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

　　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于都尉朝，朝傳庸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涂惲，惲傳桑欽。王莽時立于學官。璜、惲皆貴顯。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為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于兒寬，一傳于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一傳于司馬遷，遷書所載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后歸京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愿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乃安國所傳。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沖，鄭沖以上則無聞焉。嗚呼，其果安國之舊耶。抑魏晉之間假托者耶。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圣經賢傳并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贊述，況渠實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并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為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后，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為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偽書，再則曰安國偽書，而為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尚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嘆也夫，可嘆也夫。或問曰：子于《尚書》之學，信漢而疑晉、疑唐猶之可也。乃信史信傳而疑經，其可乎哉。余曰：何經、何史、何傳，亦唯其真者而已。經真而史傳偽，則據經以正史傳可也。史傳真而經偽，猶不可據史傳以正經乎。或又曰：晚出之《書》，其文辭格制誠與伏生不類，兼多脫漏，亦復可疑，然其理則粹然一出于正，無復有駁雜之譏，子何不過而存之乎。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朱子之所惡也。余之惡夫偽古文也，亦猶孔子、朱子之志也。今有人焉，循循然無疵也，且斌斌然敦《詩》《書》也，說《禮》《樂》也，而冒吾之姓以為宗黨，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識者之惡之尤甚，于吾族之有敗類，何也。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脈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偽古文何以異此。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為是說矣。況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吳氏棫焉。文正之后又有歸氏有光諸人焉。其可援之以為證者，不為不眾矣。嗚呼，先儒先正之緒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按《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親與安國游，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后，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余歲矣。以二十余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于安國而夭之乎。頗不可解。又安國《大序》謂得壁中《書》，悉上送官。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采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于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蓋偽作此《書》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并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傅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又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尚書》而通之，其為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頗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系寬于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于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系以兒寬。余偶因之，未暇改正云。

　　又按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游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后，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

　　又按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遍檢南北監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詢諸四方同人，亦無從辯析。越數載，讀《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子”字讀屬安國。然不曰“孔”而曰“子”者，何也。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于安國，故冠“子”于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于孔子也。此正康成經學之典且精也。

　　又按《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后，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頗為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為贅，甚失卻遷之意。此亦論班、馬異同之所當知者。

　　又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蓋初置此官而安國即為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年，后又幾年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宦也。向云安國為博士，年二十余。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蚤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史傳易多抵捂，獨此事考之無不協，亦一快云。

　　又按吳文正公《尚書敘錄》信可為不刊之典矣。然其誤亦有六。一謂孔壁真古文《書》不傳，不知傳至西晉永嘉時始亡失也。一謂《舜典》《汩作》《九共》等篇為張霸偽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一謂《漢志》古經十六卷即張霸偽古文《書》，不知《漢志》乃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且即真孔壁《書》，非偽《書》也。一謂梅賾《書》并《書序》一篇為五十九，不知定著仍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復為一篇也。一謂唐撰《正義》，自是以后，漢歐陽、大小夏侯氏所傳者廢不復行，不知歐陽、大小夏侯氏學自晉永嘉時已亡，不待唐也。一謂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書》者也。以文正之博考精識，其于是經可謂專且勤矣，猶不免此謬誤，然則經學可易言與。

　　又按《尚書敘錄》云，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二十五篇內者，如鄭康成、趙岐、韋昭、王肅、杜預，并指為逸《書》。則是二十五篇前此諸儒俱未見。竊以康成則必指所注《禮記》也。岐，《孟子》也。昭，《國語》也。預，左氏也。若肅所注《宋藝文志》僅《周易傳》十一卷，余不傳。文正曷由知其以何者為逸《書》哉。此又當為一誤。讀晁公武《讀書志》論先儒未見古文及鄭、趙、韋、杜而不及王肅，其指精矣。

　　又按余嘗著《孔氏二冤辯》。茲以上既發明安國事，連類錄于此。其略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子思有兄，必非適子，此二冤也。三世出妻說皆緣于《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伯魚之母死，則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則子思出妻也。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則伯魚妻嫁，亦為出也。今姑就伯魚之妻辨。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歲，當亦四十，容貌改前矣。況歷三年喪，又四十有二、三，距孔子夢奠兩楹之夕僅隔歲爾。縱未歿，亦垂白在堂，何忍舍之而去，且遠嫁衛國。雖魯委巷之婦，未至是。而謂孔門之冢婦名賢之因母為之耶。害禮誨淫，污蔑實甚，此事既冤。則孔子之妻與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子思有兄，必非適子說，亦緣于《檀弓》，而成于鄭小同所撰《鄭志》。《志》久失傳，散見此條《禮記》疏中。予考《孔子世家》，自伯魚至子慎凡七世，悉單傳，無有兄若弟者。豈惟《史記》，《世本》亦然。豈惟《世本》，《漢書·孔光傳》依孔氏譜諜，次其世系，亦只七世一子。則子思之無兄決矣。子思有兄生，于子思有嫂。子思有嫂生，于《檀弓》誤解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為原憲，字子思，皇氏說是。蓋《仲尼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弟子燕伋思，《家語》作子思。當時固有三子思矣。奈何必取我乃無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柳若謂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觀禮，禮父卒，子為父后，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嫁母服。所以柳若恐子思失禮，戒以慎諸。是子思既后伯魚，直后孔子，為孔氏之大宗矣。尚得謂之非適乎哉。今亦姑就康成解以辨：疏云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鄭志》云：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稱數世皆一子。果若所云，則孔氏之宗子不在子思，在其兄，兄死，豈容無繼。且已有室而死，死不為殤。當時子思雖有一子白，亦當自絕，以后其兄。或曰：奈適子不得后大宗何。予曰：此出《禮經》，經也，愚所據乃漢石渠議，權也。而即經也，大宗不可絕嫡子，不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后大宗。圣人復起，不廢斯議。蓋當時孔子之兄子孔忠，縱有數孫，亦不得取以后大宗。何者。大宗者，宗孔子，非宗叔梁紇，須取孔子血脈相傳者。子思，一庶孫耳，豈容自私其子。今觀《檀弓》，白仍為伋之子，伋令其不喪出母，是無出繼其兄之事也。何以無出繼。子思原未嘗有兄也。謂有兄者，冤也。余因之又思，兄先死，故有嫂。嫂又死，子思婦為服小功。固與孔氏從一而終者矣。何前乎此孔氏之婦，后乎此孔氏之婦，俱有慚色乎。噫，亦太異矣。善乎，元行沖《釋疑》有云：寧道孔圣誤，諱言鄭服非。其亦世之信《檀弓》而不知辨者之謂夫。又按《漢書·藝文志》，石渠議奏凡四家。《隋書·經籍志》俱散亡，僅有《石渠禮論》四卷，戴圣撰上。《通典》所載《漢石渠議》似即圣撰者。其全文曰：大宗無后，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后大宗。戴圣亦云：大宗不可絕，嫡子不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后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皇帝制曰：圣議是也。余欲以此條竄入適子不得后大宗《疏》中，亦猶父卒然后為祖后者服斬。《疏》引《鄭志》，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天子諸侯之喪皆斬之文。賈公彥謂《注》與此《志》相兼，乃具是也。蓋《喪服傳》論宗法之常，石渠議則宗法之變。常變相濟而后不窮，故曰人道莫大于繼絕。又何如而可為之后。同宗則可為之后。《疏》云：同宗乃同承別子之后，一宗之內，非別宗同姓者。則余上論后孔子，寧取子思之適子，不取孔忠之庶孫，非無征矣。昔朱子當孝宗喪，上《君臣服議》，時門人有疑者，朱子未有以折。后久之，讀《儀禮疏》備載《鄭志》諸侯父有廢疾云云，方見父在而承國于祖之服，得明白證驗。因嘆《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于后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善哉言也。愚于漢石渠議亦云。

