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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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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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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一節嘉靖朝政治與士風演變以及王學之遭遇 三、嘉靖晚期士風與王學的擴張變異 萬歷士人劉應秋在上疏論劾當時首輔申時行時，曾概括自嘉靖至萬歷 士風凡三變，其中“一變于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為貪。”（《明史》卷二一 五，《劉應秋傳》）嘉靖士風之變是否皆由嚴嵩所致尚容再有商議，然嘉靖 士風之變“貪”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嘉靖后期，朝中官員之貪污納賄、 奢侈靡費的確已成普遍的現象，誠如后來張四維所概括的：“當嘉靖末載， 世風之溷濁甚矣。民不見德，惟賄是聞。”（《條麓堂集》卷二三，《文貞 存齋徐公神道碑》）有人曾對士人之價值觀作一前后比較說：“嘉、隆以前， 士大夫敦尚名節。游宦來歸，客或詢其橐囊，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 于百僚，商較有無，公然續之齒頰。受銓天曹，得膻地則更相慶；得瘠地， 則更相吊。官成之日，或垂橐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陳邦彥 《陳野巖先生集》卷一，《中興政要書·獎廉讓》）此種價值觀的變化是值 得密切關注的。因為在嘉靖之前盡管也存在有不少貪污納賄的事件，但在公 開場合下，畢竟會被一般人視作是卑污的行為，為君子所不齒；在嘉靖之后 并不是說所有的官員均已染貪默之習，但關鍵是已“公然形之齒頰”，一 般人再也不把此類行為視作丑事，反倒認為官員在解任時若宦囊羞澀，乃 是無能迂腐之結果，故而方會“群相姍笑”。于是，種種的貪污受賄之事 乃成為盡人皆知的公開秘密，嘉靖四十二年，連世宗本人也已聞知貪風之 嚴重，向大學士徐階等人詢問“今日外官貪肆虧國病民狀”，為此吏部尚 書嚴訥作了具體的陳述：“近日藩臬有司不能體皇上為國為民之心，或贓 罰抵贖之隱匿，或折干常例之濫收，或羨余火耗之侵漁，或里甲夫馬之索 取，或科派勸借之橫加，或壽儀節禮之概收，或廣市土產以結歡于勢要， 或極腆供億以善事乎上官。淫刑以逞，飾詐以欺；潛賄以杜法，假公以濟 私。”但要消除此類現象卻又極其不易，因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萬 一有力者行其苞苴，有挾者馮于城社，有智者巧設機械，善于彌縫，如此 則大奸反得漏網，而悃愊孤寒之輩乃輒及之。”世宗聞后也不得不“是之”， 無奈只好向撫按官下了一道諭旨，令其追查以草草了事。（見《明通鑒》 卷六十三）看來，嘉靖士風之貪的確已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 要解釋此種貪風的形成原因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劉應秋說此乃因 嚴嵩之“黷賄”，可以說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士人的看法。其實，早在嚴嵩 在世時，便有許多人指出了此點，其中最直率而激烈者是楊繼盛向世宗所 上的《請誅賊臣疏》，抒中曾例舉嚴嵩之十大罪狀，其中第十條便是其壞 “風俗”。文曰：“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繼 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 其下。通賄殷勤者，雖貪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 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執；巧彌縫者，以為有才； 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 雄豪杰，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 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 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楊忠愍公集》卷一） 我以為楊繼盛的這段文字應是劉應秋立論的重要來源之一。嚴嵩是歷史上 著名的奸相，早在嘉靖末嚴氏剛倒臺時，他已被作為奸臣而寫入了《鳴鳳 記》中，至明末更成為“近代權奸之首”，以致“兒童婦人，皆能指其姓 名，戟手唾罵”。（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他死后所抄出的財產 雖各書記載不一，而且也許大都有所夸大，但即使根據最保守的數字，也 可證明嚴氏曾大量地收受賄賂，因而他對嘉靖末期士風的敗壞顯然負有不 可推卸的責任，尤其是他前后做了近二十年的內閣首輔，手中握有重權， 而朝政敗壞如此，他當然會成為眾矢之的了。但后人眼中的嚴嵩又肯定是 經過了有意無意的戲劇化手法處理過的，他顯然已不能被再還原回歷史的 真實之中去了。楊繼盛疏中的話雖有所夸張，但卻肯定不會有太多的失實 之處，否則他便要冒欺君的罪名，但可以同樣肯定的是，那并非嚴嵩的全 部，嚴嵩的許多優點均被他省略甚至有意隱去了。從他當時的交游中，也 可以看出他并非十足的壞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然分宜通籍， 即見知于獻吉、仲默，旋請假還里，讀書鈐山者七年。獻吉遠訪之山中， 作《鈐山堂歌》以贈。