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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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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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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與王學之流變 第一節嘉靖朝政治與士風演變以及王學之遭遇 二、世宗獨裁與陽明心學之際遇 從嘉靖八年至嘉靖二十六年，可視為世宗在位的第二個時間段落。這 也許與史學家的時段劃分不太一致，也可以說前此并沒有人作過如此劃 分。其實，時間之流并無間斷之時，因而從本質上說也就無任何段落之可 分。人們為了討論問題的方便，便人為地強行將時間分割。從此一點講， 任何人都不能奢望用自己所分時段作為劃分時間的唯一權威標準。史學界 一般將嘉靖十八年作為分界的標志，將世宗之在位分為前期與后期，其原 因是由于在本年世宗的人生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從早期的銳意進取 轉向晚期的消極荒唐，而明顯的外部標志則是自本年起世宗之不視朝的行 為變化。④筆者作出上述的劃分則是著眼于陽明心學的遭遇，即從嘉靖八 年世宗宣布王學為偽學而加以禁止，到嘉靖二十六年王門弟子徐階之入內 閣而握重權，則此一時段可視為是王學之遭受挫折與壓抑的一個時期。 記載王學被宣布為偽學最詳細的文獻是《明世宗實錄》，其卷八嘉靖 八年二月甲戌條記曰：“吏部會廷臣議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言：‘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 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相互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 或流于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于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 人為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天聽。若夫剿輋賊擒除 逆濠，據事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陛下御極之初，即拜伯爵，雖出于楊 廷和預為己地之私，亦緣有黃榜封侯拜伯之令。夫功過不相掩，今宜免奪 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 是。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 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 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夸張。近日掩襲寨夷， 恩威倒致。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系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沒后恤典， 俱不準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圣者，重治不 饒。’”看到上述內容不免令人吃驚，前此一直被許多人視為有入閣可能 的王守仁，如今卻成了被否定的人物；不久前還在利用其禮本人情的學說 作為議大禮依據的世宗皇帝，轉眼間卻視陽明心學為“壞人心術”的邪說； 如果說陽明心學是“詆毀先儒”，那么堅持先儒理論的楊廷和之輩為何要 被貶官治罪？而張璁、桂萼們議禮不依程朱之說是否也算詆先儒而倡邪說？ 從《明倫大典》修成的嘉靖七年六月至宣布陽明心學為偽學的嘉靖八年二 月，時間間隔不到一年，朝廷態度竟然有如此大的轉變，實在令人吃驚而 費解。于是，關于陽明死后被革去恤典的原因便有了種種的說法。一種說 法是陽明得罪了因大禮議而得勢的新貴桂萼，《明通鑒》曰：“萼暴貴，喜 功名，風守仁取交止，守仁辭不應。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 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卷五二） 此處所言是有根據的，在嘉靖八年二月朝廷下詔禁偽學后，黃綰曾上疏為 守仁爭辯，其中說：“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 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 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歟？”（《王陽明全集》卷三五，《年譜》三） 可知桂萼的確與陽明存有矛盾并對其進行過攻訐，而他當時任內閣大學士 兼吏部尚書，既有條件也有能力影響朝廷的決定，說不定上述所引的那段 話便是出自桂氏的手筆。但如果仔細比較吏部會議的結果與世宗所下的圣 旨，可以看出后者的語氣要比前者更為嚴厲，則陽明之死后所受不公待遇 便非桂萼一人所能決定。故而便又有了第二種說法，即陽明得罪了世宗。 葉權《賢博編》記曰：“武宗大漸，先生密疏，預言世及之事，疏寢不報。 嘉靖初，桂大學士與先生有隙，微發其奏，幸先生卒，止削爵，不爾，且 有奇禍。”（《明史資料叢刊》第一輯，174頁）據葉權所講，此事乃聞之 其師柴后愚公，而柴氏系陽明弟子，故而葉氏之言不能視為全無根據。但 這也肯定不是世宗禁王學之主要原因，因為在大禮議中，陽明本人雖未介 入此事，王門弟子及與陽明交好者卻積極支持世宗，故而世宗起碼不應對 王學產生什么敵意。而且若就事論事，朝廷如此對待陽明道理并不是非常 充分。