　　○第十八

　　古文《尚書》雖甚顯于東漢，然未立學官。當時諸儒茍非從師講授，則亦莫之見也。如趙岐《傳》稱其少明經，《注》稱其嘗讀《周官》，不言其受古文《尚書》，則亦不知古文為何《書》也。《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岐《注》曰：《堯典》，釐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為繆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而多所增竄，不及原文遠甚。亦信文辭格制，各有時代，不可強同。《孟子》此一段，其為《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為心知其意者道耳。

　　或問“廩焚廩井”，程子謂其未必有是事。金仁山謂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后，《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孟子當時亦不與萬章辨，其失者，蓋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訛之跡，而在于發明圣人處變之心。茍得其心，則其事跡之有無俱不必辯也。子何復有取于是說與。余曰：朱子著《孟子或問》，載林氏語，頗異《集注》。林氏引司馬、蘇氏、程子而歷折之，不具述。只以帝使其子九男節，有為不順于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方堯之試舜，舜尚在畎畝之中，故曰后舉而加諸上位。然后如《書》所云，慎徽五典，為司徒之官，納于百揆，為宰相之任也。則舜當為都君，時尚未離畎畝。正號泣怨慕，豈能即得其親之心者，蓋久之。久之而后，瞽瞍厎，故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堯之欲妻舜，舜不告而娶，以為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于文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于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后，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史記》之言，固未為無據也。不格奸者，林氏謂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唐孔氏謂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文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于奸惡，于此益驗。余亦謂，不格奸與“允若”二字，自有淺深之不同。不格奸者，在舜為庶人之時。亦“允若”者，在舜為天子往朝瞽瞍之日。《史記》所載舜格親次第，正自不誣。不然人誣瞽瞍以朝舜，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孟子則辨其未嘗有。凡于世俗傳訛之跡，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后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上以誣圣賢，下以惑天下后世哉。林氏之見，卓且絕矣。

　　按鄭康成注《書》，后無復有言古文者。惟王肅注《書序》，于《汩作》《九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肅曾見古文，但未有注釋耳。或肅因馬融、鄭康成之所逸者，亦從而逸之，不必見古文，亦未可知。獨孔穎達謂肅始竊見梅氏之《書》，其注《尚書》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釋文》云王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則大可笑也。王肅，魏人，孔《傳》出于魏晉之間，后于王肅，《傳》《注》相同者，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只以一事明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為“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后即吉。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凡此《書》出于魏晉間所假托者，皆歷有明驗，而世猶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又按余因此思偽作《太甲》者云“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非以是月為正朔，乃以是月為服闋而即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于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逾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而后服闋。反覆推究，無一可者。蓋偽作此《書》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后儒短喪之制上視古人，蓋至是而其偽愈不可掩矣。

　　又按《舊唐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卷，王肅注。《新唐書·藝文志》，鄭康成注，古文《尚書》九卷。然則《汩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猶傳乎。余曰：否。孔《疏》云：賈逵、馬、鄭所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所傳正同，但經字多異。如《堯典》“宅嵎夷，為宅嵎”，跂昧谷為柳谷之類是也。愚意此王肅、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故謂之古文《尚書》。亦猶唐有今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夫既孔安國《傳》何以謂之今文。蓋唐明皇不喜古文，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而孔《書》亦復因之而一變矣。嘗思《書》藏屋壁之中，純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始易以隸書，然猶古隸并存。孔穎達所謂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大序》云隸古定是也。至天寶三載，始詔改定。凡不合于開元文字者，則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即兩漢來所傳之隸書亦多浸失。由是字既舛訛，書復簡陋，久假不歸，積習成俗。此又論古今經學者之所掩卷而三嘆也。

　　又按宋玉《九辯》“豈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此則純用《象》語，不似《五子之歌》雜以敘事辭。益驗萬章所引為古《書》，為事之所有而無疑。

　　又按《隋書·經籍志》已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不始自唐。唐又改從其開元文字，所謂寫以今字，藏其舊本者。是下傳到今。

　　○第十九

　　漢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馬融、鄭康成注皆本之。《藝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國之辭。余嘗取孔注《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浩》《泰誓》《武成》，豈有注《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為乖剌至于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為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注《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于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籞縷陳之于《注》，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為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或問：《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則《論語》“予小子履”一段，其為古《湯誓》之辭無疑矣。然今文《湯誓》實無斯語，此何以解焉。余曰：伐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者。“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此為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此為告天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即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為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今文《堯典》并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語》為非帝堯之言乎。觀于此，亦可以知《論語》之為《湯誓》矣。然則子何以知其必出于《湯誓》而不出于《湯誥》邪。余曰：墨子生孔子之后，《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刪也。而所引之《書》辭同于《論語》者，皆以為《湯誓》。此所以信其必出于《湯誓》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典，得見古文《尚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為伐桀告天之辭，而不以為《湯誥》。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誥》也。且尤可笑者，《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亡”一篇有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惂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為鑿然，可信無疑。而偽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徑以為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為瞇目夢語之人乎。只此之不足信，亦可類推矣。然則，偽《湯誥》既不足信矣，而真古文《湯誥》亦可得而聞乎。余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撰《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為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時張霸之徒偽古文未出，而所見必孔氏壁中物，其為真古文《湯誥》似可無疑。余故備錄之，以俟博雅君子云。