于時子衡（王廷相）、華玉（顧璘）、廷實（邊貢）、 子鐘（崔銑）、允寧（王維楨）、應德（唐順之）輩，交相引譽，又走使萬 里，索用修點定其詩，可稱好事矣。”（卷九）非惟此也，陽明先生巡撫江 西時，亦曾登門造訪嚴氏，并親題鈐山堂匾額。（《乾隆袁州府志》卷二 八，《古跡》）至其晚年，湛若水仍為嚴氏詩文集作序，唐順之依然與之有 往還。從文學思想上看，他早年追求復古，晚年歸于自放，唐順之謂其“不 煩繩削而合”。（《靜志居詩話》卷九）其發展過程倒也頗合文壇之一般趨 勢。在用人方面，嚴嵩亦并非僅僅以賄賂之有無多少作為其衡量標準，如 其任用胡宗憲平東南沿海之倭患，便起碼是一件可以見仁見智的事。胡氏 在嚴嵩任首輔時始終被朝廷所信用，而且其平倭之役也取得了明顯的成 效。嚴嵩倒臺后，他先是被作為嚴氏私黨而逮捕入獄，后竟瘐死獄中。胡 氏在與嚴嵩的交往中，當然少不了物質上的賄賂與精神上的奉承，故而《明 史》曰：“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遣金帛子女珍奇 淫巧無數。文華死，宗憲結嵩益厚，威權震東南。性善賓客，招致東南士 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創編提 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為困敝，而所侵官幣、斂富人財物亦不貲。”（卷 二0五，《胡宗憲傳》）但這種評價顯然有些夸張，倘若胡氏果真只知斂財 富以奉迎權貴，搜民膏以中飽私囊，他又何以能夠贏得東南士大夫的好評。 我以為當時的茅坤對他的評價較合乎實情，他說：“茍欲按論胡公之罪， 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 其所為聲色之嬖、冠裳之褻，眾所不得而庇者；然至于長材大略、雄心猛 智、臨敵乘威、轉變為功，亦眾所不得而掩者。故律之于莊士之行，則世 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勛，則不可無。”（《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三，《上 袁元峰相公書》）因而茅坤并不認為胡氏之死是罪有應得，而認為乃是權 貴之間爭斗的犧牲品，他曾記載了胡宗憲在東南平倭時，徐階因與嚴嵩爭 權，懷疑胡氏為嚴之私黨，便“數私唆南京臺省為飛語以撼之”，后得王 門弟子趙貞吉從中斡旋方保無事。（同上卷二三，《伯兄少溪公墓志銘》） 因此，對于胡氏之死，茅坤認定是被徐階所陷害：“及分宜去，而華亭當 國，遂陰唆南北諫臺，論列其事。曾參，孝子也；參之母，賢母也，已而 人告之以其子殺人者三，不能不透杼而起。先帝且憐放之而歸矣，然華亭 且以不殺公，公或當復從丘壑起家，異日欄虎而逸之，禍不測也，于是又 摭述其事。公逮系者再，遂死獄中。”（茅坤《玉芝山房稿》卷七，《與吳 鳳麓績溪書》）在茅坤的印象中，徐階挾私報復之心并不下于嚴嵩，胡宗 憲雖有缺點，但畢竟有功于社稷，而徐氏將其置于死地無疑于自毀長城。 故而茅氏有詩曰：“翻手云兮覆手雨，攸而縱兮忽而橫。借問洛陽名利客， 不如此處習長生。”（《耄年錄》卷二，《夜夢分宜華亭互姿威福兩相睚眥 累欷不堪予輒黃冠入山題之左右》）正如詩題所顯示的，嚴、徐均成為爭 權奪利的權豪，而他茅坤在夢中則成了胡宗憲第二。因此，在當時相當一 部分士人眼中，嚴嵩并不是張牙舞爪的奸賊，而頗有幾分儒雅本色，如何 良俊說：“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 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才下士亦自可愛。”（《四友齋叢說》卷二 六）嚴嵩曾如此解釋其號“介溪”曰：“夫介者戒也，溪者欺也。大學論 誠意以毋自欺為戒。斯義也，守己事君交友之針砭藥石也。”（《鈐山堂 集》卷二二，《別號志》）當然不能相信他已按“號”中所寓之義而做人行 事，當他在官場中爭奪廝殺時，也許將此早已丟之九霄云外，然而，在嘉靖 末年的官場，又有誰能做到守直勿欺而不遭致失敗呢？當嚴嵩被罷免走上歸 途時，這位曾權傾朝野的大學士也會寫下如此詩句：“弱冠幸隨計，束書 來上京。齒稚氣方銳，沼視江湖輕。俯仰十五年，辛苦事浮名。世路多險 艱，風波使人驚。茲游意已闌，無復少壯情。見鳥羨高逝，望云思遐征。 云山遙在夢，日數故園程。”（《南還稿》）其中有對世路風波的驚怕，有 對官場的厭惡，也有對故園的向往，與當時失意文人的心態沒有什么不同， 或者說，這么一位權臣也有如此心態，更說明了嘉靖官場的險惡。說嚴嵩 一人導致了嘉靖后期官場的貪污腐敗風氣顯然是有失公允的，因為貪風不 始于嚴嵩，他的前任夏言已家甚富厚，那“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勝，媵 侍便辟及聲音八部”，甚至“什器皆用金”，單靠他的官俸能夠維持如此豪 華奢侈的生活嗎？而當時與夏言一起在內閣供職的嚴嵩卻不過“寥寥草 具”而已。（《玉堂叢語》卷八，《汰奢》）那時的嚴嵩對夏言的排場闊氣 怕是要滿懷羨艷之情的。同時，嚴嵩在朝中也沒有后人所想象的有那么大 的權力，因為他要受到來自文官集團與皇帝兩方面的限制。從文官方面講， 并非所有的官員均為其私黨或屈服于權奸，在他為首輔的十余年中，彈劾 他的奏疏一直沒有間斷，這使他不能不有所忌諱。尤其是他所面對的世宗 皇帝，更是一位剛愎自用、猜忌多疑的君主，盡管在嚴嵩執政時，世宗曾 長期地居深宮設醮煉丹而不理朝政，但對權力卻從不肯有絲毫的放松，據 記載：“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 殺其勢。”（《明史》卷三0八，《嚴嵩傳》）在世宗治下，非但嚴嵩不能 為所欲為，其他閣臣也照樣不能，據明人范守己說：“臣于徐少師階處，蓋 捧讀世廟諭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嘗謂輔臣擬旨，幾于擅國柄，乃不然。見 其所擬，帝一一省覽竄定，有不留數字者。雖全當帝心，也必更易數字以 示明斷。有不符意者，則駁使再擬。再不符意，則譙讓隨之矣。故閣臣無 不惴惴懼者。”（《國榷》卷六四）徐階如此，嚴嵩的情形也應大致如此， 因而他不可能達到獨斷專權的程度。嚴嵩最大的能耐在于善窺帝意而逢迎 之，以柔媚而得上寵眷。既然嚴嵩不能專權，則士風之變易也就不能全由 他來負責。 