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四庫提要辯證（經部易類）自序
清代乾隆三十七至四十七年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之書凡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九卷；存目之書凡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四庫全書館又將著錄、存目之書，匯列書名，繕寫總目，每目之下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姓名、世次、爵里，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其間“南北二才子”之北才子紀昀為總纂官，閱十三年，始終其事，全書體例皆其所定。每進一書，輒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一篇。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曰：“今之言修四庫書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雖名博覽，而于經史之學則實疏，集部尤非當家，……經則力尊漢學，識詣既真，別裁自易”。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曰：“吾國王者專斷，以乾隆為極。致其于四庫書，直以天祿石渠，為腹誹偶語者之死所，不僅欲以天子黜陡生殺之權，行仲尼褒貶筆削之事已也。刪改之橫，制作之濫，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索之嚴，焚毀之繁多，誅戮之慘酷，鏟毀鑿仆之殆遍，摧毀文獻，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此則為清修《四庫全書》之定評。“全書”之纂實濫，“提要”之作實疏，僅武陵余嘉錫前輩一人即辯證其誤四百九十篇，成書二十四卷，蓋其舛可知矣。
余嘉錫前輩博覽群書，以五十余年之功力辯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誤，其書于我國古代歷史、文學、哲學及版本目錄等學，皆有極大參考價值。其二十四卷《四庫提要辯證》實為讀《四庫全書總目》所必備之書。張之洞《輶軒語》曾向諸生“指一良師”，曰：“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讀《四庫全書總目》一過，能辨其誤有如余嘉錫前輩者幾無，所以，《四庫提要辯證》又可謂良師中之良師矣。
余多年研習易學，讀《四庫提要辯證》受益匪淺。然有感余嘉錫前輩自謂“自念平生于經部所得不深”語，竊見其經部易類之十篇辯證文字僅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藍本，并不曾以書之內容核對《提要》之誤，則斗膽而動續補《四庫提要辯證》（經部易類）之心。數年以來，于《四庫全書》經部易類著錄之百五十八部書中成辯證文字十五篇，于存目之三百十七部中成辯證文字五 篇。今不揣固陋，匯集成帙，以就教于方家。余亦引余嘉錫前輩之語曰：“勿徒以詆訶古人為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啟牖，則余之厚幸也”。
一九九八年十月 郭 彧 序
續四庫提要辯證（經部易類）序錄
自序
經部一
易類二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
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 宋劉牧
經部三
易類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三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宋林栗
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 宋朱熹
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 宋方實孫
周易集說四十卷 讀易舉要四卷 元俞琰
經部四
易類四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易纂言十卷 元吳澄
易原奧義一卷 元寶巴
大易緝說十卷 元王申子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元張理 今按實劉牧楊甲鄭東卿易圖
學易記九卷元李簡
讀易考原一卷 元蕭漢中 今考定卷后三十六宮圖說為朱升《周易旁注前圖》內容
周易圖說二卷 元錢義方
周易爻變義蘊四卷 元陳應潤
經部五
易類五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
易學啟蒙意見五卷 明韓邦奇
易象鈔四卷 明胡居仁 今按實明錢一本《像抄》非胡居仁書
經部七
易類存目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
關氏易傳一卷 舊題北魏關朗
周易旁注圖說二卷 明朱升
周易不我解二卷 明徐體乾
經部八
易類存目二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周易時論合編二十二卷 明方孔炤
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 明李奇玉
附表：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六經圖、周易圖、易數鉤隱圖圖名對照表
附錄：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經部易類十篇提要
續四庫提要辯證（經部易類）
經部一
易類二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
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
宋劉牧撰 牧字長民 其墓志作字先之 未詳孰是 或有兩字也 彭城人 官至太常博士 宋志載牧新注周易十一卷 圖一卷 晁公武讀書志則作圖三卷
此本為通志堂所刻
今考道藏目錄 實在洞真部靈圖類云字號中 是即圖書之學出于道家之一證
南宋時劉敏士嘗刻于浙右漕司 前有歐陽修序 吳澄曰修不信河圖 而有此序 殆后人所偽為 而牧之后人誤信之者 俞琰曰序文淺俚 非修作 其言有見 故今據而削之
其遺論九事 以先儒之所未及 故曰遺論 本別為一卷 徐氏刻九經解附之鉤隱圖末 今亦仍之焉
郭彧按：南宋馮椅《厚齋易學》引《中興館閣書目》曰：“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劉牧撰。牧字長民，彭城人，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又有周易卦德通論一卷，論元亨利貞四時，易數鉤隱圖一卷，采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于河圖，凡六十四位，點之成圖，于圖下各釋其義。”四庫館臣謂劉牧為“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蓋取于此。然所錄是書乃采浙江吳玉墀家藏《通志堂經解》本，其前“有歐陽修序”者，可知即為《正統道藏》洞真部靈圖類云一至云三屬“三衢劉牧撰”者。則所謂“其墓志作字先之”，又取于王安石為“有功刺衢州”之劉牧所作《劉君墓志銘》。彭城即今江蘇徐州，衢州乃今浙江衢縣。一為彭城劉牧，字長民，官至太常博士；一為三衢劉牧，字先之，曾任衢州觀察推官、大理寺丞、廣西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等職。是一人，或是二人，當考。俞琰《讀易舉要》曰：“太常博士彭城劉牧長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統論一卷，易數鉤隱圖二卷，黃黎獻為之序。又為略例圖一卷，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劉敏士刻于浙石庾司者，有歐陽公序，文淺俚，決非歐公作。其書三卷，與前本大同小異。按敏士序稱，伯祖屯田郎中，臨川先生志其墓。今觀志文所述，但言學春秋于孫明復而已。牧當慶歷時，其易學盛行，不應略無一語及之。且黎獻序稱字長民，而志稱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當考。”四庫館臣亦有“未詳孰是”之疑問，但曰“或有兩字”，則有失詳考。《易數鉤隱圖》，黃黎獻序者為二卷，劉敏士刻者為三卷。四庫所采浙江進本三卷前有歐陽修序者，即俞琰見出于劉敏士所刻本。而黃黎獻為太常博士劉牧弟子，其所序二卷本《易數鉤隱圖》當為彭城劉牧傳本。
李覯《刪定易圖序論》曰：“世有治易根于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為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重復。假令其說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八卦三者之內，彼五十二皆疣贅也。……乃刪其圖而存之者三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于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成六論，庶乎人事修而王道明也。其下得失，不足喜慍者，不盡糾割。別有一本，黃黎獻為之序，頗增多誕謾。”[李覯（1009-1059），仁宗皇佑初（1049）經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學，嘉佑中卒于太學說書任上。]從其“治易根于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分析，劉牧之書從刻版到流行并達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之程度，非有十幾年之時間而不能如此，而范仲淹、阮逸、孫復、石介、宋咸、歐陽修、黃黎獻、李覯、富弼皆活動于劉牧之學盛行之時，阮逸與劉牧唱反調之《關子明易傳》、宋咸之《王劉易辨》（一說是石介撰）等皆作于此時。由此可知，彭城劉牧當是在這些人之前，必不是向孫復學《春秋》之三衢劉牧。“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宋史·儒林傳》），常執杖立孫復左右之石介著書辨從前彭城之劉牧《易》為可能，而辨從孫復學《春秋》之三衢劉牧，似不可能。仁宗時劉牧《易數鉤隱圖》，當為一卷本和經黃黎獻增多之二卷本，而無三卷本。《中興館閣書目》記“易數鉤隱圖一卷”，而李覯謂“頗增多誕謾”者，乃因黃黎獻所序之二卷本而發。其后南宋鄭樵于《通志》記劉牧作“鉤隱圖三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記與之相同，此皆當為南宋劉敏士之刻本。