　　按《墨子·兼愛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為“湯說”，未云《湯誓》。恐孔安國因上文有《泰誓》《禹誓》之名，亦從而《誓》之，不必確然。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稱為《湯誓》矣。解曰：《湯誓》，伐桀之誓也。意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為據。后四句既為《湯誓》，則前三句亦為《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概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為《湯誓》而易為“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是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凡十句。玩其辭語，孰不以為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不以為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明之。湯之大旱，為桀之余，烈在革夏命改正朔后。今方用玄牡，未變夏服色，豈桑林自禱之時乎。且《墨子》引《書》多好自增竄。如《甘誓》易為《禹誓》，又增多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四句，豈非具衍文邪。古人讀書精審。安國注《論語》即以《論語》所引為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國語》所引為正名，而《墨子》所改竄者，自不足信。此雖引《墨子》而不純從乎《墨子》者。蓋以經傳為之據也。噫，信可謂讀書精審者矣。

　　又按湯之伐桀以七八月往，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至次年三月復歸于亳。其往反凡八、九月。武王伐紂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是歲閏二月，至四月中復歸于豐。其往反雖名為六月，實則五月。蓋武王一戰而紂滅。湯與桀戰于鳴條而勝，桀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未免勞師遠逐。此歸之所以有遲速不同也。南軒《綱目前編》于成湯十八年乙未書，王誓師伐夏。又書，王至東郊。夫湯以秋往，以春歸，一年之間，豈有先秋而后春者乎。當分作兩年書之方是。鄭曉古言，謂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不知非春耕時也。周之春，今之冬也。讀伶州鳩之言而知之矣。

　　又按余嘗以《湯誓》或有二篇，頗足駭人聽聞。及復閱《墨子》，見其《尚賢》中篇有引《湯誓》曰“聿求元圣，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不見于今文《湯誓》中。豈非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孟子》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為今文《湯誓》，故趙岐知之，《注》曰“《湯誓》，《尚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為別一《湯誓》，故韋昭不知之，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不知非散亡也。今文《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訛闕可疑，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圣”等語為其所遺落乎。此必別自為一篇，似可無疑。古人書籍繁富，當秦未燔書之前，必不如今所見之寥寥者。即如《墨子》又引禹之《總德》之言曰“允不著唯天，民不而葆，既防兇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今百篇《書序》并《總德》之名無之，豈可以《書序》所無而遂疑為墨子所偽撰哉。

　　又按梅氏鷟亦謂何晏集解《論語》與鄭沖同上。沖號為授古文者，其古文必熟習。于《書》云“孝乎惟孝”不應引“包曰”截為句，而當據《君陳》以正之。于“予小子履”不應依《墨子》為《湯誓》，而當曰此在《湯誥》篇，今不然者。知沖未授古文也。授古文者，誣沖之辭也。借沖之聲力以重其書也。沖不可以被誣，其不可以不辨，論亦愈出愈奇，故采入焉。

　　又按梅氏之論如此。余復考之。《正義》引《晉書》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以授《書》在其暮年，與上《論語》時不同。上《論語》為魏光祿大夫，在正始中，魏尚盛。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安得預見之，而載之《集解》。未可以是為沖誣，然則此《書》實始授自沖云。

　　○第二十

　　傳《孝經》者有二：一今文十八章，漢興，長孫氏四家張禹傳之。一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氏壁中，安國傳之。《藝文志》曰，今文皆同，唯古文字讀多異。桓譚《新論》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余字。孔氏本亡于梁，而復出于隋。當時儒者固以騕傳為劉炫作。校之今文，僅多《閨門》一章，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而已，無所為異也。宋儒司馬光從而尊信。朱子為之刊誤，亦未能盡去古文。獨草廬吳氏其論始定曰：以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古文皆不合。參諸邢氏《疏》說，則其偽也決矣。愚謂桓譚《新論》足以證今古文《孝經》之偽，豈不足以證古古文《尚書》之真哉。《新論》又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五當作六〕卷，為十〔十上脫五〕八篇。古佚《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有二十一卷。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所云卷數、篇數、章數皆與《漢志》合。其小有不合，則傳寫之訛。如《漢志》“與”訛為“學”，“十七”訛為“七十”之類。世有劉敞，自能正之。予尤愛桓譚作。于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亦足見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也。

　　按隋代所出古文《孝經》亦從劉向之說來，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但其多《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類圣言，且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無所為四百余者。故草廬氏以證其偽。《漢志》注引《新論》或作七十一字。撿《太平御覽》邢昺《孝經疏》并是二字。余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焉。

　　又按朱子謂《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后乃傳文。意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以為之者。或問：安知非左氏諸書取《孝經》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為子太叔述子產及趙簡子贊之之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一段為季文子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又雜以北宮文子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又無意思。則知此襲彼，非彼取此可無疑也。愚謂朱子此等識見，高明迥出千古。若取以讀古文《尚書》，亦當思過半矣。

　　○第二十一

　　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然無師說。不比古文《尚書》之多訓釋者。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周禮注》有《天子巡守禮》《中霤禮》《烝嘗禮》《軍禮》。《儀禮注》有《朝貢禮》《禘于太廟禮》。《禮記注》有《中霤禮》《王居明堂禮》《別有奔喪禮》。皆逸篇之文。愚嘗嘆息，謂《禮》與《尚書》同一古文，同一為鄭氏學，同一見引于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為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黃，昭我周王”皆以為是偽《書》。則以《禮》未為諸儒所亂，而《書》則為晚出之孔《傳》所屈厭也。豈不重為此經之不幸哉。

