中肯綮：
今地球之上，無論大小，國以百數，無一國能閉關絕人者。朝鮮一國，今日鎖港，明日必開，明日鎖港，后日必開，萬不能閉關自守也必矣。
這倒是從李鴻章到何如璋、黃遵憲共同的認識。而如何在強國交逼的劣勢環(huán)境中抓住時機，爭取主動，迅速自強，也理應成為謀國事者苦心思慮的首務。
黃遵憲本深知："自強之道，在實力，不在虛飾。"《朝鮮策略》后半篇的重心于是落在如何自強的問題上。黃氏以其所提出的國策之確立為朝鮮"自強之基"的根本，而以結約、通商、富國、練兵諸事為"自強之基"，關鍵卻在學習西法。即如述"富國"之術，便謂之"茍使從事于西學，盡力而務財，盡力于訓農，盡力而惠工，所有者廣植之，所無者移種之"，朝鮮亦可成富國。"既可以圖利，又可以圖強"，開國對朝鮮的影響便不只是少受侵害，而是益處極大的"利害相去之甚遠"。黃遵憲因此疾呼，希望朝鮮君臣"早決計"。
東京大學藏《朝鮮策略》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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