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義》卷首九圖考辨 郭 彧
內容提要
本文對《周易本義》卷首九圖加以考證。認為，九圖雖非是書所應有，然亦非門人所依附。九圖乃《易學啟蒙》初版舊圖，完全為朱熹編纂無疑。同時又對九圖源流進行辯析，一一指出其原委與演變過程。強調了朱熹對邵雍先天之學的推衍及對后世的影響。最后指出，考辨九圖具有現代意義。認為區分各是各的先天學，將有益于中國哲學史和宋明理學史的研究。
朱熹《周易本義》乃詮釋經傳之作。由于是書自元代以后立于學官的地位，其影響程度非其它易學著作可與之比擬。正因為如此，清乾嘉學派的先驅人物之一胡渭，以《周易本義》卷首九圖為靶的，著《易圖明辨》以攻其非。今見《四庫全書》本《周易本義》，是依南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謄錄。卷首有《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變圖》九圖。
《周易本義》卷首九圖，是否為本書所應有？又是否出于朱熹之手？這的確是需要考證明白的問題。
一 、 九圖非《周易本義》所應有
朱熹于《周易本義》釋《系辭》“易有太極”一節之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啟蒙》”，又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曰：“河圖、洛書，詳見《啟蒙》”。《周易本義·筮儀》中有“卦變別有圖，說見《啟蒙》”之注。
朱熹屬蔡元定起稿之《易學啟蒙》，初刊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是時《周易本義》尚未成書（1）。朱熹既然讓讀者參看《易學啟蒙》所列之《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和《卦變圖》，則證明《周易本義》原本沒有這些圖。這即是說，此九圖不當為《周易本義》所應有，而應該是《易學啟蒙》之圖。然而，今見明韓邦奇《易學啟蒙意見》和清《周易折中·易學啟蒙》，有《河圖》、《洛書》，有六橫圖而無“伏羲”大小二次序圖，有《伏羲八卦圖》與《伏羲六十四卦圖》而無“方位”之名，有《文王八卦圖》而無“文王八卦次序”圖，有三十二幅變占圖而無“卦變圖”。即從圖象異同看，《周易本義》卷首九圖，今見《易學啟蒙》有其五圖，而不見有三“次序”圖和一《卦變圖》。
朱熹言“伏羲畫卦自然次第”，是“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是以黑白方塊象一陰一陽替代原卦爻符號作圖，而“兩儀”至“六十四卦”六橫圖則以原卦畫符號作圖。我們讀《文公易說·雜問答·答袁樞》可知，當袁樞得到初版《易學啟蒙》，即就所列易圖提出“河圖洛書是后人偽作”、“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曉”、“專為邵氏解釋”等問題。其中所謂“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與“黑白之位尤不可曉”，即是指以黑白方塊所作《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圖而言。“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則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由朱熹此辯可知：袁樞所得《易學啟蒙》中有“黑白之位”二“次序”圖。此二圖正是今見《周易本義》卷首九圖之《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從《答袁樞》提及“卷首舊圖”之語（2），可知其圖正是指“黑白之位”二次序圖而言。由此可以斷定，此九圖原為初版《易學啟蒙》之圖。正是朱熹征求了各方面意見之后，于再版《易學啟蒙》中去掉了“黑白之位”大小二橫圖，改畫作六橫圖，以三十二幅變占圖取代了《卦變圖》，又刪去了《文王八卦次序》圖并對其它圖名有所更改（改稱《伏羲八卦方位》為《伏羲八卦圖》；改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為《伏羲六十四卦圖》；改稱《文王八卦方位》為《文王八卦圖》）。
二 、 九圖乃朱熹編纂之圖
《四庫全書總目·易圖明辨提要》：“至于《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為門人所依附。其說尤明，則朱子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然而，此說多有不確。“朱子于《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參邵子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于下，而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后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由王氏此說，可知其是不曾讀《答袁樞》而發議論。又《朱子語類》與《文公易說》多云“伏羲畫卦”，僅《朱子語類》卷六十五、六十六，即有“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珓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方伏羲畫卦之時，止有奇偶之畫”、“伏羲當時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里”、“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等十余處。焉能謂“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如此”？事實上，我們參考《文集》與《語類》則發現，恰是許多講學語錄，特別是給友人的信件中，均體現出九圖的構建思想。豈可謂其“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所以，謂門人將《易學啟蒙》舊圖采入《周易本義》卷首則可，謂“門人依附”則不可。
