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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四節王畿——三教合一與士人心態的新變化
    
    一、心學的內部學術對話與王畿的良知觀
    
    王畿(1497—1582),字汝中,號龍溪,浙江山陰人。他是陽明在世
時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也終生以發揚光大師門心學為己任。他中舉后就
學于陽明,遂不愿繼續參加科考,陽明勸之曰:“吾非以一第為子榮也,
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這才決意前往,遂中嘉靖
五年會試。因“當國者不悅學”,便對錢德洪說:“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
二人皆不廷試而歸。嘉靖七年正欲赴廷試,而聞陽明逝世消息,遂奔喪之
廣信料理陽明喪事,然后守心喪三年。直到嘉靖十一年始參加廷對而中進
士,授南京職方主事。(見《明儒學案》卷十二,《王畿傳》)后又進至武
選郎中,給事中戚賢薦王畿學有淵源,可備顧問,但“夏言斥畿為偽學,
奪賢職,畿乃謝病歸。”(《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從此便永遠離
開官場,而“孳孳以講學為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越,皆有講
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尤不廢出游。”(李贄《續藏書》卷二
二,《郎中王公》)由于此種經歷,使王畿對當時各地王學流派多有接觸,
對其發展狀況非常清楚,故而他的講學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與各個流派
的對話甚至爭辯中提出自己的見解的,因此許孚遠概括陽明之后王學之演
化說:“姚江之派復分為三,吉州(鄒守益)僅守其傳,淮南(王艮)亢
而高之,山陰(王畿)圓而通之。”(朱懷吳《昭代紀略》卷五)可以說,
“圓”乃是王畿心學理論的最突出的特征。
    王畿有一段話,充分顯示了此種“圓而通之”的特性,不妨全引如下: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
良知非覺照,須本于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
于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于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礦,非火
齊鍛煉,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
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
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
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
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
用也。
    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呼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
應,不學而能也。
    若謂良知由修而后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
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為有欲設,銷欲,
正所以復其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
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
    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
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為善學也已。
    (《擬峴山會語》,見《明儒學案》卷十二)
    王畿此處的論述方式,頗有佛家之判教性質,他認為其他的良知理論
均有其缺陷,只有他自己的見解才是最為圓滿完善的。以王畿在王門弟子
的位置與其對各派的了解程度,他也許有資格作出評判,至于所評是否正
確,則須視其具體內容而定。觀本段文字,王畿的行文主旨在于顧及兩端
而執其中,統合各方而歸其一,如寂之體與照之用必須兼顧,如果遺照便
是乖其用,那就是偏,因此他的主導思想乃是“體用一原”、“始終一貫”,
實際上也就是“圓”。“圓”當然是針對不圓而發的,而當時王畿所指的
不圓對象則主要是江右王學的主修派與歸寂派。主修派以鄒守益為代表,
他認為要把握心學的精髓便不能“忽實修而崇虛談”,所以他為“惜陰會”
所作的《惜陰會約》中說:“凡鄉會之日,設先師像于中庭,焚香而拜,
以次列坐,相與虛心稽切居處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
居此者為德業,悖此者為過失。德業則直書于冊,慶以酒;過失則婉書于
冊,罰以財,大過則倍罰,以為會費。”(《東郭集》卷七)此處非但有恭、
敬、忠諸倫理因素之強調,并有相互監督之責任及經濟制裁之措施。此即
為龍溪所言“良知由修而后全”,其結果將會“撓其體”。故而雖同是在江
西設會,王畿為洪都同心會所作會約便顯然不同,其所言設會原因曰:“但
恐吾人尚從間接承接過去,不能實致其知,日著日察,以求自得,則所謂
曉然明白者尚不免于播弄精魂,非實際也。夫不握其機,則大化無從而運,
不入其竅,則大本無從而立,非借師友夾持啟悟,則未免溺于沉浮,安于
孤陋,大業亦無從而究。”可直其目的即在“夾持而悟”,故其會約中無絲
毫勉強措施,反而鼓勵寬容理解,所謂“議論偶有未合,不妨默體互證,
毋執己長以長勝心,庶令可保始終,而此學賴以不墜。”(《龍溪王先生全
