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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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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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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五節唐順之——從氣節到中行的心學路徑 三、陽明心學與唐順之的晚年心態 在生活于嘉靖年間的王門弟子中，象王畿、羅洪先那般被朝廷逐出官 場后，在地方以講學終其一生而保持自我人格與氣節者，可以說有相當的 數量。這些士人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都贏得了人們的尊重，有些人也許 會被淹沒在歷史長河中而默默無聞，但起碼他們不會為他人留下議論的話 柄。唐順之從經歷上講幾乎與羅洪先沒有什么區別，他們因同一事件而被 罷官，又同樣鄉居而講學論道，晚年又同樣被朝廷征召出山，唯一的區別 是羅氏沒有接受朝廷的征召而唐順之卻接受了，因而便由此惹起了生前身 后的極大爭議。首先是他的出山牽涉到嚴嵩及其同黨而遭非議，李詡《戒 庵老人筆記》曾議曰：“唐荊川罷官，頗自特立，知命之后，漸染指功名。 因趙甬江以迎合嚴介溪，遂得復職，升至淮陽巡撫，殊失初志。”并引了 當時規勸他的兩首詩，其中有兩聯最足說明當時部分士人的態度，其曰： “莫訝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登閣固知非昔日，出山終是負 初心。”（卷一）第二聯前邊已引用過，那是龍溪先生的手筆。然后，是關 于他在王忬之死事件上的非議。王忬乃后七子首領王世貞之父，當時任兵 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兼理糧餉，后因防邊不力而被朝廷以 失陷城寨律棄市，有人記唐順之巡行薊遼時之行為說：“某生入為疏，則 盛言戍卒當練，不宜以調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明唐荊川先生 年譜》卷八）此所言“某生”系指唐順之，而“府君”則指王忬，也就是 說是唐順之向朝廷（當時嚴嵩為首輔）上疏彈劾了王忬，從而使他得到了 身首異處的凄慘結果。這是《先司馬思質府君行狀》中的語言，執筆者便 是大名鼎鼎的王世貞。以兒子述老子之事當然有私其親而過于責人之嫌， 但以王世貞的名氣，他的記述還是能造成極大影響的。如果說以上均為私 家記述而難作定論的話，作為官修史書《明世宗實錄》的記載無疑更具權 威性，其中曰：“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馀年。上方摧 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會東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 江南，順之以策干之，因之交歡嚴嵩子世蕃，起為南京兵部主事，尋升職 方員外郎，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仆 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同上）后來研究明史者當然必讀《明實錄》，則 其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盡管清初萬斯同修《明史》時，以及唐鼎元在民 國時期修荊川年譜時均曾予以辯正，⑨卻終究無法改變《明實錄》的記載。 其實，在唐順之生前便有許多朋友提醒過他，其中以李開先的規勸最為直 接明了，他致函荊川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 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于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 而盡喪之矣。”（《李開先集》第624頁，《荊川唐都御史傳》）在如此情 形下，唐順之本人不會不知道自己出山將會招致何種后果，何況就其一生而 言，他也不是貪圖利祿而不重名節之士，可他為何要冒身敗名裂的危險毅 然出山呢？這當然需要了解他的一貫人格及其當時周圍的具體環境，但更 重要的是，必須注意陽明心學對其晚年人格心態的影響，否則便難以對此 作出清晰的說明。我以為荊川晚年是真正要實現陽明所倡導的圣人境界， 即不顧他人非議而獨行其志的大丈夫品格，或者說是鳳凰翔于千仞之上的 超然境界。 此種境界的實現當然要以他本人長期所形成的基本人格為前提。唐順 之的人格主要有勇于自信的個性與熱衷用世的志向此兩大特征而構成。萬 表曾述其前者曰：“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見一定，信之甚堅而持之甚固， 即有學識與先生等者，必不能回其既定之見。”（《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 二）此種近于固執的氣質使之容易形成一意孤行的狂者人格，為他以后的 毅然出山提供了必備的性格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唐順之用世的愿望既強 烈又持久。