　　按《藝文志》，“《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氏曰：孔氏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說是矣。而孔穎達《禮記疏》載康成云：《漢志》始于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附此以廣異聞。

　　又按《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中霤禮》云：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幾。《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后射。《朝貢禮》云：純四咫，制丈八尺。《霤于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茍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虧韣，禮之礻某，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又《中霤禮》云：祀灶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灶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毋宿于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御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飖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系收牛馬。又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醵。《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于又哭，猶括發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族與母黨于廟，妻之黨于寢，朋友于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踴。又云：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云：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為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王伯厚博矣，卻誤以《大戴記·朝事儀》為逸經，亦遺卻《禘于太廟》《逸奔喪》及《軍禮》。伯厚謂如斷圭碎璧，猶可寶。草廬謂雖片言只字，亦收拾而不敢遺。乃我愛其《禮》之意。余獨惜其讀鄭《注》未到爾。

　　又按禮儀三百，朱子從《漢書》臣瓚《注》指為《儀禮》。良是。此即禮器經禮三百也。漢人稱《儀禮》為《禮經》，以別于七十子后學者所錄之《記》。當周公時號文盛，篇凡三百。《漢志》云：自孔子時而不具。康成云：周后世衰，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時，在者已重復，雜亂又惡能存其亡者乎。說亦相表里。以臆度之，當或百篇。何則。以《尚書》百篇藏壁中，出時才五十八篇。則《禮經》出時五十六篇，推其藏，當亦不減百篇。蓋古書竹簡未有久置于屋壁不錯亂摩滅者。又其篇首標出《士冠禮》《昏禮》之類，所以奔喪投壺。康成親見其在《逸禮》內者，亦標首曰《奔喪之禮》《投壺之禮》。則三百篇居然可知，亦猶《周官經》五篇，皆以“惟王建國”發端耳。

　　又按《儀禮》云者，古行禮者之儀注也。朱子欲分為章段。俾其數可知，可知而后可陳記。臨文不諱，何胤曰：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可見古人行禮皆執本于前，按而行之，以防有遺忘及疏忽之處。《周官》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諸侯。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賈《疏》曰：書即上文禮書，若今《儀注》。詔之使不錯誤，即其事也。在周公僅為《儀注》，孔子則尊為經。在當時雖祝史有司之屬皆所通曉所能行。而昌黎且以奇辭奧旨，苦其難讀。古今不同如此。余嘗謂《儀禮》直《隋志》中之《儀注篇》：《周禮》直《隋志》中之《職官篇》耳。或問：三百固屬篇名，三千亦將為篇名乎。余曰：此則指微文小節，非篇名。然亦有在《儀禮》內者，如《冠禮》之始加、再加、三加之類。有不在《儀禮》內，則若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計當時亦必有成書，而不復得見矣。

　　又按《禘于大廟禮》，王肅《圣證論》引用。有昭尸、穆尸，有孝子、孝孫，有皆升合于其祖之文。《王居明堂禮》，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用，云：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雖非當日本辭，亦所謂斷圭碎璧者。

　　○第二十二

　　《詩》有四家：魯、齊、韓、毛。三家皆立于學官，而《毛詩》頗晚出且微。自萇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及中興后，始大顯。講受訓故日以加備，殆與古文《尚書》等。史稱安國為申公弟子，則所受蓋《魯詩》也。今《尚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為志，寶賢任能”皆《詩序》之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泰誓》上中二篇“澤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傳》之文。嘗考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而獨于一經之內分門顓家，莫肯他從。如劉向受《谷梁》，子歆以左氏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谷梁》義。歆欲建左氏等于學官，與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蓋惟恐歆破之，其墨守如此。故當時董仲舒治《公羊》，其《對策》云《春秋》大一統，即《公羊》說也。梅福治《谷梁》，其上書云：《春秋》宋殺其大夫。即又引《谷梁》說也。以至《關雎》之詩，一謂佩玉晏鳴，嘆康王之后者，杜欽說也，聞者可知其為魯。謂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匡衡說也，聞者可知其為齊。《商頌》不謂作于商，而謂美襄公之世，司馬遷說也，聞者可知其為韓。《魯頌》不謂作于史克，而謂公子奚斯作，揚雄說也，聞者可亦知其韓。其各有流派，號為家法如此。今安國舍魯而從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晉間《魯詩》已浸微，而《毛詩》方大顯于世，遂不覺出此耶。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惟黃初四年有“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后于漢衛宏《詩序》至是始行。此亦一切證云。

　　按《毛詩》東漢未立。范書《儒林傳序》自相矛盾。前云光武立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細數之卻十五。疑有衍文。后云：古文《尚書》《毛詩》《谷梁》《左氏春秋》不立學官，則所衍者，蓋《毛詩》參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三，魯、齊、韓氏。應劭《漢官儀》并同。益決為衍文。以知《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毛亦衍文。何則。安國未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訛。不然，孔僖以上有別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遂連類及之，亦古人文字之常。

　　又按叟者，蜀夷別名。后漢中始見。故邛都夷傳蘇祈叟二百余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李恢傳》賦出叟濮。《張嶷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賨叟青羌。偏撿《史》《漢·西南夷傳》并無叟字。蓋出于明章以后。今安國《傳》于《牧誓》“康蜀羌髳”下曰：西蜀叟也。豈果武帝時有此稱乎。《禹貢》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計相去五百余里。史遷多疏略，每以后代地名敘前代事。故于九河之入海也亦然。蓋其書下訖麟止為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時將四十年，不比安國為博士于元朔，僅隔六、七年。安國蓋所見者也。史遷則所聞者也。所見不容有誤。今傳《禹貢》曰：同為一大河，入于渤海，得毋反承襲《史記》之誤乎。上世及三代衰皆戎夏錯居。秦始皇兵威天下，始攘走于外。當時中國無復四夷。見江統《徙戎論》。蓋西晉時先識遠量者，特闡明其事。兩漢人未之及。僅班書《西域傳序》一及，未詳。今安國《傳》，淮夷徐戎也卻同，得毋魏晉間有是議論乎。凡此《傳》之為魏晉人所假托，皆歷有明征，又不獨前所論三年喪用王肅說，及此用《毛傳》文而已也。

