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曲發展史》，
廖奔、劉彥君，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當今中國戲曲歷史及理論研究的園地中，廖奔、劉彥君夫婦是
一對辛勤耕耘者。近幾年來，他們不斷地有大作問世，受到學術界的
高度重視。20世紀將盡的時候，他們合作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由山
西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本煌煌140萬言的4卷本巨著，稱得上是中
國戲曲史研究的新碩果。
這部著作的特點之一是內容覆蓋廣闊。既有的戲曲史著作中不曾
涉及或者雖有涉及但述而不詳的問題，在本書中得到了足夠的闡述。
因而，就橫向的寬度而言，本書是有很大突破的。
近十余年來，在“文化熱”的波浪中，戲曲發生學的研究有了不
少推進。對中國祭祀和祭祀儀式性戲劇的研究，對中國南北各地民間
目連戲和儺戲的研究，成了海內外學人大感興趣的文化人類學研究的
熱門課題，并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方面的內容在《中國戲曲發展
史》得到了生動的反映。此書“原始戲劇形態”章以豐富的史料和文
物為憑借，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原始祭儀向戲劇靠攏的可能性，同時又
論證了中國文化中的禮制規范如何束縛了史詩的產生也束縛了宗教儀
式向戲劇的發展。這種觀點是頗為新穎的。首卷上編還開辟了“特殊
戲劇樣式的緣起”專章，論說儺儀及其戲劇性轉化，并論說目連戲的
緣起。
《中國戲曲發展史》特點之二，是內容審慎可靠。一部歷史著作
要提供給讀者的東西，從材料到觀點都應該是可靠的。這需要作者有
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需要有堅定的唯物史觀。在這方面《中國戲曲
發展史》是很可取的。
一是對掌握了足夠的史料和證據，經縝密的研究和思考，已獲得
認識上確鑿把握的問題，淋漓酣暢地說透，說得令人信服。對戲曲史
上長期說不清的事物，作者有新的發明，也充分論說，務求其服人。
如戲曲的女角色為什么稱做“旦”？從明代以來，朱權、徐渭等就試
圖解釋，但越說越糊涂。此書則采取一種新的說法，認為“旦”是漢
代以后從西域輸入的外來語的詞根。在印歐語系、閃語系里，DAN或
TAN是與舞蹈有關的詞根。漢代以后，它伴隨著西域舞蹈輸入中國。唐
宋時期經常用旦字指稱舞蹈者或表演者。舞蹈古代大多由女樂擔任，
而且旦的異體字又有女旁的“妲”字，于是“旦”漸漸成為女性的代
稱。此說使人耳目一新。
一是對于戲曲史上一些比較復雜的事件和復雜的人物盡可能地根
據事實做出公正的結論。比如，把元雜劇定性為“時代的激憤”；以
“肯定欲望”、“任性而行”、“沖決藩籬”、“沉重的思考”來描
述明代萬歷戲劇思潮；用“鼎革的沉重心理印痕”、“愁緒哀思又一
代”、“勸懲救世”、“戲劇媚世”等概括清代戲曲的各個方面，都
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所以對各個歷史時期戲曲創作潮流的把握比較準
確。再如，論及李漁，作者說他“是一個有著諸多創獲而又帶有明顯
人格缺陷的人物”。作者用“失意的茍且”和“卑微的格調”來概括
李漁的生平及其創作。同時，把李漁定為“中國戲曲理論史上最偉大
的理論家”。這種評價無疑也是中肯的。我想阮李在世大概也找不出
鳴冤叫屈的充分理由。
一是對一些無確鑿證據的問題，努力研討，但不輕易下結論�；�
諸說并存，或只作分析待結論于未來。例如，因文獻的矛盾，偉大的
戲劇家關漢卿的籍貫至今有不同的說法，作者列舉大都人、燕人、解
州人、祁州人四種說法。又如因文獻的匱乏，明代前期南戲聲腔很難
說清楚。作者對海鹽腔、弋陽腔和昆山腔作了盡可能明晰的敘說，對
清代以來已經迷失的余姚腔，則不妄加描述以免混淆視聽。再如根據
清代文人筆記，乾隆年間北京高腔有“六大名班”�？墒�，文人們隨
手一寫并不負責任，所以這六大名班的名稱今天已不能確切知道。盡
管如此，本書作者還是多方引證，努力解說，最后仍然以“錄在此處，
以待它證”作結。這種態度是認真負責的。
總之，《中國戲曲發展史》以其鮮明的特色和宏大的氣魄立足于
戲曲史專著之林，在新一代學者中已可自成一家。要說此書的不足之
處，我覺得是全書煞尾過早，洋洋宏論到清乾隆、嘉慶間戛然而止。
道光以后一個多世紀以來，京劇形成、新劇種繁生、戲曲改良等波瀾
壯闊的戲曲現象沒有得到反映。詢之知情人，告曰分卷著述尚有第五、
第六。那只好翹首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