在他嘉靖十九年被削職為民時，便沒有永遠歸隱的心理準備， 當他與一起罷官的趙時春告別時，也許趙氏送給荊川的贈別詩最足表現他 們此時的心情：“彰義門前官道柳，到時凋謝發時回，榮枯自是尋常事， 閑逐春風歸去來。”（同上）在他們的眼中，仕途之順逆猶如官道邊榮枯循 環的柳樹，今日凋謝了，明日自然會再生出新芽，也許用不了多久，他們 便會被朝廷重新起用。果然，當荊川家居后，他并非只安心于講學論道， 觀其刺槍使棒、演習武藝的行為，便知其用世之心未歇。他在四十歲左右 時，曾一度深隱山中不出，甚至迷戀上了道家養生術，但那只是為了心性 修練，以期求得自心之悟解，并不說明他已完全忘懷世事。實際上他時時 在留心國事，并時刻準備為國效力，如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侵犯京師，徐階 便有薦舉其出山的奏章，其本人亦頗有用世之志，當時其好友劉繪在給他 的信中說：“邇復聞兄憤兇虜猖獗，數避京邑，每當士人喜為雄談，有請 纓伏鉞之志。”（《明文海》卷一八七，《答荊川書》）由此可知荊川當時 憤激之情、躍躍欲試之志實已溢于言表。待東南倭患起，更引起了他的憂患 與憤慨，于是他已難以在家安居，遂出游至江浙考察夷情，徐渭曾對此記 曰：“時荊川公有用世意，故來觀于海，射于越圃。”（《徐渭集》第66 頁）此時乃是嘉靖三十一年。荊川又有《岳將軍墓》詩曰：“國恥猶未雪， 身危亦自甘。九原人不返，萬壑氣常寒。豈恨藏弓早，終知借劍難。吾生 非壯士，于此發沖冠。”（《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三）觀詩意此詩當作于游 西湖岳飛墓時，說不定也就是這次東南之行的產物。詩中所表現的既是對 岳飛奮不顧身以報國精神的仰慕，更是其本人渴求御敵保國心跡的流露， 尤其是“豈恨藏弓早，終知借劍難”一聯，實在是直接抒發了他本人的情 感，他并不為岳飛的不能及早退身以免除禍患而遺憾，他所深深感嘆的是 岳飛沒能有足夠的機會與權力去實現其殺敵保國的壯志，所以他最后的 “于此發沖冠”非但是為岳飛，也是為自己的壯志難酬而忿忿不平。在這 種心態的驅使下，荊川并不諱言自己的再度出仕的愿望，因為在他看來， 出山報國不需要扭捏作態，他在《答王南江提學書》中說：“家父又言兄 有薦仆之書于京師貴人，此兄之愛我甚而忘我丑也。雖然，仆之與兄以善 交聞于人也久矣，兄之薦我，何異于仆之自薦乎？仆年來自計已熟，大抵 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終吾身而已矣。”（同 上卷四）這京師貴人是指嚴嵩還是徐階，信中沒有明說，因當時首輔大學 士為嚴嵩，故而指他的可能性應該更大一些。但荊川并不以向嚴氏上書推 薦自己而感到羞恥，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則，這便是“人用之不敢以隱，人 不用不敢以求”，實際上也就是陽明先生用之則行舍即休之意。其實，這 并非是他為自己的出山尋找托詞，他在《兩漢解疑》中早就說過：“士不 欲出而圖君則已，茍出而圖君，必待夢卜之求，后車之迎，世道陵遲，何 所得商周之令主哉？不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后之所處何如耳。如因小人 進，即與小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茍進焉而忠正自持，鋤強抑暴， 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七）其實， 唐順之就是在說自己，他身處嘉靖年間朝政混亂之際，面對荒唐獨裁的世 宗皇帝，又正值聲譽甚差的權相嚴嵩在任，如何能得到伊尹、周公的禮遇？ 但此時國家又面臨南倭北虜的禍亂，朝廷危急，生靈涂炭，具有萬物一體 之仁的荊川先生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他在嘉靖三十五年給二弟的信中曾 說：“兵戈亂離不忍言，亦未知禍之所止。生民何辜，遭此痛酷。毫毛無 可援手處，令人長嘆！”（《與二弟書》，同上卷四）而他要重新出仕，便 繞不開嚴嵩的門檻，否則他便只能老死山中，因此命運注定了他必將要因 小人而進。既然不能避免小人的介入，那唯一所能做的便是再人仕途之后， 表現出士人應有節操，成為疾風之勁草，中流之砥柱。在他臨出山之際， 正是其父的喪期，面對父親的亡靈，他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心跡：“顧平 生頗無富貴之心，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漸冷落。不圖喪期之內，兩承朝 命，臣子之義，不敢逡巡，謹于三月間赴京。顧世事之安危休戚，不敢知 此身之禍福利害，茍時有可為，不敢不皆駑鈍之才。時遇多艱，不敢忘致 身之義；時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機。此先考之所以垂教，而順之之所以 自立者也。”（《祭有懷公文》，同上卷四）唐順之的確不是貪圖富貴之 士，這有他儉仆幾乎達到了不近人情之程度的生平經歷為證，因而他冷落的 顯然是功名富貴之心，而并非救世濟民之志，故而在遇到世事多艱時，他才 會不計禍福利害，不忘致身之義。這是荊川先生的真實心態，也是他的一 貫人生操守，沒有如此的操守，他就不會在相同的人生境遇面前，作出與 他人迥異的人生選擇。 然而，如果說唐順之完全不顧及因嚴嵩而出山所帶來的士人非議，那 也是不符合其奇奇本人的生平為人的。李開先曾如此敘述荊川之早年人 格：“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還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后行之。”