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
給自己的集子取名，叫《拾荒者言》，當然不會是因為謙虛。陳克艱好讀書，而且古今中西人文物理都讀。一講起中賢西哲，他往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的文章，無論大小，都寫得深入淺出，使讀者受益。按朋友們的說法，他是有資格謙虛的。這是很高的評價。不過克艱從來就沒有謙虛過。聽說他年輕的時候，倒是驕傲過的，但也早就不驕傲了。看了他為自己的集子寫的序，我才明白他自言"拾荒者"，是想得很周到的。做學問，應當搞好。但要搞好，又談何容易。時下，搞大了，就好像是搞好了。于是，想搞大的人很多。克艱自以為不能把學問真正搞好，卻也從不愿意用搞大來充好，所以才想到自己平時讀書寫文章，其實是介于搞好的"應當之理"和以搞大來充好的"應果之理"的"相交的地方"，"不高不低，不左不右，不太容易，也不太為難"。他聲稱，這樣的"拾荒者不是創造者，雖說沒有搞好的能力，卻間或能拾到好東西"，而且"不會把大規模的廢物荒堆，僅僅因其大就徑直當作好東西"，更何況"新舊劇烈變動的時代，許多好東西往往被當作廢物處理掉了，拾荒者要有所收獲，并不太困難"。
身為拾荒者，克艱的確拾到了不少的好東西。這與他的學識是有關的。
先舉一例。如克艱學習了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他就從費先生的"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這兩個概念上發微，分析克萊默夫人的出走，與西方社會"團體格局"的關系。然后，他又從這種關系，來反觀"團體格局"與"差序格局"的不同的社會功能，并指出中國"怎樣在差序格局的傳統底子上，妥善、合理、合諧地安置團體格局，是中國現代化途中的重大問題"。這樣的"拾荒"，確實是可以使人"嘗到溫故知新的雋永甜味"。
再舉一例。在討論"知識經濟"問題時，克艱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諾斯求教，用制度變遷的理論來說明："知識經濟的問題，是知識如何能經濟的制度安排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知識，有什么知識的問題。制度安排得恰當，通才和專才都有經濟；不恰當，就都不經濟。"這樣的解釋，當然是很可以解惑的。
不過，克艱并不總是言必求助于大師。曾幾何時，當國際象棋冠軍下棋輸給了名叫深藍的電腦，于是有人歡呼："一場新的革命就要到來了！"對此，他輕松地笑道："論舉重，陳鏡開比不過大吊車，連原始的杠桿怕也比不過；論跑快，馬家軍比不過桑塔納，連老式腳踏車怕也比不過。……在智力方面，例如，四則運算，口算多半比不過珠算。……電腦戰勝象棋冠軍，不過是表明，下象棋這回事，并不屬于最高級的智能活動，機器也可以愉快勝任，如此而已。"道理講得這樣簡單直捷，那些盡情歡呼"新的革命就要到來的"先生們聽見了，自會馬上停止歡呼，也不會再有人受他們的蠱惑。然而，在這樣的歡呼聲中，我們的拾荒者卻看出了非常深刻的問題："人類是不可能被電腦打敗的，人類只會被自己打敗"，如果人類"把視界降低，目光所及，全只是機器可以取而代之的領域，那就真的會徹底輸掉也未可知。"問題提得這樣準確，而解答得這樣簡潔透徹，這是需要智慧的，而不僅僅是聰明。
這些年，文人出的集子，看過不少。我發現，有些人的文章，只有短的好看，而且決不能集到一起看。若編了集子，放到一起，看起來會讓人覺得都差不多。偶有的新意，其實早已被重復為陳辭濫調；文句、章法的千篇一律，更使人感到沉悶。但這本《拾荒者言》，所收的大小文章，我過去大都看過的，有的我還不止看過一遍。但這次重新再看，不僅沒有上面所說的那種不快的感覺，反而覺得更豐富了。比如，收入"淺嘗而已"一欄的《科學的掩蓋功能及其化解》一文，如果拿來與收入"多管閑事一欄"的《保守的科學與激進的技術》一文相互參讀，我們就會更容易地理解，為什么胡塞爾要在《歐州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一書中斷言："科學由于不斷取得成功而陷于危機，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生活意義。"而對于什么叫"科學的技術化"及其所帶來的"掩蓋功能"，我們也不會一無所知。這本《拾荒者言》，其中可以相互參讀的地方很多。文章深入淺出，又能相互發明，讀者或多或少總能從中享受到一些領略艱深道理的快樂。
中國人研究學問，講學、識、才兼備。其實，這三者兼備的人，恐怕是很少的。有的人在某一點上很有學（知識），但為學的態度，是體力型的，不過是"不但知道五虎將的名字，還知道黃忠的表字叫漢升"。這樣為學，研究學問恐怕不行。做學問不但要有學，還要有識。識，就是發現問題的能力。但有的人，能夠發現有價值的問題，可惜學不足，對問題只能說說，或淺嘗輒止。或有人很有學，也有識，才又不足，解決問題時容易走煩瑣一路，甚至仰仗蠻力。克艱有學、有識，而且也有才。他讀書很能發現問題，而他的識見和才力，使他對問題的提出、論證，往往都做得非常聰明、漂亮。不過最可貴的是，他的文章，無論在學在識在才，都沒有那種可惡的"過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