《正統道藏》本《易數鉤隱圖》題“三衢劉牧撰”，但前無“歐陽修序”，所有者為劉牧自序。曰：“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于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于逐圖下各釋其義，庶覽之者易曉耳。”此又為一不同之刻本。顯然，《中興館閣書目》所引“自太極生兩儀而下”云云，即本于此書自序。（“至于河圖，凡六十四位”，似后人所改，“河圖”四十五位，天地之數方是五十五位，后改之說有所不通。）今見《易數鉤隱圖》前二卷有四十八圖，與《郡齋讀書志》所云“凡四十八圖”正合，而“至于復卦”為四十六圖。看前四十六圖，主要是自“易有太極”說“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辨漢、唐諸儒“四象”、“大衍之數”、“無陰無陽乃謂之道”、“七日來復”說之非。其言“四象生八卦”曰：“五行成數者，水數六、金數九、火數七、木數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兌而生坤，火居離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顯然，這里所說八卦是由太極生來，并不言是圣人則什么圖而畫出。卷下則列《河圖第四十九》、《河圖天地數第五十》（即前《天地數十有五第四》圖）、《河圖四象第五十一》（即前《兩儀生四象第九》圖）、《河圖八卦第五十二》（即前《四象生八卦第十》圖）、《洛書五行生數第五十三》與《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即前《天地之數第十四》圖之分兩圖）、《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前《二儀得十成變化第十一》圖）。卷下之七圖中，有六圖是與前兩卷重復之圖，而其中只有李覯所取三圖之一圖。劉牧原本所著之書當不致如此，此書下卷似不出于彭城劉牧。由此又可見南宋劉敏之所刻之三卷本之圖，與李覯所見至多二卷本之圖有所不同。如果我們只看《易數鉤隱圖》前四十六圖，則明白劉牧說八卦之成是起于太極，無一語及于所謂圣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且前兩卷所言及“河圖”、“洛書”文字，亦有商量。其中辨“四象者其義有二”時曰：“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后能生八卦，于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無定位，舉其四則五可知矣。夫五，上駕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駕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駕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駕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圖四十有五之數耳，斯則二儀所生之四象。”此段文字中，“此河圖四十有五之數耳”，似為后人加入之文字。劉牧以六、七、八、九為兩儀所生之四象，加四生數共為四十，又明說“不云五象，五無定位”，其《四象生八卦》圖為四十數，中宮并無“五”數，可知此段之說本與四十五數無關。同樣，其《二儀得十成變化第十一》之圖說“此乃五行生成數，本屬洛書，此畫之者，欲備天地五十五數也”，其后句亦似為后人所加之文字。卷下之“洛書”二圖即備天地五十五數，而此圖乃用于說二儀之數一、二、三、四之和為十與五成變化而得五十五數之義，故其后有《天地之數第十四》圖。故“本屬洛書”不當為此圖之說。又其《三才第四十五》之圖說，其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圖洛書，遂觀天地奇偶之數而畫之，是成八卦”，亦因“始得之于河圖洛書”句而不通，本應為“卦者，天垂自然之象，圣人遂觀天地奇偶之數而畫之，是成八卦”，即言天垂自然之象，象由數設，則遂觀天地奇偶之數而畫卦，與“始得之于河圖洛書”無關。又其《七日來復第四十六》圖說“論上”末句“七日來復闕 則合經義之注也”，應接“論下”首句“詳夫易緯稽覽圖及鄭六日七分之說”，而其“論中”之文本與此圖說無關，亦似后人加入而分三論之文字。倘若如此，則前二卷似為原出彭城劉牧之本文和后人加入河洛說之文，而劉牧本文論說中并不及于所謂圣人則黑白點“河圖”、“洛書”畫卦說。“龍圖”之說，前二卷無之，突兀間見于卷下。如果彭城劉牧主圣人則黑白點數圖畫卦說，則當首言“龍圖”，不應至卷下方出。卷下或問“與龍圖五行之數之位不偶者，何也”之龍圖，乃指卷下第一幅戴九履一圖而言，前兩卷并無此圖，亦與前兩卷內容無關。
對于南宋劉敏士所刻三卷本《易數鉤隱圖》前歐陽修序，非是吳澄先辨其偽，南宋晁公武于《郡齋讀書志》中已言“其文殊不類”，俞琰之“文淺俚，決非歐公作”說亦在吳澄之前。[《讀易舉要》作于至元甲申至元貞丙申（1296）之間，而吳澄《易纂言》則成書于至治癸亥（1323），《易纂言外翼》又在其后。]
《正統道藏》洞真部靈圖類云四為《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一卷，亦題“三衢劉牧撰”。鄭樵《通志》記“先儒遺事一卷 劉牧 一作陳純臣 ”，是書究竟是否出于劉牧，亦需考證。從是書內容看，所列九圖，其《太皞氏授龍馬負圖第一》即《易數鉤隱圖》之《河圖第四十九》圖，《重六十四卦推蕩訣第二》為內列黑白點八卦外列黑白點十二辟卦之圖，其圖說“水數六除三畫為坎，余三畫布于亥上成乾；金數九除三畫為兌，余六畫布于申上成坤；火數七除三畫為離，余四畫布于巳上成巽；木數八除三畫為震，余五畫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則見于范諤昌《四象八卦圖》之圖說（見《道藏·周易圖》）；《大衍之數五十第三》圖，則本鄭玄注而出；《八卦變六十四卦第四》乃本《京氏易傳》八宮世系說而出；《辨陰陽卦第五》圖為《易數鉤隱圖》之《河圖八卦第五十三》變位圖；《復見天地之心第六》即為《易數鉤隱圖》之《七日來復第四十六》圖；《卦終未濟第七》圖為黑白點卦象圖；《蓍數揲法第八》為明《系辭》揲蓍說之圖；《陰陽律呂圖第九》為本漢儒三分損益律呂說所出之圖。可見此九圖是本“先儒遺事”所作，以其中有劉牧圖考之，當不會出于劉牧（無自稱“先儒”之理）。四庫館臣所謂“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遺論”，非是。
對于八卦之畫，《易數鉤隱圖》前二卷有一說，卷下又有一說，而《遺論九事》又有一說。一說曰：“四象備其成數，而后能生八卦”；一說曰：“夫龍圖呈卦，非圣人不能畫之”；一說曰：“水數六除三畫為坎，余三畫布于亥上成乾……”。倘若《易數鉤隱圖》與《遺論九事》皆出于劉牧，焉能有此三說？
總之，劉長民與劉先之，是一人，抑或二人，當考；三卷本《易數鉤隱圖》是否全出于劉牧，亦當考；《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是否出于劉牧，亦當考。甚至大膽假設之，黑白點九數《河圖》與十數《洛書》是否出于劉牧，亦當小心求證。四庫館臣于是書之《提要》，有關劉牧世爵取《中興館閣書目》說，又引王安石《劉君墓志銘》謂劉牧“或有兩字”，特別是謂“遺論九事”為“先儒之所未及”，則是失于深考之誤。甚至因劉牧之書收入《道藏》，即謂“是即圖書之學出于道家之一證”，則亦不能服人。《道藏》所收儒家易學著作有焦延壽《易林》、楊甲《六經圖·大易象數鉤深圖》之圖、鄭東卿《周易疑難圖解》之圖、張理仿《易學啟蒙》體例所作之《易象圖說》、李贄《易因》等，豈可因此而說這些書和圖皆出于道家？
又案：一般據《宋元學案·泰山學案》，推三衢劉牧為“北宋中人”，又推其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與邵雍同年生）。與“宋初三先生”同時之阮逸、李覯、宋咸、陳希亮等人攻“盛行”而“日見不同”之劉牧《易》，皆是本有黃黎獻序之流行本而發，其時甚至在吳秘將《易數鉤隱圖》獻于朝之后，三衢劉牧師事孫復，在“宋初三先生”之后，“三先生”之石介或其同時的阮逸、宋咸等人又怎能攻三衢劉牧弟子所序之書？“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秘，秘授揚庭，雖不及黃黎獻，而要是牧之源流不疑”（《厚齋易學》），據邵伯溫、沈括講，鄭夬與邵雍同時，亦即與三衢劉牧同時，當不會是三衢劉牧再傳弟子。又據邵伯溫《易學辨惑》，言穆修師事陳摶，傳李挺之，李挺之傳邵雍，種放亦師事陳摶，傳廬山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范諤昌一枝“傳于南方”。種放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穆修卒于宋仁宗明道中（1033年），李挺之卒于慶歷五年（1045），如果朱震所謂劉牧從學于范諤昌是事實，則此人似當為南方之三衢劉牧，而彭城劉牧當與穆修為同時人。
葉適《習學記言》卷四十九曰：“與契丹和前四十年，劉牧送張損之，后四十年，蘇洵送石揚休。”可知北宋初有一劉牧。以李覯據劉牧弟子黃黎獻所序《易數鉤隱圖》而有所刪定一條事實考之，即可證三衢劉牧并非黃黎獻師事之劉牧。而彭城劉牧必為北宋初人，而不是北宋中人。
經部三
易類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三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 遂上疏論朱子
其書經傳三十二卷 系辭上下二卷 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一卷 河圖洛書九疇大衍總會圖 六十四卦立成圖 大衍揲蓍解 共一卷
當時與朱子所爭者 今不可考 朱子語類中惟載論系辭一條 謂栗以太極生兩儀 包四象 四象包八卦 與圣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 其余則無所排斥 朱彝尊經義考引董真卿之言 謂其就每卦必兼互體 約象覆卦為太泥
郭彧案：是篇《提要》計768個字，除上引文字外，多為引朱彝尊《經義考》之文，謂“故仍錄其書而并存朱彝尊之論焉”。此《提要》似為防“后人以朱子故，遂廢栗書”而作，四庫館臣謂“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仍錄其書”使林栗書得以流傳，堪稱善舉。然此《提要》出輯書、校書之后，卻是不通讀全書而出之文，不察其中有違“校書手續”之規定，而有“篇第之倒置”處。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言易為之圖說”，列九數《河圖》、十數《洛書》、《九疇八卦大衍》、《六十四卦立成圖》“附于圖書本文之后”，謂“凡在天地之間，三才五行之理，皆具于是，外是而為圖者，異端之學也”。（此則未免主持太過）又就“朱震所傳邵雍（按：當為李挺之）變卦圖凡十五”而辨其非，謂“彼先天之易變卦之圖，將何取焉”，卷末為“大衍揲蓍解”，謂“天地之數總于洛書而變于河圖，大衍實取焉”。
今見《四庫全書》本之《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有如下錯板篇第倒置處：
第十板首句： “臣竊見故翰林學士朱震所傳邵雍變卦圖凡十五”，
末句： “四陽二陽（按：當為陰）者皆自遁來遁”；
第十一板首句：“窮者窮則變變則通也”，
末句：“頤大過小過中孚在其中矣此其自為”；
第十二板首句：“父母復姤小父母也”，
末句：“夫易生生而不”；
第十三板首句：“矣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
末句：“而邵氏朱氏曰乾坤大”；
第十四板首句：“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末句：“臣知其說”；
第十五板首句：“矛盾知其說之不通矣”，
末句：“皆三子三女相值”；
第十六板首句：“之卦非是卦則無是言也”，
末句：“亨者坎也”；
第十七板首句：“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末句：“臣于圖說亦云”。
我們將第十板至第十五板各板首尾句聯結起來讀，將不知其所云。顯然，是謄錄之誤。
第 十 板末句應接第十四板首句：“四陽二陰者皆自遁來 遁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十四板末句應接第十三板首句：“臣知其說矣 賁之象柔來而文剛”；
第十三板末句應接第十二板首句：“而邵氏朱氏曰乾坤大父母 復姤小父母也”；
第十二板末句應接第十一板首句：“夫易生生而不窮者 窮則變 變則通也”；
第十一板末句應接第十五板首句：“頤大過小過中孚在其中矣 此其自為矛盾 知其說之不通矣”。
此謄錄之誤，先是逃過校對官、總校官之目，繼而逃過乾隆“御覽”。書前屬“總校官臣陸費墀”，書末加蓋“乾隆御覽之寶”，反而證明君臣皆不曾仔細閱讀此書。個中原由，仍不脫“后人因朱子故，遂廢栗書”之嫌。謄錄監生出此之誤，似有二種可能：一是原刻本既已錯亂板次，謄錄者但據原本繕錄；一是原本本不誤，謄錄過程中散卷而差其板次。此誤亦可證撰寫是書《提要》者，并不曾細讀此書。
至謂“當時與朱子所爭者，今不可考，《朱子語類》中惟載論《系辭》一條”，亦為不實之詞。據《宋史》本傳言，林栗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曾上書反對金人請和約為叔侄之國事，又因直言權臣之弊而忤執政之意，出知江州，又有致書宰相謂宴金使不可用樂之舉，不聽，而出知湖州。知夔州時又因平汝翼之亂而蒙冤幽置紹興府，后起用之至兵部侍郎。時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為兵部郎官，而熹既入國都卻不就職，林栗請吏部催促朱熹到任，朱熹卻以腳疾請退。于是林栗便彈劾朱熹，謂朱熹“妄自推尊”，“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引孔孟歷聘之風”，“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后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數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如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戒。”皇帝謂其言過當，又加之葉適、胡晉臣等辨劾，乃黜栗出知泉州。今觀林栗彈劾朱熹之文，的確“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有言過其實處，然平心而論，身為朱熹上司之林栗，恐“厥罪惟均”而舉劾，亦是事出有因。《宋史》作者謂其“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而有隙，并非主要原因。依《宋史》之記，林栗當時與朱子所爭者，亦并非“今不可考”。