《易學啟蒙》雖是蔡元定起稿，然朱熹給友人信中皆將是書作自己著作看待。如此，凡《易學啟蒙》舊圖與新圖，皆當視作由朱熹牽頭編纂。《周易本義》雖不當有此九圖，然圖說之義卻體現于詮釋的文字之中。釋《系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四八，天九地
至于《文王八卦次序》和《卦變圖》二圖，亦是出于朱熹。“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圣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3），這里是朱熹自白創作“黑白之位”二伏羲次序橫圖之意；“至于文王八卦，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復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4），這里朱熹自白以卦畫求“文王八卦次序”而不可得之事，于是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個道理”（5）。《文王八卦次序》圖正是準《說卦》乾坤三索而為六子之義而作。朱熹既有此說，則必有此圖。“《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為止，于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6），“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 （7），“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說，以此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8），此則是朱熹就《卦變圖》說話。“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后十卦為悔，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啟蒙》”、“卦變獨于《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9），此則是就《易學啟蒙》舊圖與新圖說話。
我們以《易學啟蒙》參證朱熹《答袁樞》、《答王遇》、《答鄭仲禮》、《答程迥》、《答林栗》、《答虞大中》、《答葉永卿》等書信，即可知九圖全為朱熹編纂之圖，考其原當為《易學啟蒙》初版舊圖。至于采入《周易本義》卷首，則很可能是始于吳革刊本（即《四庫全書》之《原本周易本義》，刊于公元1265年，而朱熹于1200 年去世。所以，九圖采入《周易本義》，當為朱熹離世之后事）。
三 、九圖辯證
我們說《周易本義》卷首九圖是朱熹一手編纂，一是易置劉牧《河圖》、《洛書》；一是易名邵雍《先天圖》；一是準邵雍“乾坤縱而六子橫”與“震兌橫而六卦縱”之說而出《伏羲八卦方位》與《文王八卦方位》二圖；一是推衍邵雍“加一倍法”之義而創為《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圖；一是準《說卦》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義出《文王八卦次序》圖；一是推衍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而出《卦變圖》。今分圖辯證之。
1．《河圖》與《洛書》
北宋劉牧提出“象由數設”的主張，著《易數鉤隱圖》，自“太極”至“八卦”皆以數求象而為之圖。其“河圖四象”為六、七、八、九黑白點數，先各取其三以為坎、離、震、兌，又以所余三、四、五、六配乾、巽、艮、坤之畫，謂之“四象生八卦”。是書所謂“河圖”即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腹心”的九宮數，所謂“洛書”二圖即是五行生數與成數的黑白點數圖。其后，李覯《刪定易圖論序》將劉牧“洛書”二圖合為一圖。至南宋朱熹則主張當初圣人“伏羲”則黑白點圖書所畫的是“先天八卦”，而不是劉牧以數推衍的“后天八卦”。于是以《系辭》所言天地之數為“河圖”、九宮數為“洛書”，并盛言如何以黑白點圖書之數配“伏羲八卦”。
劉牧之前，一般視“河出圖，洛出書”之說為祥瑞，謂圣人以此而神道設教。漢儒中，則有直以八卦為“河圖”、《洪范》本文為“洛書”者。雖成書于哀、平之際的緯書中有以《河圖》、《洛書》命名者，然其內容卻與黑白點數無涉。劉牧出于以數推象的本意，以黑白點數衍圖而附會《系辭》“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之說。此則純系劉牧個人臆見，于古毫無根據，根本談不上是什么“易置圖書”。實際上，恰是朱熹、蔡元定為著以黑白點數配“伏羲八卦”，而易置了劉牧（和李覯）的黑白點圖書。
朱熹以十數為“河圖”、九數為“洛書”的依據，多站不住腳。《系辭》僅言天地之數，并不言數的方位與五行屬性。又九數亦天地之數中數，何以知九數必為“洛書”而不可為“河圖”？張行成、魏了翁皆謂九圓十方，安知邵雍“圖圓書方”之說不以九數為“河圖”？鄭玄只注《小戴禮》，北周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僅憑“法龜文”三字之注，又怎能指實九個黑白點數便是“洛書”？陳師道《后山談叢》言《關子明易傳》乃北宋阮逸偽撰，又如何可作為駁斥劉牧的“證據”？凡此數條托古的依據既不能成立，則朱熹黑白點圖書實脫胎于劉牧，已很明白。只不過易置其名稱而已。胡渭《易圖明辨》引雷思齊《易圖通變》之語，曰：“若其后而至于以書謂圖、以圖謂書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以此語評價朱熹所謂的《河圖》與《洛書》，似不為過。
2.《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周易本義》釋《乾》卦曰：“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則是闡述卦畫累加成卦之法，又釋《系辭》“易有太極”一節，亦是闡述爻畫累加成卦之法。朱熹為了形象地表達這種爻畫累加成卦的“加一倍法”，用黑白方塊替代原本卦爻符號，創作了《伏羲八卦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小二橫圖，列于初版《易學啟蒙》卷首。并針對袁樞之疑辨解曰：“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又曰：“仆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后方有八卦也。”