且不講其所言“兵無節制，奏捷夸張；”“掩襲寨夷，恩威倒置”乃 誣蔑不實之辭，其指控本身便留下了難以彌合的裂痕。因為在儒家士人心 目中，道德學術決定著事功，他們很難相信，一位大倡邪說者會有忠誠的 品格與杰出的事功。換言之，既然認定其學說“壞人心術”，則其罪莫大 焉，便應毫不遲疑地追奪其伯爵封號。如今既承認其事功與保留其爵位， 卻同時又禁絕其學術，這是很難令士人信服的。王學之在嘉靖一朝屢禁而 不絕，與朝廷之說法難以服眾當有直接關系。其實，世宗之禁王學并不僅 僅關乎陽明個人品格的優劣與事功的有無，而是與心學的特性有密切關 系。王學乃是一種追求個體自我突出的圣人之學，對于傳統的規則與外在 的禮儀均不甚重視，這在大禮議時，與世宗滿足自我心愿的追求適相一致， 而在過此之后，朝廷需要的是政治的穩定與思想的統一，不再需要士人突 出的個性與妄生事端，則自然會禁止自我意識突出的王學了。從本質意義 上講，陽明心學不是一種適于統治者的學說，因為它缺乏統一的外在標準 與具體的操作程序，而主要靠的是個體的體悟與信仰，因而也就不利于朝 廷去統一思想與穩定人心。實際上在有明一代無論王學遭禁還是風行，它 始終都未能成為朝廷的統治意識形態，也足以說明了此一點。 當然，王學的遭禁與世宗的個性也有直接的關系。世宗本是一位個性 突出而感覺敏銳的人，他不僅具有牢固的自尊意識而常常一意孤行，并且 能夠見微知著，通過很小的事物征兆而預測后來的發展趨勢。比如說輔臣 們當初為其所擬年號為“紹治”，他一眼便看出是欲其繼承弘治之意，于 是便堅決不予采用，而改為“嘉靖”二字，取《尚書·無逸》“嘉靖安邦， 至于大小，無時或怨”之意，亦即安定而和樂之意。如果他當時疏忽而接 受了大臣所擬年號，則后來大禮議定而不以孝宗為皇考，這“紹治”便成 了刺目甚至具有諷刺意味的字眼。而世宗在當時只不過是個十五歲的少年 而已。通過大禮議的激烈政治較量，不僅增強了他駕馭群臣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大大刺激了他獨攬朝綱的欲望。而要獨攬朝綱，就必須迅速提高帝 王在朝廷中的絕對權力優勢，而要提高帝王之權勢，就必須壓制文官作為 理論基礎的所謂道統。而要達到此一目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便是通過更 定各種禮儀，于是，在嘉靖八年之后，世宗便對更定禮制表現出異乎尋常 的濃厚興趣，故而《明史》說：“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 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地，議 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禖議文廟設主更從祀 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谷，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卷一九六， 《張璁傳》）當然，無論議論何種題目，世宗都要先下禮部讓群臣合議， 群臣也往往引經據典，廣事探討，但最后的決定權則在世宗本人，這就要 求文臣們先要準確窺測世宗意向，然后附和其說并為其找出充足的論據； 如果一時未及窺得圣意，則在得知后須趕快改弦更張，拋棄舊說而順從圣 論，否則便會引起龍顏振怒，從而遭致罰俸貶官甚至更嚴重的處罰。世宗 立論當然也有根據，而且是從圣人處尋來的根據，他說：“夫禮樂制度自 天子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此言以告萬世。”（《明世宗實錄》卷一 0九）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將孔子授予的權力反過來用在了孔子本 人身上，誠可謂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范例。他認為孔子雖是儒家 道統的代表，卻不應享受與帝王同等的祭祀待遇。自漢代始，儒家便成為 官方的正統思想，漢平帝元年孔子被追謚為“褒成宣圣公”，唐玄宗時又 將其追尊為“文宣王”，至元武宗時則更追謚其為“大成至圣文宣王”，祭 祀時儀式之隆重不下于帝王。明代以文治而著稱，當然對孔子之推尊更甚 于前代。但此種情形至嘉靖時則起了變化，世宗認為：“圣人作天與尊親 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 正。”（《明史》卷五十，《禮志》四）張璁不知是已被世宗授意還是先窺 得了圣意，馬上提出如下更改建議：“孔子宜稱先圣先師，不稱王。祀宇 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同 上）于是，朝臣對此又展開了一場爭議，結果凡是順從世宗之意者一律受 到褒獎，而提出異議者則均受到處罰，最后終于取得了令世宗滿意的方案， 嘉靖九年十一月禮部會同內閣、詹事府、翰林院議定了更改后的孔子祀典， 其大致內容為：孔子稱至圣先師，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等封號； 將大成殿改為先師廟；撤塑像而改為木制牌位；春秋二祀，祭品為十籩十 豆，樂舞用六佾。世宗利用更改孔子祀典一事，再一次顯示了帝王之勢高 于一切的優越感，張璁對此可謂心領神會，因而在出現爭議時，便毫無保 留地說：“習俗難變，愚夫之難曉也，其所自為說者亦曰尊孔子也。蓋喻 于利，而實未嘗喻于義也。仰惟皇上仁義中正，斷之以心，所謂唯圣人能 知圣人者也。”（《羅山奏疏》卷六）在此，張璁不僅將制禮作樂的權力完 全奉獻給了世宗，而且還將其譽之為具有仁義中正之心的圣人，則世宗無 論從品德還是地位均已經具備了論定孔子祭典的資格，當然就可以為所欲 為地“斷之以心”了。于是，世宗也就毫不客氣地擔負起最高裁判者的職 責，他說：“夫孔子之于當時諸侯有僭越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既如此，其死乃不體圣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 （《明世宗實錄》卷一一五）既然孔子本人都主張不能越禮，那么后人有 何道理為其加上“王”之稱號呢？為了糾正此種不合“禮”現象，世宗非 但不顧群臣非議，甚至可以突破祖宗成法，故曰：“夫成法固不可改。