《朱子語類》所記非“惟載論系辭一條”。“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卷六十七），為一條；“林黃中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同上），又為一條。“林又曰，太極有四象，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同上），又為一條；“林又言三畫以象三才”（同上），又為一條。此外，朱鑒《文公易說》中有朱熹《記林栗辨易》一文，言林栗造訪朱熹，問“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有未是處，幸見喻”，朱熹則直言指出其書“卻是于大綱領處有可疑者”。二人主要分歧則在于對邵雍之學理解方面。林栗曰：“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朱熹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聽此林栗則動怒，曰：“正要人笑”。今日看來，朱熹竟不給上司一點情面，把林栗費多年心血上進皇帝之三十六卷書一口否定，也是直言有過。對于性狷急并主動來訪之林栗來說，怎能不怒？至清代漢學復興，有宋理學式微，朱熹地位下降，林栗之書方得以錄入《四庫全書》，亦是形勢使之然耳。四庫館臣轉引元董真卿之說，謂其“說每卦必兼互體”云云，則亦是出于朱熹。《記林栗辨易》曰：“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為太極，中含二體為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為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曾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說倒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圣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栗則主張“惟其能包之，是以能生之”，此亦為一說。其后，朱熹門人林至說太極一變至六變，皆是于一○太極內之變，與朱熹“如人生子，子在母外”說迥異。
總之，是書《提要》之成，有違當時所定“校書手續”、“鈔書手續”及“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之《提要》編寫體例。看來，的確如余嘉錫前輩所言：“況此官書，成于眾手，迫之以期限，繩之以考成十余年間，辦全書七部，薈要二部，校勘魯魚之時多，而討論指意之時少，中間復奉命纂修新書十余種，編輯佚書百種，又于著錄諸書，刪改其字句，銷毀之書，簽識其違礙，固已日不暇給，救過弗遑，安有余力從容研究乎？”我們今天辯證其誤，并非以詆訶古人為目的，如能警示今天類似工作，則不無裨益。
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
內府以宋槧摹雕者 前有革序
卷端惟列九圖 卷末系以易贊五首 筮儀一篇 與今本升筮儀于前而增列卦歌之類者 亦迥乎不同
考驗此本 乃是感速常久 經后人傳刻而偽 實為善本
《四庫全書總目》外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只載著錄書名、卷書、某朝某人撰，并略志數語于下，共二十卷。此《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亦間有與《四庫全書總目》不合者。按任松如辯證，此《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三所記“周易本義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義四卷”，于《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中則離為二部，一作“原本周易本義十二卷”；一作“別本周易本義四卷”，下注云：“僅案總目此部不存”。又《總目提要》尊稱“朱子”，《簡明目錄》則直稱朱熹。《總目提要》以董楷為宋人，而《簡明目錄》同條則誤作“元人”。
郭彧案：四庫館臣此書《提要》，于卷首九圖不置一喙，而于《易圖明辨提要》中借評胡渭之辨而曰：“至于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為門人所依附。其說尤明。朱子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實則《周易本義》九圖，雖為門人移易《易學啟蒙》初版“舊圖”而附之卷首，然其皆出于朱熹，則亦可自《文公易說》和《朱子語類》中稽考。今見《周易本義》卷首之《河圖》、《洛書》，《易學啟蒙》中已見于“本圖書第一”篇，自是出于朱熹已不待辨。至于以黑白之位所作之大小二橫圖，則朱熹于《答袁樞》中說得明白：“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曉且為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又曰：“仆之前書固亦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又曰：“若見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接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舊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后,具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文公易說》卷二十三）。所謂“卷首舊圖”即指《易學啟蒙》初版之圖而言，而其大下二橫圖即為列于《周易本義》卷首之黑白之位圖。大下二橫圖出于朱熹，又有一證：“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便成圓圖”（《文公易說·答葉永卿》卷一）。至于《卦變圖》，亦是出于朱熹，嘗曰：“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文公易說》卷二），又曰：“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后十卦為悔，是變盡了又反回來`，有圖見《啟蒙》”（《文公易說》卷二十二），又曰：“卦變獨于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于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文公易說·答王遇》卷二十二）。此則明白說《卦變圖》為《易學啟蒙》舊圖，而“嘗修定”不拘滯“一卦從數卦而來”之卦變圖即為三十二幅變占圖（《易學啟蒙》考變占篇新圖）。
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
宋方實孫撰
此本凡上經八卷 下經八卷 系辭二卷 序卦說卦雜卦各一卷
其書取朱子卦變圖 別為易卦變合圖 以補易學啟蒙所未備
郭彧案：方實孫原書本名《讀周易》，朱彝尊《經義考》做“淙山讀周易記”。《四庫全書》抄本前作“淙山讀周易記提要”，序前稱“淙山讀周易”，至正書之首則是“淙山讀周易圖”，書內中縫則皆作“淙山讀周易”。卷首列《河圖數》、《洛書數》、《先天卦象乾南坤北圖》、《后天卦象離南坎北圖》等圖并附以圖說。方實孫所出《易卦正覆圖》、《易卦變合圖》，實本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和《六十四卦相生圖》衍出，追本溯源皆發端于虞翻。謂其“取朱子卦變圖”，“以補易學啟蒙所未備”，則非作者本意。《易學啟蒙》考變占篇有三十二幅用于變占之圖，其第一幅即為列于《周易本義》卷首第九《卦變圖》之歸納圖。所以，并非是方實孫取《周易本義》之《卦變圖》別為《易卦變合圖》以補《易學啟蒙》所未備。
周易集說四十卷
宋俞琬撰 琬字玉吾 吳縣人
據琬自作后序 尚有讀易舉要 讀易須知 易圖纂要 易經考證 易傳考證 六十四卦圖 古占法 卦爻象占分類 易圖合璧連珠 易外別傳諸書 今惟易外別傳有本單行 讀易舉要 易圖纂要 見永樂大典 余皆未見
讀易舉要四卷
宋俞琬撰
郭彧案：此二書于《四庫全書總目》皆謂作者名“琬”，至二書前之《提要》及書內則皆作“琰”。“琬”為無棱角之圭名，“琰”為雕飾之美玉，雖《顧命》曰“琬琰在西序”，然亦為兩重之圭。雖有稱俞琬者，又有稱俞琰者，然一書之提要不當有二名，亦是常識。考《道藏》太玄部止一至止九為《周易參同契發揮》九卷（《四庫全書總目》誤作“十四卷”，而《四庫全書》本《周易參同契發揮提要》又誤作“十二卷”），所載《周易參同契發揮序》末題“至元甲申四月十四日林屋山人金陽子俞琰玉吾自序”。又《道藏》太玄部若七為《易外別傳》，其《易外別傳并敘》末題“至元甲申八月望日古吳石澗道人俞琰書”。此皆自題名“琰”。
見于書前之《周易集解提要》曰：“琰又有讀易須知 易圖纂要 易經考證 易傳考證 六十四卦圖 古占法 卦爻象占分類 易圖合璧連珠 易外別傳諸書 今皆不傳”。并無《四庫全書總目》“今惟易外別傳有本單行 讀易舉要 易圖纂要 見永樂大典 余皆未見”之文。如不讀《四庫全書總目》而只讀是書者，將作何想？所謂“易外別傳有本單行”，不知為何不指明存在于《道藏》之中。而“讀易舉要 易圖纂要 見永樂大典”，亦與《讀易舉要提要》“琰別有六十四卦圖 易圖合璧連珠 易圖纂要諸書 舊與此書合刻 修永樂大典之時割裂 龐雜淆其端緒”之說不合。今見《四庫全書》本《讀易舉要》是經四庫館臣將諸書“裒合編次”汰除“盡冒讀易舉要之名”其余諸圖，仍定為四卷之書，已非其舊。只《剛來柔來上下圖》一圖為原圖，而《八卦主爻圖》、《十二卦主爻圖》、《陽無十陰無一圖》、《九宮縱橫斜十五圖》、《九宮縱橫斜十八圖》、《乾坤首上篇屯蒙以三男繼乾父坤母圖》、《咸艮首下篇以二長二少繼坎離圖》、《上下篇終皆以坎離繼二長二少圖》等圖，皆為舊本《易圖纂要》之圖。
經部四
易類四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
易纂言十卷
元吳澄撰
入元以薦擢翰林應奉文字 官至翰林學士 卒謚文正 事跡具元史本傳
郭彧案：今見《四庫全書》本《易纂言》為十二卷，并非“十卷”。其卷十二之末有一段吳澄弟子所附文字：“先生著是書，幾四十年。其間稿成，改易者凡數四。壬戌秋書成，然未嘗以示人。明年春，觀生圃請鋟諸梓，以惠學者。先生幸慨然許之，猶慮傳寫之或差，乃命抄寫，而自督視，因正其未安，明其句讀而益加詳密。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度不可辭，不數日上道。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將至九江點校才竟。若卦圖象例，陸續刊行。因書之成，遂志年月于右方云。然嘗聞諸先生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亦庶乎文王、周公系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視易為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為甚大。則讀是書者，其可不知先生用意深且而泛視之哉？至治癸亥五月五日觀生謹記”此記寫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文中所提“壬戌秋書成”是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明年春，……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是元英宗至治三年。由此可見，吳澄（1249-1333）是七十多歲時方入翰林，時當元代中期。并非“入元以薦擢翰林”。按《元史》本傳所記，是“至大初，為國子監司業”，其時是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時距忽必烈建元已四十八年。
易原奧義一卷
元寶巴撰 案寶巴 舊本作保八 今改正 寶巴字普庵 色目人居于洛陽
郭彧案：今見是書《四庫全書》本，書名題《易源奧義》，其前“進太子箋”文末有“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保巴上箋”字樣，書首題“欽定四庫全書 易源奧義 元 保巴撰”。保巴本色目人，以漢字書其名，或“保巴”，或“保八”，本無大礙。然而既曰“舊本作保八，今改正”，就不能于謄錄之書中不予改正。
保巴是書首列《先天圖》（十數《河圖》），次列《中天圖》，三為《后天圖》（九數《洛書》）。以“先天”為“皇極根”；“中天”為“范圍干”；“后天”為“大定枝”，統論天道、人道、地道。又有自《周易本義》衍出之大小二橫圖，卷末述“易源心法”和“畫卦陽進陰退之例”。其說多自出新意，與前儒不同。如其《中天圖》則是改易《說卦》巽、坤、兌方位，以坤居東南、兌居西南、巽居正西而成圖。四庫館臣寫是書之《提要》洋洋近四百言，多為辯證寶巴序李清庵《周易尚占》文字，竟無一字及于書中之大凡，則有違“提要”撰寫體例之要求。
大易緝說十卷
元王申子撰
