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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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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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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王陽明的心學品格與弘治、正德士人心態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曾指出明代心學之發展大勢曰：“有明之學， 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功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 動。至陽明而后大。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后來從不說起，其故 何也。”（卷五《白沙學案》上）由此陽明與白沙間學術思想之關系遂成為 一爭議的題目。其實黃氏之語并非完美無缺，起碼有兩點可以拈出討論。一 是陽明與白沙的學術思想盡管可以說“相近”，卻不能說無別，較黃宗羲更 早的東林中堅高攀龍便與其所言不同，他在梳理宋明理學之學脈時說：“陽 明與陸子靜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于子靜，子靜心粗于孟子。自古以來圣賢 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橫渠、 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高子遺書》卷五） 高氏將白沙之學與康節、曾點歸為一脈，根據上章所論，顯然是合乎事實的， 但他卻并未將陽明之學歸于曾點之下，而是另立孟子、陸九淵、王陽明為一 脈。學脈不同，當然差別便是主要的，則陽明之不提白沙，也便不值得大驚 小怪了。對此陽明之得意弟子王畿亦曾言之甚明：“愚謂我朝理學開端還是 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 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毫厘。”（《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五，《復顏沖宇》） 此雖言“毫厘”，然以古訓衡量，有差以毫厘之開始，便有失之千里之結果。 二是陽明先生也并非“從不說起”。他在與周道通書中的一段話，可以作為 證明：“閑居中靜觀，時物生息流行之意，以融會我志趣，最有意一良知。 昔今康節、白沙二先生，故皆留情于此。但二先生又似耽著，有不欲舍之意， 故卒成隱逸，恐于吾孔子用舍行藏之道，有未盡合。”（張立文整理《王陽 明與周道通答問書》，見《浙江學刊》1996年第 5期）于靜中觀悟“時物生 息流行之意”，亦即體悟天下萬物一體之仁，此與陽明所言“良知”相去不 遠。但陽明又認為，白沙先生始終沉浸于此而“不欲舍”，割裂體與用，故 而到底只能成就其“隱逸”品格，這顯然不符合孔子“用舍行藏”的儒者人 生追求，故而不可取。就主導特征看，白沙心學雖未全離儒門，但成就自我 則是其主流；而陽明在“為己”的前提下，乃“成己”與“成物”并舉，或 者說只有通過“成物”，方能更好地“成己”。而成己與成物的統一，才是 萬物一體之仁真實精神的體現。陽明并不反對隱，但卻不能“執”，應該用 則行而舍則藏，從而達到無入而不自得的超越境界。從此一角度看，陽明之 不經常提及白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要真正弄清陽明心學的真實內涵及 其與白沙心學之關系，就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即陽明心學發生的原因與其 基本人生價值取向。故而本章由三節組成：第一節探討陽明心學發生的心理 動機與當時士人心態的關系，第二節探討良知說的內涵與發生背景，第三節 探討其求樂適意的人生觀。從梳理明代學術思想的縱向發展的角度看，前兩 節重在求白沙與陽明之異，而后一節則重在求二者之同。當然其核心仍在于 突出陽明心學與士人心態的關系問題。 第一節弘治、正德的士人心態與陽明心學發生的心理動機 一、弘治、正德二朝的士人境遇及其心態流變 關于陽明心學的產生原因，目前學術界一般均概括為程朱理學的僵化與 明代中期政治的腐敗這兩點。如近些年來研究王學卓有成效的楊國榮與陳來 這一南一北兩位青年學者，便均持此種觀點。陳來先生說：“王守仁的思想 在整體上是對朱熹哲學的一個反動，他倡導的心學復興運動不僅繼承了宋代 陸九淵心學的方向，而且針對著明中期政治極度腐敗，程朱學逐漸僵化的現 實，具有時代的意義。”《宋明理學》第 258頁）身處上海的楊國榮先生除 此之外，還著眼于經濟的原因，故而在其《王學通論》的目錄第一章第一節 “王學形成的歷史前提”下，設立了“天理的困窘”與“新的社會經濟因素 的折射”兩個小標題，便可明顯看出其思路。這些設想總體說來大致不錯， 但真正將陽明心學產生的個人心理動機與時代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結梳理清楚 者，至今仍不多見。美國學者考夫曼在其《存在主義》一書中談到雅斯培時 說：“他告訴我們真正的哲學思索必須源自一個人的個別存在，從而幫助他 人去了解到其真正的存在。”（見該書第15頁）就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論題 來說，雅斯培的主張無疑特別重要，因為作為重個人體悟、講心與理合一的 陽明心學，他當然更強調個體的存在與個人心理的體驗。但與此同樣重要的 是，時代因素對王學的產生作用也不可忽視，因為哲學家固然可以只針對一 個人的個別存在而思索，可他如果要影響他人，從而幫助他人去了解其真正 的存在，就必須思考與他人共同面對的人生存在問題，否則其思想即使不胎 死腹中，也決不可能有廣泛的時代回應。王學作為對明代中后期造成了深廣 影響的一個學術流派，其產生必然既是個體性很強的行為，同時其所思內容 又是大批士人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因而陽明時代士人群體的心態與其個人的 心態之間以何者為聯結點，便成為研究陽明心學的一個關鍵問題。 我們先從弘治、正德士人群體的心態談起。一般地說來，新的學術思想 產生的時代必然是變動巨大的時代，而二者的聯結點便是士人心態的變化。 弘治、正德時代的最主要變化我以為是士人與皇帝之間關系的突然轉折，并 由此帶來了士人心態的突變。具體地講便是弘治時代孝宗與士人關系的融洽， 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興的政治理想與進取的人生態度；而正德時期士人與 皇權關系卻趨于緊張,并由此造成了士人政治理想的破滅與憤激悲涼的心態。 王陽明的人格心態是此種歷史環境的直接產物，同時其心學的產生又是其人 生自我對時代的回應，并試圖為士人群體的人生困境提供一種有效的解決方 案。 弘治一朝在明代是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時期，因為它被許多人稱為大明之 “中興”，但也有人并不予以認可。