　　又按所謂《詩序》之文、《毛傳》之文，皆本孔氏《疏》。雖“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易·兌卦彖傳》有其文，亦不削去者，特仍其舊爾。

　　又按《魯詩》亡于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己未在京師，一征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為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為嘆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閻妻驕扇，《注》以為《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后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又一征君自夸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予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傳》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如是否。曰：否。然則其偽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偽者，必假真。真之不假，偽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

　　又按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東漢，鄭得之，載于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于“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于“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于此。心誠苦，學誠博矣。殊勝撰《世本》《魯詩》說者手段。

　　○第二十三

　　古文傳自孔氏后，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宅嵎夷”，鄭曰“宅嵎，跂昧谷”鄭曰“柳谷”“心腹賢腸”，鄭曰“憂腎陽”“劓刵劅剠”，鄭曰“臏宮劓割頭庶剠”，其與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字猶頗收于宋洪適《隸釋》中。《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范》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后，碑則以傳序為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嗚呼，悠悠千年，學者如林，乃復曾無一人焉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嘗發憤嘆息，謂千載少讀書人。誠怪其言之太過，由今思之，抑豈可盡非也乎。

　　或謂余：古人經傳或是口授，或是筆錄。師既不同，字讀亦異，其小小異同，誠有不能免者。安在遂據以為說邪。余曰：不然，石經《論語》殘碑載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一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異。視《尚書》迥別。安在不足以為說耶。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十。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書》。班、范各著其說于史，以為今古文之別，豈無故哉。

　　按“宅嵎夷”四條見孔《疏》云：出夏侯等書。是今文也。而以孔《書》當之者，以與孔《書》合，但微異軿剠為“黥”，然音義亦不相遠云。

　　又按洪氏總計《尚書》《論語》字數頗誤。當云《尚書》五百五十五字。《論語》九百七十三字。又《無逸》篇百二字，“二”誤為“三”。

　　又按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愚謂三家皆注真古文《書》，不特與今文不同，抑與今孔《書》互異。安得取三家以當伏生乎。守節唐代人，已不能致辨于此矣。

　　又按楊升庵有《石經考說》，多錯。余為刊正之曰：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六經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此所謂一字石經也。魏邵陵厲公正始中，邯鄲淳書石經亦立于太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晉裴甗為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為晉石經。后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此魏立也，非漢。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經石壁成。從宰相領祭酒鄭譚之請也。今尚在孟蜀。廣政十四年，鐫《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傳》工畢。是為石室十三經。仁宗慶歷初命刻篆、隸二體石經，后僅《孝經》《尚書》《論語》畢工。是為嘉祐石經。高宗紹興間親書《易》《書》《詩》《左氏傳》《論語》《孟子》及《禮記》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為紹興御書石經。蓋古來凡七刻矣。為附其說于此。

　　○第二十四

　　其不同于古文不特如前所列而已也。《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余嘗取遷書所載諸篇讀之，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就成己一家言，而要班固曰“多古文說”，則必出于古文，而非后托名古文者所可并也。余故備錄之以俟好古者擇焉。《五帝本紀》云“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今文作“辯”。按今文久失傳，此錄從《史記注》〕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徐廣曰：一作柳〕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毨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兇，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于是聽岳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于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堯曰：吾其試哉。于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實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圣，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懌〔今文作怡〕。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于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群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今文作謐〕哉。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岳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岳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又云“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岳，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岳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今文作祖〕饑，汝后稷播時百谷。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為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于是以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稚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分北三苗”又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夏本紀》云：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又云“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歧。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為。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于是民得下邱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于濟、漯，通于河。海岱維青州，嵎夷〔今文作禺鐵。鐵，古夷字〕既略，濰、淄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釐，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為牧，其篚盦絲。浮于汶，通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藝。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寔珠臬魚，其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涂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荊及衡陽維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夢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維箘箘、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于江、沱、涔、于漢，逾于雒，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播既都，道菏澤，被明都〔今文作孟諸〕。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珝，其篚纖絮，錫貢磬錯。浮于雒，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藝，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歧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瑯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既序。道九山，汧及歧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為漢，又東為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至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為濟，入于河，雊為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于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臺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云：微子“乃問于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于上。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奸軌，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并興，相為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祗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又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于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范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范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圣。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傅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兇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皞。立時人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兇。庶征，曰雨，曰旸，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兇。一極亡，兇。曰休征，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旸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圣，時風若。曰咎征，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旸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谷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谷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兇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魯周公世家》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于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又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鸮》。王亦未敢訓周公”又云“周公卒后，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后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筑之。歲則大熟”

　　按人在而遽稱以謚，《史記》此類甚多。左氏僅一處，“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是也。兩稱“成王”皆系見在，為遷所增竄，不問可知。以開《金縢》書，為周公卒后，亦是妄說，非出古文。何以明之。鄭康成受古文者，果爾，何以箋《毛詩》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歸乎。先儒以“秋大熟”為即上文居東二年之秋，情事最得。余故曰，讀遷書者擇焉可也。

　　又按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書也。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注》謂出《尚書大傳》。乃知遷書又雜用今文說，余故曰非出古文。

　　又按漢《地理志》，班固于縣名下自注：某山，古文以為某。某澤，古文以為某，凡十條。古文者，《尚書》古文《禹貢》之辭。今取以對安國《書》并合。雖“汧”作“岍”，“敦”作“惇”，“倍”作“陪”，“傅”作“敷”，字畫少異，音讀卻同，不足據以為辯，仍附其說于此。