同樣的道理，既然世宗是真正的專權者，那么他便要對士風之貪負有 相當的責任。當時所謂的“賄賂公行”，實際上與世宗具有更直接的聯系， 他在不少場合，已公開認可官員受賄的事實。嘉靖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許 贊上疏揭發嚴嵩因收受監生錢可教之賄賂，而為其書寫名帖到吏部去營求 東陽知縣之職。嚴嵩則上疏辨曰：“臣觀贊在前聽囑者亦多矣。即臣有此 一帖，何至便相訐發？”“且臣昔在禮部時，贊干囑之帖盡多，臣若效所 為，累紙莫盡，但非大臣之體矣。”（嚴嵩《奏乞追究偽帖以明誣害》，見 《歷代奏議》卷十）許贊本人是否多有“干囑之帖”已難于詳考，不過當 時官員多有囑托并從中獲取回報肯定是事實，但盡管大多數人皆有此舉， 亦難以證明此舉便屬正當行為，此猶如不因為世上有許多人偷盜，而盜竊 便可成為理所當然之事一樣。關鍵在于作為皇上的世宗如何去評價與處理 此事，不料他卻輕描淡寫地說，嚴嵩所為“俱不為太私”；“你每果一人不 奉承，一帖不接受？”“汝等果一心盡實，不必有此訐發。”（譚希恩《明 大典撰要》卷五三）世宗的思路與嚴嵩如出一轍：你們也未必就不囑托， 既然你們也受囑，何以要揭發嚴嵩？可見是另有目的。更進一步，如果你 們都廉潔奉公，便不會知曉囑托之奧妙；既然不知，也便不會有揭發的舉 動。可見依世宗之言，則天下人若大多都做強盜，強盜也就不必有罪。難 怪史家評曰：“案此嵩之賣官鬻爵已露其端倪，而部臣之委靡依違，世皇 實已先導之矣。”（同上）此論良然。此類事件決非僅此一例，如嘉靖三十 九年六月，“給事中羅嘉賓等查核倭寇以來督撫諸臣侵盜軍糧之數，因劾 故尚書趙文華以十萬四千計，總督都御史周珫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 原任福建巡撫阮鶚五萬八千。其他或以萬計，或以數千計，至有攘取軍餉 公行賄賂者，并宜逮問追贓。”證據如此確鑿，人員如此具體，應該說處 置起來并不困難。但出人意料的是，“上以宗憲功多，不問。尋宗憲奏辯， 言臣為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上以為然，更慰諭之。”（《明 通鑒》）胡宗憲的辯解當然有其道理，在瞬息萬變的軍事活動中，面對著 成員復雜的各色人物，當然需要用額外的重賞以激勵士卒，用難卻的重金 以誘間敵方。但是否所有的額外支出均用于朝廷之事，或者上述所有貪污 人員均情有可原，恐怕依然存有疑問。若一概不予追究，實際便等于縱容。 其實，世宗對此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何嘗不是在利用利祿在誘導臣下為 其出力；倘若無利祿可圖，誰又肯在這危機四伏的官場多呆一日？士人在 對嚴嵩的參劾中，早就悟出了次一奧妙，他們初始時多指責嚴氏貪婪多欲， 卻從未能取得成功，最后不得不從專權、縱子為惡等其它方面入手。直到 嚴世蕃最后被逮時，還說：“‘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明 史紀事本末》卷五四）就這樣自上而下地求得了共識，內閣已明白“皇上 只要人干事，不怪人要錢。”（徐階《答盡去剝虐諭》，《明經世文編》卷 二四四）則大臣便對貪無復顧忌。而內閣納賄，則郎署便起而效之，所謂 “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沈煉《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 疏》，《青霞集》卷一）如此上行下效，士風遂不可收拾矣。 嘉靖士風之貪世宗固然負有重要責任，但這也與整個世風的日益趨于 奢靡密切相關。在這方面，許多社會史著作已做過不少研究與描述，此處 不再展開。僅以松江為例，嘉靖年間，該地風俗以驚人的速度在走向奢靡， 何良俊年幼時“見人請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但至嘉靖時，已是 “肴品計百馀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更有甚者，他的一位朋友請客， “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馀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 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留宿齋中，次早用梅花銀沙羅洗面，其帷帳 衾綢皆用錦綺。……聞其家亦有金香爐。”面對此種情景，難怪何氏感嘆 說：“雖仲尼復生，亦未之如之何也已！”（《四友齋叢說》卷三四， 《正俗》一）其實，當何良俊正感嘆時，他本人也在不知不覺中較之以前士 人更注重享樂，他曾自稱飲酒、聽曲、談諧為其生平三大“夙業”。（同上 卷三三，《娛老》）他當時以學問淵博而著稱，雖科舉不利，但以特例受南 京翰林院孔目，在南京與一幫朋友詩酒優游，相得甚歡，但久而厭之，感嘆 道：“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簽，古法帖彝鼎數十重，棄 此不居，而仆仆牛馬走乎？”（《明史》卷二八七，《何良俊傳》）何良俊 較之那些山吃海喝的俗士自然要高雅得多，但四萬卷藏書與那么多的名畫法 帖彝鼎，是以前的士人所難以奢望的。尤其是他的人生態度，將仕途視為 若牛馬之勞頓，則可知其在野生活之悠閑愜意。反過來，如果朝廷之外的 士人已可充分享受人生，而讓在朝為宦者終日若牛馬之奔走而不受其影 響，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于是，士人們采用各種手段以求取財富也就 是必然之事了。拿嘉靖后期在位的兩位首輔大學士嚴嵩與徐階相比，嚴氏 固然貪財奢靡，而徐氏也致富有方。嚴氏終于成為聲名狼藉的權奸，而徐 氏卻有幸逃脫歷史的譴責，完全取決于其所處地域的不同而導致的致富方 式的差異。于慎行《谷山筆麈》卷四載：“華亭之富埒于分宜，吳門（申 時行）之富過于江陵（張居正），非盡取之多也。蘇松財賦之地，易為經 營；江楚曠莽之墟，止知積聚耳。