比如下面這兩條同樣采自談遷《國榷》 的材料卻表現了褒貶完全不同的見解： 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見聞不敢緘秘。臣 自閏四月以經里河天津，遇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 不至，客船希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人，面有菜色。極目四望， 可為寒心。臨清安平間，盜賊縱橫，聞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陽或掘食死 人，或賤賣生口。民心惶惶，莫知所措。江南浙東，荒歉方數千里，戶口消 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逋。夫東南財賦所出，歲荒 至此。北地呰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勘之？臣非經歷此地，則雖久 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詢之官 吏，皆言冗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斂重派，木植顏料，物無虛月， 內府錢糧，交納使用，靡所紀極；京城修造，前后相仍，工役軍士，累力倍 錢，每值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征科過度，請乞無厭；親 王之國，供費至二三十萬；修齋掛袍，開山作礦，無益害有益者，間復有之； 加以貪官酷吏，肆虐為奸，民力困窮，怨咨交作。他如游手之徒，托名皇親， 附搭鹽船；聲言造店，關津羅網商稅；縱使群小，掊擊閘河官吏；逐捉鬻販， 居民騷擾動地，又臣目覯。在途如此，在彼可知。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 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于容隱， 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如閘河然， 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蓄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今生民日 疲，國計日匱，若事事蠲之，則不可盡蠲；時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圣心 轉移間而已。陛下以災異戒飭群臣，詔書屢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勛戚， 動為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者所言，又成故紙。伏望采擇，斷 在必行。”上納之。因自劾求退。不許。（卷四五，弘治十七年） 鄭曉曰：“帝仁恕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欲，愛民節用；方術宦寺， 莫敢干撓；憫災思患，戢盜防胡；且崇德報功，興滅繼絕；憂勤惕勵，始終 不渝。跡其修齊治平之效，蓋有得于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祀奉慈而 秩分甚嚴，友愛興獻而恩禮愈篤，悼念昭德而保護甚至。廟號孝宗，不亦宜 乎？即位之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眾賢并進，李東陽、 謝遷、丘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大夏、周經、戴珊、張敷華、黃紱、何 喬新、彭韶、楊守陳、周洪謨、許進、楊繼宗、屠滽、秦紘、鄧廷瓚、謝鐸、 章懋、張悅、林瀚、吳寬、張元禎、王鏖、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 一清、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旬宣方岳。方是時，朝多耆俊之臣， 野無廢錮之彥；士修端靜之節，人懷噪進之恥；吏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 澤。洋洋乎，蔚蔚乎，有豐芑棫樸之化焉。說者又曰：泰陵晝接再三，虛懷 霽色，勵精訪治，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 失良期。然十九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禮以 隨時為大。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幾至刑措，商周甲戊 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 哉!”（同上，弘治十八年） 李東陽是弘治朝的重臣，上述所引文字又是承給皇上的奏章，其態度應 是極為嚴肅的。文中所寫亦多為作者所親見，情況當屬事實。鄭曉為嘉靖二 年進士，距弘治年間亦不甚遙遠，他的話也不會全是空穴來風。那么面對他 們截然不同的態度，就應該十分謹慎。比如李東陽說“貪官酷吏，肆虐為奸； 民力困窮，怨咨交作”，而鄭曉卻說“吏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澤”，那 么誰的話可信呢？根據常識判斷，李東陽所言應更接近于事實，就是說弘治 時期決非如后來的文人所想象的那樣美好，簡直達到了儒家理想中的盛世。 但所謂的“弘治中興”是否完全是虛假的呢？我以為也并非全為文人的美好 幻想。弘治中興的真實含義應該是皇帝與文官集團的關系又恢復到了一定的 和諧程度，并且在穩定朝政、整治腐敗方面進行了一定的努力。這可以從皇 帝與文官兩方面來談。 明孝宗盡管不象文人們所稱頌的那般英明偉大，但較之其父憲宗的所作 所為則無疑有極大的改觀。這大概與他的身世有一定的關系。成化朝萬貴妃 后宮專權，為維護自己的專寵地位，她對其他嬪妃，尤其是有可能獲得皇上 寵愛的嬪妃采取甚為嚴厲的手段橫加迫害。以致孝宗生下后被隱藏宮中達六 年之久，后來雖被立為太子，但其生母還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而他本人也不 得不極為謹慎地防范來自萬貴妃的暗算。就這樣他從六歲開始，靜悄悄地在 太子的位置上整整觀察了十二年，對老皇上的崇信宦官，萬貴妃的專橫跋扈， 內閣大臣的寡廉鮮恥，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在繼位之初，他顯然有做一 個好皇帝的打算，從而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諸如斥逐方士李孜省、太監梁 芳及外戚萬喜、萬達及其黨羽，罷免內閣首輔萬安及閣臣尹直的職務，其先 后斥逐奸佞官員達兩千余人，罷遣禪師、國師及真人千余人，所謂“先朝妖 佞之臣，放斥殆盡”。（《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然后又將徐溥、劉健推 為閣臣，起用王恕為吏部尚書，任命丘濬為禮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并 提都團營。這些舉措自然深得人心，并使朝政大有起色。