（《李開 先集》第623頁，《荊川唐都御史傳》）盡管他通過陽明心學的悟解而使自 我有了更為通達的心胸，在一定程度改變了早年往往意氣用事的氣節之士 習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會喪失起碼的做人原則。因此，我們便看到了荊 川處處極力回避嚴黨的苦心。嘉靖三十六年嚴黨成員趙文華推薦唐順之任 南京兵部主事，荊川當即拒絕，他雖很客氣地向趙致函稱謝，但劈首卻說 了一句“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的名言，然后便對比二人之非同類，所謂“公 才果而氣雄，闊達而不拘細故”；而他本人則是“樸樕細謹，踐而多疑少 決，銖銖兩兩不可大受之士”。（《與趙甬江司空書》，見《明唐荊傳先生 年譜》卷四）從形式上看當然是遵對方而貶自己，不存在絲毫的破綻，但 同時也將二人區別開來，尤其是那“闊達不拘細故”的贊語被后，更隱含 著趙文華失于自檢的道德缺陷，實有自遠對方之意。對于嚴嵩的態度，唐 順之當然更為謹慎，但與對趙文華者并無實質的區別，亦有自別其類之意， 這可從以下所選的三封信中作出說明。嘉靖三十六年雖得推薦而尚未出山 時，有書信致嚴氏曰：“某不肖嘗辱與進焉。而承一言之教于左右久矣。 邇來不奉臺光且二十年矣。然而不敢通一書于門下者，非敢自疏也，誠自 度其最迂闊樗散無用，不足以煩材館之記存也。某誠自知其無用，而相公 誤以為可用，曲為推轂，拳拳引而置之于朝，然知相公非私乎其人也。相 公之心恐一官不任乎其職，恐一士之不究乎其用，固且為官而擇士，固且 為天下國家而用其人也。某非敢私為謝以瀆相公也，相公為天下國家而用 乎其人，宜為天下國家謝相公也。為天下國家謝相公，則莫如以身謝之。 以身謝之，則莫如致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用，以上稱相公以人事主之素心， 而明相公得士之效于當世，則庶幾乎可以為謝而已。”（《與嚴介溪相公 書》，同上）他首先用二十年“不敢通一書于門下”來為二人的關系定下 了調子，以說明其并非嚴氏私黨，但更重要的是要引出下面的內容。因為 既然非私交而猶獲嚴氏推薦，則可知嚴氏之推薦乃為國家而非為私人，這 可以說是對嚴嵩的稱贊，從官場的人事往來說非常之得體，此乃荊川的第 一層涵意；同時他也為自己不向嚴氏謝恩于私室找到了充分的根據，因為 既然您是以天下之公而薦我，則我亦“致身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而謝您， 豈非是投瓜報李的公平之交？但聯系前邊他所說的由小人進而能忠正自 持，便是砥柱之中流而非黨惡失己，則他如今雖由嚴氏而進，若能致身以 為天下國家，豈非是疾風之勁草乎？那嚴嵩便成了典型之小人了。荊川之 用意可謂深矣！第二封信作于嘉靖三十七年入京為官時，具體時間則是其 巡察薊遼軍務回來后。荊川之出山本為抗倭，故而他不愿攪在嚴氏與王忬 等人的矛盾中，于是他便致函嚴嵩，稱自己身染疾患，不宜北任。他先是 對其病體作了一番夸張性的描述，說是“腹脹露筋，臍突半寸，兩足盡腫， 面骨削鐵”，然后便提出正面請求說：“某平生非敢偷安于山林者，但得一 僉事一郡守，雖在云貴兩廣之間，亦與南人風土為便，即不敢以遠為辭， 庶幾一見鄉土。”荊川的如意算盤的確打得很精明，因為當時東南正有倭 患，要改南任則令其御倭乃是最大的可能，如此則一可遠離嚴氏父子，二 來也完了自己的出山夙愿，豈非一舉兩得之舉？但他知道以嚴嵩的精明， 不會對自己的此種打算一無所知，所以便一再強調其病情之嚴重，說什么 “外形盡見，非敢掩飾”；“惟請門下知其癥之非虛也”。（《與嚴介溪相 公書》，同上）可謂欲蓋彌彰，更透露出其稱病不過是托詞而已。第三封信 作于嘉靖三十八年在浙直視軍情任上時。信中先是向嚴嵩表示感激之情 說：“自起家編氓以致轉官京堂，凡所進取，皆是門下獎拔。自閱兵薊門 以致視師海上，凡稍有所建立，皆緣門下指教。”但觀以下內容，荊川之 意似仍不在于致謝，如說“拔之不待其有求，而教之惟患其不悉”，顯然 又在強調其出山實非向嚴氏求得；又說“自轉官以來，雖則治軍行旅之才 素所不長，至于波濤矢石之間，往往不敢自有其身者，以為非罄其身之所 能為者，則無以報國而亦且無以報門下也。自轉官以來，區區禮數之末， 皆不敢以瀆門下，知門下之所期于某者有在也。”（《與嚴介溪相公書》， 同上卷五）荊川如此苦口婆心地反復申說，當然不全是求得嚴嵩的理解與 幫助，更是有意為后人留下一些可供認知的材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與行 跡，說明自己并非是拜爵公堂而謝恩私室的小人，而是一心為國、其心可 昭日月的堂堂君子。荊川的如此用心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固然 說明了他的精明與謹慎，但也與嚴嵩的容忍有關。嚴嵩固然具有賣官鬻爵 的種種劣跡，但你又很難說他天天如此而絲毫無國家社稷之想，更何況他 也需要沽名釣譽以固皇寵呢？但是卻讓我們看到了荊川在處理與嚴氏的 關系時，的確是為表明心跡而陪盡了小心的。不了解此一點，便很難說是 真正認識了荊川先生。 然而我們更需要了解的是，唐順之的出山不全是靠嚴嵩的提拔獎掖， 而是另有背景。這背景便是王學同門的支持與觀照。在唐順之出山的前后， 徐階在內閣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是極力支持王門弟子出山進入 朝廷的，在他的支持下，聶豹、趙時春諸人都先后復了官職，聶氏還曾被 任以兵部尚書的重任。以唐順之的才氣與名氣，也理所當然地被徐階視為 動員出山的重要對象之一，嘉靖三十六年他曾有致巡撫尚仰山的信說： “唐荊川今世人物，昨雖已起用，然以所薦非人，尚有未肯出山之意。