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連科
曾積極捍衛“亞洲價值觀”（或曰“儒學價值觀”）的李光耀先生近日改變觀點，認為儒學價值觀在信息時代已經過時。（見2001年2月3日《參考消息》，原載美國《新聞周刊》網絡版1月28日專稿）
我一向反對現代新儒學的東方中心論，不顧民族虛無主義的帽子和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不足，寫過幾篇對國學熱不以為然的小文章。當我看到，曾經是現代新儒學精神支持者的李光耀先生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時，心情先是興奮、激動，但平靜下來后，又覺得不能走另一極端。
東方中心主義者和現代新儒家有一個重要觀點是：儒家文化不僅是一種優良傳統，經過適當改造，對現代化，對未來世界，也會起到推動作用。其中一個有力的證據是新加坡、韓國和中國香港、臺灣的崛起。李光耀在1994年《外交》季刊的采訪錄中曾說：“我們利用家庭來推動經濟增長。我們是幸運的，我們有這樣的文化背景：信奉節儉、勤勞、孝順和忠誠，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對學問和知識的尊重�！眮喼藿鹑谖C后，李光耀改變了一些觀點，說“儒家價值觀，已經差不多變得過時了�！痹谒磥�，香港和新加坡克服金融危機做得好，是依賴于經濟透明和法治。東亞的有些國家，儒家價值觀導致任人唯親，即把是否熟人當作如何處理資金的依據。他甚至認為，尊敬老人，在信息時代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以上引文出處同上）
不要把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捧得過高，但也不要把它貶得太低。任何社會進步，正如機車行進一樣，都需要動力與制衡兩種作用。動力不足，很難前進；制衡不好，就不敢高速行駛。以儒學價值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確實有重人倫、求和諧、盼安定的一面，從消極方面講，它可能表現為保守、落后；從積極方面講，它可能有助于穩定，有利于長治久安。西方傳統文化從消極方面講，它可能引發人欲橫流、個人至上、秩序混亂；從積極方面講，它有發展生產、尊重首創精神、競爭進取的一面。正確的方法是，要善于吸收兩種文化的長處，而不應抬高一方，貶斥一方。
歷史告訴我們，以儒學價值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利于穩定的因素，有時表現為保守落后，有時表現為秩序安寧。一般來講，求變就得碰它、批它；求穩就得用它、學它。搞維新變法的康有為似乎不批孔反而尊孔，將孔子尊為“托古改制”的“素王”。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手法，他矛頭指向的是宣揚孔孟之道的漢儒和宋儒。他把主張“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經典當作偽經；用進化論反對“天不變道亦不變”；用自然人性論反對宋明理學的禁欲主義。這就是在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學價值觀。我國20世紀的進步思想家都是批判儒學價值的孔孟之道的。但這是否證明，以儒學價值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沒有可以繼承的優良成果呢？決非如此。
儒學價值講“去人欲”，但針對人欲橫流去講與針對人們對物質的正當追求去講，是大不一樣的。儒學價值講“和為貴”，但在改變社會形態的革命中講與在正常社會生活中講，也是大不一樣的。儒學價值主張“重群體”，但在封建專制壓制個性解放的情況下講與在民主的條件下反對個性膨脹時講更是大不一樣。李光耀先生講的儒學價值的“敬老”，如果用來壓制年輕才俊，當然是一種罪過，可如果用在日常社會倫理上，有什么不應當的呢？
我這樣兩面講，有人可能要問，儒學價值到底要不要提倡，它在新的世紀是否過時？這個問題是個復雜的問題。我以為，如果將儒學價值當作指導思想，那么它不僅在新世紀已過時，在上一世紀也已過時；如果將它當作一種文化積累，當作民族文化的一種傳統形式，就永遠也不過時。在當前，西方敵對勢力以“西化”、“分化”對我們進行干擾的情況下，儒學價值作為一種本土文化，作為一種穩定因素，就更有存在的理由。只要我們不去做“東方中心”、“儒學復興”的夢想，以儒學價值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會世代流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