不過這種英明舉措 并沒有堅持多久，孝宗便流于松懈放任了，以致在弘治十二年兵科給事中張 弘至上奏指出其“八漸不克終”的過失。①孝宗作為皇帝的缺陷主要有兩點， 一是不斷地在宮中舉行齋醮之事，二是濫施賞賜，此類行為不僅影響了他對 朝政的關注，而且造成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從此一角度講，李東陽奏折中的 話應屬實情。但孝宗卻有一個大優點，那便是性情比較溫和，他知道“吾不 自治，誰能治吾”（《國榷》卷四五）的特殊身份，于是在許多事情上也就 主動地自我收斂一些。他一般不與文官直接發生沖突，“上嘉納之”幾乎成 為史學家記載孝宗對待大臣奏折的常用語言。有時盡管不愿接受，也只是采 取敷衍搪塞的方式，而不會治進言者之罪。故而明史專家孟森先生說：“至 廷杖詔獄等慘酷事，終弘治之世無聞。”（《明清史講義》 172頁）敷衍搪 塞大臣當然不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應有的行為，但比起乃父時的動輒摧折大 臣的情形，士人的感覺還是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弘治五年十二月，孝宗命 內閣撰寫齋醮用的三清樂章，徐溥等人當即予以拒絕，并義正詞嚴地說：“ 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 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弼缺失，非欲其阿諛 順旨，惟言莫違也。”（《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如此的措辭倘若 放在嘉靖時期，殺頭之罪實屬難免，可孝宗觀后竟然照舊“嘉納之”。此種 性情恐怕只有仁、宣二帝庶幾近之。能夠虛心納諫是文人眼中帝王有德的一 個重要標準，因為這不僅可以取得一定的政治實效，更重要的是它能夠使君 臣間的關系處于一種融洽和諧的狀態。 從文官集團這方面看，他們在成化朝飽受了宦官等黑暗勢力的摧殘，他 們或被貶官或主動歸隱，曾一度與皇權產生了一定的距離感，這也是陳獻章 心學流行的原因之一。但到了弘治朝后，由于孝宗的溫和性情與銳意革新的 種種舉措，使他們與皇權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又建立了信任的關系。這從李東 陽對憲宗與孝宗的不同情感上可以明顯見出。他曾為兩位過世的皇帝各自撰 寫了十首挽歌，在孝宗的挽歌中，他表現出一定的真實情感，其中有三首曰： 恭己同虞帝，祗臺比夏王。內廷無女謁，外囿絕禽荒。富有天和養，終 期歷數長。 彼蒼何不吊，民物共悲傷。（其三） 鶴發呈顏日，龍樓問寢辰。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金石，誠 能動鬼神。 徽稱高萬代，垂憲及千春。（其五） 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道合君臣義，恩 深父子情。 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其七）（《懷麓堂集》卷五四） 孝宗之能否比擬虞帝、夏王難以論定，但史書上沒有留下他有嬪妃的記 載卻是事實，因此史學家谷應泰對此特加表彰道：“聞帝與張后情好甚篤， 終身鮮近嬪御。琴瑟專一，出自掖庭，玄鳥呈祥，遂在中宮，尤古今僅事云。”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僅憑此點，“內廷無女謁”的詩句便不全是溢 美之詞；至于孝宗之孝則是文臣所公認的，否則他死后不會得到如此的徽號； 當然，最令李東陽感激的還是“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的君臣情義。據 史書記載，孝宗在位十八年，共接見內閣大臣議事九次，②這盡管依然不能 算是真正做到了君臣親密無間，但比起憲宗在位二十馀年僅接見一次大臣來 說，也算是難得的盛舉了。因此，對于憲宗皇帝的十首挽歌，李東陽幾乎全 是講得面子話，以致實在找不出這位已故皇上的好處時，只好拉出其后代來 湊數，說什么“欲知圣澤遠，圣子復神孫”。（同上）正因為這些士人在成 化朝的不幸遭遇，更使他們感受到弘治朝的寬松，因而也就易于和皇上達成 和諧的關系。 在士人的心目中，他們無疑是遇到了一位崇儒重文的英明君主，盡管他 還不完全是理想的圣君，還需要臣下不斷地加以勸諫引導，但士人們畢竟又 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對朝廷的信任以及應有的政治熱情。李東陽在上述的奏 章中雖則痛陳朝野弊端，卻并不表示他對朝廷的失望，而恰恰是他求治心切 的反映。他要輔佐孝宗成為圣主，使明王朝再現仁、宣盛世。因為在他看來： “宣德之治，因有得于禮貌之隆、信任之篤者，誠億萬世所當法也。”（《 李東陽集》卷三，《書賜游西苑詩卷后》）那么如今他既已得到皇上的“禮 貌之隆、信任之篤”，理所當然地要實現其“宣德之治”的理想。對此晚明 的錢謙益看得很清楚，故而才會說：“國家休明之運，萃于成、弘，公以金 鐘玉衡之質，振朱弦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長 離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就李東陽本人而言， 其追蹤仁、宣“三楊”風范的意識也是很明確的，故而在《甲申十同年圖詩 序》中說：“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 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唱疊和，鳴太平之樂以續 前朝故事。”（《懷麓堂集》卷三）弘治朝的某些方面的確與仁、宣之治有 相似之處，李東陽的詩文創作也與三楊的臺閣之風依稀相像。當后世的文學 史家扼腕嘆息李東陽未能沖破臺閣詩風時，豈不知李東陽本人也在扼腕嘆息， 只是他嘆息的內容與后人不同，他嘆息的是自己尚未能夠達到三楊臺閣詩風 的境界，之所以不能追跡三楊，并非其主觀努力不夠，而是他無法輔佐孝宗 真正回到仁、宣時期的政治局面。 既然弘治朝之政治不能與仁、宣時完全等同，也就決定了此時的士人心 態不可能是仁、宣士人的翻版。如果認真體味弘治士人的心態，會發現士人 群體被自然地劃分為不同的兩代人，一代是弘治前步入仕途的所謂先朝舊臣， 另一代是在弘治中步入仕途的所謂當朝新進。倘若前者可以用李東陽作為代 表的話，后者則可以用李夢陽為代表。這兩代人當然有其共同之處，如均有 正派的人品與較強的政治責任感。但他們更有不同之處，這不同之處盡管還 沒有象正德時期表現得那么突出，但卻種下了后來發生沖突的根子。李東陽 這代人曾經歷過天順、成化二朝的政治環境，從其先輩岳正那里以及本人的 政治生涯中領受了足夠的人世風波，因而其人格已變得干練而老成，但同時 也沒有了義無反顧的強烈進取精神。李東陽在上呈孝宗的奏折中多次責備自 己“玩愒因循”，固然說明了他求治的急切心情，但因循不決依然是這一代 士人難以克服的人格缺陷。李東陽曾說：“仆嘗飽歷世故，信升沉得失之有 命。故茍命之當黜者，雖王公貴人引手推轂而不得；當升者雖仇人怨家設阱 下石而無如之何。”（《懷麓堂集》卷三四，《與劉方伯書》）這種聽天由 命的人生態度來源于其險惡的政治生涯，當他寫下“十年長養成亦難，一旦 摧頹勢何速”（同上卷九，《悼竹》）的詩句時，其中難道沒有包含自我的 官場感受？因而在李東陽的人生態度中，便混雜了許多復雜因素，他當然不 缺乏經國濟世的儒家政治熱情，故而才會盡職盡責地供職內閣、勸諫皇上， 但同時他又詩酒優游，甚至不斷地表示歸隱田園、自我適意的人生追求。