“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為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10），由次說可知：以一畫為儀、兩畫組合為四象，實自朱熹始。為著能“遞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橫圖方能“令人易曉”。“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11），此說亦是只適用于以黑塊替換陰爻符號之圖。如果仍以傳統卦爻符號作圖分段，陽爻符號“—”分二分四分乃至分三十二，皆可視作二、四乃至三十二“陽爻”，而陰爻符號“--”分二之后即非二“陰爻”。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圖，初以一畫為儀，中以二畫為儀，終以四畫為儀，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初以一畫為儀，成八卦時又以四畫為儀，成六十四卦時又以三十二畫為儀。與其一畫為儀、二畫為象說矛盾，因而袁樞方謂二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
朱熹以純理性說“伏羲”一陰一陽疊加生卦。然而，陰陽乃物之性，無載體如何能加倍而生？又其屢屢對友人說，是因“康節之說”而得其畫卦次第，此乃是對邵雍“加一倍”卦之生變方法的誤解。
《觀物外篇》語錄：“老子知《易》之體者也。”而朱熹卻說“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非也”（12）。顯然，二人對《易》之體有不同看法。在強調“觀物”的邵雍眼中，“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是“一氣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為太極”、“太極一也”，天地為兩儀，八卦為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萬物。如此在邵雍看來，《系辭》“易有太極”一節所述乃《易》之體，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有合，因而有是說。而朱熹卻以太極為“一理”，一陰一陽為“兩儀”，陰陽二畫排列為“四象”，陰陽三畫排列為八卦，陰陽四畫排列為“十六卦”，陰陽五畫排列為“三十二卦”，陰陽六畫排列為六十四卦。其說“《易》之體”是個陰陽“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卻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13），由朱熹如此評介，即見其“唯理”與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對人說，邵雍“一分為二”之說是自“太極”說到六十四卦。然而，《觀物外篇》“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易》六位而成章也”這段語錄，是繼“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后萬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變”述說以《乾》為祖的六十四卦（萬物）衍化過程，因而有“乾為一”、“一生二為夬”、“二生四為大壯”、“四生八為泰”、“八生十六為臨”、“十六生三十二為復”、“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之說，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說爻畫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張“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說，則必不以四爻排列為“十六卦”、五爻排列為“三十二卦”；既然主張“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為“二生三”之八卦，則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畫排列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圖（即《易學啟蒙》之《伏羲八卦圖》）和《先天圖》（即《易學啟蒙》之《伏羲六十四卦圖》）是由“卦之生變”而來，而教人曰須先將卦作一橫圖（14），用《伏羲八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橫圖中分拗轉而圍成二圓圖。正是朱熹以所作橫圖起《乾》至《坤》為“逆數”，所以將橫圖中分拗轉圍成圓圖之后，左方起《復》至《乾》為“順”，右方起《姤》至《坤》為“逆”，因而《易學啟蒙》曰：“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此“圓圖又只一半逆”，實因橫圖起《乾》至《坤》為“逆數”所致。
3．《伏羲八卦方位》圖與《文王八卦方位》圖