申子 字巽卿 邛州人 其始末未詳 據卷首載田澤刊書始末 惟稱其皇慶二年剳付充武昌南路南陽書院山長 又稱其寓居慈利州天門山 垂三十年始成春秋類傳及此書，澤為申送行省 咨都省移翰林國史院勘定 令本處儒學印造而已
郭彧案：今見《四庫全書》本《大易緝說》卷十之后是前進士長沙李琳之“緝說后序”，再其后則是田澤之“續刊大易緝說始末”，并非置于卷首，想來是四庫館臣校書時所移。田澤之文作于元仁宗延佑丙辰（1316年），而書前王履之序作于大德辛丑（1301年），程文海之序作于大德七年（1303）。《續刊大易始末》曰：“詢之學校諸儒，皆曰王申子前邛州兩請進士，寓居慈利州天門山，隱處幽深，無心求仕，垂三十年始成此書。……卑職再三思之，與其使王申子私授門人，曷若進呈朝省廣布天下？為此將《緝說》、《類傳》妝褙，咨去如蒙繳申省臺，送翰林、集賢二院，考正而表章之，于以決萬世經傳之疑，于以昭圣代文明之治，圣經甚幸，世教幸甚。本路轉申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并牒呈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皇慶二年蒙行省剳付，擬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王申子守志不出，隱處山林，反覆沉潛二書，愈見明白。”所謂“續刊”是指已先刻有王申子《春秋類傳》，此后又刻《大易緝說》而言。讀此文之后可知，王申子所守之志是不仕，前兩請為進士皆不就，今擬充書院山長仍“守志不出”，根本沒任什么書院山長。
又案：《四庫全書總目》是書提要之文與書前《大易緝說》提要之文并不相同。《總目》提要之文五百余字，曰：“其說易則力主數學，而持論與先儒迥異。大旨以河圖配先天卦，以洛書配后天卦，而于陳摶、邵子、程子、朱子之說，一概辨其有誤。于古來說易七百余家中，惟取六家：一河圖洛書、二伏羲、三文王、四周公、五孔子、六周子太極圖也。其自命未免太高，不足為據。”又有王申子與玉井陽氏往來答辯之述。其后曰：“蓋萬事不出乎奇偶，故圖書之學，縱橫反復皆可以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耳。然考申子繳繞圖書者，僅前二卷，至于三卷以后，詮解經文，仍以辭變象占比應乘承為說，絕不生義于圖書，其言轉平正切實，多有發明。然則又何必繪圖作解，邐邐然千萬言乎？讀是書者，取其詁經之語，而置其經外之旁文可也。所解惟上下經為詳，系辭稍略，說卦、雜卦尤略，序卦一傳，則排斥非孔子之言，但錄其文，而無一語之詮釋。蓋自李清臣、朱翌、葉適以來即有是說，不始于申子。其論易中錯簡、脫簡、羨文，凡二十有四，但注某某當作某某，而不改經文，亦尚有鄭氏注書之遺意。與王柏諸人毅然點竄者異焉。”此《提要》前一段述王申子易圖大旨及謂于程子等人一概辨其有誤，則多不切合實際，其后一段介紹三卷以后大凡，則平實。然其謂照錄《序卦》而無一語之詮釋，始于葉適等而不及于朱熹《周易本義》，則有失公允。
謄錄本《大易緝說》前之提要曰：“大易緝說十卷，元王申子撰。申子字巽卿，邛州人。隱居慈利州天門山，垂三十年始成此書。反復設問，取十數為河圖，分緯之以畫先天，九數為洛書，錯綜之以位后天。時吳澄、李琳諸人，咸稱其殫思之精。程子有云，說卦所說卦位，亦不能使人曉然。朱子云，文王八卦，不可曉處極多。蓋皆闕所疑也。至河出圖、洛出書，其文見于易傳。而相傳五位九宮，則朱震序其授受源流。謂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據此，則劉牧之河圖、洛書與邵雍之先天圖，同本諸希夷。然范諤昌以五位九宮之圖為伏羲所造，劉牧以九為圖、十為書，及乎蔡元定乃反易之。朱子引大戴禮記明堂鄭注云法龜文，證元定之說為確。王應麟據北史證大戴禮實宇文周時盧辯注，非康成。今考康成注易，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顯陳一六等數相配之方，其注乾鑿度，言八卦九宮亦甚詳，而不以為圖書。惟關朗易傳與元定符合。然關朗易傳，朱子嘗斥為偽書，項安世亦云阮逸所作。逸，皇佑間人，則又在之才、諤昌后矣。蓋千有余年，莫知所謂圖書，即五位九宮之數，殆陳希夷出，始指以實之，宜后人辯論紛紛也。是書旁通互貫，足以自達其所見。一家之說，固亦有未可廢者耳。”此《提要》力辨河洛原委有余，提《大易緝說》一書之要不足，僅“旁通互貫”一語而已。至辨《關子明易傳》，不知為何不引陳師道《后山談叢》之記？
《大易緝說》卷一列《河圖》、《先天》、《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希夷先天卦圖》、《演極》、《演極后圖》、《洛書》、《后天》、《后天卦位》、《倍乘重卦之圖》、《往順來逆圖》、《衍數》、《倚數》、《反對》、《揲蓍》和《取策》十九圖，卷二列《周濂溪太極圖》及其三幅衍圖。卷三至卷十則是詮解《周易》經傳之文。王申子所出易圖雖本朱熹易圖衍出，然其圖說卻與朱熹多有不同處。特別是對周敦頤《太極圖易說》的疏解，較之朱熹更接近周子本意。如曰：“若太極止具其理，則是初無一物，既無一物，則大傳曰‘太極生兩儀’，不知一陰一陽于何處突然生來便分為兩？”。其對朱熹所改造之《太極圖》上“無極而太極”標字，亦有不同凡響之看法，曰：“愚觀周子之圖，其上止有一圈，圖之名止曰太極，而圖說則曰無極而太極。是周子分明于太極上說出無極以示人，謂凡物有不生于有，必生于無，況既曰無又曰極，與下太極字并言，是雖一物而有個至極底道理在也。晦庵乃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混無極、太極于一圈，已非周子圖意。”
四庫館臣作《提要》，借王申子二卷之圖大發議論，幾至漫無邊際。作《周易本義》之提要，為何對卷首所列《河圖》、《洛書》不伸一喙，而曰“置其經外之旁文可也”？耐人尋味。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元張理撰 理字仲純 清江人 延佑中官福建儒學提舉
是書上卷太極圖 即周子之圖 其八卦方位圖則本乎說卦 又有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參天兩地 及大衍五十五數諸圖 又有仰觀俯察 剛柔相摩 八卦相蕩諸圖 而皆溯源于河洛 中卷天地數萬物數二圖 仍即大衍策數 又有元會運世乾坤大父母 八卦生六十四卦 八卦變六十四卦圖 又有反對變與不變諸卦圖 以下則六十四卦之圖 分見于中下二卷 而參伍錯綜序卦雜卦皆為之圖 蓋純主陳摶先天之學 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 其書初少傳本 通志堂經解刻本與劉牧之書均從道藏錄出 諸家著錄卷帙亦復不同 朱睦楔授經圖載理之書 有周易圖三卷 易象數鉤深圖六卷 易象圖說六卷 焦竑經籍志書目與授經圖同 而鉤深圖作三卷 朱彝尊經義考止載易象圖說六卷 而不載此書之名 蓋由未見其本 但據書目傳鈔 故輾轉歧誤 白云霽道藏目錄 以易數鉤隱圖與理此書 并屬之劉牧 亦由但據標題繕錄 未及核作者之異同 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 并詳考舛異之故 以祛來者之疑焉
郭彧案：南宋高宗紹興（1131-1162）年間，昌州（今四川榮昌縣）布衣楊甲（字鼎卿）編《六經圖》，勒石于昌州郡學。孝宗乾道元年（1165）吳翚飛、毛邦翰等人增補《六經圖》作六卷并刻版成書，其中易經之圖一卷，名曰“大易象數鉤深圖”，共集圖七十幅。（其它五經圖名為：尚書軌范撮要圖、毛詩正變指南圖、禮記制度示掌圖、春秋筆削發微圖、周禮文物大全圖。）后東嘉葉仲堪復增補《六經圖》作七卷，其中《大易象數鉤深圖》作兩卷，共集圖百三十幅。俞琰《讀易舉要》記：“三山鄭東卿少枚，自號合沙漁父。撰《周易疑難圖解》二十五卷，以六十四卦為圖，外及六經、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以論說，末有《系辭解》。自言其學出于富沙丘先生。以為易理皆再于畫中，自是日畫一卦置座右。周而復始歷五期，而后有所得。沙隨程迥可久曰，丘程，字憲古，嘗有詩云：‘易理分明在畫中’，又云：‘不知畫意空箋注，何異丹青在畫中’。永嘉所刻作兩冊，題曰‘大易象數鉤深圖’，無《系辭解》。”馮椅《厚齋易學·附錄二先儒著述下》記：“《周易疑難圖解》三十卷，鄭東卿撰，一本稱合沙漁父。紹興丁巳自序云，為朋友講習而作。始得富沙丘先生告東卿曰：‘易理皆再于畫’，于是日畫一卦置之座右，周而復始歷五期，而后有所入。醫算卜筮之書、神仙丹灶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其文字，而一采其意旨，以求吾之卦畫。東卿，字少梅。丘先生名程，字憲古，建陽人。嘗有詩云：‘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盡難窮。不知畫意空箋注，何異丹青欲畫風？’”考二人所記鄭東卿所作易圖，實存于《道藏》洞真部靈圖類陽一至陽三之《周易圖》中。其一為《鄭氏太極貫一圖》，圖說有“少枚先生曰”；其二為《六位三極圖》，圖說有“合沙鄭少枚先生曰”；其三為《八卦本象之圖》，圖說有“合沙鄭先生曰”；其四為《卦配方圖》，圖說有“鄭合沙曰”；其五至六十為《乾坤易簡之圖》至《既濟未濟合律之圖》56幅，圖說有“六十四卦圖并說 合沙鄭先生撰 ”。
《道藏》洞真部靈圖類陽四至陽六為《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共集圖百四十幅，不題撰人。將此書同《六經圖·大易象數鉤深圖》對照，即可發現其中有《六經圖》全部 70 幅易圖，且錄入前后次序并無變動。其余 80 幅易圖，有 60 幅是自《周易圖》中錄鄭東卿易圖（圖說中去掉“鄭合沙先生曰”等字樣，并改正原《睽卦象圖》與《損益用中圖》圖名互竄、《夬決圖》與《蹇往來圖》部分圖說互竄之誤），有錄自《易數鉤隱圖》之圖 6 幅（部分圖有所演變），自司馬光《潛虛》中補《性圖》1 幅，余 3 幅《太極函三自然奇偶之圖》、《德事相因皆本奇偶之圖》和《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卦氣之圖》，則不知出處。此即為經葉仲堪重編俞琰所謂“永嘉所刻作二冊”之《大易象數鉤深圖》而后人又有所增補者。其編著者當為劉牧、楊甲、鄭東卿等人。今見《四庫全書·大易象數鉤深圖》雖為“內府藏本”（《通志堂經解》刻本），然其原本皆自《道藏》中錄出。四庫館臣“詳考舛異”之后屬之“元張理撰”，非是。其實，考辨是書之由來，只要將圖與圖說同《六經圖》、《周易圖》一一對照，即可明了其原本。惜乎四庫館臣對道教典籍不屑一顧，又對易圖學抱輕視態度，焉能不誤？
楊甲《六經圖》，據俞琰所見，《中興館閣書目》作六卷，至葉仲堪重編而成七卷（易經圖增補一卷）。白云霽《道藏目錄》以《大易象數鉤深圖》屬之劉牧，是因是書中有牧之易圖而自斷。亦非“但據標題繕錄，未及核作者之異同”。朱彝尊《經義考》“止載《易象圖說》六卷，而不載此書”，并非“未見其本，但據書目傳鈔”，實是因《通志堂經解》刻本錄自《道藏》，并無撰者。《經義考》卷四十一著錄“《周易圖》三卷”，注云“未見”，又引陳弘緒跋云：“《周易圖》三卷，出《道藏》，不詳作者何人，……中一卷則鄭少梅之卦圖也。”可見，朱彝尊考書之謹慎態度。而朱睦楔《授經圖》將是書作張理之書，則毫無根據。是書載九數《河圖數圖》、十數《洛書數圖》，而張理《易象圖說》乃本朱熹《易學啟蒙》四篇體例而作，其“本圖書”本《易龍圖序》推出十數《河圖》、九數《洛書》，并謂“蓋疑傳寫之誤，而啟圖九書十之辨，今以二象兩易其名，則龍圖、龜書不煩擬議，而自明矣”。
是張理者豈能主九圖十書之說耶？四庫館臣自謂“詳考舛異之故，以祛來者之疑”，其實則并無詳考，而來者仍然有疑。一書《提要》之作，當作于通讀是書之后。對于易圖學之書，當細觀其圖并研究其圖說，考其演變源流，察其作者異同，而后撮其大凡。四庫館臣此誤流弊今天，一些易學史方面之著作仍沿用其考證結果，皆謂《大易象數鉤深圖》為元張理撰。因而，此《續四庫提要辯證》，則不容不作也。
學易記九卷
元李簡撰 簡理貫未詳 自序稱己未歲承乏 卒泰安 己未為延佑六年 蓋仁宗時也
郭彧案：李簡自序稱“歲在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萊蕪，挈家遷東平”，“己未歲承乏 卒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學易記觀之，重加去取焉”，序末屬“中統建元庚申秋七月望日信都李簡序”。考“中統”乃孛兒只斤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年號，時當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則李簡序中所稱“壬寅”（1242）為蒙古乃馬真后稱制之始，“己未”（1259）為蒙古孛兒只斤蒙哥執政末年。而元仁宗延佑己未為公元1319年，四庫館臣將李簡整整退后六十年。
萊蕪位于泰安東百余里，東平位于泰安西南百五十余里，即北宋之鄆州，徽宗政和初（1111年）改東平府，可見李信當時活動于山東泰安周圍。又由“山城事少”知其為蒙古統治下泰安城一副職官吏（金亡于公元1234年，李簡遷家之時，蒙古已統治山東）。序末自謂“信都李簡”，則知其原為信都（今河北棗強縣東北）人，則不能謂其“里貫未詳”。
讀易考原一卷
元蕭漢中撰 漢中字景元 泰和人 此書成于泰定中 凡三篇
卷后論三十六宮陰陽消長之機 以互明其義 漢中書不甚著 明初朱升作周易旁注 始采錄其文 附于末卷 升自記稱僅節縮為上下經二圖于右 而錄其原文于下 以廣其傳 則是書經升編輯 不盡漢中之舊 今升書殘缺 而漢中書反附以得存 此本即從升書中錄出別行者