望 公為具一疏，……公此疏入，仆從中調維，庶成就得一個人才，出為世用 也。”（同上卷四）又聶豹有致羅洪先信說：“欲致二賢相與共事，將必有 濟，及商之三數知己，皆以為然。”（同上卷三）其中所言“二賢”即指荊 川與念庵二人，可見請他們出山乃是徐、聶諸王門中人深思熟慮之結果。 其實，早在嘉靖二十八與二十九年，徐階便兩次上疏推舉荊川出山，這有 他在當時給荊川的信函為證：“乃猶未得及此時用兄，此仆所以每喟然長 嘆于推挽之未能也。東宮冊立，當再疏以請。”（同上）對于徐階的推挽唐 順之雖口頭推委，然心實然之，如他在嘉靖三十二年致徐階的信中，雖一 面稱自己“樗散阘茸，百念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然隨之即詢問：“傳 聞賊酋復有造船大舉之說，不知何以為善后計也？”這難忘的濟世熱情， 說明了其前面所謂的“百念盡冷”只不過是不能被及時所用的復雜心情的 流露而已。當然，徐階之請荊川等王門弟子出山，有增強自我實力以便其 政治斗爭的打算，荊川也不會不知道此一點。但如果說嚴嵩尚不能完全無 時局之憂的話，則徐階更不能無朝廷之念，他在嘉靖三十年給荊川的信中 說：“此中朋友甚少，大概十數年來有意思者輒已摧折，只存得一味慎默 無識見之人便為高品，此外皆貪佞讒陷之徒，共相與結納交構，坑塹滿前， 使人一毫展布不得。蓋其積已非一日之故矣。”（同上）他之請荊川無疑是 為了便于自己“展布”，但他所指出的朝中充滿“貪佞讒陷之徒”與“慎 默無識見之人”的情形則基本屬實，則他欲引正人以充實朝廷以便于“展 布”，則其所“展布”者當非全部為一己之私利，這是能夠想見的。徐階 的品格在王門弟子中難屬上乘自是事實，但也正因為是王門中人，則其為 國之念當較嚴嵩為多亦應屬實情。唐順之的出山有了如此的背景，其自信 心當然也就更強了。從此一角度看來，他對嚴嵩的感謝也就并非真的是出 于不容已之情，認為他果真對自己有再造之功，充其量不過是為滿足嚴氏 虛榮之心，使他對自己的出山不便從中作梗而已。當然，他的另外一種用 心，甚至是主要的用心，也是不容忽視的，那便是借此表白其不屬嚴黨的 自我心跡。 當然，誠如其本人所言，對他出山動機與目的的最好說明，無過于出 山之后的實際所作所為。盡管在其平倭的最后人生經歷中，或許也包含了 成就個人功名的功利目的，但若以實論之，救民于水火的儒家責任感仍是 其人格的主導方面。他在《答萬思節參政書》中說：“天下一舟也，天下 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柁之 人焉得不盡其力以呼號同舟之人有氣力者為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 攔頭把柁者之呼號而盡其力以冀其必濟乎？”（同上卷六）這便是儒家所 倡言之萬物一體之仁，他與天下百姓是一種同舟共濟的關系，當遇到險風 惡浪之時，作為一個儒者便應毫不猶豫地挺身相救，因為這既是救人也是 自救，當然也就無任何條件可講，無任何功勞可居了。但荊川的境界又不 是一般的儒者境界，而是感悟陽明心學之后的超然自得境界，故而他救世 之心乃出于主體自我的主動選擇，而不是依于境的被迫之舉，他在《答喻 吳皋中丞書》中對此言之甚明：“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戀戀以保 惜富貴為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為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 中之推由己一段學問，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于流俗，而敢求 信于豪杰；不敢求信于人，而天日炯然在也。”（同上）他既不是惟富貴之 所求的俗士，也不是惟名節之是守的俗儒，而是民在饑溺溝壑之中若己置 之的狂者，是超越于流俗之上的豪杰，是不求信于他人而只任一己“炯然” 良知的心學之士。用他自己的另一段話說便叫做：“時行時止，我一付之 無心。”（《答萬思節參證書》，同上）此處所言之心乃是趨利避害之心、 意必固我之心與有意為善之心，而決定其“時行時止”的乃是其無善無惡 之自然良知。這便是心學的思路，這便是陽明的境界，黃宗羲將荊川先生 列入王門南中學案，實在是慧眼獨具。因而，在理解唐順之時便應該換調 世俗的眼光，用一副必為豪杰的心腸去體貼他。盡管他后來由于病情嚴重 未能實現其夙愿，但其拳拳為民之心實可昭諸日月，這有他在病重時給胡 宗憲信中的話可以做證：“平生每欲督陣血戰，今遭厄如此，雄心徒在， 猛氣盡銷，真可笑也。”（《又與胡梅林總督書》，同上）他的遺憾是英雄 壯志未盡的遺憾，因而也就有了“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 悲壯色彩。他在病危之時，猶起身索令牌而書曰：“歲荒民饑，有司宜加 意作糜分賑，弗以本院物故遂草草了事。”（《西山日記》，同上）對于自 己的死，他既是無遺憾的，故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幸矣！ 第恨山中尚少十年功夫耳！”他本來就沒有更多的個人欲求，所以會死得 從容；但他又是死得有遺憾的，所以又說：“本欲與諸君戮力同衛社稷， 今無能矣，愿諸君勉之！”（同上）他出山本是為救民于水火，而他卻未能 實現之，所以會深感遺憾。這些被記錄在各種筆記中的死前感人場面，到 底是歷史的真實記載，抑或是人們的良好愿望，如今已難以考實，但唐順 之最終乃病逝于御倭賑災的舟船之中，則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僅此亦足以 見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可貴精神了。