其 也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于事關綱常者，又不可 不急于正也。”（同上）不能說世宗所言絲毫沒有道理，但其真實意圖顯然 并非替孔子著想，從而為其恢復應有的歷史地位，而是借壓孔子而壓群臣， 并突出自己至高無上的君主威勢。對此萬歷時的沈德符曾一針見血地指 出：“孔廟易像為主，易王為師，尚為有說。至改八佾為六、籩豆盡減， 蓋上素不樂師道與君并尊。”（《萬歷野獲編》卷十四）其實，“易王為師” 亦應為不欲孔子與帝王并尊之意。對此，已有人作過較詳細的研究，可參 考。⑤ 世宗在道與勢的較量中之日益占據優勢并最終獲得以勢凌道的勝利， 同時便意味著士人的逐漸陷入被動地位并最終拜倒在帝王之勢下，而放棄 守道的責任與獨立的人格。早在嘉靖四年，四川副史余珊即上疏世宗曰： “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圣意者，謫遣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 而后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 為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 寢成暌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明史》卷二0八，《余珊傳》）首先因溫 和而獲福者是費宏，史載“‘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爭，帝不能堪。宏 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 為首輔。”（同上卷一九三，《費宏傳》）并最終以功名而善終。第二位以柔 軟而獲利者是李時，史載“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 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 端，而時附會之。或廷意不和，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 帝愛其恭順。”（同上，《李時傳》）因而他也得以君恩“始終不替”。而那 些仍然想守道諫君的士人，則須時刻具有遭貶入獄的準備，乃至在嘉靖二 十一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在上疏勸諫世宗時，事先令家人買好棺材準備料理 其后事，果然不出其所料，棺材雖未用上，卻依然獲得如下結果：“上震 怒，命杖于廷，錮之詔獄。”（《明通鑒》卷五八）但并非所有阿諛君上者 均可避免禍患而得到實惠，這要視帝王當時的心情而定，如嘉靖二十六年 群臣朝見后，世宗只不過說了些訓諭臣子的套話，然而給事中陳棐卻將敕 諭敷衍為十章箴詩獻給皇上，不料“上大怒，謂棐舞弄文墨，輒欲將此上 同天語，風示在外臣工，甚為狂僭，令自陳狀，棐服罪，乃降調外任。棐 即帝王廟斥去元世祖者，素善逢君，不謂求榮得辱。”可謂馬屁拍在大腿 上，也就不得不弄巧成拙地自認倒霉。可在此之前的嘉靖十四年，因正月 十五日下了場春雪，世宗諭大臣曰：“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玉 耳。”夏言當即獻上一首天賜時玉賦，此次則“上大悅，以忠愛褒之，甫 逾年而入相矣。”（《萬歷野獲編》卷二）從表面看似乎世宗喜怒無常，恩 威難測，但其中依然可以尋到其一貫之處，即都是以維護君主之獨裁為出 發點，前者怒其以己語同天語，冒犯了帝王的尊嚴；后者則以春雪為祥瑞， 悅君心而喜龍顏。當然，世宗與士人之間關系的演變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 即士人的人格是逐漸被摧折的，而世宗對于何種士人人格才適合自己的專 制統治也有一個摸索的過程。以世宗對內閣首輔的選擇為例。在專制社會 中。君主選擇臣子不僅需要其學問品德合乎標準，同時也包括氣質、性情、 愛好諸復雜因素。按一般原則講，君主也許樂意選擇與其性情相近者為臣 子，宋儒邵雍即曰：“擇臣者君也，選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 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漁樵問 答》）其實此言只有理論上的意義，現實情形卻決非如此單。世宗曾以圣 君自任，卻未見選出幾個周公般的臣子，這且不講，即以性情論，世宗無 疑是位剛愎多疑的君主，故而他初始時對勇于任事的臣子是情有獨鐘的， 若張璁、桂萼、夏言諸位大學士，均有與世宗相近的剛愎氣習。他們與世 宗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對待皇上時，他們必須盡量地克制自我。但就其 本質而言，又都以剛狠著稱，史載張璁“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 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明史》卷一九六，《張璁 傳》）而《明史》對夏言的評價更耐人尋味：“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 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 （同上，《夏言傳》）他本有豪邁之性，但身處嘉靖朝卻不能完全放任自 我，他的與張璁諸人向對抗不僅是本性使然，更重要的是窺測的了世宗希 望臣下相互爭斗以便駕馭的用心，所以方敢斗膽為之。不過，如果認為夏 言僅甘心做世宗的工具顯然也未能深入其本質，他的挾私報復的兇狠之性 在歷史上也是出了名的。據后來的湯顯祖所記，其同鄉徐良傅在科考時，夏 言因其為江西同鄉而叮囑考官關照之，但徐氏因不知內情，故未有任何感謝 之舉；徐氏任了三年武進知縣后，夏言特意將其留在京城任給事中，自以為 給了徐氏莫大恩惠。可他仍不見徐有什么感謝的表示，甚至有意暗示他也不 醒悟。于是夏言便轉恩為仇，借故入其罪而置之詔獄，并最終將其削職為民。 （事見《湯顯祖詩文集》卷五十，《徐子弼先生傳》）既然狠愎是其天性， 則在其與世宗相處時便會時不時地流露出來，以致造成君臣關系的緊張。 