因 而他在《竹林七賢圖》一詩中才會那般向往魏晉名士的風流倜儻，說什么“ 應從晚歲看冰雪，不向京城醉花柳”；“提防不為此曹設，極目頹波正東走”； “新亭灑淚復何人，將相徒懸印如斗”。（同上）在他身上有抹不掉的白沙 心學的影子，盡管它已經被弘治時的政治熱情所覆蓋，但依然會時不時地從 內心深處流露出來。明乎此，則鄭曉所說“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 思少斷，坐失良機”的話，就不能被視為不近人情的過激之言。 李夢陽這一代士人缺乏其前輩的干練與老成，故而往往會意氣用事，流 于偏激，但也沒有其前輩的因循隱忍的特征。他們步入仕途后所感受到的是 寬松的政治環境與進取革新的精神，因而他們具有更為飽滿的政治熱情。李 夢陽后來曾如此描述他對弘治一朝的感受：“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 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馀年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于深谷，馬牛遍 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粱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 干戈之警，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進退理弗嬰于心，蓋暇 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鉤頤剖，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學。”（ 《空同先生集》卷五一，《熊士選詩序》）就文化心態論，此種從容不迫、 優游渾然的風度是弘治文人所共同擁有的。但新生代對“弘學”的產生原因 及其目的與其前輩并不完全相同。具體地講，李夢陽們將重文的原因明確地 歸功于孝宗的提倡獎掖，故而將其視為革新政治的措施之一，此一點被許多 明代士人所公認，如有人說：“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 為文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 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為之一變，朝野 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睹焉。”（《明文海》卷四三三，張治道《翰林 院修撰對山康先生狀》）作為前七子復古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康海，其為文動 機與空同子應無大別。正是有了如此的動機，前七子的復古主張不能簡單地 視之為純粹的文學問題，而是弘治士人實現其政治理想的途徑之一種。他們 興復古文的目的在于興復古道，而興復古道的直接原因在于對現實狀況的不 滿，弘治十八年李夢陽在《上孝宗皇帝書》中即公開指出國家已患元氣之病， 其表現形式為：“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為老 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 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后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空同先生 集》卷三九）在此，對老成圓巧的不滿當然不一定就是指的李東陽本人，但 這種士風卻肯定大都體現在老一代的身上應屬無疑。李夢陽要通過復古而振 作士氣，從而實現其革新政治的理想。但也有人欲從改造學術入手，令士人 能樹立求圣的志向，從而實現其政治理想，這便是王陽明的設想。他們盡管 途徑不同，但同屬弘治新生代，同樣是在弘治士風中所激發的人生追求，那 么他們之間在人格心態上也就有相互詮釋的可能。 弘治十八年孝宗的逝世可視為士人心態的明顯轉折標志。轉折的原因則 是武宗即位后的一意孤行及其與文官集團曠日持久的對抗。武宗與其父孝宗 幾乎沒有什么相似之處，他是明代皇帝中少有的嫡生太子，其生辰是連如貫 珠的申酉戍亥，且與高祖朱元璋相類似，可謂出身高貴。據說他質如美玉， 神采煥發，聰明異常，而又容儀莊重，深得孝宗鐘愛。只是頗好騎射一項有 些特殊，但孝宗認為“克詰戎兵，張皇六師，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 （《明武宗實錄》卷一）殊未料到，后來對朝政造成重大影響的正是這酷愛 騎射的嗜好。其實上述對武宗少年時代情狀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可能出自于實 錄修撰者的溢美之辭，否則孝宗不必在臨終前拉著老臣劉健的手說：“東宮 年幼，好逸樂，卿等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明通鑒》卷四十）如果 將兩段話合起來看，則武宗的突出之處便是愛騎射與好逸樂二項。在他登基 之后，正是這兩大愛好使之不能忍受朝廷禮法的限制，從而將自己擺在與文 官集團相對立的地位。為了滿足其愛好，武宗建了一處特別的行宮——豹房， 在里邊馴服猛獸，訓練軍隊，游玩取樂，甚至將店鋪搬了進去，他則親自“ 身衣估人衣與貿易，持簿握籌，喧訽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調和之。”（同上 卷四二）后來武宗不顧大臣們的紛紛勸諫，日益放肆，愈走愈遠，始則搬入 宣府不回京城，繼之率兵至邊境親自與蒙古騎兵開戰，最終又親任大將軍率 師征討反叛的寧王朱宸濠。作為個人的朱厚照，他精力旺盛，興趣廣泛，甚 至頗有文學才華，他渴望無拘無束的生活，渴望用練兵打仗證明自己的實力， 都不能算什么重大的缺陷。但是作為制度的產物的明武宗，卻不能拋開整個 制度而為所欲為。因為他的行為不僅打亂了本王朝賴以生存的禮法制度，更 為嚴重的是造成了宦官與佞臣的專權。其后果是引動了兩位親王的造反以及 對文官集團構成了極大的危害。御史程啟允曾描繪當時朝廷的混亂狀況說： “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八蠻，待漏入賀，迄酉而禮始成。及散朝 則夜已久矣。枵腹之眾，奔趨赴家，前仆后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 死禁門。其他臣僚以下，失簪笏，毀冠裳，至相慰以得生為幸。而午門左右， 吏覓其官，子呼其父，仆求其主，喧如市衢，聲徹庭陛。”（同上卷四六） 這種混亂自明朝立國以來的確是空前的。而刑部主事李中所言則更具概括性： “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 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 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同上卷四五）武宗對這些喜歡言事的大臣根 本不屑一顧，他輕則不予理睬，重則將其貶謫到遙遠的邊鄙之地去任驛丞之 類的低官小吏，比如這位李中先生就在言事后立即被貶為廣東驛丞。