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長在吳 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明史資料叢刊》第 三輯，41頁）于慎行還具體記述了吳人之致富方式：“吳人以織作為業， 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 亭相在位，多蓄織婦，與市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 在位時，松江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以相邸。相公召工傾金， 以七銖為一兩，司農不能辨也。”（同上，35頁）很難說徐氏家族在買賣 交易中不借助徐階的權勢而有額外收入，尤其是松江賦之實物入其家而到 京城相府中去取現金，則多收少付之貪污現象更難避免，但他畢竟與嚴嵩 的公然以賣官鬻爵之手段收受賄賂具有明顯的區別。其實，士人本身就是 這個社會的精英與權力的實際掌握者，因而這個社會所制定的種種制度與 政策也必然會以保證他們的利益為前提，但在以前還有儒家天下為公的理 想與理學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念這層面紗遮飾著，以便使士人追求利祿的欲 望不要惡性膨脹，從而危及了制度本身。如今只不過將原本掩飾著的真實 目的公開化而已。因而從本質上看，這個社會并沒有根本的改變。需要指 出的是，原來作為調節因素的程朱理學已無法限制士人日益膨脹的物欲追 求，必須找到一種新的東西來作為替代物，或者是思想上的，或者是制度 上的。但遺憾的是卻沒有，陽明心學本有替代程朱理學的要求，卻被世宗 否定了，而在制度上又絲毫沒有新的改觀，比如增加官員薪俸、建立嚴格 的會計制度等等，于是士人的物欲追求便通過各種非正常化甚至非合法化 的方式去實現，從而帶來了各種惡性后果。 其嚴重后果之一便是士風的疲軟。這是因為“貪”與“軟”是密不可 分的，貪是對利益的追逐與攫取，而要達此目的，必須保持一己之官位或 獲取更高之官位，則對于能夠決定其命運的皇上就自然會采取媚軟的態 度。此種情形在嘉靖中期已相當嚴重，至晚期則更是變本加厲。對此當時 人所言“青詞宰相”一事最足作為例證。《明史·顧鼎臣傳》曰：“帝好長 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 褒答，悉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卷一九三）自此之后， “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率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樸及 孫煒為‘青詞宰相’。”（同上《袁煒傳》）而嘉靖后期閣臣尤其是首輔之 相傾軋與相更迭，青詞功夫乃其重要契機之一，嚴嵩之能居首輔位十年，其 青詞功夫發揮了巨大作用，世宗在其去位后猶曰：“朕以其力贊玄修，壽 君愛國，特加優眷。”（同上卷三0八，《嚴嵩傳》）而徐階欲擠嵩而代之， 則“益精治齋語迎帝意。”（同上卷二一三，《徐階傳》）而當時士人對此 竟見怪不怪，視為當然，但若與前朝相比，則可立見其士風人格之卑下。遠 者且不言，即如弘治八年孝宗命閣臣撰齋醮所用“三清樂章”而言，徐溥 諸人猶敢以其為道家妄說而拒不“阿諛順旨”，此種義正詞嚴的聲調在嘉 靖初尚未絕響，楊廷和曾“先后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同上卷 一九0，《楊廷和傳》）但對于嘉靖后期士人而言，此種情形已恍如隔世了。 自世宗移居西苑玄修后，入值無逸殿以便隨時供應青詞的官員共有二十余 人，計：太師翊國公郭勛、太師成國公朱希忠、太保附馬都尉崔元、太傅 咸寧侯仇鸞、附馬都尉鄔景和、少保安平伯方承裕、太保都督陸炳、太保 都督朱希孝、少師大學士夏言、少傅大學士翟鑾、少師大學士嚴嵩、少保 大學士顧鼎臣、少保尚書費宏、宮保大學士張治、少傅大學士李本、少師 大學士徐階、尚書歐陽德、宮保尚書李默、宮保尚書王用賓、少保尚書吳 山、少傅大學士袁煒、宮保大學士嚴訥、少保大學士李春芳、少保大學士 郭樸、尚書大學士高拱等。（王世貞《大臣從游值宿應制》，見《弇州史料 后集》卷三八）其中論身份有皇親侯伯，也有學士尚書；論性情有兀傲的 夏言，也有柔媚的嚴嵩；論學術有尊奉程朱的高拱，也有王門弟子徐階與 歐陽德。但所有這些人均將當值視為一種榮耀而未有絲毫的異議。其實， 當值無逸殿并非什么令人愉快的差事，在這冷寂的宮殿中度過一夜夜無聊 的時光而不能與家人團聚，不知這些大臣們用什么方式去打發這難熬的時 光；同時，這種舉動也沒有任何價值可言，如袁煒所撰“最為時所膾炙” 的一聯青詞為：“洛水玄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 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雄鳴六，雌鳴六， 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萬歷野獲編》 卷二，《嘉靖青詞》）此種純粹的文字游戲，既無實用價值，亦無審美價值， 除了能夠滿足一下世宗的虛榮與仙欲外，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撰寫此種 文字顯然是一種生命的浪費。寂寒的生活，空洞的文詞，當然不會令任何 人發生興趣，這幫大臣之所以樂此不疲并引以為榮，唯一的解釋便是可借 此固寵而獲祿位，則當時士風之卑下也就昭然若揭了。因為大臣如此，則 上行下效，必然會帶來士風的整體轉變。稍翻史書，人們便會發現許多這 種轉變的實例。孫應魁為諫官，“屢犯權貴，以風節自厲。晚官計曹，一 切為茍且計，功名大損于前。”（《明史》卷二0二，《孫應魁傳》）周延 “砥節奉公，”“權臣用事，政以賄成，延未嘗有染。然居臺端七年，無 諫爭名。”（同上，《周延傳》）聞淵在夏言柄政時，尚不能委曲相徇。 世宗令其為夏言定罪，他表示：“言事只任意，跡涉要君，請帝自裁決。” 結果惹得皇上大怒而“切責”之。然而，“嚴嵩既殺言，勢益橫，部權無 不侵，數以小故奪淵俸。淵年七十矣，遂乞骸歸。家居十四年卒。”（同 上，《聞淵傳》）因而史臣總結說：“世宗朝，璁、萼、言、嵩相繼用事， 六卿之長不得其職。