集》卷二)完全是自由討論的方式,目的便是求得本體之悟。可知他要糾
正鄒守益的,是只知修而不知悟。而對于聶豹、羅洪先二人所主張的歸寂,
王畿則認為是只知求體而棄其用,同為一偏之論,因而與聶豹爭辯說:“感
生于寂,寂不離感。舍寂而言感,謂之逐物;離感而言寂,謂之泥虛。”
(《明儒學案》卷十二,《致知辨議》)所以,若欲真正把握良知之實,便
要即體即用,體用不分,“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
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撿擇取舍,不是妄動,便
是著靜,均之為不得所養。”(同上,《東游會語》)從實際情形看,王畿
的確是最能領悟王陽明致良知的真實精神的,盡管黃宗羲言龍溪躋陽明而
為禪,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王畿“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
(同上)陽明的良知學說在發展過程中當然有不一致甚至矛盾之處,而就
其主導特征而言,無論是早期的知行合一,還是晚年的致良知,都是強調
的體用不二,動靜無間。王畿不僅繼承了此種學術思想,而且將其更加明
朗化。如當年陽明在四句教中,有“無善無惡心之體”與“知善知惡是良
知”二句,本來是講的體用二端,但因表述含糊而引起了許多爭議,如今
在王畿這里便明快多了,如:“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
之跡,無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八,《艮止精一
之旨》)“蓋良知原是無中生有,無知而無不知。……虛寂原是良知之體,
明覺原是良知之用。體用一原,原無先后之分。”(同上卷二,《滁陽會
語》)將“無是無非”與“知是知非”同歸于良知之體用,概念得到了統
一,避免了不必要的誤解,而且由此推出了良知“虛明”的特征,從理論的
完善性上來說,的確要勝過陽明一籌。這便是黃宗羲所指出的:“先生(指
王畿)疏河導源,于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明儒學案》卷十二)
    明清之際的許多學者都認為王畿為學主悟主無,流入釋、道之中,使
陽明心學走入歧途。這當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卻不能說是對龍溪之學全
面深入的理解。就王畿的本意講,他倒是想極力做到圓滿周全的。比如說
不少人認為王畿不重功夫而只講本體,可他分明反對偏于一方,故曰:“致
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分內外者也。若謂工夫只
是致知,而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二氏之學。徒知致知
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
學。”(同上,《答聶雙江》)正是出于這種考慮,他對白沙之學便有自己
的看法,他承認明代學術的“開端是白沙”,至陽明而大明。(同上,《與
顧沖宇》)但他并未將二者等同,而認為白沙不過是孔門別派,其關鍵在
于白沙只求靜寂,“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為安身立命根基”,
這便是“權法”而非究竟意。而陽明的致良知卻是“不論語默動靜,從人
情事變徹底煉習以歸于玄”,也就是內外動靜為一,而這才能真正達到人
生的徹悟。(同上,《霓川別語》)龍溪認為這也才真正是圣人之學。
    從此一角度言,“空”與“無”并非是龍溪的最終目的,而是致用之前
提。盡管他多次指出:“空空者,道之體也;”(同上卷六,《致知議略》)
“老子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同上)但若仔細體味其“無”之內涵,
似有兩種意項構成。一是虛之意。他說:“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脈也。”
(同上)而虛寂的另一面卻是感應之用,所謂“虛寂者心之本體,良知知是
知非,原只無是無非,無即虛寂之謂也。即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即感而
寂存焉,寂而感也;即知是知非而虛寂行乎其間;即體即用,無知而無不
知,合內外之道也。若曰本于虛寂而后有知是知非本體之流行,終成二見,
二則息矣。”(《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十六,《別贈見臺漫語摘略》)此
“空“此“無”既非無任何內容之斷滅空,也不能獨立而存在,虛之體的同
時便是用之明,寂就在感之中,良知具有知是知非的功能便是由于虛寂行乎
其間。王畿曾對此虛與用之關系作過多種比喻,或以鏡之虛而能顯其明,
或以口之空而能辨甘苦,或以目之空而能辨黑白,或以耳之空而能辨清濁,
最終歸之于心之空而能辨是非。這是從認識功能上說的,而從境界上說,
虛則體現了圣人與天地同體的胸襟,他說:“老氏曰致虛,又曰谷神,谷
亦虛也。天地間惟萬物,萬物成象于天地之間而無一物能為之礙者,虛故
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藐然以一身處乎其間,與萬物相為應感,虛
以動而出不窮,自然之機也。”(同上卷十七,《虛谷說》)從語言層面上
看似乎有濃厚的老莊思想色彩,但其目的則是要求具備一種開放的胸襟,
以便與萬物相感通,這其實又是儒家萬物一體之仁意識的表現。王畿非常
清楚“世之學者反以虛之說出于老氏,諱而不敢言”,但他依然敢于冒此
風險,是因為他深信“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而虛之為用大矣。”(同上)
打通儒釋道而為其心學體系服務,這正是王畿思想的特征。二是自然之意。
對此王畿解釋說:“自然之覺即是虛,即是寂,即是無形、無聲,即是虛明
不動之體。”(《明儒學案》卷十二,《致知議辯》)其實,這也是談的良
知之體用問題,在王畿看來,良知雖是自我之主宰,但其本身卻又是空寂
虛無的,在感應的過程中,良知固然不能“隨物流轉”,因為那將失去主
宰,可又不能離開知覺而有意去把握良知,因為這便是有所“執”,而“才
有執著,終成管帶”。(同上《答念庵》)所以最佳的狀態便是忘卻良知主