武宗具 有頑強的個性，又擁有至高無上的皇權，故而他決不向文官集團低頭；而在 弘治朝成長起來的這批士人又具有高遠的理想與強烈的政治責任心，用明人 的話說就是近二十年間所培養出的士氣，也決不會輕易向武宗所代表的皇權 低頭。于是，一場大規模的士人群體與皇權之間的抗爭也就勢不可免了。皇 帝的權力在名義上盡管是無限的，但實際上卻并不完全如此，這首先得取決 于皇帝本人的個性以及在行使權力時的正確與否。武宗雖有非常頑強的個性， 卻并不能完全按自我個性隨心所欲地行事，這是因為士人手中還掌握著儒家 之“道”與祖宗之法。比如在武宗南巡時，他必須從內閣那里獲得擬制的敕 書，而當時的首輔大學士楊廷和卻拒絕此事并演出了一幕生動的歷史畫面， 據楊氏本人記曰：“一日，命諸司禮及近臣谷大用、錢寧等同至閣中云： ‘朝廷啟行在邇，敕書尚未有，恐誤大事。今日必欲進稿，令我輩坐待于此。’ 蕭司禮曰：‘先生之言已達，不必再說，今日必欲得敕去，我輩親奉圣旨： 今日無敕，蕭敬等不必來見，可投金水河死也。’予笑曰：‘公等不必死， 若果欲加罪，止罪廷和耳，公等可以此言復命，再遲一年也是如此說，廷和 決不敢奉命也。’……張銳、錢寧怒形于色曰：‘上意決欲如此。’予曰： ‘天子有爭臣，我輩之意也決欲如此。’諸公遂去。至午復來，蕭率諸公羅 拜于花臺前，呼予以尊稱，聲不絕口。予曰：‘諸公皆朝廷貴人，以此相待， 將置我于何地？我所知者太祖太宗之法，太祖太宗以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 之萬世圣子神孫，廷和何人，敢稱朝廷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耶？’至晚復來。” （《楊文忠三錄》 卷三）盡管后來由次輔梁儲勉強草敕，但從中也充分顯示出武宗并非可以事 事隨心所欲。太監們那種苦苦哀求的死乞百賴的神態，實可視為武宗形象的 代表。太監們之不敢強要硬索，是由于武宗的理屈心虛；楊廷和之敢于對抗 皇帝命令，在于他依據了更具權威性的太祖太宗的成法。武宗本人尚無公開 拋棄成法的勇氣，也就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當然，有時也有例外，在劉瑾 專權時便已無成法可言，這是因為他既竊取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又絲毫 不顧及道義法制，故而此時士人的受害也是最慘烈的。但就正德一朝的整體 情況看，武宗始終沒有從根本上壓制住文官集團的士氣。換言之，文官集團 與皇帝之間的對抗伴隨了武宗在位的整整十六年。當然，此種對抗的代價是 巨大的，它使大量士人慘遭貶謫、牢獄、廷杖的折磨，不少人為此丟掉了性 命；同時，整個王朝也日益趨于衰落。 在此種境遇中，士人的心態當然不會與弘治時相同，而勢必將發生巨大 的轉折。在這轉折的過程中，弘治時所形成的新老兩代士人的區別更加明顯， 其矛盾沖突也趨于表面化。作為老一代士人代表的李東陽進入正德朝時為少 數幾位顧命大臣之一，后來又繼任內閣首輔大學士。就其在弘治、正德兩朝 所擁有的地位而言，他的責任無疑在于輔佐皇上以成治道，并協調文官集團 與皇上之間的關系。而要克盡如此職責，便需要他具備寬宏的政治胸襟與圓 熟的政治才干。這些可以說他都不缺乏，若與仁、宣時的三楊相比，應該說 并不遜色多少，并且在弘治朝曾一度獲取過朝廷的認可。但是在進入正德朝 后，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他仍然用原來的人格構成顯然已無法得到 應有的政治實效與文官集團的認可。于是正德朝的李東陽便成為當時乃至后 世的一位有很大爭議的人物。就當時士人對其評價的主導傾向言，是激烈而 不留情面的貶斥，如張芹之疏曰：“東陽謹厚有馀，正直不足；儒雅足重， 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為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于始，及惡跡既彰，又 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明史》卷二0八，《長芹傳》） “謹厚”、“儒雅”本是東陽作為臺閣重臣的優點，但此時卻成為“脂韋” 亦即媚軟的代稱。于是在許多士人眼中，他成了多余的人。明代的不少筆記 都曾記載了如下的一首匿名詩：“文章聲價山斗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 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歸啼。”據郎瑛的解釋：“末句蓋以鳥語哥哥行， 不如歸去。”（《七修類稿》卷四四，《李西涯》）然而，多余人尚非其最 低之評價，更有人將其指為助紂為虐的幫兇角色，史學家谷應泰便是對此特 別留意者之一，他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曾選出下列事件提供給后世讀者： 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為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 為國除害”等語，識者鄙之。（卷四三） 瑾自擅政，馬永成等八黨父俱都督，造墳祭葬。所命祭文，皆東陽撰， 臺諫不敢言。（同上） （正德三年）十一月，劉瑾創玄真觀于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為制碑 文，極稱 頌。（同上） ……獄詞具，乃止連文臣張采、武臣楊玉等六人。采疏稱冤，盡發東陽 阿瑾事， 卒斃獄，剉尸市中。（同上） 關于最后一條鄭曉《今言》有較詳細的記述：“獄詞具上，采疏稱冤， 盡發長沙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不重法誅除此輩，后受其亂。 乃改謀反律，然亦不盡本律。”（卷四）若依此而論，則李東陽豈非成了十 足的小人？但后人亦有持異論者，如錢謙益便將對東陽的批評歸之為不同文 學流派間的相互攻訐，并站在東陽的立場說：“自空同倡為剽擬古學，偭背 師門，秦人康、王輩，失職訾毀。嘉靖初，山東李開先趨風附和曰：‘西涯 為相，詩文取絮爛者，人才取滑軟者，不惟詩文靡敗，而人才亦從之。’王 渼陂為詩喜之曰：‘進士山東李伯華，相逢亦笑李西涯。’嗚呼! 詩文且勿 論也，熊峰以下諸公，直道勁節，抗議論而犯權倖，砥柱永陵之朝，皆長沙 所取人才也，而以軟滑目之，其可乎？斯不可以不辨。“（《列朝詩集小傳》 丙集）錢氏于此褒西涯而貶空同，實有不公之弊。且不言他對西涯的好感另 有用意，③即使就事實本身論，其結論亦有可商量處。茶陵派中固然有勁氣 直節者，但以其后學的有氣節并不能證明其師亦必然有氣節，更何況東陽門 人中尚有軟弱者存在呢？比如與東陽師生情感甚篤的邵寶先生，就曾留下如 此之笑柄：“劉瑾擅國日，邵二泉先生與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見，此人偶失 劉瑾意，瑾大怒，以手將卓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覺蹲倒，遺溺于地。二泉甫 出而蘇州湯煎膠繼至。瑾與湯最厚，常以兄呼之。瑾下堂執湯手而入，因指 地下濕處語湯曰：‘此是你無錫邵寶灑的尿。’蓋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恇怯， 一震之威乃可至此。”（《四友齋叢說》卷十五）據作者何良俊講“此事聞 之王雅宜”，看來并非毫無所據。若依錢氏思路，是否由邵寶而推知東陽亦 膽小如鼠呢？其實，正是被錢氏曾作為勁節例子的長沙門人羅圭峰，卻嚴厲 地指責過其師的媚軟行為。