大都波流茅靡，淟涊取容。”（同上，《贊語》）士 風疲軟的特征之一是因循平庸而毫無主見，正如歸有光所言：“天下之俗， 其弊久矣。士大夫以媕婀雷同、無所可否為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 舉其職事，世共訾笑之。”（《震川先生文集》卷二，《雍里先生文集序》） 士風疲軟的特征之二是唯利是圖、唯勢所趨而不講原則節操。嘉靖后期黨 爭激烈，所謂“世宗之季，門戶漸開。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明史》 卷二一五，《贊語》）但此時之黨爭既不同于前此的禮議之爭，甚至與萬 歷后期之黨爭亦有較大差異。一般黨爭往往以品行、籍貫、同年等為原則， 相互結為群體，以維護其道義或利益。而此時的士人則朝秦而暮楚，趨于勢 利被視為當然。如夏言得勢時，嚴嵩不僅與之大敘鄉誼，且撰文贈夏言曰： “公方為霖為礪，攄堯舜君民之志，匹休古名臣之業，以贊翊我圣天子中興 之盛治，所謂馬周之奏疏，蘇軾之文章，蓋不足為公道矣。”（《鈐山堂集》 卷十九，《贈大宗伯夏公序》）如此吹捧實近乎肉麻，而一旦瞅準機會，便 將夏氏置之死地并取代其首輔地位。而徐階亦如法炮制以對付嚴嵩，在嚴氏 權勢炙手可熱時，徐階借口避倭寇之亂而將家遷至江西，又與嚴世蕃結為親 家，這便與嚴氏有了“鄉曲之誼”，“于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而一旦嚴 氏勢敗，徐階“即鬻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谷山筆麈》卷四）而工 部尚書雷禮之表現更令人噴飯絕倒，他本是嚴氏私黨，而當嚴嵩剛失帝寵， 他便迅即倒向徐階，可謂嚴黨倒戈的前茅：“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 分宜嘆曰：‘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腸，何其不廣，此老夫二十年 前光景也。’司空即大聲曰：‘徐老先生自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 大詬曰：‘若非吾里子耶，何得為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某官一品尚 書，奈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誰所乞與，敢為此態？’司空即 走白華亭。”（同上）什么鄉誼、道義、恩義，全被其置諸腦后，唯一起作 用的乃是勢與利。中國士人的品格竟淪落到如此地步，的確令人吃驚感嘆！ 當然，也并非所有的士人都認同這疲軟的人格，在嘉靖朝也曾先后出 現了如楊繼盛、沈煉與海瑞那樣的勇于諫君的忠梗之臣，尤其是海瑞，敢 于直斥世宗之荒唐：“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 偏”，甚至喊出“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明史》卷二二六，《海 瑞傳》）從而引得舊史學家對此大加贊揚：“語有曰，‘君仁則臣直’。當 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次乃長系，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茍全者。 然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 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馀年培養之效也。”（同上卷二0九，《贊 語》）但仔細品味這段話，會發現存有許多不實之詞。首先是相對于因循 茍且、謀利自私、結黨排陷的大批官員來說，海瑞般的直臣斷不能以“多” 言之，否則海瑞不必在奏折中說“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同上卷二二三，《海瑞傳》）的沉痛之語。其次，臣直也并非君仁的反映。 嚴格講來，如海瑞般的強諫對于國家與君上已不是什么好的消息，這證明 朝政已敗壞到觸目驚心的境地，而他們所作的拼死一搏也很少有成功的希 望，正如宋儒邵雍所言：“雖圣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 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圣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 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 兇，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 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 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系乎人也。”（《皇極經世·觀物篇四七》）當楊、 沈、海諸人或命喪西市、或身系大獄時，其“批鱗碎首”的勇氣固然可嘉， 可同時不也說明做忠臣的艱難嗎？所謂世亂顯忠臣，則忠臣顯然與亂世相 聯。嘉靖朝當然還說不上是亂世，卻無疑是一個衰世，則世宗又怎能說是 位仁德的君主呢？《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大禹謨》）嘉靖朝正是君子在朝無所措其手而不得不在野的時 代，誠如有人所說：“考是時公（即唐順之）既在野，薄文章不為，孜孜 研求經世之學，而張居正則默處禁中，考索國家典章及兵食諸籍。惟王、 李譊譊以詩文號天下。”（唐鼎元《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三）此刻必須有 忍的功夫，默默等待機遇的來臨。否則亦可興趣他移，如象后七子那般去 追求文學的復古。然而，無論是等待還是興趣轉移都是非常痛苦的，因為 環境是如此的險惡，而世宗的統治又是如此的漫長，茅坤感嘆說：“嗟乎 嗟乎縉紳家，裂冠毀裳亂如麻。”