《伏羲八卦方位》圖說：“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文王八卦方位》圖說：“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學也。”此處所謂“邵子曰”并非直接稱引。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這些《觀物外篇》語錄方是邵雍的本意。雖有說無圖，然而“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這一語錄卻說得明白，乾坤定上下之位，并非“乾南坤北”。在邵雍觀物的眼中，《說卦》“天地定位”一節所言，是天位于上，地位于下，日東出，月西降，東南多澤，西北多山，這即是當初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所作之八卦方位，因而有“明伏羲八卦”之說。朱熹則從平面二維角度理解“乾坤縱而六子橫”說，謂“乾南坤北”，實與邵雍本意相悖。乾坤乃天地，天地定上下之位，不可能定南北之位。邵雍謂《說卦》“起震終艮”一節，是“明文王八卦”，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于是矣。”朱熹“乃入用之位”之說，即據此而發。至于以“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為“后天之學”，亦是朱熹的界定，并非邵雍本意。
邵雍曰：“先天之學，心也；后天之學，跡也。”又有詩曰：“若問先天一字無，后天方要著功夫。”準此，凡有文字卦畫之跡者，皆當屬后天之學范疇。《說卦》“天地定位”一節與“起震終艮”一節，皆有文字之跡，皆是“今之周易”內容，必屬后天之學無疑。準此二節之義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圖與《文王八卦方位》圖亦是后天之學圖。邵雍所創《先天圖》本身有卦畫之跡，其圖亦是后天之圖，只是因其可用來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朱熹謂“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15），分別以《說卦》兩節文字為“先天之學”與“后天之學”，顯然不是邵雍本意。邵雍分《說卦》兩節內容為“《易》之本”與“《易》之用”，皆是指《周易》體用而言，從無將“伏羲八卦”界定為“先天八卦”之說。
“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于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后，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于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16），由朱熹此言，既曰“姑闕之以俟知者”，又曰“不必率然肆意立論”，則知其將此二圖反復列于《易學啟蒙》之不慎。
4．《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此圖即是先見于朱震《漢上易傳卦圖》之《伏羲八卦圖》。圖說：“右伏羲八卦圖，王豫傳于邵康節，而鄭夬得之。”其后楊甲《六經圖·大易象數鉤深圖》與王湜《易學》列之，稱為《先天圖》。
邵雍三十七歲移居洛陽之后，對弟子張岷講學，稱此圖為“先天圖”。前此于共城將此圖授予王豫時稱之為《伏羲八卦圖》（據邵伯溫《易學辨惑》說，是鄭夬賄王豫仆而竊之。朱震則自鄭夬書中錄出）。朱熹之所以改稱此圖之名，是因為有以《先天圖》中間空處為“太極”的主張（17），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
邵雍主渾天說，以“天圓地方”相函之圖為“太極”全體，而朱熹則主張“母生子”說，以一○為太極。正因如此，方要將《先天圖》內方圖“取出放外”。正是出于這一主張，方改稱六十四卦方圓合一之圖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邵伯溫述其父學曰“止有一圖，以寓卦之生變與陰陽消長之數”（18）
。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圖，六橫圖乃朱子作。朱熹謂“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19），則是指此圖而言。在朱熹看來，《先天圖》是從六十四卦橫圖中分拗轉而成，并謂圓圖有些子造作模樣（20）。正是因為他有此偏見，方會有如此困惑：“《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21）
《觀物外篇》：“圓者數之，起一而積六”、“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數之，起一而積八”、“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這是邵雍就《先天圖》六十四卦圓、方之圖說順逆之數。圓圖象天之運行，以“一貞八悔”之貞卦“逆數之”，起震歷離兌、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陰陽消長之數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時”之說。方圖形地之生化，以“一貞八悔”之貞卦“順數之”，起乾歷兌、離、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順生之數為八，因而有“天之陽在北，地之陰在南”之說。朱熹則本橫圖乾一至坤八之數為“逆數”，待中分拗轉而成圓圖時，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圓圖說四時流轉，豈能既順知二時又逆知二時？顯然，朱熹的“∽”型模式與邵雍本意相悖。
《觀物外篇》：“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這是邵雍就《先天圖》象天之圓圖釋《說卦》所謂“順”、“逆”之義。此處所謂之“左旋”與“右行”，是“圖皆從中起”（《乾》與《姤》之間為“午中”，《坤》與《復》之間為“子中”）。右行之逆即今順時針方向，左旋之順即今逆時針方向。《乾》、《坤》為諸卦之祖，《乾》逆爻序五變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逆爻序五變而得右方三十二卦。以“卦之生變看”，“逆天而行”起巽至坤與起震至乾，皆先見子女而后見父母，故曰“皆未生之卦”；“順天而行”起乾至震與起坤至巽，皆先有父母而后有子女，故曰“皆已生之卦”。可見，邵雍所謂之“左旋”與“右行”皆是一“○”型模式。而朱熹囿于“橫圖一向皆逆”的局限，以“∽”型模式說順逆，自然“圓圖又只一半逆”了。圓圖“陰陽消長之數”為起震一而積坤六，豈可謂只是一半逆？