世宗對夏言可謂是又喜又恨，所喜者乃是其善于領會自己的意圖并作出積 極的反應，所恨者則是有時會頂撞自己，因而他就常常用各種方法來懲罰 教訓夏言。如在大禮議結束后，御史喻希禮、石金請求寬大當時獲罪諸臣。 世宗大怒，命令夏言彈劾他們。不料夏言卻說此二人并無惡意，并請世宗 予以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二人詔獄，遠竄之，言引罪乃已。”（《明史》 卷一九六，《夏言傳》）從此以后，夏言便不斷地被世宗斥責，其原因大都 為嫌其“傲慢”，此種憤恨至嘉靖十八年終于表面化，世宗斥曰：“言自卑 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 夏言恐懼，連忙上疏謝罪，“請免追銀章、手敕，以為子孫百世榮，詞甚 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勛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 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余，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 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謝。”（同上）但夏言并未能使世宗回心轉意，嘉 靖二十一年，世宗因崇信道教長生術而賜香葉束發巾給諸大臣，夏言則認 為“非人臣法服，不受，”加之嚴嵩的陷害，世宗下決心罷免他，本年七 月十五日日食，世宗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閑職 住。”后來盡管又恢復了他的職位，卻終于在嘉靖二十七年因復河套失地 而被世宗斬首于西市法場，為自己的剛愎個性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夏言之 死實在是性格的悲劇，因為從他內心深處，他的確絲毫未敢忘記對皇上的 忠誠，他曾作有《輔臣賦》曰：“身代天工，口代天言。汝心非天，罪孰 大焉。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弗慎樞機，厥亂斯棼。生之殺之，予之奪之， 惟帝之命，惟汝之司。曰忠曰貞，曰公曰平，四善闕一，禍延蒼生。皋夔 伊周，千古稱賢。汝獨非夫，庶其勉旃。”（《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六） 他要在世宗之下做“皋夔伊周”之類的賢相顯然只是一種幻想，因為世宗 根本不是周文王一類的圣君，但他表示要以己心為“天心”，要生殺予奪 “惟帝之名”，應該說是他主觀上希望做到的。說夏言對世宗缺乏忠誠之 心顯然是不公平的，即使在其遭貶家居時，他也依然是“夢中長侍君王側” （同上卷五，《王宸樓》）的。當他最終身陷囹圄時，其自我處于深深的矛 盾痛苦之中，他的《拘幽三首》（同上卷七）典型地體現了此種心態： 晝杳杳兮忘朝昏，夜冥冥兮孰知宵辰。方炎夏之勃郁兮，攸秋涼之蕭 森。此何地兮今何辰，嗟遘厲兮而豈無因。大哉圣主兮愚哉罪臣！ 白日沉冤獄，青天網不疏。圣恩隆未報，臣罪固當誅。 白發吾已老，青史任他年。死去有余地，生來不愧天！ 他感到了攸忽之間便由夏到秋的世態炎涼，也感嘆自己是遭逢了不白 的“冤獄”，但他依然不敢埋怨皇上，而寧可將其歸為他因。然而他還是 感到了冤枉，因為既然是“臣罪固當誅”，那又何必“生來不愧天”？既 然是無愧于“天”，那又有何當誅之罪？于是只好嘆一聲“大哉圣主兮愚 哉罪臣”，除了對赫赫君威的恐懼之外，似乎還透露出一種被愚弄的后悔 之感。但這一切都于事無補了，于是他唯有揮筆寫下一首《擲筆長逝》作 為生命的結束：“勞形生何為，忘情死亦好。游神入太虛，相伴天地老。” （同上）他謹慎小心地侍奉世宗，忍受著案牘勞形之累與精神緊張之苦， 如今卻得到如此下場，這人世還有什么值得留戀，還有什么不能忘情？當 自己的靈魂升入太虛之后，能夠相伴天地而無盡，沒有了勞累與驚恐，不 比這充滿是非的朝廷更令人愜意？他這看似通達的背后，實際上是對君恩 的絕望與不公待遇的控訴。后來的歷史證明，不僅是夏言，凡是性情剛愎 者都很難與世宗長久共事，因而也就被先后治罪貶官，當然，夏言為此而 丟了腦袋，是他們中間最不幸的。與世宗合作時間最長的，反倒是與世宗 性格并不相似的嚴嵩，盡管他后來也倒了臺，上臺的也是與世宗性格不相 似的徐階。因此，在一位剛愎自用的君主統治下，最終形成的必然是陰柔 的士風，尤其在官場中更是如此。當時及后來的許多史學家均注意到了此 一點，《明實錄》在總結夏言的失敗原因時說：“然其人才有余而識不足， 憑崇傲肆，威福自由，無所忌憚，上寢不能堪，稍稍以微旨裁之，言不為 懼。久之上益厭，屢加叱啐，麾斥來去，無復待輔臣禮，言亦不以為恥。 本年再入政府，一意下恩怨，人皆側目視。及為嵩所誣遘，遂致身首異處， 天下雖以惡嵩，而亦以言為不學不知道，足以自殺其身而已。”（《世宗實 錄》卷三四一）此段評語不能算是完全公正，亦不知其所言“知道”為何 指，但有一點是正確的，那便是夏言之死乃是由于傲慢的個性使世宗難以 忍受。而谷應泰則更是將夏言之失敗與嚴嵩之成功并舉對言：“桂洲胎禍 于香冠，分宜追思乎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頷珠者有巧術也。況嵩又 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 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贓婪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藉藉，嵩遂狼狽求 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 其好貨，不過駑馬戀棧。”（《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四）可知夏言即使有忠 誠之心，而其跋扈之氣亦難容于世宗；而嚴嵩盡管有貪污好貨的丑行，而 其曲謹之性亦將獲崇于君上。是不是可以說，夏言的橫死與嚴嵩的得勢構 成了嘉靖朝士風轉折的明顯標志呢？ 陽明心學在嘉靖中便是面對著如此的政治環境與官場風氣，由此也就 決定了它坎坷的命運。