（《耄年錄》卷四，《寄贈錢南離先生長 歌一首》）此乃形容士人被摧折之普遍，而“嘉靖累數十年不赦”（《震川 先生文集》卷六，《上高閣老書》）則是言其等待之長。于是，一向沉穩的 張居正終于有些按捺不住，便向世宗上疏，試圖讓皇上了解一點如今士人 的真實狀況，其曰：“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為宗社之慮者，而遠隔 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中，逡巡禁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 之故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當時之急務以為言 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 之威不可干，神明之尊不可測。”于是便產生了種種的弊病，而最大的弊 病則是人才的匱乏，而在現有的官員中，又是“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 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張太岳文集》卷十五，《論時政疏》）由 此士風也就不可收拾了。 在此種歷史境遇中，王學的命運如何呢？正如前邊所言，王學本是為 挽救程朱理學的危機而產生的，它肩負著端正士風與安頓自我的雙重使 命，因而政治境遇愈惡劣，士風愈敗壞，它愈能贏得正直文人尤其是失意 文人的重視。故而盡管嘉靖朝曾多次明令禁止王學，但它不僅未能被禁絕， 反倒信者愈來愈多，規模愈來愈大，其基本走向是：嘉靖初曾一度在北京 流行，據陽明年譜載：“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既遭罪遣， 京師諱言學。至是年（嘉靖十一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 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 于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 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馀人始定日會之期，聚于慶壽山房。”（《王陽明全 集》卷三六，《年譜附錄一》）可見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后來隨著許多人的 貶謫與退隱，在京城漸趨冷落。嘉靖十五年左右，隨著鄒守益、湛若水的供 職南都，講學重心又轉至南京，當時在南京有以鄒守益為首的陽明心學，也 有以湛若水為首的甘泉學派，還有以呂楠為首的程朱學派，誠所謂“時天 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楠與羅欽順云。”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后經嘉靖十七年的朝廷禁止而稍殺其 勢。但在民間書院以及不少省、府、縣學校依然轟轟烈烈，無少歇止。發 展至嘉靖后期，更是以無法遏止的勢頭迅猛擴張，各地紛紛立書院講會， 其規模之大實屬空前。據鄒守益講：“鄙邑惜陰之會舉于各鄉，而春秋勝 日，復令九邑及贛撫之士會于青原。”（《東郭集》卷五，《簡方時勉》） 案此九邑乃指吉安之廬陵、吉水、安福、龍泉、永豐、萬安、永新、泰和、 永寧九縣。如果說青原之會乃由于吉安所轄地域較廣的話，而鄒守益家居 時，“與其鄉人劉邦采、劉文敏、劉陽、歐陽瑜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 書院，為四時之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賢士大夫偕 與，遠者年聚，近者月會。小會人百，大會人千。絳幃一啟，云擁星羅。” （沈佳《明儒言行錄》卷八）當時各地究竟設立過多少書院講會，實難作 出準確統計。而朝廷官員的公開倡導王學，并利用其官職而推廣王學，則 預示了其發展的一種新方向。如徐階任江西督學時即大倡心學，而聘請南 中王門薛應旂主白鹿洞講學事。又如：“鄒守益嘉靖三十六年會白鷺書院， 發明《學》《庸》合一之旨，學使王宗沐率生儒以千計聽講。”（《耿天臺 先生集》卷十四，《東郭先生傳》）而嘉靖二十六年之后，隨著徐階的入閣， 以及聶豹、李春芳、趙貞吉等王門弟子的占據朝中高位，意味著王學已逐 漸在朝廷取得相當的優勢。據王門泰州學派傳人顏鈞回憶：“時徐少湖名 階，為輔相，邀鐸主會天下來覲官三百五十員于靈濟宮三日。越七日，又 邀鐸陪赴會試舉人七百士，亦洞講三日。”（《顏鈞集》卷三，《自傳》） 顏鈞（1504—1596），字子和，號山農，又號耕樵，吉安永新人。他后來因 避神綜諱而更名為鐸。他雖終生布衣，但卻是泰州后勁，當時頗有些名氣。 他在此說徐階請他主講，我以為有點自我夸耀的成分。不過，當時確有規 模很大的講會，據《明儒學案》載：“（徐階）及在政府，為講會于靈濟 宮，使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云集，至千人。其時癸丑（嘉靖三 十二年）甲寅（三十三年），為自來未有之盛。”（卷二七）《明史·羅汝 芳》未言主持人，只說羅氏“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于靈濟宮， 聽者數千人。”（卷二八三）我以為主講人應以聶豹、程文德較為合理，他 們均為朝中高官，又與徐階熟悉，故而易被推為主講，而不大可能讓布衣顏 鈞主講。至于與會人員到底是數百，還是一千或者數千，實無關緊要，總 之規模甚大。此類舉動帶有半官方性質，尤其是象徐階作為首輔的地位而 倡導講學，對士子官員的影響應該是相當大的。但陽明心學真正達到最鼎 盛的時期是隆慶元年左右，此時世宗已逝，作為顧命大臣的首輔徐階手中 又握有重權，于是在嘉靖一朝始終被禁的王學終于被官方認可，其明顯標 志便是陽明的重得恤典。