邵伯溫謂《先天圖》中寓有“卦之生變”。“乾為一”、“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這些《觀物外篇》語錄所述正是“卦之生變”。以乾為祖，三變而八卦成（一變乾之上爻得兌，是為“一變而二”，二變乾、兌之中爻得離、震，是為“二變而四”，三變乾、兌、離、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為“三變而八卦成”）。以《乾》為祖，六變而六十四卦成（一變《乾》之上爻得《夬》，是為“一變而二”，二變《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壯》，是為“二變而四”，三變《乾》、《夬》、《大有》《大壯》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為“三變而八”，四變《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臨》，是為“四變而十有六”，五變《乾》至《臨》之二爻得《同人》至《復》，是為“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乾》至《復》之初爻得《姤》至《坤》，是為“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由此“卦之生變”可知，巽是變乾初爻而得，坤是變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闊而圍成小圓圖，大圓圖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圖》并非以大橫圖中分拗轉而成（有象天之大圓圖后，以“一貞八悔”分為八段自下向上疊成方圖以形地，則即成天圓地方之圖）。正因以“卦之生變”圍成圓圖，所以圓圖象天運行時方有“逆知四時之謂”的“○”型模式。
朱熹有關“先天圖”的主張，對后世的負面影響頗大。如學本朱熹的俞琰于《易外別傳》中用黑白方塊替代卦爻符號作六十四卦圓圖，以中間虛處為“太極”，下標“天根”，上標“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圖”。自章潢將“黑白魚”形圖改稱為“古太極圖”（22）后，又有把俞琰“先天圖”中“太極”二字替以“黑白魚”形圖者（23）。邵雍創為“天圓地方”之《先天圖》，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圓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為“太極全體”，天地為兩儀。朱熹單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則是有天無地，以“太極”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陽爻與三十二陰爻為“兩儀”，顯然與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學”的根本區別恰在于此。其本源有“觀物”與“唯理”之不同。
5．《文王八卦次序》圖
朱熹“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作“黑白之位”二橫圖，又以“卦畫求之”文王畫卦次第而不可得，于是曰“三索而為六子”便是“文王八卦次序”。此圖即據《說卦》乾坤三索而得六子說而出。顯然，此圖是為配合《伏羲八卦次序》圖而作。然而以此圖并不能圍成《文王八卦方位》圖。因此朱熹發表了一些文王八卦方位“多不可曉”的意見（24）。
今觀諸子百家之書，凡有言八卦方位者，皆準《說卦》所言離南坎北之位。至劉牧乃用“河圖”配此八卦方位。而朱熹因推其次序圖不可得，遂謂此八卦方位布置“曉不得”，實在是鉆入所謂“先天之學”的牛角尖而不能出。清初學者黃宗羲曰：“離南坎北之位見于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畫卦之時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則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于經文。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又評曰：“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于中，故曰主張太過也。”此評可謂有見。
朱熹于《易學啟蒙》新圖中刪除了這一《文王八卦次序》圖。此舉似乎說明，此時朱熹已經認識到此圖有不妥之處。邵雍只言《說卦》所言離南坎北八卦方位是自“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來，乃由體入用之位，并無什么“文王八卦次序”說。嚴格說來，此乾父統三男與坤母統三女之圖并非什么“次序”（《說卦》所言“次序”是乾父、坤母、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
6．《卦變圖》
朱熹研究卦變有三個過程：一是準《彖傳》之辭而談卦變；一是本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推衍所謂“先天卦變”；一是本焦延壽《易林》之法以一卦變六十四卦。九圖中之《卦變圖》則是本李挺之相生之法推衍“先天卦變”。
南宋時期流行一種說法：因邵雍曾師事李挺之，遂謂李挺之卦變為“先天卦變”（25）。于是朱熹便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下卦之序而推所謂“先天卦變”。
我們看九圖中之《卦變圖》，一般對其各卦參差不齊的安排感到困惑不解。其實這是朱熹有意以“先天八卦”次序為下卦特意安排的結果。看“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例，《泰》至《否》二十卦之下體正是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否》至《泰》下體之序反之）。而其它例下體之序亦是本“先天八卦”之序安排，只是因卦數限制，或缺首尾或缺中間之卦。
事實上李挺之卦變之法并非“先天卦變”。其六辟卦生卦之法本脫胎于虞翻以十辟卦生卦之法。而邵雍《先天圖》所寓“卦之生變”卻是自得之學。朱熹不明《先天圖》是由逆爻序卦變之法而得，以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為藍本，廣為推衍而得《卦變圖》。其圖仍是以辟卦生卦，雖下體本“先天八卦”之序，然其與邵雍“先天卦變”相去甚遠。