　　又按閩陳第季立有《尚書評》一篇。謂太史公述《尚書》失《尚書》之意處曰：《尚書》之文簡短而深閎，明雅而窔奧。玩之愈淵，行之愈切。測之不可以為象，卒然而置于前，則令人驚怪，不知何從而得之也。誠宇宙間至文哉。故自漢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為絕匠，何者。以奇勝也。故當世人物一經序傳，班固兢兢錄之，稍改句字一二。適以顯其益奇。故后世論史或病其取與之謬，或譏其稽考之疏，此誠有之。然至于文章之奇妙，未有不嘆賞而拱手推服之也。觀其于《左》、《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運量之，揚榷而變化之，縱其所至若波濤萬里，而不知其所歸。孰為太史公，孰為非太史公，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蓋得其意，放其詞，伸縮自在，行止由己想，其致思運筆之趣，若飄飄乎天馬騰空，不自知其奇矣。乃臨當《尚書》之文，眴然而目眩，怵然而手拙，故于堯、舜、禹、湯、武皆兢兢。《典》《謨》《誓》《誥》錄焉，即有句字之改，亦猶班固之于太史公也。蓋其意不足以包貫之，詞欲踴躍而馳騁，可乎。《高宗肜日》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今曰：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其義不可通也。不寧惟是，《金縢》一書破斷為二，前序冊祝之意以及鴟鸮之貽。末言周公卒后，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夫”既卒矣，又何迎乎。此不無少舛也。不寧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作也，今以為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玈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凡若此類，皆如涇渭之合，清濁判然。欲新奇而弗得矣。其惟《孟子》乎。《孟子》述堯、舜、湯、武不一而足，猶然孟軻氏之文，人不得而窺其間也，意得也。某嘗謂《孟子》之文在太史公之上。

　　○第二十五

　　其不同于古文，其不特如前所列而已也。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慎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于逵，作《說文》。是《說文》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余嘗取之以相校，除字異而音同者不錄，錄其俱異者于左。引《虞書》“方鳩僝功”，“方鳩”為“旁救”，一為“旁逑孱功”。“竄三苗”為“鳷三苗”。“朋淫于家”，“朋”為“堋”。“予乘四載”下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澤行乘鋋”四句。“教胄子”為“育子”。“帝乃殂落”，“帝為放勛”《夏書》“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為“菏”。“東出于陶邱北”為“東至于陶邱”。“惟箘{�q輅}楛”為“枯”。《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營”為“敻”，無“諸野”二字。下“諸”字亦為之。“祖伊反”為“祖甲返”。《周書》“在后之侗”為“在夏后之詷”。“其丕能諴于小民”，“丕能”為“不能”。“唯其涂丹雘”，“涂”為“籥”。“其在受德祼”為“在受德忞”。“罔不憝”上有“凡民”二字。“一人冕執銳”為“執鈗”。至于“屬婦”為“媰婦”。“盡執拘以歸于周”為“盡執柯爰始淫為”。“劓刵椓”為“刖劓<蜀攴>黥”。“敷重棨席”，“敷”為“布”。“民罔不膋傷心”，“罔”為“妄”。“峙乃糗糧”為“糇灊用勱”。“相我國家”為“邦家”。

　　按《說文》所引《書》重在字。多約其成文。如重“涂”字則約“予創若時娶于涂山”為“予娶涂山”。重“褭”字則約“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為“我有褭于西”。非真有是句，他可類推。

　　又按《孟子》引今文《書》六條，三見于《說文》，字句并合。“罔不憝”同，“有凡民帝乃殂落”同，“為放勛唯殺三苗”作“鳷三苗”。然唯“鳷”字方訛為“殺”。若竄，則相遠矣。此許氏本之號近古者。

　　又按“堋淫于家”今本作“朋”。安國《傳》：朋，群也。穎達《疏》言，群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余謂丹朱之惡，尚未至此。蓋古文本“堋”。《說文》云，堋，喪葬下土也。此如楚王戊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詔削其支郡之事。亦與上文“罔水行舟”一例于義為長。“浮于淮泗，達于渮”，今本作“河”，二孔無傳疏，止陸德明引《說文》作“渮”，又未明其是。余考之，“渮”是也。蓋渮者，澤名，為濟水所經，又東至于渮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渮，然后由渮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道也。或曰：曷不詳言之。余曰：以上文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次青州，便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次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渮”，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言“達于渮”。不復言者，蒙上文也。一層脫卸一層。雖由當日水道之自然而其敘法從變，字法從簡，真屬圣經之筆。蔡氏徒執今本為河求其說，而不得見《說文》有“灉水入泗”之文，遂意由灉可以達河，不知考之《水經》“陰溝出蒗蕩渠東南，至下邳入淮”。陰溝即灉水。入淮不入泗，果爾，當日止云“浮于淮”，曷為復繼以泗邪。又見《說文》有“泗受灉水”之文，遂謂由涕亦可達河，果爾，古文達于菏之說，益合矣。總之，直言達于河，不識其何途之從，惟言達于菏，而水道歷歷然在人目前矣。此一字之長，有助于國史不小，其亦昔人謂觀書貴博證，尤貴得古善本以為之證者與。

　　又按《水經》“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菏與泗合在此。方與在今魚臺縣北。前編亦從。《說文》本菏，但謂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入淮，泗通菏，去發源處。據《水經》已得泗水經過地之半，豈得謂之上。仁山于水道多不詳。穎達謂：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古汶、泗不相連，何由而達。亦誤。又謂：漢末有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是堯青州越海而有遼東。余按《三國志》，度為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無青州刺史之號。所收僅諸縣，非諸郡。只越海有遼東一語是耳。因思堯末青州分越海東北之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即收越海西南之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本一州云。

　　又按“一人冕執鈗”，今本作“銳”。安國《傳》，銳，矛屬。穎達《疏》未知何所據。余謂銳字，《說文》止云芒也。無兵器解意。安國亦臆言之。蔡《傳》知其不安，亦從《說文》本“鈗”。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因思《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注：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被堅謂甲胄。執銳謂利兵。銳皆作虛字，無兵器解，亦一證。或曰：銳，矛屬。康成蓋有是說。余曰：康成亦多臆，寧足信。然則孔之誤又實沿于康成。

　　又按《古今韻會舉要》“菏”字下亦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河”蓋后人傳寫之誤，不知從草。例以《禹貢》上下文，“達于河”為句。改“菏”為“河”，不如從許慎所見古文《尚書》“河”作“菏”為合。不然古淮、泗于河既無可達之理，又焉得指后代所引入者蒙以禹之跡。復引新安王氏“濟入河，溢為滎，會于河，注于泗”，則河為菏益明矣之二說，真先得我心。