郭彧案：今《續修四庫全書·周易旁注》前圖上下二卷。“前圖下”前為“蕭氏讀易考原全書”，有“原上下經分卦第一”、“原上下經合卦第二”、“原上下經卦序第三”。其后為“三十六宮圖說”。
《四庫全書》本《讀易考原》即為錄朱升《周易旁注》“前圖下”全文之書，開卷為“原上下經分卦第一”，次為“原上下經合卦第二”，三為“原上下經卦序第三”。卷末則為“三十六宮圖說”，有圖一幅，圖說近八百字。
依《四庫全書總目》是書提要所引朱升“僅節縮為上下經二圖于右，而錄其全文于下”云云，即可知“前圖下”卷末之“三十六宮圖說”并非《讀易考原》中之內容。
朱升“周易旁注前圖序”曰：“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注腳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于三畫、六畫之原，而意象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錄其全文于后。而系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后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序后目錄則是首“河圖”、“洛書”、“河圖洛書合一圖”，其后是“蓍七卦八圖”、“蕭氏讀易考原全書”、“三十六宮圖說”。則知“三十六宮圖說”本為朱升所出之第八圖，并非“蕭氏讀易考原全書”之內容。
從《四庫全書》本《讀易考原》卷末“三十六宮圖說”文中，亦可見此圖與說非是蕭氏本文。圖右之“愚按”為朱升自謂，圖說末“愚故詳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圖之后云”，則是朱升自附所出《三十六宮圖》及圖說于己作之后，而特注之文字。
四庫館臣將元蕭漢中《讀易考原》自朱升書中錄出，使是書得以流傳，堪稱善舉。然而誤將明初朱升《周易旁注》本文夾雜于其中，致使讀者將此作為出于元代泰定年間（1326年前后）文字讀之，則是不曾深入校考之誤。即使所錄原本（兩淮馬裕家藏本）有此誤，亦當甄別而剔除之。
周易圖說二卷
元錢義方撰
其說謂河圖為作易之本 大傳云河出圖 洛出書 圣人則之 乃圣人即理推數 二者可以相通 故并言之 非謂作易兼取洛書 又引朱子之說 謂圓圖有造作 且欲挈出方圖在圓圖之外 又謂朱子易本義于先天后天卦位 必歸其說于邵子 似歉然有所未足 是以不揆其陋有所著述云云 其說較他家為近理 然猶據陳摶以來相傳之圖書言之 其實河圖洛書雖見經傳 而今之五十五點四十五點兩圖 其為古之圖書與否 則經傳絕無顯證 援左傳而有三墳 而謂毛漸之書 援周禮有連山歸藏 而謂即劉炫之書 考古者其疑之矣 且系辭言洛書 不言九疇 洪范言九疇 不言即洛書 盧辯注大戴禮記 始云明堂九宮法龜文 其說起于后周 阮逸偽作關朗易傳 因而述之 于是洛書之文始傳為四十五點 而九疇亦遂并于易 義方知九疇之非易 而不知洛書本非九疇 其辨猶為未審 至其謂自漢以來 惟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 離坎震兌各主一方 余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 為有圖之始 寥寥千載 至陳摶始本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 為橫圓大小四圖 傳穆李以及邵子 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為后天圓圖 內大橫圖之卦為否泰反類方圖 則于因易而作圖 非因圖而作易 本末源流 粲然明白 不似他家務神其說 直以為圣人之制作 可謂獨識其真矣
郭彧案：《周易圖說》卷上列“本旨圖七”。以《伏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橫圖》為伏羲所畫八卦，謂“此圣人仰觀俯察近取遠取畫卦之最親切而明白者，又何待于傅會牽合而后成之邪？其不主于則河圖也，亦明矣”。至于“河圖”之用，則曰：“圣人之則河圖，蓋謂揲蓍，非畫卦也。”如此，《提要》所謂“其說謂河圖為作易之本”，就非是書之要。
通觀《周易圖說》全書，只列一幅十數《河圖》，而不列九數《洛書》，圖說中但言“所謂‘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者，言圣人則之而已，未嘗指言則為何事也。自漢孔安國、劉歆皆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后世遂信其說，相承而不悟。賢如朱子亦未免曲說求之，而卒不可通。……圣人則河圖以揲蓍者甚明白而無可疑也。……若夫洛書，則蔡元定之論詳矣，故不復贅。”此外無一處再提及“洛書”。《提要》所謂“義方知九疇之非易，而不知洛書本非九疇”亦非是書之要，“其辨猶為未審”之評，則是無的放矢。
錢義方《周易圖說》卷上七圖，以朱熹大小二橫圖為“伏羲作易之本”，以十數《河圖》說“圣人則河圖以揲蓍”，以《蓍變奇偶圖》、《蓍變得爻圖》、《陰陽爻老變少不變圖》、《一卦變六十四卦圖》四圖論“伏羲教人用易之法”。卷下則出“后天演義圖凡二十”，謂《六十四卦次序圖》為“文王推衍之義”；《六十四卦卦象圖》乃“文王、周公相繼推衍之義”。又謂《八卦天地定位圖》（即朱熹《伏羲八卦》小圓圖）和《六十四卦八卦相錯圖》（即《先天圖》六十四卦圓圖）非為“伏羲先天之學”，乃“非吾夫子不能為之”之圖。又就《六十四卦節氣圖》，辨胡方平以六十四卦配二分、二至、四位（按：“位”乃“立”字之誤）各兩卦外十六卦氣各配三卦之非。謂二十圖中之十六圖“皆孔子推衍之義”。最后是《邵子六十四卦方圖》，曰：“是圖也，所謂發前圣之未發者，而非漢儒者穿鑿附會為圖者之所可企及也”。要是本朱熹《易學啟蒙》易圖衍出二十七圖，并本之《易傳》將各圖重新分類，屬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等。其準《說卦》之文，命所謂“先天八卦圖”為“八卦天地定位圓圖”，“后天八卦圖”為“八卦帝出震圓圖”，亦較前人之命名為有據。然其稱朱熹以一陰一陽疊加而成之大小二橫圖為“伏羲作易之本”，則失朱熹“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說之本意。
錢義方本朱熹《易學啟蒙》之圖書推衍，而是書《提要》所謂“然猶據陳摶以來相傳之圖書言之”，則無意而成影射之意。其余所謂“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主一方，余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為有圖之始”及“又謂朱子易本義”云云，皆不見于《周易圖說》本文。
四庫館臣所出是書《提要》洋洋近六百字，使人讀后卻不得《周易圖說》之要領，甚至導人誤以為錢義方是主“河圖為作易之本”者，誠不可稱此文為《周易圖說》之提要。
周易爻變義蘊四卷
元陳應潤撰
其書大旨謂義理元妙之談 墮于老莊 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爐火之說 皆非易之本旨
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 自是一家議論 不可釋易 蓋自宋以后 毅然破陳摶之學者自應潤始
郭彧案：金華黃溍為陳應潤書所作之序曰：“澤云以書來曰……今幸爻變易蘊粗完，使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一旦有成，未知果合于爻變之義、易之蘊否乎？子其為我訂正之”，又陳應潤自序曰：“大傳曰‘乾坤其易之蘊耶’，夫易之蘊散在諸卦，豈獨乾坤二卦而已哉。……易之諸爻，皆以變動取義，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變之蘊也”。由此可知，陳應潤之書當名《周易爻變易蘊》，監生依浙江吳玉墀家藏本謄錄之書亦作“周易爻變易蘊”。《四庫全書總目》做“周易爻變義蘊”，非是。
陳應潤是書除以出于《說卦》之《八卦方位圖》為“八卦之定位”而外，又自作《易有太極圖》，謂“濂溪先生自是一家議論，釋易之大傳，恐初學者不可曉，今重畫此圖，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義，粲然復明”。又有《爻法圖》、《卦變圖》、《逆順圖》等。應該指出，是書列有十數《河圖》和九數《洛書》，并于“序圖說”中曰：“易之有圖，尚矣。河圖洛書，有象而無文，不圖不可也。”如此，四庫館臣所謂“自宋以后，毅然破陳摶之學者，自應潤始”，就是不實之評論。其實破劉牧黑白點圖書之學者，北宋時期已有宋咸、陳希亮、葉昌齡等人，豈是自仍列黑白點《河圖》和《洛書》之陳應潤始？
經部五
易類五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
易學啟蒙意見五卷
明韓邦奇撰
是編因朱子易學啟蒙而闡明其說 一卷曰本圖書 二卷曰原卦畫 皆推演邵氏之學 詳為圖解 三卷曰明蓍策 亦發明古法 而附論近世后二變不掛之誤 四卷曰考占變 述六爻不變及六爻遞變之舊例 五卷曰七占 凡六爻不變六爻俱變及一爻變者 皆仍其舊 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變者 則別立新法以占之 所列卦圖 皆以一卦變六十四卦 與焦延壽易林同 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 非漢儒之易也
郭彧案：韓邦奇《易學啟蒙意見》為全錄朱熹《易學啟蒙》原圖原文并附以衍圖及“意見”之書。其體例仍是四篇。卷首“啟蒙意見原序”曰：“朱晦庵氏為之本圖書，為之原卦畫，為之明蓍策，為之考占變，于是乎易之先后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魯而善忘，誦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于冊，將以補備溫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為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為之備其象，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莫如之何也”。書末蘇佑所作“跋啟蒙意見后”曰：“苑洛先生早承家學，茂惇素履，極研易道，乃著是篇。首本圖書，以溯其源，次原卦畫，以崇其象，次明蓍策，以極其數，次考變占，以達其用”。是書卷一為“本圖書第一”和“原卦畫第二”，卷二為“明蓍策第三”，卷三、卷四為“考占變第四”。并非“一卷曰本圖書，二卷曰原卦畫”，“三卷曰明蓍策”，“四卷曰考占變”，“五卷曰七占”。監生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本謄錄之書亦不是“易學啟蒙意見五卷”，而是四卷。
朱熹《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篇中有“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辭”，此即所謂之“七占”。《易學啟蒙意見》第四卷實接第三卷繼續提格引用《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之原文，而卷首“七占古法不傳久矣，朱子以事理推之如前，猶有可疑者”至“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此為《易學啟蒙》本文）前之一段，為韓邦奇討論七占新法之“意見”。所以，不能謂“卷五曰七占”。
朱熹《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于述“七占”之文后，“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皆是一卦變六十四卦之圖。韓邦奇于卷四只列其第一幅圖，又有自作“加詳”之三十二幅圖。圖后則又是《易學啟蒙》書末之文：“以上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為六十四圖。以一卦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所以，韓邦奇所附之圖皆為依朱熹“七占說”和三十二幅“變占圖”而來，其法并不與漢儒焦延壽之《易林》相同（《易林》是本《序卦》之序而將主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并非以爻變得卦。如“乾坤屯蒙……”、“坤乾屯蒙……”、“屯乾坤蒙……”等）。朱熹亦自謂“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想來作是書《提要》之人，并不明白《易林》，亦不曾詳讀《易學啟蒙》及韓氏《啟蒙意見》，以致有此誤。
是書《提要》所提大多為朱熹《易學啟蒙》之要。如謂“三卷曰明蓍策，亦發明古法，而附論近世后二變不掛之誤”，則是指韓邦奇書中所引《易學啟蒙》本文而言。其文曰：“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后二變不掛之說，考之于經乃為六扐而后掛，不應五歲再潤之義，且后二變又止三營，蓋亦誤矣。”
