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清董誥等纂修，是有唐一代（包括五代）文章的總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總集。全書六易寒暑，計1000卷，共收唐五代作者3035人，文20025篇。《全唐文》成于乾嘉鼎盛時期，在真偽考辨、正文校錄、作者小傳等方面用力頗勤。陸心源《唐文拾遺》、《唐文續拾》補輯遺文達3000篇，新增作者近500人。
清嘉慶十二年（1807），清仁宗以內府所藏抄本《全唐文》一百六十冊體例未協，選擇不精，遂命儒臣重加厘定，由大學士董誥任總裁。董氏曾任《四庫全書》副總裁，有主編巨書的經驗，故非徒以位高而領銜，具體規劃皆有裁定，至嘉慶十九年（1814）成書。和《全唐詩》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編撰力量。先后參與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詞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復輩，又有淵博學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這一人員組合，對本書的質量起到了一定的保證作用。加上時當乾嘉樸學鼎盛之時，編者又可以充分利用內府圖書，文章本身也不像詩歌那樣流傳多歧而容易以訛傳訛，所以《全唐文》的質量較之《全唐詩》要好得多。據黃永年、賈憲保《唐史史料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和陶敏、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中華書局，2001年11月版）總結，《全唐文》具有以下一些優點：
首先是搜采十分浩博。據清仁宗《御制全唐文序》、《全唐文·凡例》、法式善《校全唐文記》（《存素堂續集》卷二），編修官們曾從《四庫全書》中的別集，《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等總集，《永樂大典》，釋道兩藏中廣泛搜集唐五代文獻，而“天下府廳州縣”方志以及“散見于史子雜家記載、志乘金石碑版者”，亦在求訪之列。如李商隱文集久失傳，清代前期傳本注本《樊南文集》都是從《文苑英華》中抄出的本子，而《全唐文》則從《永樂大典》輯出多篇，錢振倫兄弟即據此作《樊南文集補編》的箋注。今《永樂大典》已殘存無幾，所以《全唐文》的這部分就特別珍貴有用。《全唐文》共收文20025篇，作者3035人，俞樾云“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畢萃于茲，讀唐文者嘆觀止矣”（《唐文拾遺序》），誠非溢美。
其次是考證校勘較為精密。在小傳的撰寫上，《全唐文》編者下了很多工夫。和《全唐詩》作者小傳相比，《全唐文》作者小傳不但更為翔實，而且糾正了前者不少錯誤。在文章辨偽方面，《全唐文》對于作者有異說的，大都能通過考辨以定去取，而非不負責任地有見必錄。如《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既見于柳宗元《河東集》，又見于獨孤及《毗陵集》，《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楊烈婦傳》，李翱《李文公集》、李華《李遐叔文集》兩見，悉予訂正，前者歸河東，后者歸李翱。 在文字校錄方面，全書《凡例》規定：“碑碣以石本為據，余則擇其文義優者從之，若文義兩可，則注明一作某字存證”；“金石文字，類多剝蝕而版本完善足信者，即據以登載；其無可據，則注明闕幾字存證；惟殘闕過甚僅留數字，無文義可尋者，不錄”；原書所用《文苑英華》為明刊閩本，“訛脫極多，今以影宋抄逐篇訂正，補出脫字”，為例甚善。
但是本書工程浩大，加之出自眾手，因此疏忽在所難免，最為顯著的缺憾有兩條：一是輯錄不注出處，二是網羅尚有不少遺漏。前者已無法補救。后者同治年間古文獻學家陸心源掇拾遺文成《唐文拾遺》72卷、《唐文續拾》16卷，出處逐一寫明，收文約2500余篇，作者近310人，于光緒年間付梓。其次，在校訂上，文字訛誤和重出互見較突出，并有人名誤、題目誤、收錄誤現象。小傳敘述亦間有失實。清代考據家勞格深諳唐事，撰有《讀全唐文札記》、《札記續補》共130條，近代唐史名家岑仲勉繼撰《讀全唐文札記》310條，為其糾謬、正誤、質疑，共涉及文章近400篇，作者130余人。
《全唐文》版本主要有：（1）清嘉慶十九年（1814）揚州全唐文局刻本，版入武英殿；（2）光緒時廣州重刻本。（3）1983年中華書局影印嘉慶本，并附影光緒時陸心源的《唐文拾遺》72卷和《唐文續拾》16卷，全部斷句。（4）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原刊本剪貼縮印，后附陸心源《唐文拾遺》、《唐文續拾》，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岑仲勉《讀全唐文札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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