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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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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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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二節 王艮——儒家狂者的典型 對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的研究已經有許多的成果，其主要觀點大 致有三種：第一種認為是所謂的“自我中心主義”，或者叫“個人主義”， 這是四十年代嵇文甫先生在其《晚明思想史論》一書中提出來的。第二種 是所謂的“世俗化儒家思想”，持此種看法的人很多，恕不一一列舉其代 表。第三種是近些年產生的說法，即重感性的市民化傾向，尤其是將王艮 與其后學顏山農、何心隱聯系起來論述時，更容易得出此種結論。這三種 觀點當然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前兩種，可以說的確概括出了泰州學派 某個方面非突出特征。但如果從王學與士人心態的關系此一角度講，上述 概括顯然是無助于研究的。我以為，無論是從認識該學派的基本性質上， 還是對其主要成員的心態研究上，仍以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意見最為 中肯，他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 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壇之秘而歸之師，蓋 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后，力量無過于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 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 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 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 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 古人，后不見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 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此。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 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可為信？”（卷三二）黃 宗羲顯然是不同意顧憲成所言“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的，故而他在 下面為顏鈞、何心隱、鄧豁渠等泰州后學立傳時，而只強調了其狂俠行為 與醉心禪門的兩種特征。因而在此也就有必要指出，說泰州學派有追求利 欲與感性的市民傾向證據是不充足的，起碼此類特征并非其主導傾向。在 對黃氏此段話的理解中，關鍵在于認清“赤手搏龍蛇”的內涵是什么，而 以前并未有人對其有具體的解釋。我以為所謂“赤手搏龍蛇”是指泰州學 派的學者大都不受傳統經典的限制，只憑自我之體悟而對經典進行隨意發 揮詮釋，并以此來立身行事，故往往輕視經典，蔑視權威。同時，它也指 泰州后學大都是平民學者，他們有急于拯救天下的愿望，并以自我的努力 來實現其理想。這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禮教所規定的秩序，所以說“非名 教所能羈絡”。因此，我認為從人格心態上講，泰州學派的突出特征是： “赤手搏龍蛇”的狂者精神。其具體表現則是“思出其位”的進取意識與 守道自尊的獨立人格。下面便以王艮為例來加以論述并兼及泰州后學之主 導精神特征。 一、“思出其位”的進取意識 王艮（1483—1540），初名銀，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他 是一位頗具傳奇經歷的人物，他出身于鹽丁之家，只念過三年書，卻最終 成為名噪一時的講學大師。他開創的泰州學派也成為明代王門后學中影響 最大的流派之一。其子王襞曾概括其一生為學經歷說：“其始也不由師承， 天挺獨復，會有悟處，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極峻。其中也見陽明翁而學猶 純粹，覺待持循之過力也。契良知之傳，工夫易簡，不犯做手而樂，夫天 然率性之妙當處受用，通古今于一息，著《樂學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 處之義，本良知一體之懷，而妙運世之則，學師法乎帝也，而出為帝者師； 學師法乎天下萬世也，而處為天下萬世師。此龍德正中，而修身見世之矩 與點樂偕童冠之義，非遺世獨樂者侔，委身屈辱者倫也。皆《大學》格物 修身立本之言，不襲時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處然也，是之謂大 成之圣，著《大成歌》。”