隆慶元年五月，朝廷下詔令部院科道官議奏病故 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這顯然是徐階等人的意思，于是給事中辛 自修、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言王守仁“功勛道德，宜 膺殊恤。”（《王陽明全集》卷三六，《年譜附錄一》）盡管在嘉靖朝也曾 有人上疏要求為陽明請求恤典，但都十分小心謹慎。如徐渭的《為請復新建 伯封爵疏》，便將陽明之事功與學術分而言之，說“守仁之于學，其真與 偽，臣姑勿論，縱其偽也，盡其死力于艱難，索其罪遣于講說，朝以勞而 封之，暮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同上卷四十）徐渭終生無緣 官場，故無上疏之責，本疏乃為他人代筆無疑。而徐氏又系代筆高手，其 撰此疏當經過精心思考，以求挽回圣心。因朝廷對偽學有明令之禁，翻案 有相當難度，故不言其學，只言其功。這是徐渭之聰明處，也應是當時許 多王門中人之共識。但在隆慶時形勢已大不相同，世宗已逝，無復顧忌， 便“功勛道德”合而言之，并最終得以成功，陽明被朝廷詔贈新建侯，謚 文成。在朝廷的《諭祭文》中，是如此評價陽明的：“惟卿學達天人，才 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兇逆。芟夷大難， 茂著奇勛。又能倡絕學于將湮，振斯文于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為當 代之真儒。”（《陽明全書》卷三八）盡管該文是以皇上口氣下達的，但分 明代表了王門弟子的情感與思想，甚至該文極可能便是徐階的手筆也說不 定。從隆慶元年朝廷認可王學到萬歷初張居正禁止講學的這一段時間，陽 明心學得到了空前的擴張，不僅講學規模日益擴大深入，而且還滲透于科 舉考試中，顧炎武引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 盛行于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圣者。自興化、華亭兩 執政尊王氏學，于是隆慶戊辰（二年）《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后浸淫， 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日知錄》 卷十八，《舉業》）其中所言或許有些夸張，但王學思想滲入科舉之中， 的確會對士人造成更加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王學之進入官場并最終被朝廷所認可，可以說好壞優劣各兼其半。從 好的一面講，是它借助官方的力量從受壓抑的不利狀況中解脫出來，取得 了發展與普及的機會，對此已見于上述。從不好的一面講，它也同時受到 了官方習氣的影響。因為王學要借助官員而發展，而官員也要借助王學而 滿足自我的需要。明人沈德符便一再指出：“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 年，至今上初年，無過華亭、江陵二公。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 之學，一時附麗之者，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錢，海內為之 側目。”（《萬歷野獲編》卷八）此乃借講學以滿足私欲。“嘉靖末年，徐 華亭以首揆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 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后間有他故，駐節其中。于是三吳間，竟呼書 院為中丞行臺矣。”（同上卷二四）此乃將書院作為邀名獵譽之工具。胡宗 憲之例也許足以說明講學對于嘉靖后期官員之意義，當他在東南開府御倭 時，正是王學流行之盛期，又處于王學之發源地越中，故胡氏亦為推波助 瀾之舉，沈懋孝《講學述》曰：“年二十一時，胡都府梅林公迎其師東郭 鄒先生館于西湖之萬松書院，因折柬招四方學者三百人并侍鄒先生之教幾 半月，大都宗象山述陽明二先生之指而倡明之，始欣然有會心矣。”（ 《明文海》卷一三二）查胡氏生平，于陽明心學并無特殊興趣，他何以要將 鄒守益請來講學，又何以要召集三百講學者共成此事。我想，他需要的并不 是學者所講的內容，而是那轟轟烈烈的聲勢，其目的便是在東南士大夫中 造成好的印象。《明史》本傳言其“性善賓客，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 名用是起。”這“預謀議”乃是結果，而將他們招來的手段則是講學。因 為胡氏要成御倭之功，離開東南士大夫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要獲得其 支持，就必須投其講學之所好。看來他的確受到了不錯的效果，象徐渭、 茅坤等人均曾為其出謀劃策，而這些人都與王學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如 徐渭系陽明弟子季本之門人，而作為唐宋派代表人物的茅坤則與唐順之關 系甚好。其實，甚至后來唐順之欣然出山至東南抗倭，也很難說與胡氏重 講學的行為毫無關系。但胡氏本人的成功卻說明了講學的變質，因為陽明 講學之初衷在于提高士人的境界，而最反對將講學作為求取名利的手段， 而胡氏之講學卻恰恰是求功名的手段之一。尤其是當時非但胡宗憲如此， 許多士人亦均如此，就以徐階為例，不僅“縉紳附之，輒得美官；”（徐樹 丕《識小錄》卷二，《講學》）而且其本人作為講學盟主也是毀譽參半。這 主要是由其獨特的人格所決定的。徐階（1494—1574），字子升，松江華 亭人。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官至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載其“短 小白皙，善容止。性穎敏，有權略，而陰重不泄。”（《明史》卷二一三， 《徐階傳》）他正是靠著這“穎敏”“權略”周旋于風云變幻的嘉靖后期官 場，并立于不敗之地的。他有那一時代官員的共同特征：追求錢財與圓滑 權變。故工部尚書李遂稱其為“四面觀音”。