四庫館臣于是書《提要》中稱《易學啟蒙意見》之宗旨為“宋儒之易”，無疑謂朱熹列《河圖》、《洛書》等圖之《易學啟蒙》，亦為“宋儒之易”。然其間又曰“二卷曰原卦畫，皆推演邵子之學”，如從《四庫全書·皇極經世書提要》所謂“是經世一書，雖明天道，而實責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非讖緯數術家所可同年而語也”之說，則“邵子之學”亦不失為“儒者之言”。然而，又于《易數鉤隱圖提要》中曰：“至宋而象數之中復歧出圖書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學出于種放，放出于陳摶，其源流與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是即圖書之學出于道家之一證”，又于《大易象數鉤深圖提要》中曰：“蓋純主陳摶先天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又于《易通變提要》中曰：“南宋之后，以數言易者，皆以陳、邵為宗，又以陳本道家，遂諱言陳而惟稱邵”，又于《易學象數論提要》中曰：“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為方術，至陳摶而歧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衍而謬葛彌增”，又于《周易玩辭集解提要》中曰：“慎行受業于黃宗羲，故能不惑于圖書之學，……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等等。雖各篇《提要》出于不同人之手，有力尊漢學如紀昀者，有服膺宋儒如姚鼐者，然謂圖書之學出于陳摶、為流入道家之外學，則無大分歧。但是在因人而說方面，卻并不公允。因劉牧說《河圖》、《洛書》，就謂其“出于道家”；因朱熹《易學啟蒙》說《河圖》、《洛書》，就謂其“其宗旨則宋儒之易”；因邵雍說“先天之學”，就謂其是“易外別傳”；因朱熹《易學啟蒙》“原卦畫”大量引用邵雍語錄而成篇，亦謂其是“宋儒之易”。此種因人而異撰寫《提要》之風，實不可取。當然，《易學啟蒙》被采入《御纂周易折中》，四庫館臣不敢置喙，亦是個中原因。今天看來，撰寫易學群書之《提要》，當有統一之格調，當以書中內容而論其是與非，不應因人而異或因“御纂”而異。
易象鈔四卷
明胡居仁撰 居仁字叔心 號敬齋 余干人 事跡具明史儒林傳 是書前有居仁自序 稱讀易二十年 有所得輒鈔積之 手訂成帙 取先儒圖書論說合于心得者錄之 三卷以下則皆與人論易往復剳記及自記所學 又為櫽括歌辭以舉其要 居仁之學雖出于吳與弼 而篤實則遠過其師 故在明代與曹端薛 宣俱號醇儒 所著居葉錄 至今稱道學正宗 其說易亦簡明確切 不涉支離元渺之談 考萬歷乙酉御史李頤請從祀孔子廟庭疏 稱所著有易傳春秋傳 今頗散佚失次 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居仁易通解 注曰未見 而不載此書 豈此書一名易通解歟 然李頤時已稱散佚失次 何以此本獨完 疑后人裒其緒言 重為編次 非居仁手著也
郭彧案：胡居仁（1434-1484年），絕意科舉，筑室梅溪山中，以講學為業。后主講白鹿書院，布衣終身。與薛瑄、曹端齊名，俱為明代理學大家。其學主“因氣以成理”說，曰：“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為，是說反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為。”（《明儒學案》）四庫館臣此《提要》謂其“說易亦簡明確切，不涉支離玄渺”，可見其所“鈔積”之易學著作中不會充斥大量易圖。“三卷以下則與人論易，往復答記及自記所學”，則其內容主要是與理學有關者。
今見《四庫全書》本《易像鈔》（非“易象鈔”）十八卷（非“四卷”），其前五卷為本列圖集說體例而成，共列易圖三十二幅。有《馬圖》、《龜書》、《易有太極圖一》、《易有太極圖二》、《體用一源圖》、《河洛卦位合圖》、《一陰一陽謂道之圖》、《通知晝夜之圖》、《全體天心之圖》、《豎圖》、《十二月卦之圖》、《一中分造化方圖》（先天原圖）、《一中分造化方圖》（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方圖》（補定后天）、《一中分造化圓圖》（先天）、《一中分造化圓圖》（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圓圖》（補定后天）、《乾坤易之門》、《羲畫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文序先后一原圖》、《序卦圖》、《三十六宮都是春》、《雜卦》、《制器尚象十三卦》、《九卦》、《四象珓圖》、《四象珓卦全圖》、《八卦上下相綜全圖》、《先天八卦往順來逆圖》、《八卦變游歸宮之圖》、《陽生自下陰消自上全圖》、《重卦先天后天消息全圖》。很難想象，有明一代之理學大家會有此等樣易學著作。
是書所列圖后抄錄諸家之說，有虞翻、邵雍、邵伯溫、張行成、朱熹、陸九淵、楊簡、蔡元定、項安世、王應麟、翁泳、胡方平、胡一桂、吳澄、胡炳文等。就其中所錄明代諸家之說來看，即可知是書出于胡居仁之后。其一，“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天地生物只一陰一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更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下注“胡叔心”，如此書為胡居仁所作，無自屬其名字之理；其二，引“虛齋蔡氏”之語，乃出蔡清（1453-1508）《易經蒙引》。蔡清為成化甲辰（1484）進士，其時正為胡居仁離世之年；其三，引“章本清”語，乃出章潢（1527-1608）《圖書編》。章潢于萬歷乙巳（1605年）以薦授順天府學訓導，時年已七十九。章潢出生之時，胡居仁已離世四十余年；其四，引“楊止庵”語，乃出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楊時喬，號止庵，嘉靖乙丑（1529年）進士，其時距胡居仁離世已四十五年；其五，引“顧叔時”語，考講學東林書院之顧憲成（1550-1612年）字叔時，學者稱涇陽先生。顧叔時出生之時，胡居仁已離世六十六年；其五，引《易筌》語，考《易筌》六卷乃焦竑所撰，焦氏乃萬歷己丑（1589年）進士，時距胡居仁離世已百余年。此外還有“金氏”（疑即金賁亨）、“龍崗賀氏”等人。胡居仁怎能于易學著述中引身后之人語？
考明錢一本有《像抄》六卷。是書卷一、卷二亦有《馬圖》、《龜書》等三十二圖。對照之后發現，《像抄》前兩卷文字與《四庫全書》本《易像鈔》前五卷文字完全相同，其三十二圖，唯《馬圖》畫有“龍馬”，《龜書》畫有“神龜”，其余亦完全相同。（竊疑“龍馬”、“神龜”為四庫謄錄監生繕寫時去掉，只取黑白點圖）。又清初高雪君所刻《易經來注圖解》之卷末“周易采圖”，收《像抄》圖二十八幅，其中有十五幅注明“像抄定”，可知其圖是采自錢一本《像抄》。
錢一本（1539-1610），字國瑞，武進（進屬江蘇）人，別號啟新。萬歷癸未（1583年）進士。官至福建道監察御史，以上疏論政弊，被削職為民。曾與顧憲成、高攀龍等分主東林講席。著述有《像象管見》九卷（《四庫全書》著錄）、《像抄》六卷（四庫易類存目）、《續像抄》二卷、《四圣一心錄》六卷。四庫館臣所據撰《提要》之兩淮鹽政采進四卷本，與謄錄之十八卷本有所不同，而《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亦據李頤之疏疑是書“非居仁手著”，惜乎未加深考。倘若以之與“易類存目”中錢一本《像抄》對照，則不會有此錢冠胡戴之誤。此誤又證明總纂官、總校官乃至于卷四末加蓋“乾隆御覽之寶”之皇帝，皆不曾細讀此書，否則，以引文中之“胡叔心”、“楊止庵”、“顧叔時”等人之先后，即可斷定本非出于胡居仁手之書。
據說，“乾隆遇事自矜明察，當時臣下，善承意旨，往往故為脫誤，以待帝之御筆指出”（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然如此將錢一本之書作胡居仁書錄之之誤，則并非“故為脫誤”之所允許范圍，實不加深考之誤。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喻曰：“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即有偽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幾處。”幸此錢冠胡戴之誤未被乾隆發覺，否則，紀昀又要被罰幾斗米了。
經部七
易類存目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
關氏易傳一卷
舊本題北魏關朗撰 唐趙蕤注 朗字子明 河東人 蕤字大賓 梓州鹽亭人
是書隋志唐志皆不著錄 晁公武讀書志謂李淑邯鄲圖書志始有之 中興書目亦載其名 云阮逸詮次刊正 陳師道后山談叢 何遠春諸紀聞 及邵博聞見后錄 皆云阮逸嘗以偽撰之稿示蘇洵 則出自逸手更無疑義 逸與李淑同為神宗時人 故李氏書目始有也 吳萊集有此書后序 乃據文中子之說 力辨其真 文士好奇 未之深考耳
郭彧案：朱熹《易學啟蒙》“原卦畫第一”篇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朱熹嘗曰：“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己集中說得分明”（《朱子語類》卷六十七）。考陳師道（1053-1102年），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后山居士。元佑初，由蘇軾（子瞻）等人推薦為徐州教授，又為太學博士。所著《后山談叢》卷二曰：“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朱熹所言即據此而出。
清江永《河洛精蘊》曰：“元魏太和時，關郎子明，述其六代祖淵有《洞極真經》，其‘序本論’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為離，奇以為巽，全八之三以為震，奇以為艮，全六之三以為坎，奇以為乾，全九之三以為兌，奇以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盡其畫。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謂乎？”以此知朱熹《易學啟蒙》所引“河圖之文”云云，系出自關朗所述其六代祖淵之《洞極真經》，而不是什么關朗所著《易傳》。朱熹一面謂《關子明易》是阮逸偽撰，一面又引“關子明”之河圖洛書說，難道朱熹當初定審定蔡元定起稿之《易學啟蒙》時，真是不知《關子明易》為偽書？實有深考之必要。
朱熹《易學啟蒙》引所謂關子明河洛說，并不出于關朗《易傳》，而是出于《洞極真經》，此言之者以江永說為一證。元初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外篇》錄有《洞極真經》之“序”、“生傳第一”、“資傳第二”、“育傳第三”、“敘本論”、“明變論”、“極數”、“原名”、“原德”、“次為論”之文。所加按語曰：“洞極真經，莫知作者，而元魏關朗子明之所傳次也。雖無預于易，然敘本論述圣人本河圖以畫卦，朱子啟蒙之所援，證其為極也。……其為書也，生傳一、資傳二、育傳三、論上四（敘本一、明變二、極數三、原名四、原德五）、論下五（體用六、為用七、為擬八、次為九、互為十、極圖十一），子明自為之序。今錄序及生、資、育三極與二論要者于左，以見一書大略云”。所引“敘本論”前有擬玄圖，其文曰：“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圣人觀之以畫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為離，奇以為巽；全八之三以為震，奇以為艮；全六之三以為坎，奇以為乾；全九之三以為兌，奇以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盡其畫。易曰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謂乎？洛書之文，九前一后，三左右七，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圣稽之以為三象，……”。或謂《關子明易傳》與《洞極真經》當為一書，其實則不然。所謂“關子明易傳”當為關朗所撰（或某人托關朗之名而撰）之易學著作，而《洞極真經》并非易學著作（《道藏·周易圖》稱“關子明擬玄洞極經圖”）。胡一桂所引《洞極真經》“關朗序”曰：“朗業儒蓄書，積數世矣。自六代祖淵，會鼎國之亂，徙家于汾河，所藏之書散逸幾盡，其秘而存者唯《洞極真經》而已。六世祖嘗謂家人曰：‘《洞極真經》，圣人之書也。吾后數世當有賢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于稷契，倘不時偶其顏淵之流乎，是經之蘊當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聞遺言于祖父，敢不勉勉以發揚先祖之意乎？”由此則知，《洞極真經》是由關朗六世祖關淵所傳（或托名者有此偽言），并非所謂“關朗”手著。如此《易學啟蒙》所引河圖洛書說，謂其出于《洞極真經》則可（或謂出于偽撰者則可），而謂其出于“關子明曰”，則不可。