（《明儒王東崖先生集》卷一，《上昭陽太師李 石翁書》）三個階段盡管各有側重，但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那便是強烈的 成圣欲望，從起始的“以圣人自任”，到最終的“明大圣人出處之義”，成 圣可謂貫穿心齋之一生。心齋一生既未出仕為官，又讀書不多，就其身份 而言，他不具備任何成圣的條件，而他偏偏要成圣，這可算是典型的狂者 舉動，亦可謂是出位之思，用現代語言講便是非分之想。然而，王艮竟然 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我的人生愿望，他生前弟子眾多，巡撫吳悌還曾一 度準備被將其薦舉給朝廷，言其“縉紳傾仰，遐邇聞名。”（《明儒王心齋 先生遺集》卷五，《疏傳合編》）他死后各地為其所建祭祠有十四處之多， 而萬歷四十二年泰州后學周汝登，即公然撰文稱心齋為“東海圣人”。（同 上卷四，《續譜余》補遺）誠如時人所贊：“先生布衣，榮名盛世，專祠面 食，與國同休，視夫取青紫博名高，死同腐草者，奚啻云泥也？誠無位而 貴，無爵而尊，儼然孔、孟之家法，猗與休哉，行將與俎豆爭輝也。”（同 上，《萬歷二十三年秋秦州學訓蜀峨眉彭公肖崖梅奠文》）那么，王艮追求 成圣的心理動機以及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這便是本節探討的重點。 要解釋王艮求為圣賢的最初動因是相當困難的，據年譜記載，他的家 庭原本比較貧寒，是他在二十歲左右時因經商得宜而家道日漸富裕的。而 正德二年二十五歲時，則是他一生的重要時刻，本年他“客山東過闕里謁 孔圣及思、孟諸廟，瞻拜感激，奮然有任道之志。歸則日誦《孝經》《論 語》《大學》，置其書袖中，逢人質義。”（同上卷三，《年譜》）其弟子 徐樾則對此記載更為具體：“既冠，商于山東，特謁孔廟，即嘆曰：‘夫子 亦人也，我亦人也。’歸即奮然懷尚友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已。” （同上卷四，《譜余》）這種記載應該是真實的，在明代乃至在整個封建時 代后期，對孔子的尊崇都是極為隆重的，面對闕里孔廟那古柏參天的肅穆環 境與拜謁者的虔誠態度，都會令人對孔子千古不朽的盛名產生羨掩之情甚至 有效法之志，就象當年劉邦與項羽見了秦皇帝的赫赫威勢而頓生大丈夫當 如是那樣的感覺。只不過作為一般的士人來說，此種感覺只是瞬間性的， 隨著時間的流逝便會淡忘消失。而王艮卻沒有，他認真起來了，回去后即 “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于有得， 自是有必為圣人之志。”（同上）此種情形發展到正德六年他二十九歲時， 終于在其意識中有了一個較為明確的成圣藍圖：“先生一夕夢天墜壓身， 萬人奔號求救。先生獨奮臂托天而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 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 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住坐語默，皆在覺中。題記壁間。先生夢后書‘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于座右。時三月望夕即先生悟入之始。”（同上）此 處所謂的“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便是“仁”之內容，所謂“悟入之始” 也就是由此決定了他求圣的堅定不移。這與陽明先生的龍場之悟尚不在一 個層次，只可以說立定了人生的志向，而并未真正認識到自我生命的意義 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實現自我的人生追求。因為盡管此時王艮為學已 采取“以經證悟，以悟釋經”的方法，并得到了“講說經書，多發明自得” （同上）的效果，而且他也具有了“讀書考古，鳴琴雅歌”的自得生活情 調，但直到正德十四年三十七歲時，他所追求的圣人氣象還是相當可笑的： “一日喟然嘆曰：‘孟軻有言：言堯之言，行堯之行，不服堯之服可乎？’ 于是按《禮經》制五常冠，深衣，縧絰，笏板，行則規圓矩方，坐則焚香 默識。書其門曰：此道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 貴賤賢愚，有志愿學者傳之。”（同上）他雖已立志作圣人，但所重視的仍 是表層的形式，如他這般古服古行，適足被周圍人視為荒唐古怪，而張惶 于外的事實也說明其內心對圣學尚無深刻之解悟。此猶如當時的前七子， 雖立志興復詩文之古道，卻只注重形式的古色古香，從而難以取得真正的 實效。但本段人生經歷對心齋本人來說依然意義重大，因為它畢竟決定了 其一生的人生志向，并通過對經典的初步學習體悟而提升了自我的人生境 界，起碼在主觀上完成了做一個教化萬民的圣者的心理準備。總結王艮此 一段的為學經過，可以說是謁孔引起了他成圣的念頭，并始終堅持不懈。 但謁孔只是一個外部誘因，則作為心齋的主觀內因又是什么呢？許多人都 指出了他的平民身分與未染俗學的重要作用，徐樾認為王艮之所以能“師 心自悟，見其大者”，“蓋先生生長海隅，無紛華世味之染，又少不為俗學， 無言語文字之障，其得天全矣。”（同上卷四，《續譜余》）有人問鄒元標： “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他回答說：“惟 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同上）這種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 由于他沒有從事科舉文章的學習，所以少了那點富貴功名的念頭，同時也 更少傳統的負擔，使其思維未陷入僵化的程度；尤其是他沒有介入官僚的 行列，故而未被限制在各種規定的禮儀制度中，從而使他有了大膽的想象 力與強烈的自我膨脹意識。