　　○第二十六

　　理學之明肇自周、程，而朱子謂先此諸儒歐陽永叔、劉原父、孫明復亦多有助。蓋運數將開義理，漸欲復明于世也。此說是也。《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為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周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自太史公書以《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興。由漢迄唐，容有辯其不稱王，未有辯其不改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冤始白。《禮記·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為觀兵。更舉之事自偽《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為上篇，伐紂為中下二篇，以合于《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別，太史公書悉詳載之。由漢迄宋初，未有敢辯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冤始白。是即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發，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乎。《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非即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予小子夙夜祗懼”，“以爾有眾底天之罰”，非即歸居二年，聞紂虐滋甚，更遍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凡此《書》出于魏晉之間群言淆亂之日，皆歷有明征，而世之儒者，必欲曲為文解。以九年為自專征，始觀政為非觀兵，若以此晚出諸篇為大有異于偽《泰誓》者。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按朱子又謂，歐公《泰誓論》歷破史遷之說，亦未見得史遷全非，歐公全是。蓋《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以文王享國五十年推之，九年當從何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豈史臣于未即位前便書為王邪。到這里總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余謂朱子猶未確信梅氏《書》為偽撰，若果信為偽撰，則此等難理會處俱可不攻自破。西伯不稱王說已彰著，武王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則從未經拈出。蓋《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丑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后，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偽作《武成》者移為伐紂時事，自難理會。《論語》載雖有周親四語于大賚后，謹權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類。偽作《泰誓》者又割入中篇中，更間隔以真《泰誓》，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為文章者矣。

　　又按西伯受命稱王，亦不始《史記》。伏生《尚書·殷傳》已有之。其遠則自《文王世子》篇來。武王對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鄭氏注言君王則既受命之后，不爾，何以呼王。余謂夢齡事之虛妄，先儒具有明辯，獨怪孔穎達疏《尚書》見孔《傳》無稱王字，遂力以文王稱王為無。疏《毛詩》見鄭《箋》有稱王說，遂力傅會稱王當在六年伐崇后。以至疏《禮記》亦然。真所謂從孔則廢鄭，從鄭則廢孔。唐人義疏之學之拘如此。

　　又按《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左氏宣三年《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觀政觀兵皆咄咄逼周，同一無君舉動，以儗武王非其倫矣。

　　又按《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韋昭《注》：觀，示也。據此當讀為貫，非觀視之觀。下文又有“且觀之兵”，義益見。然《史記》“東觀兵至于盟津”，《左傳》僖四年“觀兵于東夷”，宣十二年“觀兵以威諸侯”，皆讀如字，亦可。惟蔡氏《集傳》于《西伯戡黎》篇目下云：《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此觀兵二字用得不妥。且《史記》并無其事。出《呂氏春秋》耳。《呂氏》原文是“殷使膠鬲候周師”，候周師自勝觀兵。古人書籍豈容妄更之乎。

　　又按《孟子集注》引張子語，下繼曰：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分明不信。殷周兩《本紀》《齊太公世家》還師復歸之事既不信，胡得又襲用其上文不期會盟津云云。余曰：《史記·劉敬傳》“說高帝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朱子正本此，豈若蔡《傳》之荒略乎。

　　○第二十七

　　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至言也。《戰國策》樓緩述公甫文伯母之言，以為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婦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婦。真可令人絕倒。故愚嘗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為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為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為。而謂三代今辟如成王為之乎。蓋成王之冤于是且千余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唯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唯予小子無良”以取證《大誓》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唯朕無罪”，可乎。不可也。偽作《君陳》篇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例耶。嗚呼，自斯言一啟，君以正諫為要，名臣以歸美為盛節。而李斯分過之忠，孔光削槁之敬，遂為后世事君之極。則雖有賢者，亦陰驅潛，率以為容悅之徒而不自知矣。甚且臣以諫諍事付史官，君怒之，薄其恩禮，晚年漸不復聞天下失，得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誰謂此書固粹然正哉。韓昌黎著《諍臣論》以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為大臣宰相者之事，非諫官之所宜行。夫諫官猶不可，而謂君顧可以此為命乎。成王免喪，朝于廟，述群臣進戒之辭而作敬之詩，又延訪群臣而作《小毖》詩，其孜孜求言若此，曾幾何時而變為《君陳》此語邪。果爾則謂成王之失言也亦宜。

　　按二十五篇《書》以此人之語入彼人口中，而不顧所處之地、所值之時，有不侔者，不特《君陳》篇而已也。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稱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屬堯。又入舜口中，以屬舜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今入“元良”二語于伊尹口中，以訓長君。《孟子》“《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向疑為初征自葛情事，僅可仲虺用之，以釋湯慚。今重出于伊尹口中，以訓太甲，迂遠不切，殊屬無聊。填寫《湯誓》曰“今朕必往”，此自湯初興師告諭亳眾之言，今亦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群后畢會，何必為此言。不幾瞇目而道黑白者邪。余故連類及之以俟觀者思焉。

　　又按余辯《君陳》時，尚未見京山郝氏《尚書解》。后見之喜。余固與郝氏不謀而合者，故亦不忍削去。

　　又按姚際恒立方論《咸有一德》與上《君陳》論仿佛。蓋一以人，一以朝，并錄于此。曰：詳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為歌為文耳。諸經傳記于伊尹，并無告歸致仕之事。作偽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贊襄于湯者，移入在太甲朝，陳戒于太甲。夫贊襄于湯而曰《咸有一德》，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于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則為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矣。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為一德，得無鞅鞅非少主臣乎。此是非之至明而易曉者，司馬貞反據此以史遷記于成湯朝，為顛倒失序。某嘗謂其訛一經而訛及他經，至此又知訛及諸史、傳、志者，更不少可慨也。

　　○第二十八〔闕〕

　　○第二十九〔闕〕

　　○第三十〔闕〕

　　○第三十一

　　二十五篇之《書》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其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證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滅虞廷十六字為烏有，猶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隱括為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讀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書》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書》曰”，以及他所引書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康誥》。引“獨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亦然。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為《道經》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經》，而偽古文蓋襲用，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按《荀子》引今文、古文《書》者十六，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傳》曰”。“《傳》”疑“《書》”字之訛。然《孟子》于《傳》，有之亦指《書》言也。

　　又按《仲虺之誥》在《荀子》作《中巋之言》，《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殷本紀》作《中騑》。小司馬注：騑音壘，蓋虺有二音。