（黃景昉《國史唯疑》卷六） 海瑞則譏之為“甘草國老”，亦即“和柔之義勝，直方之德微。”（《海瑞 集》附錄，《乞治黨邪言官疏》）史學家支大倫則言其“玄文入值，傴僂善 諛。”（支大倫《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卷四）言其“善諛”而撰寫青詞， “和柔”而善于奉迎，均為抹不掉的事實。但他與嚴嵩又不同，他追求錢財， 卻不過于貪默，而是靠紡織經商而工于算計致富；他圓滑權變，卻較少害 人，頗有官聲。故而也就有了許多正面的評價，言其“器量深沉，雖任智 數，要為不失其正”；“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 委蛇，亦不失大節。”（《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惟其小用權術， 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李翊 《戒庵老人漫筆》卷八，《鳳洲閣臣小斷》）“分宜敗后，盡反其秕政，卒 為名相。”（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徐階與嚴嵩處于同一時代，且 其性情亦有相同之處，他之所以未成為權奸人物而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除了他善于經營而不過于貪默外，亦與其身為王學中人，耳濡目染良知學說， 所接多為正人有關，這使之雖難如陽明先生那般成為一代人豪，卻亦未最 終流入權奸一路去。可以說，他因身陷官場而敗壞了王學的名聲，也因身 染王學而減少了些許奸人之氣，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嘉靖間刑科給事中張岳有一段條陳時政的話，論當時講學之弊頗為具 體，其曰：“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為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 以富貴功名橫于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 足。司錢谷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美卿貳之 崇高，以為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其私。于是剽竊浮詞， 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尚以藝能，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 靡然從之。一入蒲團，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為會 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即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 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進止之秘訣；或騰毀譽于多口，發愛憎之神機； 或間為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己私，嘵嘵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辨者， 眾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后定乎？今群工百執事，各 有司存，既非奠贄于師弟，又非結契于朋儕，豈宜群萃州處，什伍成群， 以獲眾聽？”（《典故紀聞》卷十七）此段文字不僅記述了當時講學之盛 大規模，而且指出了講學的種種弊端，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借講學 以謀取富貴功名之私利，二是不能堅持己見而以權高勢尊者為準的。但張 氏之言并不能全面概括當時講學之特點，因為他所指出的現象基本上是以 京中官場之所見所聞為經驗范圍，而對民間講學則未予涉及。因而后世許 多學者往往根據明清士人對講學者的攻擊之言作為判斷的依據，從而指出 講學的種種弊端，應該說是并不很可靠的，如近些年有人發表文章探討明 人講學之流弊，所論即大有可商榷之余地。⑥如言講學之“派別淆亂，主 張多端”，引許孚遠之語曰：“近時朋友各揭宗旨，以為獨得圣學之秘。” （董斯張《吳興備志》卷二九）認為這使講學變得“門路多端”，令學者 無所適從。其實這恰恰說明了王門弟子不盲從的優點，與上述張岳之見剛 好相反。又如引查鐸之語曰：“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與先入之見。 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久之，各有效驗，”“各有所見”， “遂以為本來面目。”（《水西會語》）認為這是犯了主張多端的錯誤。 其實，這恰恰體現了王學流派眾多、各有所得的生命活力，也是他們在紛 繁復雜的時代里，根據各自不同的境遇而悟出的人生之道。這些道理也許 并不全面，并不能解決所有的人生問題，但畢竟是他們的真實人生體驗，無 論是“虛”“寂”還是“樂”，對于提出者個人來說，均是為自己的人生而 設計出的存在方式，故而也就是他們的理想人生哲學。我們在本章里并不 急于來評判這些人生理論的優劣，而是重在探討其如何回應時代所提出的 人生難題，并通過其人生理論來研究其真實的心態，以期弄清陽明心學在 明代后期發展的真實軌跡及其對士人心態所造成的影響。根據當時的實際 狀況，我們將嘉靖時期王學的不同人生追求及其由此形成不同心態分為四 種類型：以王艮為代表的求圣狂者派，以羅洪先為代表的自保歸寂派，以 王畿為代表的求樂自然派，以及以唐順之為代表的事功進取派。下面一一 論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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