當然，這種想象力也許各個時代都會在某些士 人身上出現，但是否能夠發育長大則要視其所處時代的整體特征以及合適 的個人機緣。王艮是幸運的，他不僅處于明代中期士人個體意識日益滋長 的時代，更由于他有幸遇到陽明先生這樣的心學大師，最終方成就了他的 求圣愿望，從而使他沒有停留于形式的張狂而獲得了支撐其圣人意識的理 論內涵。 因而，王艮之遭遇陽明先生便成為他人生的又一轉折點。他是在一個 偶然機會中得知了陽明先生講學的消息的，當時有一位名叫黃文剛的塾師 在泰州聽到王艮講學，告訴他與江西王都堂所講頗為相類，這引起了王艮 濃厚的興趣，于是他決定前去拜訪，否則也許他會一直在泰州一隅張狂下 去而得不到任何正果。陽明年譜是如此記載正德十五年二王之相遇情景 的： 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 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 “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 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 “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 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艮”，字以“汝止。”（《王陽明全集》 卷三四，《年譜》二） 此處所言王艮所獻二詩尚存于心齋文集中，其曰：“孤陋愚蒙住海濱， 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中渾是春。”“聞得坤方布此 春，告違艮地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專心循上帝， 從違有命任諸君。磋磨第愧無胚樸，請教空空一鄙民。”（《明儒王心齋先 生遺集》卷二，《初謁文成先生詩二首》）他表示了自學自悟而心有所得的 自信，更有“立志惟希一等人”的成圣愿望，同時也講出了“去取專心循 上帝”的治學路徑，所以方會引起陽明先生的興趣。但陽明一眼便看出他 只重形式外表之依仿而缺乏深刻內涵的特點，而通過近乎禪機的對話，終 于使王艮認識到了自身“飾情抗節矯諸外”的不足，以及陽明“得之心” 的“精深極微”，從而心悅誠服地執弟子禮。當然，實際情形也許并不象 陽明年譜所記載的那般簡捷明快，這不僅是在王艮年譜中還有首日折服而 夜里又悔之的反復，更重要的是二人還有無法調和的分歧，當二人論及“天 下事”時，陽明說：“君子思不出其位。”王艮說：“某草莽匹夫，而堯舜 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陽明說：“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王 艮說：“當時有堯在上。”（同上卷四，徐樾《心齋別傳》）對于此一是否 要“君子思不出其位”的爭議，后人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這是王艮和 王守仁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 的對立。”（侯外廬等《宋明理學史》下，第424頁）這種說法恐怕是有些 言重了。因為在此段話之后，陽明對心齋還有一句“足見所學”的獎掖之 語，看來他對王艮立志用世與指責朝政混亂的話還是予以認可的。二人的 分別恐難用階級對立來判定。陽明的確是不贊成思出其位的，這不僅對心 齋是如此，對其他人也是如此，如他有一位無甚功名的弟子童可剛，寫了 一篇《八策》的奏章，自認為是“致治垂統之一策”而欲上奏朝廷，然陽 明堅決反對，這除卻文中多為“老生常談”外，更重要的是陽明認為：“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可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故而他要求 “可剛焚此魔障”，“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王陽明全集》卷二一，《與童可剛 書》）但陽明先生又何嘗不知道朝廷之黑暗與世道之混亂，他又何嘗不想為 重整朝綱而有所作為。但此刻深陷危機中的陽明非常清楚靠個人的進諫不僅 不會有任何作用，而且還會招來意外的禍患。因此他雖然贊賞心齋精神的可 嘉，卻不同意他去冒這個沒有任何積極結果的危險。但作為偏居鄉野的平民 學者王艮，卻不可能知曉朝中復雜的政治形勢與武宗荒唐的嚴重程度，僅憑 著一腔熱情便要去“堯舜君民”，實在是很幼稚的。后來他在嘉靖年間給 朋友的信中說：“今聞主上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行，何不陳一言為盡 孝道而安天下之心，使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明儒王心齋先生遺集》 卷二，《與南都諸友》）這顯然是針對大禮議中世宗的表現而出的主意，可 以說對此次事件的復雜性一無所知。故而陽明勸心齋“思不出其位”，固 然有其作為臣子而受封建禮教限制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表現了其政治的 成熟與對王艮的關心，實在說不上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對立。” 