據鄭樵《通志·藝文略》所記：“周易傳一卷 后魏關朗撰 唐趙蕤注”（入“傳”類），“洞極真經一卷”（無撰者，入“擬易”類）。則知南宋初鄭樵（1104-1162年）所見為二書，一為題關朗撰之《周易傳》，一為無撰人之《洞極真經》。蔡元定起《易學啟蒙》之稿時所引之“關子明曰”，當出于《洞極真經》，而誤將其中“敘本論”有關河圖洛書說作關子明說而已。依元初胡一桂所引，則知其時有此“河圖洛書說”之書尚存，而名曰《洞極真經》，而不是“關子明《易傳》”。至于阮逸所撰偽書，從《洞極真經》之內容上看，亦即是此書，而不是“關子明《易傳》”。所謂“河圖之文”，以六、七、八、九為四象而用三數（三畫）為坎、離、震、兌，所余之數為乾、巽、艮、坤，其說實本《易數鉤隱圖》之《河圖四象第五十一》之圖（上七、下六、左八、右七）及《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之《太皥氏授龍馬負圖第一》之圖說而來（與范諤昌《四象八卦圖》之圖說本同，見《道藏·周易圖》）。而其“洛書之文”又是本“九宮數”而出（無中宮之五），顯然是與《易數鉤隱圖》唱反調。阮逸當北宋仁宗慶歷時，與宋咸等皆反對劉牧之易學，以托古之“洞極擬玄”偽書即可從根本上否定劉牧之河洛說。四庫所采內俯藏本《關氏易傳》，既引諸說而謂其“則出于逸手，更無疑義”，則當本名為《洞極真經》，而不是“關子明《易傳》”，能有《關朗易傳》之名，當出于后人之改易。
由此可知，蔡元定所引“關子明曰”當出于《洞極真經》，而朱熹謂“關子明易是阮逸作”，則是因陳師道之誤記而誤。是陳師道所記從蘇軾處轉來其父蘇洵之說，誤將前有關子明序之書稿作“關子明易傳”（但謂阮逸有偽作之書，則本屬實）。鄭樵所記關朗之《周易傳》一卷與無撰人之《洞極真經》一卷，必不是一書。如阮逸偽作關朗《易傳》，則其河圖洛書說就不當出于《洞極真經》，如其河圖洛書說出于《洞極真經》，則鄭樵所記關朗撰之《周易傳》，就不是阮逸偽作。總之，有河圖洛書說者之書當為阮逸偽作，當名《洞極真經》，而無河圖洛書說者之書當不是阮逸偽作（或他人偽作，也未可知）。元胡一桂之所以明知朱熹有“關子明易是阮逸作”之說，而仍謂“朱子啟蒙之所援，證其為極也”，亦是本此而發。是書之《提要》不察于此，而謂《關朗易傳》是阮逸偽作，實考之欠詳。
又案：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四“關子明易傳約”曰：“《關子明易傳》曰：兆于一，生于二，成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于五，成于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以錯綜也……”，又于卷五按“洞極約”曰：“此書不必關子明，而理自得易中一端之精處。惜不知先天八卦，以二、四、八、六立體，則亦何以明洛之維正耶？《關子明易傳》曰：一不可用，二生可推，三極中而兼兩，六來則一去。以三十與十二明蓍，開百原之端。故知《洞極》非子明手，季氏以其八卦九宮遂實宋咸之言”。從方以智之說，可明以上辯證為有據。
周易不我解二卷
明徐體乾撰 體乾字行健 長淮衛人 嘉靖癸未進士 自序謂嘗得青山易半卷 希夷易一卷 其法以天星配四時 解乾卦六龍即指龍星 解坤為牛 亦指犧牛星 蓋即林世光水村易鏡之說而變幻之 殊為附會 書中多引邵子及左傳占法 而以青陳左邵并稱 其名不我解者 言解不以我也 然陳摶之易 但有龍圖一卷 載于宋志 今未見其書 而尚見其序 絕無仰觀星象之說 青山易則更莫知所自來 其亦在影響有無間矣 序稱為書六卷 朱彝尊經義考引黃百家之言曰 是編流傳者寡 余家只存乾坤一卷 后五卷訪之不得 此本乾坤二卦一卷 與百家所言合 又有古易辨諸條別為一卷 則百家之所未言 蓋殘闕之余 所存者互有詳略 故其本不同 百家又云其易本陳希夷趙青山 然體乾自序云青山不知何許人 未審百家何以知其姓趙 殆因趙文號青山 而以意揣之歟
郭彧案：南宋林世光撰《水村易鏡》一卷，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以易學召赴闕，充秘書省檢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字，寶佑二年（1254）補迪功郎。其書獨取《系辭》所謂伏羲“仰則觀象于天”之義，以所擅長之天文知識釋《系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以下《離》至《夬》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義。曰：“易鏡之義，何也？天鏡庶徵人鏡，眾星治象，星象常相鏡，萬古不歇。漢家有董仲舒、京房數子，粗能代天開口”，于是“代天開口”以釋之。如，釋《離》“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曰：“離南宮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人君禮修視明，則火得其性，煊成萬物，鳥獸魚鱉咸若供祭祀充庖廚，物雖死無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殺牲皆有制。唐人謂釋氏以宰殺為非，則包犧為地下之罪人乎？此言近理。”又如釋《益》，則謂《益》卦有“耕犁象”、“耒耜象”、“耒耨象”，曰：“心三星曲而下垂，全似耒尾，九星勾而仰，全似耜，俗稱為犁鉤星，東作時見箕四星，全似箕，種時播種，熟時揚簸，尾似犁半入乎艮，艮土也……”林氏所出二十余幅圖皆為卦象與星宿相配之圖。徐體乾《周易不我解》之“乾龍辯”列《希夷龍圖》，為以空心圓點所作注有“ 勺”、“招搖”、“天門”、“角”、“淵”等星之圖，其《乾六位配四時之圖》，為一圓圈內畫北斗等星之圖，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所出《龍日夕惕圖（希夷龍圖）》，為以空心圓點所作注有“心”、“尾”、“龜”、“房”、“鉤鈐”等星之圖，其后之《淵星分野之圖（希夷龍圖）》，亦為以空心圓點所作注有“斗”、“女”、“牛”、“淵”等星之圖。其說其圖與林世光迥異，所以不能謂“即林世光水村易鏡之說而變幻之”。
元人托克托所編《宋史·藝文一》記“陳摶易龍圖一卷”，而南宋馮倚亦曰：“中興書目易龍圖一卷，本朝處士陳摶撰”（見《厚齋易學》附錄二），此說則早出于李淑《邯鄲書目》。然鄭樵《通志·圖譜略》“記有”中之易圖，有“荊定易圖 先天圖 漢上易圖 八卦小成圖 乾生歸一圖 龍圖 伏羲俯仰畫卦圖 陳希夷易圖 劉牧鉤隱圖 稽覽圖”，其于《通志·藝文略第一·經類第一·易》中又記“鉤隱圖三卷劉牧 續鉤隱圖一卷黃黎獻 龍圖一卷 河圖洛書解一卷沈濟”。鄭樵所記“龍圖”和“龍圖一卷”均無撰者，以其記“希夷易圖”推之，如“龍圖”確為陳摶所撰，當不致不屬其姓名。朱熹嘗謂“龍圖是假書，無所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不知作是書《提要》者，為何于此不引此說而證徐體乾所謂《希夷易》一卷亦為假書？今以元初道士雷思齊《易圖通變》所謂“愚幸及其全書”之說考之，《龍圖》一書于九位“龍圖”本圖而外又有“以五十有五數別出一圖，自標之以為形洛書”者，則知所謂“龍圖”為九數、“洛書”為十數，此與元末張理推出十數“河圖”與九數“洛書”所據之“易龍圖序”本不相同，可證“易龍圖序”為另一偽作，并非所謂“易龍圖一卷”書之序。是呂祖謙為當時士子所欺，信之而將“易龍圖序”收入《皇朝文鑒》中。其不收“易龍圖一卷”，是知“易龍圖”為假書，然而卻不知“易龍圖序”亦為假書。
《龍圖》為假書，元代劉因亦言之，曰：“龍圖之說，未必出于劉牧之前”（見《易圖明辨》卷四），此乃本“易龍圖序”而發，其說為有見。考今見“易龍圖序”之“天之垂象，的如貫珠”，乃是反本《易數鉤隱圖》“天地之數生成相因，理如貫珠，不可駢贅而設也”之義而出，所謂“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之說，又是反本《易數鉤隱圖》“觀今龍圖，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韞，且其圖縱橫皆合天地自然之數”說而出，所謂“夫龍馬始負圖出于羲皇之代”，又是本《易數鉤隱圖》“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圖”說而出。是劉牧之后為反對其九圖十書之說者，為證十圖九書之說為確而偽作“易龍圖序”（此“易龍圖序”之偽作者似并不見《龍圖》偽書而有此作）。又觀其所謂“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之說即知其為偽作。“伏羲合而用之”，是先合之成“河圖”而后畫卦，“仲尼默而形之”是孔子畫之成圖，則孔子不當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道藏·周易圖》載有《帝出震圖》，其圖說有“希夷曰”字樣（此圖即似所謂“陳希夷易圖”）。《宋史·隱逸上》謂陳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則陳摶準《說卦》之文而作《帝出震圖》為可能（但《宋史》于本傳中卻不言其有“易龍圖”或其它易學著作）。《周易圖》所列之《陳氏三陳九卦圖》曰：“希夷曰：‘龍圖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三陳九卦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故履德之基，明用十（明用十五，亦明五用于謙）；復德之本，明用二十四也。故三卦屬上經，明乾之用統于坤，六卦屬下經，明坤之用兼于乾也。斯則天三三地二二之義耳。’”此則與元張理于《易象圖說》中所引“易龍圖序”之文有異，觀此文則知，所謂“希夷曰”是為明“三陳九卦之旨”而言“龍圖”及其數，并非說“圣人則之”什么圖畫卦。蓋“易龍圖序”又為后人所改也。
四庫館臣本意為辨徐體乾所謂之“希夷易”為假書，然而卻引《宋志》之記，告人曰“陳摶之易，但有龍圖一卷”，此不啻為畫蛇添足，而又是考之欠詳。豈是不知朱熹之說歟？ 致謂“書中多引邵子及左傳占法”，亦為不實之詞。一則邵雍自言“買卜稽疑是買疑”（見《伊川擊壤集》），本不信世俗之命；二則所謂言邵雍占法之書皆為后人偽托；三則《周易不我解》根本沒有引什么“占法”。又譏徐氏“以青陳左邵并稱”，然而此處亦自以“左邵”并稱。
周易旁注圖說二卷
明朱升撰
是書原本十卷 冠以圖說上下二篇 上篇凡八圖 下篇則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之文
此本又盡佚其注 獨存此圖說二篇 漢中書已別著錄 余此八圖 僅敷衍陳摶之學 蓋無可取矣
郭彧案：朱升是書名為《周易旁注前圖》，有“前圖上”和“前圖下”二卷。“前圖上”列十九圖（《河圖》、《洛書》、《河圖洛書合一圖》、《始畫八卦圖》、《重為六十四卦圖》、《先天八卦方位圖》、《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后天八卦方位圖》、《先天后天合一圖》、《周易卦序圖》、《卦變圖》、《卦主圖》、《互體圖》、《卦數圖》、《卦位圖》、《納甲圖》、《三陳九卦圖》、《蓍卦變占圖》、《蓍七卦八圖》）；“前圖下”節錄“蕭氏讀易考原全書”、列《三十六宮圖》。是書《提要》所謂“八圖”，本為朱元升自作圖，其“周易旁注前圖序”曰：“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于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茍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腳，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圣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于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后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后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仍復于彼，作《周易序卦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于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于《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后。圣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注腳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于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錄其全文于后，而系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后《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此序分明自謂作圖有八，而將邵子《觀物吟》之詩與《三十六宮圖》并說系以“蕭氏讀易考原全書”之后。朱升八圖，“前圖上”有七，“前圖下”有一，并非“上篇凡八圖”。四庫館臣于此謂“下篇則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之文”，于著錄《讀易考原》之時，則出現將朱升《三十六宮圖》并說作元代文字錄入之誤，其根源當發于此。