羅圭峰的確為氣節之士，他曾說：“丈夫事在磊 落，掀天地而置生死禍福于度外。”（《圭峰集》卷二一，《與友人論舊事 札》）正因其有如此人格，他才看不慣乃師的軟弱，于是沉痛地寫下了那封 斷絕師生關系的書信，其曰：“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 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 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后，史策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 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 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后公言于眾，大加誅伐， 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同上，《寄西涯先生書》）據焦竑《玉堂 叢語》載：“李得書淚下。”（卷六）是否“淚下”當然不容易證實，但卻 足以證明錢謙益以東陽門人的堅持氣節來論定其本人的并非疲軟是站不住腳 的。也許李東陽本人的話最具權威性，他曾在劉瑾失勢后所上辭官疏中如是 說：“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敕書， 或駁下再三，或徑直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底， 真偽混淆，無從辨白。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也多。荷蒙淵衷明 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櫝中，也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明 武宗實錄》卷六六）其中所言雖難說句句屬實，但應大致不差。在劉瑾專權 時，他同意了劉健、謝遷的辭職而單獨留下東陽，說明在其印象中東陽確實 要較為溫和些。此外，作為首輔大學士的李東陽與秉筆太監劉瑾共事武宗， 往來應酬自是難免，其中違心地講一些奉承吹捧的面子話也是少不了的。此 乃官場慣例，不足為怪，自然也難以作為李東陽大奸大惡的罪證。說到底還 是張芹的話有理，李東陽的致命弱點乃是“脂韋順從”，因而《明史》本傳 評曰：“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蔽，而氣節之士多非之。”是 的，媚軟與氣節，這正是新舊兩代士人的本質區別。至于說究竟是由于李東 陽的隱忍周旋而減少了文官集團的受害程度與政治危機，還是他的因循軟弱 而導致了宦官集團的更加放肆，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認取，可能會有見仁見智 的差異。然而，如果拿后任首輔楊廷和的果決強硬而宦官近侍似乎也無可奈 何的情形相比，則同時士人之批評東陽脂韋害政也并非沒有一定道理。但即 使超越所有的這些是是非非，李東陽的此種隱忍因循人格也還是過時了。因 為他靠此種人格已無法完成協調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關系的職責，更得不到 氣節之士的認可與諒解。甚至連他本人也感到了自己的不合時宜，你看他在 被獲準辭職后所寫的詩句，其內心感受便昭然若揭了：“四朝冠弁已華顛， 一住黃扉十八年。力盡馳驅千里道，夢回鐘漏五更天。從來癖性耽山水，老 去閑情付簡編。惟有國恩酬未了，海波無地著微涓。”（《李東陽續集》卷 一，《致仕命下，喜而有述》）他已經沒有能力再在這千里仕途上馳驅，在 這波浪洶涌的正德宦海里，已經沒有他這股婉轉柔和溪水的位置，現實能夠 為他留下的，就只有閑觀山水、漫覽簡編的歸隱一途了。既然已經想通，也 就沒有什么不平，沒有什么遺憾，沒有什么留戀，因此，盡管他知道“國恩” 未酬，但在得聞致仕命下時，依然用了個“喜”字，只是在這“喜”字里， 卻分明飽含著沉甸甸的無奈。 以李東陽為代表的前輩士人的過時并不意味著新生代李夢陽們的得勢。 在荒唐的武宗與兇惡的宦官佞臣面前，狂直勁健的氣節之士遭遇顯然更慘。 他們的苦難不僅是罷官貶謫的仕途坎坷與廷杖牢獄的肉體折磨，更在于其人 生價值失去外在標準后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空虛苦悶。這在李夢陽的一生中 可算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李夢陽（1472—1529），字天賜，又字獻吉， 號空同子。慶陽人，后徙河南扶溝，晚年隱居汴梁。弘治七年進士，先后任 戶部主事、江西提學副使等職。他以文學復古流派前七子領袖的身份而揚名 后世，但歷史上的李夢陽卻更以狂傲正直的氣節被人們刮目相看。他的一生 可謂坎坷不幸，他在弘治、正德二朝曾五次被免官、四次被下獄，尤其在劉 瑾專權時他因起草彈劾奏章而差點送掉性名。但他卻能終生持守氣節而不改， 他曾自許曰：“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后天下事可 濟也。于是義所當往，違群不恤；豪勢茍加，去就以之。”（《空同先生集》 卷六二，《答左使王公書》）他在弘治時就因彈劾貴戚而下獄，至正德朝更 成為反閹宦的中堅。正德元年，劉瑾橫行一時，眾閣老束手無策，吏部尚書 韓文雖心懷憂憤，但卻只會“泣下”感嘆。是李夢陽對其發出“徒泣何益” 的憤激之言，并為其設計出彈劾劉瑾的方案說：“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 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得諸大臣，持 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且不言此事效果 如何，李夢陽乃是此次彈劾劉瑾運動的發起者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李夢 陽在弘治、正德的正直敢言所得到的結果與心理感受卻是截然相反的。在弘 治十八年他因彈劾壽寧侯而下詔獄時，他也有憤激不平，并揮筆寫下十七首 《述憤》詩（見《空同先生集》卷十），但他并未絕望，他深信皇上會給他 一個公平的結果，故而會說“明明昊天威，我寧久在茲？”（其十三）即使 自己領受了些許皮肉之苦，但士為知己者死，“皇心茍識察，百死寧一身，” （其三）他還有什么可遺憾的？果然，孝宗皇帝不顧貴戚的反對，很快釋放 了夢陽，只給了他罰俸三月的處置。④為此李夢陽大為感激，故又賦詩曰： “皇矣彼上帝，赫赫敷明威。四序舒以慘，中有玄妙機。燭龍躍天門，一朝 景光回。昔為霜下草，今為日中葵。稽首沐罔極，欲報難為詞。”（其十四） 但是到了正德年間，他已經不再有此種遭遇。他初始尚未察覺時代的變易， 故而在正德元年士人群體驅逐劉瑾失敗紛紛遭貶時，他還想以妾婦的身份向 皇上訴說內心的苦衷，以期求得理解：“妾悲妾怨憑誰省，君歌君舞空自憐。 郎君豈是會稽守，賤妾寧同會稽婦。郎乎幸愛千金軀，但愿新人故不如。” （同上卷二七，《去婦詞》）在明代前期，無論是君臣關系和諧之時還是緊 張之時，士人幾乎均處于妾婦的被動地位，欲用妾婦的溫順去爭得帝王的同 情。此種妾婦心態我們在黃淮等人的身上已經充分領略到了，如今李夢陽也 想故伎重演。然而，他失敗了。敗得那么徹底，那么不容置疑，倘若不是康 海先生的援之以手，他恐怕早就橫死獄中了。