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田曉菲博士回國在北大作了個《北美中國古典文學
研究近況》的講座，登載于2000年12月20日第72期《國際文化》。田
博士是“當年赫赫有名的神童”（劉東語），我是早有耳聞的。拜讀
之余，獲益良多，也有些感想不吐不快，以就教于田博士及廣大讀者
（特別是對漢學研究有興趣者）。文章題目是對魯迅一篇名文的戲擬。
此文提及國人對待海外漢學研究的一種態度（或稱“誤區”），
原文說：“最常見也最無聊的一種批評就是他們（指國外漢學家）
‘連中國話都說不好，搞什么中國文學研究’。”我姑且稱之為正方
觀點。田博士對正方的反駁是：“如果說得好中國話是一個標準，那
么每天只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好了”。此話說得頗不醒豁，但好
在她要表達的意思還是明確的：如果中國話說得好，就可以搞好中國
文學研究了嗎？田博士詼諧幽默的反諷實際上犯了邏輯上偷換命題的
謬誤，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而也是無效的。正方觀點是：學好漢語是
搞好中文研究的必要條件，而田博士所要極力反駁的觀點卻是“如果
學好漢語就可以搞好中文研究”，前者成了后者的充分條件。充分條
件與必要條件在邏輯上的區別是涇渭分明的。例如“沒有水分，植物
就不能生長”這個有效命題并不蘊涵“有了水分，植物就可以生長”
這個無效命題。同理，“說不好中國話，就不能搞好中國文學研究”
這個有效命題并不蘊涵“說好中國話就可以搞好中文研究”這個無效
命題。田博士是無的放矢，她所反駁的并非正方觀點，而是將其扭曲
（或說丑化），使之顯得荒誕不經而不堪一擊（邏輯上俗稱為“稻草
人”詭辯法）。邏輯的力量是強大而堅硬的，是任何有志嚴謹治學者
所須臾不可離的。沒有邏輯的支持，無論任何立論反駁，橫說豎說，
都是無效的，沒有價值的。
還是回到本題吧。之所以錙銖必較地辨明田博士的觀點，緣于我
不認為這個問題如她所言是“最無聊的”，掌握好漢語對漢學研究
（特別是中國文學研究）的必要性，在我看來毋庸置疑。錢鐘書先生
將翻譯比作一段“很艱辛的旅程”，“一路上顛頓風塵”（《林紓的
翻譯》），其實這大可移評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因為那何嘗不是當代
學者向中國古代跋涉的艱辛旅程。學者們要穿越時空的阻隔，也要穿
透語言的隔膜———古漢語與現代漢語迥然不同。對漢語不是母語的
國外漢學家而言，則不啻是一次更“艱辛的旅程”。這重重的隔膜增
加了研究的難度，或可以說，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首先是要去除這個
“隔”。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人棲居在語言所筑之家中。
思者與詩人是這一家宅的看家人”。（《關于人道主義的信》）漢語
（包括古漢語）是中國古典文學的載體，不掌握好這個“利器”，則
任何漢學研究難入門徑，更遑論登堂入室。英國19世紀文人喬治·吉
星有一段話十分切題，于我心有戚戚焉，他說：“使我自幸生于英國
的許多理由中，有一個就是我能以我的本國語來閱讀莎士比亞。……
我自以為能讀荷馬，……但是我幾曾夢想過荷馬已把他的全部音響之
美傳授于我？或者對我來說，他的意思竟和古希臘當時漫步于海濱的
人們同樣了無窒礙？”（商務版《英美近代散文選讀》57頁）吉星大
概能讀懂希臘文的荷馬史詩，在他當時的英國，希臘文和拉丁文是中
學的必修課，如同我們中學課本中的古文。本人的英文水平尚可，莎
翁的英文原著還能讀通，但我決不敢自詡比吉星之流的英國文人更深
得莎翁詩歌之美，因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如同希臘語不是吉星的母
語，漢語不是國外漢學家的母語。我是中文系畢業的，我十分自豪可
以用母語領略屈原和杜甫的詩歌之美。倘若我對英文一竅不通，我所
作的莎士比亞研究在英美學者眼中到底有多大價值，是大可懷疑的，
更何況漢語被公認是世界上最煩難的語言之一。在我看來，很多西方
漢學著述之所以別具價值，不僅因其不同的“治學手段和學術思想”，
還因為那些漢學家對中文的出色把握。我也曾面聆過幾位漢學家，總
是驚訝于他們嫻熟的漢語水平在我的外語水平之上。總之，漢語（包
括古漢語）這層隔膜對治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是必須而且可以突破的，
否則無異于霧中看花，隔靴搔癢，無論有何等高妙的“治學手段和學
術思想”，終為虛文浮詞而已。
再閑談幾句文中有關消解“本質主義”的問題。消解本質，并不
等于泯滅歷史真實的相對主義。李商隱《錦瑟》一詩解人難，詮釋百
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我確信，在李商隱本人寫作時必有其
“單一的本質”，只是死無對證，任人揣度罷了。又如老子與孔子的
生年，近年來中國絕大多數學人認同老子其人略早于孔子，而國外漢
學家們則普遍接受老子晚于孔子的觀點，孰是孰非，現在尚難遽下定
論。但我現在可以斷言的是：這二說必有一說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更
接近“單一的本質”，因為二者不可能同時有效，歷史中的老子與孔
子畢竟是惟一的。總之，無論如何消解“本質主義”，熱烈執著地追
求而無限逼近（可能永遠無法最終達到）歷史的終極真實，是每一個
治學者的歷史責任和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