　　或難余曰：虞廷十六字為萬世心學之祖，子之辭而辟之者，不過以荀卿書所引偶易為《道經》，而遂概不之信。吾見其且得罪于圣經而莫可逭也。余曰：唯唯否否。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于此矣”，豈待虞廷演為十六字而后謂之無遺蘊與。且余之不信而加辟之者，亦自有說。讀兩《漢書》見諸儒傳經之嫡派既如此矣，讀注疏見古文卷篇名目之次第又如此矣，然后持此以相二十五篇。其字句之脫誤，愈攻愈有。捃拾之繁博，愈證愈見。是以大放厥辭，昌明其偽。不然，徒以《道經》二字而輒輕議歷圣相傳之道統，則一病狂之人而已矣。豈直得罪焉已哉。且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十六字以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語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或曰：荀卿之造語，卻若是其精乎。余曰：語之尤精者，荀子固自言為《道經》矣。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荀子縱不得儒之醇，將不得為述者乎哉。嗟乎，“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此語不知創自何人，而見之《道經》述之。《荀子》至魏晉間竄入《大禹謨》中，亦幾沈埋者七八百年。有宋程、朱輩出，始取而推明演繹，日以加詳，殆真以為上承堯統，下啟孔教者在此。蓋以其所據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確也。噫，抑孰料其乃為偽也乎。或曰：朱子于古文嘗竊疑之，獨至《大禹謨》及十六字則闡發之不遺力。子與其疑也，寧信。余曰：荀子固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偽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經也。不然，《大學》一篇于記者千余年，而經兩程子出，始尊信表章，迄今翕然無異議。余豈獨私有憾于二十五篇者，而黨同伐異，嘵嘵然不置若此哉。

　　又按老子書五千言，名《道德經》，則知此引《道經》必古來原有是書，而非荀子所改題者。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有縣人梅鶚百一者，正德丁丑進士，未仕，卒。撰述頗夥，亦疑今古文。亦謂“人心”、“道心”本出《道經》。與余向辯《君陳》事相類。

　　○第三十二

　　“人心”、“道心”本出《荀子》，以竄入《大禹謨》，遂尊為經，久而忘其所自來矣。竊以古今若此類者頗多，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引《黃帝書》也。今見《老子》上篇“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引《周書》也，亦見《老子》上篇，今孰不以為此老子語與。“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出《淮南子·主術訓》，而諸葛武侯引以戒其子，今遂為武侯語。“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亦出《淮南子·主術訓》，而孫思邈引之，而程子稱之，今遂為孫思邈語。不獨此也，《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云云，河間獻王作《樂記》采之，今且為經。是即以子為經之證也。《荀子》有《禮論篇》，今自“三年之喪，何也”。至“古今之所，一也”一段，載入《禮記》，名曰《三年問》。是又即以《荀子》為經之證也。而必以“人心”、“道心”為無本焉，亦過矣。

　　按朱子云：以《曾子問》言禮證之，則老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谷神不死”章即《黃帝書》。又云：老子，柱下史，故見《周書》。《周書》多權謀，欲取姑與之類是也。余因此忽悟“人生而靜”，安知非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而記禮者亦傳之，非必有取于老也。何以故。有以《禮記》是漢儒說，非出孔門之徒者。朱子述許順之之言曰：恐不然，漢儒之純者，莫過董仲舒。董仲舒文之純者，莫過《三策》。如《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等語，董仲舒何曾道得來。蓋必古來流傳得這種文字。如此卓哉見也。因又笑近代楊慎，輩苦欲貶剝，考亭謂其詩傳序首用“人生而靜”為不知出于老子也者。若知出老子，肯以異端語而用之乎。不知朱子博極群書，洞如觀火，豈不記及文子蓋未嘗以《禮記》為有取老子而襲用之也。

　　又按《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劉向校書得之。《王禹記》二十四篇，方屬獻王所作，而禹獻之。二書各不同。今之《樂記》乃二十三篇之十一篇合為一篇。篇名有《樂本》《樂論》之類，見《別錄》及孔穎達《疏》。劉獻以為公孫尼子作者。是則上云河間獻土所作，大誤。特正于此。

　　又按今之《樂記》，程子稱其最近道。朱子謂非圣人之書，戰國賢士為之說，亦是。獨胡致堂謂是子貢作，則非。此書載魏文侯子夏問答，文侯受子夏經藝為二十五年事，見《魏世家》。是年，子夏已一百有八歲，可為高壽。子貢若存，當又一百二十一歲，況更不止。此數事與理所無，儒者之不核實如是。

　　或問余：人之論議先后容有互異，子書尚未成，何不舉前說之誤者而悉削之，而必以示后人乎。余曰：此以著學問之無窮而人之不可以自是也。近見世之君子矜其長而覆其短，一聞有商略者，輒同仇敵。余用是數困于世。昔王荊公注《周禮》，贊牛耳云：取其順聽。有人引一牛來，與荊公辯牛之聽不以耳蓋以鼻，荊公遂易前《注》。以荊公之執拗文過，古人中無兩，猶不能不屈服于引牛者之言，吾不知世之君子，自視于荊公何如也。

　　又按有明知為緯書而群以為圣人之言者，“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出《孝經鉤命訣》，緣何休注《公羊》載入《序》中，迄今無異議，亦以理近是爾。

　　又按《春秋》者，魯史記之名。自宜稱入圣人口中。若《孝經》，乃門弟子所為書，所命名豈容自稱善乎。《史通》有云，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又按德清胡渭生朏明告予：子以“行在《孝經》”為不應出夫子口中，似矣。竊考《公羊傳疏》載此原文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未嘗以二句為孔子自云，蓋何休《序》引而失之。其失與晚出古文《書》將《禮記》引《君陳》曰入成王口中，將《左傳》引《夏書》曰“連德乃降”入大禹口中，正相類。視彼造緯書者，又下一等矣。凡著書引古，須直溯其昆侖源，不可從半路中鈔襲。倘鈔襲，鮮有不誤。子宜慎之。斯言也，殆吾之諍友哉。

　　又按余嘗有一疑義，謹標出以俟后之君子者。《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于曾氏門人之手，則未敢以為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于師方稱子，如《論語》之于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為曾申，余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為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只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內則》亦只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惟此也，《孟子》七篇，軻所自著。圣門高第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為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言多與《中庸》《孟子》者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諸群書，自悉合矣。奚啻《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于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及“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于七十子之后，叔孫通、梁文以前必矣。若必以為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