盡管在荊川的生前死后曾招致了 不少的非議，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尤其是強調了他與 陽明先生精神的一脈相承之處，王畿說：“荊川兄憂世一念，可貫金石， 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并駕而馳，欲以轉 世，不幸反為世轉，致增多口。”（《與俞虛江》，見《王龍溪先生全集》 卷十一）龍溪先生畢竟是深悉荊川內心世界的密友，他知道荊川是不肯依 附任何人的豪杰人物，他的人生愿望是要學心學大師王陽明，達到事功與 學問兩得之而又付之無心的圣者境界，然而他卻不能同意荊川的出山，因 為他認為荊川的學問境界尚未達陽明的境界，故而只能在山中繼續修悟， 可荊川不聽，遂得到了“致增多口”的遺憾結果。龍溪認為自己是最有資 格來評價荊川的，所以后來又一次對耿定向論及此事說：“荊川氣魄擔當 大，救世心切，以身徇世，犯手做去，毀譽成敗一切置之度外，此豈世之 謭謭者能窺其際耶？不肖與荊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奪之速，不論在山出 山，尚有無窮事業可做，而今已矣，惜哉！”（《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 八）可知在王畿的眼中，唐順之若再加以修悟，是最有希望達到陽明先生的 境界的。若就荊川的主觀愿望講，他的出山的確是以王陽明為效法榜樣的， 則龍溪先生實不愧為荊川之知己，荊川可以瞑目矣！ 按王畿的說法，唐順之出山后大業未竟的人生失敗是由于其學術未 純，所以一再強調其“欲以轉世，反為世轉”的自信太過的缺憾。這當然 不是龍溪在荊川逝世后有意自顯聰明，而是在其生前便已反復指出過的。 據載在荊川病重時，是王畿天天不離左右地陪伴著他，并與之日日論學， 龍溪之《維陽會語》（《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一）詳細地記述過他們的論 學過程。嘉靖三十九年春天，唐順之已在病中，依然坐堂命將遣帥，為海 防之計： （荊川）一日退食，笑謂先生（王畿）曰：“公看我與老師（陽明） 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 荊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 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 荊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 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 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卻如何 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 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著眼 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 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棹鼓浪，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為威嚴不可犯， 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 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為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為搖動，不 免有所作，非良知也。他如制木城，造銅面，蓄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 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 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云，不如著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真良 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 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倫手 段。才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為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 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能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荊川憮然曰：“吾 過矣，友道以直諒為益，非虛言也。” 龍溪的此段描述應該說是基本真實的，而且也應該有一定的道理，連 唐順之本人也承認在其與眾將領打交道時不免有故弄玄虛的做作之處，如 其《與胡梅林》曰：“軍中作用，哭而笑，笑而哭，喜而怒，怒而喜，頃 刻幾番傀儡；其處頑將驕兵也，一赤子一龍蛇，頃刻幾番變態。乃知公向 言一面哭一面笑才做得總督，此處認真不得，做假不得，自笑盡得公之神 授也。”