朱升所列十二圖，實本朱熹《周易本義》卷首九圖和吳澄《易纂言外翼》諸圖而出，其自作之圖亦即本此十二圖演變而來。謂其“僅敷衍陳摶之學，蓋無可取”，則是郢書燕說。以朱升“前圖序”及兩卷內容觀之，實不可評之曰“敷衍陳摶之學”。何為“陳摶之學”？又何為朱熹“象數之學”？撰是書《提要》者，有所不明也。“卦變”之說、“互卦”之說、“納甲”之說、“卦主”之說、“三陳九卦”之說，皆不是始出于“陳摶之學”，“周易序卦圖”亦是《易經》本身固有之圖，“重為六十四卦”則出于《易傳》“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之說，等等，豈可以“敷衍陳摶之學”一語而概括之？
經部八
易類存目二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
周易時論合編二十二卷
明方孔炤撰 孔炤字潛夫 號仁植 桐城人 萬歷丙辰進士 官至右僉都御史 巡撫湖廣 為楊嗣昌劾罷逮治 謫戍 久之釋歸 崇禎末起故官 屯田山東河北 兼理軍務 事跡附見明史鄭崇儉傳 是書即罷官后所著 凡圖象幾表八卷 上下經系辭說卦序卦雜卦十五卷 其立說以時為主 故名時論 蓋孔炤初筮仕 即攖珰禍 及膺封疆之任 值時事孔棘 又遭齒 齒 有所憂患而發于言 類多證據史事 感慨激烈 其講象數 窮極幽渺 與當時黃道周董說諸家相近 孔炤自著凡例 稱少侍先廷尉 教以三陳九卦 案孔炤父大鎮 字君靜 萬歷己丑進士 官大理寺少卿 著有易意四卷 載朱彝尊經義考 則易固其家學也 是編刊于順治庚子 前有李世洽序 經義考作十五卷 或朱彝尊所見之本無圖象幾表歟
郭彧案：“凡圖象幾表八卷，上下經系辭說卦序卦雜卦十五卷”共二十三卷（非二十二卷）。是書前八卷為方孔炤之子方以智編錄。《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首屬“皖桐方孔炤潛夫授編”，之后是方孔炤之序和方以智之記。方孔炤序曰：“朱子啟蒙以圖書、卦畫、蓍策、變占四者約之。序曰……惟此圖象，為格通萬一之約本，無言語，無文字，而天下理得，秩序歷然，隨時隨位，開物成務，而于穆其中。此邵子所以終日言而不離乎。僅因楊本，推廣諸家，俟人引觸會通，神而明之。命兒輩編錄，題曰《幾表》。謂費隱交輪之幾，難以指示，不得不于時位旁羅之象數，表其端耳。崇禎癸未潛夫方孔炤識。”方以智記曰：“以此河洛象數為一切生成之公證，全實全虛之冒，本末具焉；物物互體互用之紬，本末具焉；綱維統治之宰，本末具焉。圣人隨處表法，因形知影，而隱用于費，知體在用中乎，知至體大用在質體質用中乎，則不落而并不落其不落矣。立象極數總謂踐形，猶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也。時序之交輪，可得而數矣；事物之節限，可得而徵矣。既不為文字所膠，而又豈為洸洋所蕩乎？故作冒示、密衍、極倚諸圖，依然辟喻耳，在研幾者自得之。不肖智記。”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主要是本楊時喬《周易全書》“易學啟蒙”五卷之圖編錄，分“圖書”、“卦畫”、“八卦”、“卦變”、“蓍策”、“卦序”、“旁徵”七部分，集圖二百一十二幅。主要者為：朱熹《周易本義》卷首九圖、朱升《周易旁注前圖》七圖、《易學啟蒙卦變圖》、《八宮游魂卦變圖》、《三互圖》、《朱子卦變圓圖》、《大衍蓍原析圖》、《易東丁氏倚九十九圖》、《三十六貞悔方圓圖》、《直日圖》、《具爻納虛圖》、《五運六氣圖》、《三陰陽圖》、楊時喬《周易全書》所載“太極”等“諸家冒示”十五圖、“密衍”十一圖、“四象新說”二圖、“方圓諸象”十二圖、“中天四坎四離變衍”五圖、“元公黃氏衍京變”三圖、《石齋黃氏天方圖》等。其中《黃帝五位性情圖》、《八風圖》有目無圖。方以智所集之圖多被清初李光地、江永、胡煦等人所采用。特別是其“河洛積數概”十五圖、“參兩說”二圖、“商高積矩表”三圖，皆被李光地采入《御纂周易折中·啟蒙附論》之中，而胡煦《周易函書約存》所采方氏《圖象幾表》圖為最多。
是書方孔炤之序作于崇禎末年（1643），時當“崇禎末起故官”之后，亦即清世祖入關稱帝之年。所以四庫館臣謂是書方孔炤“罷官后所著”，非是。又是書《提要》對八卷之《圖象幾表》內容及編錄者（方以智）無一字提及，但曰方孔炤“其講象數，窮極幽渺，與當時黃道周、董說相近”，則有失“提要”撰寫撮一書大凡之體例。所考方孔炤世爵上及其父，卻不下及《圖象幾表》編錄者方以智，亦是考之欠詳。《提要》作者不細讀是書，拈得一義，即率而操觚，因以立論，又居然出卷數之誤，此實不可取。
雪園易義四卷 圖說一卷
明李奇玉撰 奇玉字元美 嘉善人 崇禎戊辰進士 官至汝寧府知府 是編惟解六十四卦 議論縱橫 而詞勝于理 前列增補四易圖說 參訂圖說 進退變化圖 對待流行圖 生生豎圖 卦變圖 納甲圖說 皆推衍先天之學 其因云林傅氏之說 以先天為歸藏 后天為連山 又出邵氏本論之外矣
郭彧案：明李奇玉所撰《雪園易義》前有圖說一卷，其“四易圖說”所列《六十四卦后天方圖》即是將《先天圖》內方圖反置之圖，《后天小成方位圖》是乾統三男于左坤統三女于右之圓圖，并謂之為“文王八卦次序”；其“參訂圖說”則以劉牧“太極第一”圖之說及周敦頤《太極圖易說》參以朱熹《河圖》、《洛書》而衍出《河圖太極生生圖》、《先后天合圖》、《河圖合八卦對待圖》、《河圖合八卦流行圖》、《先后天男女相生圖》，并謂“此連山圖，相傳以為后天，即洛書數也”；其“變化進退說”列《變化進退圖》，以《河圖》與《洛書》之數比附《系辭》“變化者，進退之象”之義；其“對待流行圖”列《圖書對待流行之圖》，“圖書說”曰：“圖本偶也，而一六合七，二七合九，三八合十一，四九合十三，體偶而用奇也，為圖反屬對待；書本奇也，偶為方，反屬流行。尤見奇偶互根，方圓迭運，為體用一原也”；其“生生豎圖”列《大衍數合太極生生豎圖》、《易卦數合太極生生豎圖》；其“卦變圖”列《卦變合先天圖》、《合先天歸藏圖》、《卦變合連山圖》、《卦變合后天圖》，以“乾率三女于南，坤率三男于北”為“歸藏之象”，又謂“連山圖即舊傳后天圖，乾率三男于北，坤率三女于南”；其“納甲圖說”列本出朱震《納甲圖》之衍圖、《渾天六甲圖》，本虞翻之說而為“納甲圖說”。要是本朱熹《易學啟蒙》之圖演變之而出新圖，并重新命名或以之為首艮之“連山圖”和首坤之“歸藏圖”。
四庫館臣不曾細讀此書，致謂李奇玉所出諸圖“皆推衍先天之學”，實不知邵雍和朱熹所謂“先天之學”之本旨。邵雍曰：“先天之學心也，后天之學跡也”（《觀物外篇》），又有“若問先天一字無，后天方要著功夫”、“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后天奉天時”、“能知同道道亦得，始信先天天弗違”等詩句（《伊川擊壤集》），朱熹則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公易說·答袁樞》）。邵雍以先天地生之“道”為“先天”、有卦畫文字之跡者為“后天”，朱熹則以“伏羲易”為“先天”、“文王易”為“后天”，雖二人之定義有所不同，然則二人卻從無以“卦變說”、“納甲說”為“先天之學”。李奇玉之書是本朱熹所謂之“先天”和“后天”而推衍，并非專門“推衍先天之學”，此則觀書而后即可知之。是書《提要》此說，則誤導人以為李氏為一“先天之學”推衍者，非是。
歷來易學著作中之河洛說，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考其本乃“圣人以此神道設教耳”，古無其事，皆后人之穿鑿附會而已。即使邵雍亦從無以所謂之黑白點《河圖》、《洛書》為“先天之學”之內容。而是書《提要》竟將李奇玉大篇之河洛說歸入“推衍先天之學”范疇之內，則是以己之誤而及人之誤，實不可不為之辯證。致謂李氏“以先天為歸藏，后天為連山”本“因云林傅氏之說”，則不知其本又出于朱元升《三易備遺》之說。
既作存目之書，其書之《提要》則尤為重要，是因一般人不易看到存目之書，而多以《提要》為先導。如此，一書《提要》之作必作于通讀是書反復沉潛作者本意之后。觀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易類著錄之書與存目之書《提要》之所以屢屢有誤，皆多出于無暇從容研究書中內容之故，又加之總統其事者并非易學家，且力尊漢學而輕視宋代以來之理學，其誤則在所不免。以今日之易學研究成果來看，宋代以來易學著作之《提要》，實在有重新撰寫之必要。
附錄：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經部易類十篇提要
易類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周易正義十卷 魏王弼 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疏
要之辯證是書《提要》以顧夷與顧悅之為一人之誤。又引用大量文獻資料考證《提要》所謂“至頤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眾說皆廢”說與史實不合。曰：“逮及貞觀時穎達作疏，眾說之廢已三百年，鄭學之微亦數十年矣。今顧以諸家之廢絕，盡歸咎于《正義》之行，此特侈口而談，聊以快意，而未考史實之言也”。
周易集解十七卷 唐李鼎祚撰
要之辯證是書《提要》謂李鼎祚“始末未詳”說。引劉毓崧《通義堂集》跋說，考李鼎祚為四川資州磐石縣人，唐玄宗時召為左拾遺，代宗時獻《周易集解》。曰：“《提要》以為始末未詳者，固由未見《輿地紀勝》，然于《元和郡縣志》等書，亦未引證，則未免太疏略矣”。又引馬國翰《目耕帖》“然則盧氏者，盧景裕也”之說，以補《提要》謂盧氏“《隋志》已佚其名”之注。
易類二 總目卷二
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 宋劉牧撰
引《四庫全書總目》于此謂“今考《道藏目錄》，實在洞真部靈圖類云字號中，是即圖書之學出于道家之一證”，而于彼又言《道藏目錄》收入劉牧《易數鉤隱圖》，本舊入易類，無從以為道家者。要之辯證四庫館臣前后二說之不一。曰：“夫圖書之學出于道家，原有明徵，不必引此為證。如謂收入《道藏》即為出于道家，則執一羽流之言，可以定古今學術乎？恐轉不足服牧之心矣。”
易類三 總目卷三
易變體義十二卷 宋都潔撰
引陸心源《儀顧堂題跋》總敘《易變體義》出處，較是書《提要》為詳。《易變體義》本十六卷，今本十二卷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曰：“于末又不著卷數，皆非也。”
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 宋方實孫撰
引《儀顧堂題跋》之記，辨正《提要》“實孫不知何許人”及“以布衣入史局”之說，知方實孫乃福建莆田人，字端仲，慶元五年進士。曰：“此篇即取材于《后村集》一百單七卷《方實孫經史說跋》，乃含混不加說明，亦可怪也。”
周易集說四十卷 宋俞琰撰
要之辨《提要》所謂琰“生寶佑初”之誤。引明代盧熊《蘇州府志》之記，曰：“考自宋理宗寶佑元年至元成宗元貞元年，裁四十四年，不得云年七十，盧《志》誤矣。《萬姓統譜》卷十二云：‘俞琰字玉吾，吳人，寶佑間以詞賦稱。’則非生于寶佑初也。”
周易象義十六卷 宋丁易東撰
謂“瞿鏞藏有宋刻殘本”，案曰：“《四庫》本所闕《豫》、《隨》、《無妄》、《大壯》、《睽》、《蹇》、《中孚》、《既濟》、《未濟》彖傳注，《豫》、《隨》、《無妄》、《大壯》、《睽》、《蹇》、《中孚》象傳注及《系辭》上‘彖也者，言乎其得失’至‘各指其所也’之注，宋本皆全”，“惟《四庫》本《豫》、《隨》、《無妄》經注之闕也，瞿氏宋本亦闕，則終無可考焉”。
易類五 總目卷五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 明熊過撰
要是引《后漢書》趙歧本傳及注，明“決錄”之義，而辨《提要》“蓋定本之謂”說之非。曰：“是則《決錄》之決，猶決嫌疑之決，謂決斷其賢愚善否而錄之，使有定論耳，非謂定本也。《提要》不知趙歧《自序》尚存，乃謂決錄命名之義古無傳說，以意解為‘定本’，可謂不考之甚也。”
易類存目一 總目卷七
方舟易說二卷 宋李石撰
要之辨《提要》謂李石“本名知幾”之誤。《提要》說本出《老學庵筆記》，而“放翁亦莫得而詳矣”。又引宋李心過《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記“李知幾豪邁”一條，謂其與《提要》所引《資州志》“互有詳略”，辨之曰：“然方志出于后人之手，多不可信，當先引宋人書。舍《朝野雜記》而引《資州志》，非也。”
易類存目三 總目卷九
易論 無卷數 國朝徐善撰
要之引諸家之說，證徐善字敬可。辨明《提要》謂徐善與徐敬可“惟名有異，未知為一人二人”之疑。
后記
撰寫此書之意，緣起于拜讀臺灣黃沛榮先生《近十年來海峽兩岸易學研究的比較》
（載《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而有感。筆者步易學研究之正道，避免游談無根、誤入歧途之險。 承蒙北京師范大學鄭萬耕教授提供《四庫提要辯證》一書， 得以參照余嘉錫前輩之“經部易類” 提要辯證。為銘感謝之情，此記。
郭 彧
一九九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