早在嘉靖元年，便有御史程啟允、給事中毛玉“倀 議論劾，以遏正學”，其實就是對陽明心學的攻擊；嘉靖二年，“南宮策士 以心學為問，陰以辟先生（指陽明）。”但此時或許與世宗尚關系不大，而 是“承宰輔意也。”（《王陽明全集》卷三五，《年譜》三）今所見世宗明 確對陽明及其學說表示不滿是在嘉靖七年：“王守仁報斷藤之捷，因言廟 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臣得以展布四體，共成厥功，宜先行廟堂 之賞，次錄諸臣之勞。上不悅。先是上以守仁捷書示閣臣楊一清等，謂守 仁自夸大，且及其生平學術。”（《明通鑒》卷五四，嘉靖七年閏九月）究 竟是聽信了他人的挑撥，還是他自身的真實感覺，今日已難于得知，但世 宗已對陽明及其學說產生忌恨則是事實。至于他所忌恨的內涵，在次年禁 止王學的話中已顯露無遺，即所謂的“放言自肆”，尤其是桂萼等人所說 的陽明弟子對他的神化，什么“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不僅將陽明視 為圣人，且視為神人，作為專橫自大的世宗來說，是絕對難以接受如此事 實的。后來茅坤在回顧本段歷史時指出：“圣朝以來，弘治及今皇上，海 內文人學士，彬彬盛矣。而今皇上丙戌（嘉靖五年）、己丑（嘉靖八年） 之間尤為卓落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用者，又不得通顯，或且不久； 其馀放棄罪廢者，不可勝數。……蓋人情樂軟熟，而忌奇偉；譽隨詭，而 惡激昂。而間有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會，必能竊黃老短 長之馀以自便于世也。”（《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一，《與李中麓太常書》） 而嘉靖八年對陽明死后恤典的剝奪，可以說正式拉開了這場禁錮王學的序 幕。首先是參加議禮的王學諸人，據《明史·方獻夫傳》曰：“霍韜、黃 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 （卷一九六）至嘉靖十五年后，眾人已被斥逐殆盡矣。下面看陽明弟子中 的幾位主要成員的遭遇：錢德洪（1496—1574），字洪甫，學者稱緒山先 生，浙江余姚人。嘉靖五年參加科考，不廷試而歸，十一年始赴廷試，出 為蘇學教授。后升刑部員外郎。因郭勛下詔獄，他根據獄詞定了郭的死罪， 可世宗不僅未治郭之罪，反將德洪投之詔獄，并且一直被囚到郭勛死方才 得出，被斥為民。（見《明史》卷二八三，《錢德洪傳》，又見《明儒學 案》卷十一）王畿（1498—1583），字汝中，號龍溪，浙江山陰人，亦參 加嘉靖五年科試，與緒山皆不赴廷試而歸，十一年始廷對，后官至武選郎 中。《明儒學案》曰：“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 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偽學小人，黨同妄薦。’ 謫賢外任。先生因再疏乞休而歸。”（卷十二，《王畿傳》）遂終生不仕。 季本（1485—1563），字明德，號彭山，浙江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曾任御史之職。他先是因救他人而上疏獲罪，被貶揭陽主簿，稍遷弋陽知 縣。此時桂萼入居內閣，路過弋陽時，季本告知桂萼陽明之功不可被泯滅。 可桂氏非但未彰陽明之功，且奪其身后恤典。季氏后升任南京禮部郎中， 在任上與鄒守益相聚講學，“東郭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后來在 長沙知府任上又“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同上卷十三，《季本傳》） 聶豹（1487—1563），字文蔚，號雙江，江西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他在陜西按察司副史任上，“為輔臣夏言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 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系之。先生系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 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逾年始出”（同上卷十 七，《聶豹傳》）當二人在詔獄中對面而坐時，盡管聶豹沒有埋怨夏言， 但他們的心情肯定是復雜而不平靜的。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 別號念庵，江西吉水人，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嘉靖十九年為左春坊贊善 時，世宗此時已常常不理朝政，“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 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 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為民。”（同上卷十八，《羅洪先傳》） 羅洪先自此再未出仕，隱居終生；而唐順之以后尚出山御倭，并引起一番 爭議，此是后話。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江西泰和人。他的遭遇更帶有點 荒誕色彩。他是因上疏諫世宗在禁中建“雷壇”而獲罪的，“上怒，杖四十。 入獄，創甚，百戶劉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至乙巳（二十四年），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于 箕，為先生三人訟冤，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嘉 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恍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 還家。”