（《明唐荊川先生年譜》）此種哭笑喜怒無常的“傀儡”做法，便 是王畿本段話中所概括的種種情形。從動機上說，這是為了調動手下將領 抗倭積極性的方式方法，是為了求事之有成，難說有何不妥之處，故言“做 假不得”；但在這“頃刻幾番變態”的行為表情之中，又很難說全是真情 的流露，此猶如假面傀儡，喜怒全非其真，故言“認真不得”。根據徐渭 與袁宏道等人的記載，胡宗憲當時的確派頭十足，喜怒無常，手下將領都 非常怕他，所謂“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 舉頭。”（袁宏道《徐文長傳》，見《袁宏道集箋校》卷十九）可如此盛氣 凌人的一位官員，當時在東南士大夫中竟也以講論心學相號召。荊川的修 養肯定要比胡宗憲的境界高，但他既然自稱盡得胡之“神授”，可見他當 時的派頭也不小，所以王畿會說他曾有“猛將如云，不如著一病都堂在陣” 的自負話頭。龍溪認為這是荊川學問尚不到家，亦即未致得真良知的表現。 荊川本人似乎也認可了此一點，故而臨終時會有“第恨山中尚少十年功夫” 的遺憾之言。 然而，我以為唐順之的人生失敗主要不在于其致良知境界的不到家， 而是現實的環境已不允許其取得成功。王陽明的事功在明代士人中的確是 相當顯赫的，但他面對的畢竟是農民暴動、苗夷割據與親王叛亂之類的內 亂，對此欲取得成功雖亦頗有難度，卻并非沒有可能。可唐順之面對的卻 是兇悍異常、流動性強的倭寇，又有東南強人為其內應，其難度較陽明時 無異更大，故而明人王錫爵說：“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詬類王文成。 文成秉義士之銳，平烏合定未之賊于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 孱將弱卒，破人自為戰之賊，故似易而難。”（《唐荊川先生祠堂記》，見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七）正是看到了這方面的差別。但更重要的是， 此時的士風與世俗都已非陽明之時可比，多數士人已不把道德操守認真對 待，貪求富貴成為其首要的人生選擇；而社會上也以獲取利益作為價值衡 量的標準，荊川本人固然可以犧牲自我而不計名利，但他卻很難以此去調 動他人的積極性，據《江南行略》載：“時順之方主滅賊，一時行役者多 憾之，或議其輕出，或責武功不成，或謗其讟貨。”（同上卷五）誹謗的理 由可以有多種，但唯一的目的則在于自保其身，這意味著道德的感召已失 去原有的效應，因而荊川便不得不用各種喜怒無常的詭譎手段去控制將領 士卒，于是出現了王畿會語中所描繪的種種行為。而當這些行為也失去應 有的作用時，荊川便不得不使用他最不情愿使用的方式，這便是金錢的鼓 舞。此種方式是胡宗憲常常使用而又頗見成效的，以荊川的心學修養與人 生境界，他肯定視此為小人的行徑，然而為了求得御倭的實效，他也就不 能不暫且從俗了。但朝廷的經濟狀況也極為惡劣，不可能有滾滾的財源供 荊川隨意地使用，于是他便真的無計可施了；于是他便只能寫信向胡宗憲 抱怨：“賊不難打，苦無錢用。……今株守崇明，只得操兩空拳，煮一鍋 無米粥。奈何！奈何！”（《與胡梅林書》，同上）“但隨身銀子殊恨其少， 公所給銀，僅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隨。弟亦搜刮家貲并借貸，僅 得銀五百兩，通公所給共是千金而已。”（《與胡總督書》，同上）然而， 荊川莫說家本不富裕，即使他真有萬貫家財，也難支御倭的龐大軍費開支， 于是他的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唐順之在個人道德上肯定屬于中國士人的楷模，其心學的境界亦達到 了相當的高度，但道德的完善只能使他個人在面對危境時可以超然于得失 之外，從而以烈士的心態投入人生的煉獄，卻終歸無法保證他事實上的成 功。命運注定了他只能被境所轉，而不可能以一人之犧牲去“轉境”。在 荊川的人生經歷中，我以為蘊含了一個深刻而沉重的心學命題，即陽明心 學就其實質而言只能是解決個體自我存在的哲學，他具有內在超越的品 格，故而能夠安頓士人失意的心靈，并以不計成敗得失的態度投入現實的 人生實踐。但他既不可能挽救日益敗壞的明代政治局面，也不可能從根本 上扭轉明代的士風。士人在某種場合或許能以此堅定自我信心，從而得到 事業的成功，但一般說來心學缺乏實踐的品格，它對士人只能提供一種精 神的解脫。唐順之想用心學的境界來求得仕途的成功，顯然是一種誤解， 但他既不是有此誤解的第一人，更不是就此明白的最后一人。在其前面有 心學開山大師王陽明，在其身后還有泰州傳人趙貞吉以及受心學影響的海 瑞等等，他們都曾以其良知的自信向環境提出過有力的挑戰，但又都以其 人生的失敗而告終。于是，越來越多的士人從這人生的失敗中醒悟過來， 不再心甘情愿地去做這無謂的政治祭品，因而更傾向于心學所提供的自我 超越的人生適意境界。如此以來，也就對王龍溪的自然良知更為鐘情。于 是，有了下一章要作重點研究的李卓吾、袁宏道等一批士人，顯示出有別 于明代中期的士人心態，形成了晚明士林的一大景觀。 注釋 ①此論點見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史》第185頁，其原文為：“其實， 朱厚熜的這個要求，并不算過分，既無損于國計民生，也適合儒家著重孝 道的傳統，是可以‘委曲折中’的。可是楊廷和等不是善于權衡的政治家， 而是迂闊固執不化的儒生，仍然堅執如初，以致君臣之間的矛盾因此而日 趨尖銳。”就一般情形而論，此言似頗有道理，但若聯系明武宗因自幼缺 乏嚴格的儒家教育而養成游蕩無度的習性，以致幾乎天下不保，則楊廷和 諸人便不能再任憑新皇上為所欲為，而必須在其剛登基時將其納入正常的 儒家傳統之中，而這一切又必須以世宗尊禮士人，尤其是尊重內閣權力為 前提。因此大禮議便不能被視為僅僅是無謂的形式之爭，而是君權與相權 之間的較量。