《易學啟蒙》再版時以三十二幅一卦變六十四卦之圖取代此《卦變圖》。此舉似乎說明朱熹對這樣一幅“明《易》中之一義”圖并不滿意。此《卦變圖》，一不可用以釋《彖傳》剛柔內外往來之說，二有沿襲李挺之之嫌，三不得邵雍“先天卦變”之旨，棄而不用，可謂明智之舉。
四、九圖辯證的現實意義
清初而起的考據之學，對周敦頤、邵雍、朱熹的“道學”多有辯證。王夫之、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李塨等人對《易》象數學（包括各類易圖）均有所論述，而辯證源流訂正訛誤是其主要任務。這無疑于相傳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學的濃厚氣氛中開一天窗。這些人對《周易本義》、《易學啟蒙》之圖的辯證，如《河圖》、《洛書》，辨其原委指明舛誤，可謂達到無須再辨的地步。然而對“伏羲四圖”之辨，則多有未明，幾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發展演變了的“先天之學”作邵雍原本之學而批駁之。黃百家纂輯《宋元學案·百源學案》，竟將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橫圖采入，又將張行成所作《氣候圖》當作邵雍“先天卦氣圖”采入，又采入其父準牛無邪《易鈐寶局》所推之《掛一圖》和《既濟圖》。凡此數端，一直影響著后人有關的著述。
閱民國以來名家所著有關中國哲學史和宋明理學史一類大作，多是本《百源學案》而談邵雍理學，亦幾乎全準朱熹的解釋而轉述邵雍的“先天之學”。分而見其精，方能合而見其大。之所以論述有涉“先天之學”而不精，一是對邵雍原本之學研究不夠，一是過于相信朱熹對“先天之學”的詮釋。畢竟邵雍與朱熹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代，畢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學”。北宋時期的邵雍和周敦頤似乎并不諱言《老子》，而南宋時期則多有門戶之見。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時道教空前發展，朱熹為著倡明儒學，對邵雍的“老子知《易》之體”和周敦頤“自無極而為太極”等說加以改造和重新詮釋，應該說有其歷史原由。以朱熹的學問，他當然明白所謂“老子知《易》之體者也”之所指，亦明白“無極”是老莊的概念。其高明之處恰在于能將《先天圖》、《太極圖》及其內涵改造得天衣無縫，能為理學所用。周敦頤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將其抬為理學之祖，邵雍之學原本亦不為人所重，是朱熹將其“先天之學”重新詮釋而寫入《易學啟蒙》。今天，我們從史學的角度來闡述邵雍、周敦頤和朱熹的哲學、理學思想，就需要注重區分其各自的特點，而不能含糊其詞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見其精。近年來
筆者因研究《易》圖學而參考宋明理學史與中國哲學史，讀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見凡涉及《易》圖原委而論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于基礎研究而失實。
注釋：
（1）《周易本義》“已略具備”的時間是淳熙十五年。至慶元四年（1198）還“不甚滿于《易本義》”
（2）《答袁樞》：“要見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舊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于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圣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
（3）《答鄭仲禮》，《文公易說》卷十九
（4）（11）（15）（16）（19）《答袁樞》，《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5）《朱子語類》卷七十七
（6）《朱子語類》卷六十七
（7）《朱子語類》卷七十
（8）《文公易說》卷二
（9）《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10）《答程迥》，《文公易說》卷二
（12）《文公易說》卷十九
（13）《文公易說》卷一、卷二
（14）《答葉永卿》：“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便成圓圖……此作圖之大旨也。”《文公易說》卷一
（17）“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卻，待取出放外”、“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語類》卷六十五
（18）《易學辨惑》
（20）“但圓圖自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現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作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21）《文公易說》卷十七
（22）《圖書編》卷一
（23）見《翼元》所列“先天圖”
（24）“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卻不應在南北”《文公易說》卷二；“齊乎巽，曉不得”、“坤安在西南不成”、“乾西北也不可曉”、“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底難曉”《文公易說》卷十七
（25）林至《易裨傳》：“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
（26）任繼愈：《把周易研究的方法問題提到日程上來》
（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