于是，他感到了世道的不平， 命運的不公，他沉痛地向朋友傾訴：“以仆至公極廉，脫履富貴，誠有利于 國，死生以之，猶不免于大惡之名之加，他可知矣。”（同上卷六二，《與 何子書》）此種一心為國反得惡名的結果，自然是由于朝廷之不能主持公道， 但同時也是由此而導致的士人群體之價值混亂所引起的。以前曾經被視為為 國為民的高尚舉措，如今卻難以再得到一致的認可，對此李夢陽感觸尤深： “凡所振紀綱，懾權貴，興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冤伸枉，植善除強， 皆置不說，而妒者目為生事，異者倡為尚氣，仇者指為奸邪，私者誣為善訐， 排者劾為不謹。”（同上，《奉邃庵先生書》）更嚴重的是，當他觀察官場 時，如其遭遇者比比皆是，所謂：“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 偽者顯遂。”（同上卷五六，《余公挽歌詩序》）面對這龐大的黑暗勢力， 他感到自己是如此地渺小：“小鳥填巨海，蘆灰遏洪川；力誠有不及，心情 良可憐。”（同上卷十，《雜詩三十二首》其三）一向狂傲自負的李空同何 以會突然間變得如此渺小可憐？這是因為他原來的一腔盛大之氣來自于對朝 廷的忠誠，并需要從朝廷那里獲得支持，此一點他本人有清楚的表述：“浩 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焉。其見也則系乎時。 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系乎上之 人焉。”（同上卷四八，《浩然堂記》）可現在“上之人”已不再能履行其 應負的責任，面對猛虎般的惡勢力，“我欲擊之，刃不在手。欲往告泰山之 君，陸無車，水無舟。”（同上卷六，《猛虎行》）其實，他即使有車有舟， 果真告到“泰山之君”面前，那位荒唐的“泰山之君”又焉能還他以公道？ 既然朝廷已無公道可言，于是空同先生想到了歸隱：“天昏歲暮百憂并， 中夜悲歌淚沾臆。起視眾星白爛爛，我今胡為在長安。”（同上十七，《思 歸引》）然而，回去之后又能如何呢？懷抱如此的憤激心態，即使躲進深山 也還是揮抹不去。他有時也想強打精神從其人生失敗中找出點樂趣來，所謂 “批襟恣我適，既夏不知熱；回思行役日，寒暑靡得輟。疏懶古雖鄙，任性 亦可悅。”（同上卷十五，《田居左生偕二李見過二首》其一）他時而欲學 謝安石東山高臥，時而又欲效邵康節小車漫行，然而他卻不能真正從中尋出 樂來，因為他不是身心疲憊的李東陽，也就消受不了春日長眠的清富。“人 生幾何忽已老，”他還有很多事要做，他不能平淡地度過一生，可如今卻虎 落平川，在沉寂中浪費生命，如何不使他“激昂淚下如流泉”呢？（同上卷 三三，《無事》）抱有如此心態的空同先生怎能樂得起來？他心中充滿了苦 澀與不平，也就不能不在詩中流露出來： 嘆鳳世已遠，悲麟竟何為？蘭蕙秘幽巗，蕭艾盈路歧。君子抱明德，傷 也誰復知？隨流非吾心，特立乃見疑。亭亭南山松，匪無霜霰摧。寒蕤但不 改，孤貞常自持。（同上卷十六，《寄贈端溪子二首》其一） 明月照我懷，耿耿殊未已。霜雪委如山，悲風中夜起。攬衣仰天嘆，涕 隕不可止。卞生抱荊玉，捐軀剖終始。青蠅攸來集，白黑反在此。城闕屹九 重，浮云日千里。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苦。（同上卷七，《雜詩六首》其 一） 嘆盛世已遠，恨小人當道，表自我特立，悲無人相知，欲孤貞自潔，疑 悲苦難持，其中充滿了委屈、煩惱、自憐、自傲、怨恨、悲傷的復雜情感， 而這才是他真實的心態。這時他自我所一貫堅持的價值觀念與人生態度在遭 遇時代挑戰時所必然產生的精神苦惱，當他失去外在價值權威的支持而必須 獨立面對人生選擇時，他就必須領受徘徊難決的心靈折磨。然而，如此重大 的人生難題不是李夢陽在短時期內所能解決的，于是他選擇了中國文人排解 苦惱煩悶的最常用方式——呼酒買醉。在《空同先生集》中，你可以隨時發 現他對酒的特殊偏愛：“身世一杯外，山河雙眼中。”（同上卷二八，《春 宴二首》其一）“潦倒元吾分，金樽莫放空。”（同上，《春日漫成》）“ 白頭風物里，爛醉是真如。”（同上卷二七，《初春飲大道觀因題》）“少 小追歡地，乾坤放逐臣；已看共如此，何惜醉游頻。”（同上，《春日大梁 東郭》）“生死尚無常，萬事誠塵灰；舒嘯飲醇酒，聊與玄化嬉。”（同上 卷十，《雜詩三二首》其三一）“蟬鳴鳥亂從渠暮，把酒看云是我時。”（ 同上卷三三，《東園夏集》）在這醉意朦朧的世界里，煩惱沒有了，痛苦沒 有了，坎坷的身世忘掉了，甚至連生死無常的威脅也煙消云散了。他仿佛已 暢開懷抱與自然合一，升入佛教天國的真如境界。然而，這只不過是一時的 幻覺而已，靠這種自我麻醉果真能使痛苦的心靈得到解脫，將悲傷的心緒轉 換成愜意的情調嗎？對此與李夢陽有著相近經歷的復古派成員顧璘曾作出過 明晰的回答：“世之慕曠達者，皆謂嵇、阮、劉、李諸賢得醉鄉之樂，為能 養其真，以成其名。丘子曰：醉鄉之徒，乃負其不羈以俯仰于時，不得直其 志，乃托諸酒以自廣焉耳。當其酣湎沉著任真率出繩度，以傲倪一世，真若 有以忘天地之為高厚，日月之為晦明，古今之為久暫，與萬物相忘于無何有 之鄉矣。使其酲解寤寐，或觸而感，其能釋然于懷耶？愚謂醉鄉之徒非真樂 也。”（《山中集》卷十，《高石門傳》）在這段透徹的人生體悟中，顯然 蘊含了顧氏本人的人生體驗，因而是頗為令人信服的。其實，李夢陽也并非 不明白自我麻醉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其人生困惑，比如他曾在其草堂之東筑 起一座高臺，并以莊子“翛然而來，翛然而去”之意而取名“翛然”，本為 登高望遠以得開懷之樂，但最后卻掉轉筆鋒提出一個問題：“予觀屈原放逐 江濱，非與壙壄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 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恒感戚戚憂，斯人殆未天游乎？抑宗臣當如是耶？” （《空同先生集》卷四八，《翛然臺記》）此問實可視為空同之自問，他盡 管不是“宗臣”，但卻有一顆與屈原同樣的憂國憂民之心，有一腔與屈原同 樣的傲然不群之氣，于是他也就與屈原一樣，不能達到“天游”的境界。 李夢陽之好友徐縉曾感嘆說：“今之論公者，獨慕誦其文，稱為文士， 鮮有知其氣節行誼慷慨激直，若斯之奇顯也。即求之漢廷，其賈誼、劉向之 儔乎？使時見用，功業未可量也。”（《明江西按察司副史空同李公墓表》， 見《明文海》卷四三二）徐縉的話顯然只講對了一半，并非只有他才了解空 同先生的氣節，而他人“鮮有”知之者。只不過對其氣節評價的尺度不同而 已。在一般人眼中，李夢陽是位“尚氣負傲”的狂士，氣節固然不缺，但是 否全為優點則又容當別論。象李東陽那樣缺乏剛烈之氣固然有損于事，但一 味地狂傲負氣，也很難在復雜的官場站得住腳，更不用說求得良好的政治實 效。可否將傲然脫俗的氣節、從容不迫的胸襟以及權變靈活的手段完美融合 起來，以應付險惡復雜的環境呢？這的確需要有人作出認真的思考。更重要 的是，象李夢陽之類的氣節之士在被免官野處時，很容易走向悲傷沉淪，因 為氣節必須在世事中方能見出，而在野居獨處時，氣節便無從顯露，則氣節 之士在失去負氣對象之后，又沒有一種更為堅實的價值觀念作為支撐，便會 迅速消沉下去，表現在李夢陽身上便是陷入“寄情詩酒自沉晦”的境地。而 比空同先生沉淪更深，更足以說明問題的，乃是同為前七子成員的康海先生。 康海（1475—1540），字德涵，號對山，又號沜東漁父。陜西武功人，弘治 十五年狀元，曾任翰林院修撰之職。對山生平中存在不少有待弄清的疑問， 但基本都與其罷官一事有直接關聯，如李夢陽下獄時曾求救于康海，康本不 欲和宦寺劉瑾往來，然為救空同，只好降志為之，當劉瑾敗后康海因與其為 同鄉而被貶官時，空同卻不肯援之以手，故而對山罷官家居后便撰《中山狼》 雜劇以譏之。