就楊廷和的生平看，他并非是“迂闊固執不化的儒生”，而 是頗為精明的政治家。 ②黃宗羲之辨正見《明儒學案》卷十四《陸澄傳》，其曰：“徐學謨以 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 也。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為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 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天下 也。圣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即理也，正在次等處見之。世儒以 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以世論，已 而理明障落，其視前議猶糞土也。陽明知永嘉之為小人，不當言責，故不 涉論為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 亦自信其心而已。學謨準之以鄙情，不知天下有不顧毀譽者，咥然笑其旁 也。”黃氏從理學與心學理解問題的分歧上來辨正，應該是很有眼光的。 ③對于該問題請參見鄧志祥《“誰與青天掃舊塵”——“大禮議”思 想背景新探》（《學術月刊》1997年第7期）。該文將大禮議的思想背景 歸結為以楊廷和為首的程朱理學一方與張璁、方獻夫等傾向陽明心學為一 方的爭論，其主旨基本正確并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但其中有一些問題尚須 進一步推敲，如作者認為王陽明“誰與青天掃舊塵”的詩句是“王守仁在 禮議初起時躍躍欲試的內心寫照”，則顯然不符合陽明此一時期的心態。 陽明之不介入大禮議，除了身陷危疑之中外，更重要的是擔心雙方爭論會 造成兩敗俱傷的后果，從而對士氣不利，他如何可能在一開始便有躍躍欲 試之心呢？詳細情況請參見本書下面的論述。 ④嘉靖十八年是個值得注意的年頭，因為這一年是世宗皇帝的人生態 度發生重大轉變的標志。本年世宗的生母蔣太后病逝，這對世宗在感情上 是個很大的打擊。為了蔣太后的安葬之事，世宗又于同年三月至四月南巡 至出生地安陸，沿途所見皆滿目蕭條之景象、啼饑號寒之災民。這引起了 他實現其政治理想的懷疑，故曰：“朕為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自昔唐虞三代之治，莫不由斯。……朕纘承皇祖大統，列圣鴻緒，踐祚以 來不遑他務，首以人倫典禮是究是圖，益勤心宵旰者十馀年于茲。……夫 復古禮樂以建中和之極，朕之意也。何一十年間教化未盡孚，風俗未盡美， 災害未盡殄，生養未盡遂？其故何歟？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立此二者，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然則斯言也，將不足 征耶？茲欲使禮樂行政四達而不悖，比隆于先王之盛，將何修而可。”（ 《明世宗實錄》卷二四七，第2頁）文字上的充滿疑問透露出他心中對盛世 的絕望，同時也意味著對其個體自我生命的關注，故《明史》曰：“嘉靖帝 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視朝。”（卷二0九，《嚴嵩傳》）可見，嘉 靖十八年的確是非同尋常的一年。 ⑤關于該問題，可參見臺灣學者黃進興所撰《優入圣域權力、信仰與 正當性》一書。該書第二章第八節“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 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對此次世宗改孔廟祭祀禮儀的目的、性質 有令人信服的研究，請參看該書第142——185頁之有關內容。 ⑥見牛建強《明代中后期講學風氣的擴張及其變異》（《史學集刊》 1993年第4期）。該文將明代后期講學的弊端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流 別淆亂，主張多端；（二）虛空浮躁，束書不觀；（三）知而不行，流于 口舌；（四）行非所知，實欲棄倫。這些弊端當然都是存在的，但卻并不能 概括講學的所有內容與特點。如王艮、何心隱及李贄的講學便難以歸入上 述四類。更何況某些價值判斷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如說“流別 淆亂，主張多端”為講學弊端，便是附和了朝廷官方與正統士大夫的眼光。 因為流別雜、主張多乃是官方思想統治趨于松動，學術思想趨于活躍的體 現，而這也正是陽明心學對于明代學術貢獻的價值所在，如何能以弊端言 之？ ⑦關于此事發生的時間，當是在嘉靖二年而非嘉靖元年，對此《宋明 理學史》有具體的考證，現引述如下，以供參考：王艮死后，黃直《奠文》 說：“癸未之春，會試舉場。兄忽北來，駕車彷徨。隨處講學，男女奔忙。 至于都下，見者倉黃。事跡顯著，驚動廟廊。”王臣（瑤湖）《奠文》說： “癸未之春，予試春官。君時乘興，亦北其轅。瑯瑯高論，起儒廉頑。皆 寓車床，忘寐以歡。”趙貞吉《王艮墓銘》在記述王艮北行后說：“越五年， 戊子（公元1528年），王（守仁）先生卒于師。”（上引見《全集》卷五）， 從戊子上溯五年即癸未，亦可證此事發生于嘉靖二年。（《宋明理學史》 下冊第425頁） ⑧見廖可斌《唐宋派與陽明心學》（《文學遺產》1996年第三期）。 該文分為三個部分：（一）陽明心學與唐宋派的形成；（二）陽明心學與唐 宋派的主導傾向；（三）陽明心學與唐宋派文學創作之得失。