（同上卷十九，《劉魁傳》）晴川先生之得以生還，完全是靠了神 仙的大力幫忙，否則怕會就此死于詔獄之中，因為此時畢竟距世宗駕崩尚有 二十年之久，若指望新皇上登基而求得赦免，顯然是不可能的。陳九川，字 惟濬，號明水，江西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他在正德時已經因諫武宗南巡 而被廷杖五十除名。嘉靖時復了太常博士的官位，但又遭到張璁、桂萼的算 計，因張、桂二人與費宏有隙，便指使通事胡士紳誣告他用貢玉賄賂費宏， 結果被“下詔獄榜掠，謫鎮海衛。”盡管后來他“遇恩詔復官”，但他已沒 有混跡官場的興趣，便致仕歸家講學去了。（同上，《陳九川傳》）魏良弼， 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他在任職禮科都給事中時， 因營救上疏言事而下詔獄的御史而被下獄拷訊。復職后又因彈劾張璁而 “受杖于殿廷，死而復蘇。”嘉靖十二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職名下 獄，先生以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在短短的三年中，他“累遭廷杖， 膚盡而骨不續，”但卻“言之愈激”，連世宗都感到驚異：“上訝其不死， 受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真難說世宗對他是什么心情，鼓勵他 勇于直言嗎？但何以要將其折磨得“膚盡而骨不續”？是厭惡其直言放肆 嗎？那又何不將其貶官，或者斃之杖下以塞其口？真令人懷疑他是在玩貓 捉耗子的游戲。但張璁卻沒有世宗的耐性，當他復位后，終于利用京察而 將魏良弼罷官而去，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同上，《魏良弼傳》）沒有必 要再列舉下去了，僅此已足可見陽明心學在嘉靖中所遭受的挫折。王門弟 子的這些遭遇不能被視為偶然的現象，而是朝廷有意的舉措。世宗除了在 嘉靖八年下詔禁王學外，嘉靖十六年又下令明禁，《明通鑒》于本年四月 記曰：“壬申罷各處私創書院。時御史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偽學私 創，故有是命。”（卷五十七）余繼登《典故紀聞》敘述更為具體：“嘉靖 時，御史游居敬請禁約故兵部尚書王守仁及吏部尚書湛若水所著書，并毀 門人所創書院，戒在學生徒勿遠出從游，致妨本業。世宗曰：‘若水留用， 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創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創者，巡按御史參奏。 比年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不許循襲，致壞士風。”（卷 十七）看來世宗不僅對王學要嚴加禁止，而且只要有標新立異傾向者一律 在禁約之列。如果說這是從禁之一面而入手的話，世宗覺得仍然不夠，于 是他又在次年兼從正面立論，其詔書曰：“士大夫學術不正，邪偽亂真， 以致人才卑下，日趨詭異，而圣賢大學之道不明，要非細故。朕歷覽近代 諸儒，惟朱熹之學醇正可師，祖宗設科取士，經書義一以朱子傳注為主。 比年各處試錄文字，往往詭誕支離，背戾經旨。此必有一等奸偽之徒，假 道學之名，鼓其邪說，以獲士心，不可不禁。禮部便行與各提學官及學校 師生，今后若有創為邪說、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道官指名劾奏。” （同上）本年在位首輔大學士為夏言，他于嘉靖十六年以少傅、武英殿學 士入閣。（見王世貞《內閣輔臣年表》，《弇山堂別集》卷四五）其實，早 在嘉靖十一年，夏言便向世宗上了《請變文體以正士習等事疏》，其中除 批評了“以艱深之詞飾淺近之說”的復古傾向之外，同時又指出：“刻意 以為高者，則浮誕詼詭而不協于中；騁詞以為辨者，則支離磔裂而不根于 理，文體大壞，比昔尤甚。”（《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二）其矛頭顯然是 指向陽明心學的。故而上述世宗的那份詔書或者就是出于夏言之手也說不 定。然而夏言對心學的厭惡，對王門弟子的迫害又不能僅僅視為是個人間 的恩怨，正如他本人所說，他是以“天心”為心的，也就是說體現了朝廷 的意志。因而沈德符徑直指出：“世宗所任用者，皆銳意功名之士。而高 自標榜，互樹聲援者，即疑其與人主爭衡。”（《萬歷野獲編》卷二）則無 論是復古派還是陽明心學，均抹不掉這“高自標榜，互樹聲援”的特征， 當然也就在禁止之列了。 王門弟子萬士和曾如此概括嘉靖中期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狀況： “明興，士大夫之學謹規矩，守格套，以為道在是矣，而或滯于事為形器 之末。有陽明先生者出，一剖其藩籬，倡良知以詔天下。世之從事其說者 欣欣然足矣，而或墮于空虛無著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彼曰： 汝拘。此曰：汝放。”（《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見《明 文海》卷四四四）可知當時譏心學為虛者不在少數，這種指責不僅來自程 朱理學，同時也包括陽明的朋友，如與其辯論的湛若水，以及著《明道編》 以批評陽明的黃綰等等。尤其是黃綰，他既是陽明的朋友，又是其弟子， 還是其兒女親家，從感情上他極為傾向于陽明是可以想見的，但他卻指出 陽明良知之學“空虛之弊，誤人非細。”（《明道編》卷一）這些批評當然 不是無中生有，王學在嘉靖中期的確有追求超越的虛無傾向，但這既不是 陽明的本意，也不是其弟子們的本意，而是時代壓迫的結果，只要看一看 當時士人的生存環境，便會對其有充分的理解。在此不妨以薛侃與周怡二 人為例。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他是王 門弟子中崇尚氣節的典型，亦具有為朝廷竭其忠誠的抱負。嘉靖十二年， 皇長子生二月而夭折，薛侃私下寫好一篇疏稿，根據祖制請求在親藩中選 擇一位賢達者，迎入京中作為守城王，等太子生下來時再令其至封國為王。 