宰一任其自然而又不違良知天則。用王畿的話說叫做“見在一念,無將迎,
無住著,天機常活。”(同上《水西別言》)或者叫做“直心以動,自見天
則。”(同上,《萬履庵漫語》)王畿稱此為“自然良知”,此處的自然包
括了天然現成之本原與自然無礙之感應兩個方面,所以王畿說:“先師良知
之說,仿于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
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然后
為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同上,《致知議略》)此情形猶如珠之走盤,
珠在盤中自然而動,自由而走,無外力之限制與自身之膠滯,然又決不會
走出盤外而中止,用孔子的話說即“隨心所欲不逾矩”,而這正體現了王
畿“圓”之特性。
    而要達到本體之虛明與感應之自然,就不能沿襲朱子主修主敬的傳統
治學方法,而必須代之以“悟”。上述所言“不學不慮”并非是不經過任
何過程便可得其自然之良知,而是說不能靠知識的積累與人為的智慮去獲
得,必須通過悟方可達此目的。而此悟字最足遭致后人誤解,明末儒者劉
宗周便說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同
上,《師說》)其實,王畿的本意是說學要以悟為門徑,而并非是只須悟便
可解決所有問題。應該說此種思路是符合陽明的學術思路的,陽明論學也
強調悟,在如今所保存的幾種天泉證道的資料中,可以說都曾指出了次一
點。拿出入較大的王畿與錢德洪的不同記載相比,便可一目了然。王畿記
陽明之言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
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
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簡易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
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
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
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一,《語錄》)
錢德洪則記其師言曰:“我這里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悟入,
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
人己內外一齊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
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王陽明全集》卷
三,《傳習錄》下)在此,王畿明確地指出了無論是簡易直截的頓悟還是
為善去惡的漸修,其最終目的都是要悟得無善無惡之良知本體;錢德洪的
話稍微含糊一些,而所謂“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也應該是漸
修后的透悟。在后來的陽明年譜中,也有“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
汝中本體”(同上卷三五)的話,可證陽明的確要求漸修之人最終亦須悟
得良知之虛無本體。因而王畿強調學要以悟為門徑并未違背陽明之本意。
當然,陽明對王畿只偏于頓悟一途確實表示過憂慮,說他“只去懸空想個
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這
是錢德洪的記載,王畿所記無此語,但年譜中亦有此記載,可見是實有之
言。故而在陽明逝世后王畿便對其四無說有所糾正,他在《與程方峰》中
說:“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
知是徹上徹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可知他是接受了陽明的勸
告的。但他又有了自己的發揮創造,這便是顧及兩端而統合之的“圓”之
特征,所以他接著說:“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征學。然悟不可以
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
亦是期必。放寬便近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
有生有滅,未離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揀擇商量,
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為智,方是師門真血脈路。”(《王龍溪先生全集》卷
十二)他首先承認了學有頓漸二途,此乃其繼承師說處。但他更強調的是,
學者須以悟為門徑而斷不能一味執著于頓與漸,如果糾纏于漸,那就有放
松自我進取的危險,而放松自我進取便意味著舍棄心性的修煉,此即為
“忘”;而專執于頓,那就有急于求成的急躁之病,而急于求成的急躁便
會造成揠苗助長的不良后果。而按王畿的意思,要成功就必須放棄對頓、
漸的固執,該頓者即頓,該漸者用漸,最后悟得良知真境界,“變識為智”,
方可達到人生的徹悟而學有所得。如此論學,則顯然是在陽明的基礎上又
有了新的進展而更加圓融。
    王畿有一首論學詩曰:“天根寂寂從何起,直須感處觀無始。愧心才
動面生丹,哀心乍萌顙溢泚。瑤藏沖開捷有神,莫把真金棄如屣。寂中起
感感歸寂,千圣傳來舊宗旨。路頭差別較些兒,擇術從教慎函矢。世鮮中
行道益孤,媚俗紛紛亂朱紫。夫君自是儒中英,好向毫厘辨千里。”(同上
卷十八,《再用韻論學一首》)良知之體本寂,但須于感處觀之,寂中可以
起感而感亦必歸于寂,兩端兼顧,體用雙彰,此方可得大道之中行而不滯
于一偏。可見王畿本人是有自覺的求“圓”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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