應該說論述 得比較全面而具體，但其立論的依據基本上是以唐順之與王慎中為主，這 顯然是不妥的，尤其是不提歸有光，并說茅坤“已被今人遺忘”，更不符 合真實情況。因此，要談陽明心學與唐宋派的關系，家必須首先弄清唐宋 派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與陽明心學有何不同？然后再考慮是將受陽明心學 影響時所形成的文學思想作為唐宋派發展的一個階段，還是將其另作為一 種文學觀念加以討論。根據個人理解的不同，也許會采取不同的措施，但 閉而不談唐宋派文論與心學文學觀念的區別，則肯定是不妥的。我以為還 是將二者分而談之為佳，原因是二者屬于不同的價值取向。 ⑨唐鼎元《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八曾綜合各種材料予以辨證，現引 述如下： 萬季野斯同書《國史·唐應德傳》后云：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 忌者之口也，不足辨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為之辨？公 抱負長才，林居不試。睹鄉邦之涂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薦，朝廷 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 吾觀公文集有《卻趙侍郎饋遺》一書，彼于匪人交際猶且卻絕，安肯以策 干之？文華之薦，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后薦耶？ 若以文華之薦為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進、 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余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文華故責此五人， 何獨以此為公累也？史于胡公傳備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于公之 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 奇致聲譽，屏居十五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 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藉甚，恐名浮于實，故力敦闇然之學，雖詩文 亦鄙而不為，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 嘗摧抑之？公亦豈浮名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官居，力為矯亢之行，非其 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 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薄也。 其為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為翰林，何不優游文 史之地，馴致通顯，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階，而晚求部曹之 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 武功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夫公于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 淮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 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歷而歸，諸將凜凜悚息，軍容為之一振， 屢有斬馘功，三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嘆 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如公，何至若是之糜 爛？以公之勞勚，而猶責之如此，又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 蓋思鄉邦之涂炭，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于年也。奈 何欲沒其生平而詆誣至是哉？蓋《世宗實錄》悉出張居正之手，彼于理學 諸儒無所不訾毀，而公其猶甚者也。然吾觀國史前后諸傳，其褒貶不過數 語，獨公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丑，不知適足自形其為忌耳。 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于公獨深有感也，故為之辨。（此文系富 陽夏樸山鈔致） 萬斯同之辯正文字雖未必皆準確無誤，但卻使人能夠看到對唐順之的 另一面的評價，結合對其攻訐之一面，或可有助于全面認識荊川之人格， 故引錄在此，以資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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