他本來是為朝廷而謀慮，不料卻卷入了夏言與張璁的黨爭之中。當時他將 此疏稿拿給同年進士太常卿彭澤看，而彭乃張璁之私黨，便暗自對張璁說： “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為言所為，則罪不可解矣。” （《明儒學案》卷三十）于是便鼓勵薛侃說：“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 上。”待上疏后世宗果然大怒，說薛侃私通藩王，欲窺皇位，敕令錦衣衛將 其逮捕，召集眾多官員審問他。葉權《賢博編》記此事曰：“上服朱衣，坐 便殿。命且不測。薛被拷，慷慨辯論，言臣具草，未敢奏，以示彭某，彼實 謄上之。就班中拽彭，并掠治，彭懵地。張遂大言，侃小臣，未應敢爾， 當是大臣主使為之，且言且目夏。薛知張意，因曰，幸寬臣刑，待臣拜命， 即招主使者。張令弛刑，薛叩頭畢，大呼太祖太宗皇帝鑒臨，張孚敬令臣 為稿，將有所中傷，不知其他。夏既得白，大罵孚敬奸臣，傾危善類。小 黃門入奏，上起更黃衣，有旨，張不問，夏罵朝失儀，以尚書致仕，而薛 與彭俱得謫戍。自是上遂主意于夏而薄張矣。”（《明史資料叢刊》第一輯， 第184—185頁）本條史料《明儒學案》亦有記載，只是細節略有出入而 已，故而應是實有其事。在此皇上時刻在猜疑士人存異心而危皇權，乃至 親自拷訊臣下；而張璁等人則在固一己之寵而排陷他人，薛侃夾在中間， 其為國之忠心不僅不能被理解，反倒遭到殘酷拷掠并被逼迫充任黨爭的工 具，他若聽任張璁的指使，也許會少受皮肉之苦，但卻成了十足的小人； 他若堅持自我氣節，則便會理所當然地領受百般地折磨。情急之下，他不 得不將內情和盤托出，顯示出其君子的風范。但夏言的得勢并未給王學帶 來絲毫的轉機，而且皇上在得知真情后依然不肯放過他，依然將其“謫戍” 而了事。在此種情形下，他還有什么理由不歸隱講學以終其生。從客觀上 講，他已沒有出仕的可能；從主觀上講，他在仕途上已難保自我氣節的完 善。那又何不歸山以獨善其身呢？因而，薛侃對陽明是深深理解的，他決 不信陽明之學為禪，故而逢有疑問者便予以辯難解答，誠如《明儒學案》 所言：“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有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 生一一辨之。”（卷三十，《薛侃傳》）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 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為吏科給事中。嘉靖二十二年夏，上 疏彈劾嚴嵩、翟鸞、許讚等大臣不和狀，其中說嚴嵩：“今嵩等在內閣則有 違言失色，見陛下則有私陳背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又安望其率下事上也。” 又解釋朝政敗壞之原因說；“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 開納銀之例，而府藏未能實；蠲租之令數頒，而百姓未能蘇。所以然者， 陛下焦勞于上而下無奉命之臣，凡所以利國家惠民生安邊徼者曾無遠慮， 惟知背公營私以市威福。”周訥之時論是否說到了點子上當然還可以討論， 但奇怪的是世宗的處理方式：“疏入，上以怡言諸臣不和論非不正，然其 本意直是謗訕，至其所論禱祠等事，咎在朕躬，何以不先言之，令具實對 狀。怡復具疏請罪。詔杖之闕下。”（《明通鑒》卷五八）既然所論“非不 正”，又何來“謗訕”之本意；既然承認“禱祠等事”是“咎在朕躬”，又 有何必要糾纏于“不先言之”？當然，無人能奈何皇上的強詞奪理，周怡 先生也只好趕快上疏請罪，但還是沒能躲過廷杖的刑罰，更嚴重的是，他 還與劉魁、楊爵一起經過了世宗一捉二放的荒誕而痛苦的經歷，而且這牢 獄生涯的時間整整長達五年之久。“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冬，上修醮事， 三殿災，上大悟，下敕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恩就道。”（萬世 和《訥谿周公墓表》，見《明文海》卷四四四）周怡何以如此匆匆忙忙地 辭朝歸家，這務須先了解其在獄中所受的人生歷煉及其所產生的人生體 悟，方可得到滿意的答案。他有《囚對》一篇，是其獄中留下的產物，其 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枷，日有數人監之，喟然 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有枷則不敢以妄動， 監之眾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明儒 學案》卷二五）此段材料除卻讓我們得知周怡先生在鎮撫司監獄中的具體 情狀外，同時也使我們領略了他亦莊亦諧的幽默。然而并非人人皆可具備 這份幽默，陽明心學的超越境界應該說幫了周氏不少忙。即使如此，在世 宗決定放過他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回鄉而去，再不愿在此享受那“疾徐 有節”的程朱理學功夫了。 在這種進退失據的境遇中，身處官場中非但難有作為，還要忍受巨大 的人生折磨與精神苦惱，要么成為君主專制的犧牲品，要么成為激烈黨爭 的犧牲品。當時的官場真可謂花面逢迎，人奸似鬼，那么正直的士人也就 理所當然地渴望歸隱而去。別的不講，就連批評陽明空虛的黃綰先生，最 終也不得不走向歸隱一途。對此，王慎中的經歷或可作為很好的證據。王 慎中（1509—1559），字道思，號南江，別號遵巖居士，泉州晉江人。嘉 靖五年進士，先后任戶部主事、吏部考功員外郎、禮部員外郎、山東提學 僉事、河南參政等職。他先是得罪了新貴張璁，被貶謫常州通判，然后又 得罪了權臣夏言，嘉靖二十年大計時，夏言“遂內批不謹，落其職。” （《明史》卷二八七，《王慎中傳》）從此他再未踏入官場。他有一首 《悔志》的五古詩，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當時歸隱士人的心態，其曰：“早 受天刑拘，遂耽人爵貴。強學思干名，樂仕忘竊位。結交托時豪，然諾重盟 誓。只好朋友歡，拙為妻子計。約游見星移，赴急若飚至。掉舌常屈人，扼 腕獨憤世。出言譏王公，慕達不事事。傲睨多脫略，嘲謾無嚴志。