然而，王艮卻并沒有接受陽明的忠告，反倒更激起了他濟世的熱情， 據心齋年譜記載： 一日，入告陽明公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 聞此學乎？” 因問孔子當時周流天下，車制何如？陽明公笑而不答。既辭歸，制一 蒲輪，標題其上曰：“天下一個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 愚蒙。遵圣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人為善，無此招搖做 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作《鰍鱔賦》……。沿 途聚講，直抵京師。……比至都下，先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 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先生適至。時陽明論學與朱文公異，誦習文公者， 頗牴牾之。而先生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大異。會南野 （歐陽德）諸公在都下，勸先生歸。陽明公亦移書守庵公（心齋之父） 遣人速先生。 先生還會稽，見陽明公。公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 乃及門三日不得見。一日，陽明公送客出，先生長跪曰：“某知過矣！” 陽明公不顧。先生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于是，陽 明公揖先生起。時同志在側，亦莫不嘆先生勇于改過。（同上卷三） 按年譜將此事置于嘉靖元年之下，實誤。據其他多處記載均為嘉靖二 年，可信。⑦根據心齋《鰍鱔賦》所表現的思想，仍是典型的儒家社會關 懷意識，并沒有什么出格的成分，如“吾聞大丈夫以天地為一體，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故而當他看到天下百姓象缸中之鱔覆壓纏繞而難以 透氣時，便欲化身為鰍而上下左右松動之，以使之轉身通氣而有生意，而 這正是一個儒者應具的情懷。但值得注意的是，心齋不僅要化身為鰍，他 還要“奮身化龍，復作雷雨”，于是便要“整車束裝，慨然有周流四方之 志”，這便是他在結尾的詩中所表示的：“一旦春來不自由，遍行天下壯皇 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鳳歸來堯舜秋。”（同上卷二）這就不僅僅是要做 一個兢兢業業的儒家官員或學者，而是要做拯救天下的圣人了。于是，又 出現了另一個夢中的意象，即無首的“黃龍”，盡管這一次不是王艮本人 的夢，而是一個不知姓名的老人的夢，因而在真實性上或許要大打折扣， 但泰州后學卻非常重視這個夢，他們不僅將其鄭重地編入年譜中，而且還 留下了近乎神奇的傳說，萬歷時的蔡毅中所作心齋傳記說：“將至都門， 有叟夜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至。叟異 其象，與立談，則風至冷冷動人。”（同上卷五）非但老叟夢中的黃龍頗具 神性，連現實中的心齋也籠罩了光環。此則并無多少根據的傳說之所以被 泰州后學如此看重，是因為它極具代表性的意象功能：心齋是龍，他想呼 風喚雨；可他是無首之龍，是沒有任何官位的平民儒者，故而他的呼風喚 雨便是出位之思。用王艮本人的話說這叫“雖不離于物，亦不囿于物”， 他要管人間之事，又不欲受人間之管，這便是他的思路。此一思路不僅體 現在心齋身上，更體現在其后學顏山農、何心隱諸人的身上，從而形成了 泰州學派思出其位的傳統，難怪他們會如此重視無首黃龍的意象了。這種 人生理想在處士橫議的戰國時期也許方不被人視為怪異，可早在漢代朝廷 已經有了“禁游行”的詔令，心齋卻要在千馀年后專制制度空前加強的明 代重溫戰國舊夢，不僅要在民間講學，還要到京場中去教化士人，則在陽 明眼中顯然屬于狂妄之舉了。盡管經過陽明先生此次的嚴厲教訓，王艮以 后有所收斂，起碼不再奢望著到京城去招搖過市了。但嚴格說來他終生也 沒有改變這思出其位的意識，比如說他在參與均分草蕩時說：“裂土封疆， 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蕩，裂土之事也。”（同上卷二，《均分草蕩議》） 表面上似乎有些小題大做，其實是他出位之思的一次實驗。 盡管陽明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王艮的狂者人格，但他與陽明的遇合仍具 有深遠的意義，他不僅在陽明那里印證了自己的心悟所得，結識了諸多的 王門弟子，從而更堅定了自我的成圣志向，更重要的是陽明的心學良知理 論充實了他的心靈世界，這使他的求圣不再流于外在的狂怪行為，而有了 較成熟的理論闡發，因而也才能成為泰州學派的宗師。對于二王遇合的重 要意義，泰州后學是普遍承認的，如鄒元標說：“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 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證之，宜其為天下師也。”（同上卷四， 《續譜馀》）此言堪稱精練，正是王艮自身的狂者氣質與陽明對他的影響 結合起來，才成就了心齋本人及其泰州學派。如果說“出位之思”是心齋 人格心態的支撐點與泰州學派的立派根基的話，而陽明良知則是其不可缺 少的理論助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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