輒希孔門， 自比周士肆。擇術謬毫發，千里遂不啻。反躬盡愆尤，考古何乖異？多憮豈 通方，易盈知小器。不聞長者言，下流良足畏。”（《遵巖集》卷一）這 其中當然有自傲的成分，也不能將其悔過看得太認真，但他通過這首詩畢 竟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如今這個世界已不再能夠容忍正直之士的存 在。因而他的自悔實際上是對時局的諷刺與控訴。否則他不必時時吟出如 此詩句：“已知直道非今好，莫向時人嘆路窮。”（同上卷七，《龍南崗久 謫不召詩以為嘆》）“從今雙眼看人世，攸忽浮云幾變更。”（同上，《生 日自述二首》其二）他甚至借溺亡者而憤激地說道：“鼓枻乘流一丈人，入 流不出返于真。厭盡世間塵垢濁，清川為濯去時身。”（同上，《挽王隱者 溺水死》）當這位老者入水歸真時，他的身上仿佛已堆積了過于厚重的世俗 塵垢，必須用清川之水洗濯潔凈，方可返回那干凈的另一個世界。其實， 在嘉靖士人的身上豈但堆積了世俗的塵垢，現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也造成 了壓力與傷痕，王慎中在五十歲左右即溘然而逝，難道與其精神的郁悶毫 無關系？嘉靖年間的確是士人歸隱傾向非常突出的，盡管他們歸隱的原因 與目的并不完全一樣，但都必須面對如何回避現實環境的壓迫與歸隱后如 何從新安排人生自我的問題，茅坤對此曾有過概括的敘述，頗可說明此中 情形，其曰：“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頹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 蓋罕矣！間有之，必其游且久，數郁郁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絕俗，而有所 不能容于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憮于世之顯人巨公，而懼其以睚眥中 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逾矣，例當以請自去者也。若此者，彼 皆有所縻于中，特其遭困厭窘迫之故，不得不以釋而去，非所謂頹然恬勢 利以飽丘壑者也。是以去之久，稍稍或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縻乎世， 抑久矣！茍非超然有所脫于外，以務悅乎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乎哉？”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十一，《送華補庵郎中還山序》）茅坤所概括的當 然不錯，士人的歸隱幾乎都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若非萬般無奈，很少有人 愿意放棄入世的追求，因為無論是為家族的利益還是為自我的成就，離開 現實的進取都無法實現。而難以歸隱的另一個原因便是歸隱后的難以持 久，在離開社會人群之后，歸隱者必須有忍受孤獨的勇氣與耐心，否則的 話，便會重新陷入世俗的泥淖，或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而有損身心的健康。 在正德時期，有李夢陽、康海諸人為例，在嘉靖時期，則有李開先為例。 李開先（1502—1568），字伯華，號中麓，山東章丘人。嘉靖八年進士。 官至太常寺少卿。他也是因得罪權相夏言而被削職為民的。關于他罷官家 居時的情狀與心態，殷士儋曾作過如此說明：“乃辟亭館召四方賓客，時 時以其抑郁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為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余言， 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幾遍海內，而名亦 隨之。人或以靡曼謂公者，公不顧。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煨塵者， 或傍山而吟，或披發而笑，或鹿裘帶索而歌。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 故緣此以自泄。而世以恒度測之，遠矣！若公者毋亦有所負而欲泄歟！良 可悲也！”（《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李公墓志銘》， 《明文海》卷四三六）李開先象李夢陽一樣陷于酒中之樂，象康海一樣迷于 金元樂府，則其精神狀態顯然也是流于頹靡。所謂“有所負”，實在是難以 忘懷現實與不平；所謂“自泄”，實在是心底積蓄了太多的憤怒與郁悶。正 如茅坤所說，真正能夠棄官而去，恬然于勢利之外而欣然于山水丘壑者實 在太少了，也就是說，從人性的角度言，喜熱鬧而厭孤獨乃是人之共性， 或者說是人性的缺陷。要克服此種缺陷是非常艱難的，這除卻極大的忍耐 性之外，還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人生觀作為信念的支撐，而作為嘉靖士人 信念支撐的，恰恰就是王陽明的心學。因此，嘉靖時期陽明心學的演變趨 勢之一，便是求虛求適的傾向的加強，這既是王學中人解決自身人生困境 的必然，同時也為士人群體提供了人生信念的支撐。陽明弟子鄒守益在給 唐順之的一封信里說：“仆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撓志，而渠謂久住山林無 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以嘆，古今兩項癥候，耽擱了多少豪俊。安 得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繁劇而常定，岑寂而常充乎？”（《東郭鄒先生 文集》卷五，《簡唐荊川》）這既是鄒、唐二人的難題，也是嘉靖中其他士 人的難題，因而也就成了其心學討論中的重要論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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