又言康海之父逝世時，不肯象當時其他士人那般向文壇領袖李 東陽求取銘文行狀，而只邀請了一班復古之士為文以祭，由此他得罪了東陽， 故而在劉瑾失敗時便刻意報復而將其貶官。這些是否屬于歷史事實當然還可 繼續研究，但史書對其罷官的最直接記述還是因為他與劉瑾的關系，對此也 很少有人提出異議。其實，對于時代的變易對山早有覺察，而且并不缺乏心 理的準備，這有他留下的“可憐湖上龍飛后，人事官曹漸寂寥”（《對山集》 卷十，《憶昔》）的詩句為證。可是如今他的貶官卻與令士人不齒的閹宦糾 纏在一起，此非但不能被朝廷所容，更得不到一般輿論的同情，甚至有可能 留惡名于史策，康海顯然難以接受如此的事實，因而他失去了起碼的人生支 點，空同先生尚有氣節可守，他連這點也被剝奪凈盡，作為士人的康海還有 什么可以支撐起自己的精神世界呢？于是他從憤激走向了放浪，對此他本人 言之甚明：“仆自庚午年蒙詔之后，即放蕩形志，雖飲不多，而日與酩酊為 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其原因則為：“生平微志，付之穢途，情苦心局， 不復自愛。”（《與彭濟物》，見《明文海》卷二００）在這種徹底失望的 心態下，即使有了復官的機會他也再難以與世俗和解，故而在信的未尾坦然 宣稱：“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 這真是將其再度出仕的路完全堵絕了，有誰愿做“不賢”之人而去招他以賢 自居的對山先生呢？此時，他心中最需要有一種人生信念的支撐以度過精神 的危機，然而此刻他卻沒有，所以他憤激狂放，鄭仲夔《玉麈新譚》載：“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以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 為壽。楊徐謂家兄居恒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為君地。康大怒，罵曰，若伶 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清 言》卷十，見《明代資料叢刊》第三輯 152頁）康海此刻的置酒醉友，彈琵 琶唱曲，乃是自我憤激情緒的宣泄，楊侍郎只不過是一宣泄的對象而已。而 不識趣的楊侍郎此時竟提出以非常渠道復官的建議，無疑是重揭舊傷并施之 以椒鹽，則理所當然地會出現不愉快的結局。為了尋找宣泄郁悶的對象，康 海甚至不惜從放蕩走向頹廢，即留戀于聲伎詞曲。據史料載：“康對山常與 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赍琵琶自隨。游行道中，傲然不屑。”（何良俊《 四友齋從說》卷十八）“康德涵六十，要名倡百人，為百歲會，既畢，了無 錢，第持箋命詩，送王邸處分。時鄠杜王敏夫名位差減，而才情勝之，唱和 詞章布人間，遂為關西風流領袖。”（《玉堂叢語》卷七）甚至有人記曰： “其歿也，以山人服殮，遺囊蕭然，大小鼓卻有三百副，其風致可思也。”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此刻的康海似乎顯得既高傲又瀟灑，一副名士派 頭，可他更有另一個側面：“陸儼山嘗至關中，以對山舊同在館中，特往詣 之，相見共談舊事，即取琵琶鼓二、三曲，欷歔者久之。”（《四友齋叢說》 卷十八）那么高傲瀟灑的對山先生怎么會又變得痛哭流涕了呢？其實他本人 在給寇子淳的信中已作出明確的回答：“放逐后，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 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 耳。三公、萬戶非所愿也。”（《玉堂叢語》卷七）“流連聲伎”本來是被 士大夫，尤其是明前期的士大夫所不齒的，康海對此非常清楚，然而他卻義 無反顧地做了，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看，則顯然是一種自殘的行為，他以涂 污自我形象的手段來反抗社會的不公道，并釋放出心底積存的過多有害能量。 正如嘉靖士人姜大成在評價那位同樣遭貶、同樣流連聲伎詞曲的李開先時所 言：“古來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系其心，往往發狂病死。” （《寶劍記后序》，見《李開先集》第 825頁）由此我們看到了兩個康海， 一個是在朝為官時的康海，他意氣風發，胸懷遠大，寫詩撰文，倡言復古， 一副標準士大夫的形象；一個是罷官家居時的康海，他頹廢放蕩，流連伎酒， 手彈琵琶，筆寫艷曲，一副放浪形骸的形象。以前學者們或論其復古主張， 或贊其散曲創作，卻很少有人將這兩副懸殊巨大的形象放在一起認真加以比 較，并說明其中的原因。王世貞評其詩曰：“詩如河朔丈夫，須髯戟張，借 軀報仇，人疑大俠；與之周旋，乃是酒肉傖父。”（《明詩評》卷二）那么， 哪一個是真正的康海本色呢？這可借用他對王九思的評語來說明：“詩格渾 渾，中歲仿何李，如優孟孫叔容笑頗似。暮年率易，遂露本色。”（同上卷 一）可見他認為“率易”之“傖父”才是他們的真實本色。其實，王九思本 人就承認他這種變化：“吟詩四十載，學海足生涯。漢魏二三子，唐人幾百 家。拈須空鍛煉，得意漫矜夸。不見少陵老，情真語自佳。”（《渼陂續集》 卷上，《吟詩》）這說明其晚年對刻意鍛煉之復古已無太大興趣，其眼中之 杜甫已非講究詩律之詩圣，而是惟取其“情真”罷了。而他本人的創作則是 “引睡書過眼拋，寫懷詩信口胡嘲。”（《渼陂集·碧山樂府》卷一，《雨 中偶成》）從文學表現自我性情的角度講，王世貞的話能夠被認可。康、王 在朝為官時所寫的詩文，盡管頗為雅訓正大，也顯示出其學問才氣，但卻畢 竟是做給他人看的；而當他們罷官家居后，無復拘檢，隨筆揮灑，將元代失 意文人經常寫的酒與女人這兩大題材重新撿起，以發泄自我郁悶之氣，格調 盡管不高，卻是真實性情的流露。現代學者對此種文學創作給出較高評價是 完全應該的，但同時必須認識到，它們卻是士人政治失敗的產物。此種創作 傾向的出現，可以視之為是明代文學思想的轉折，但卻是迫不得已的轉折。 換言之，明代中期出現了康海、王九思、楊慎、李開先等一大批轉向俗文學 領域進行創作的作家，從文學本體講當然是極有價值的，但從士人心態的流 變過程看，卻并不是一件令人樂觀的事情，尤其是對于當時的士人而言，則 更是不幸命運的象征。試看當時其他幾位失意士人的言行心態，人們便會充 分理解他們的生存困境。“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 首垢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纻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玉堂叢語》卷七）放蕩、瀟灑但卻孤獨。邊貢，這位前七子的成員之一， 用下面兩句詩來形容其心態：“閑來憤世心如火，老去臨文眼欲話。”（《 華泉集》卷六）與康、王如出一轍。再看看王廷相，他在正德十年由監察御 史被貶為贛榆丞后作《夢訊帝賦》曰：“彼婾嫚而濁婪兮，善淫朋而總俑。 世不以為戮兮，反被華而服寵。術巧佞以糜蘗兮，敖典型于何有。既糅乎帝 之紀兮，又加余以讒口。歲五改而再斥兮，余顛越其焉極。雖蹈海之不悔兮， 余何忘情于鬼域。同托體于玄化兮，何獨蹇而離尤。彼何辟而暢志兮，此何 淑而殷憂。余由乎古人之所履兮，曾夙夜之敢止。茍致福之不我由兮，何天 道之恃？”面對不平的遭遇，他憤激于黑白的顛倒，既然“辟而暢志”與“ 淑而殷憂”已無固定準則之可言，于是他終于發出了“何天道之恃”的絕望 質問。既然外在之“天道”已不可憑恃，自我之良知是否能夠支撐其傷痕累 累的自我？王廷相未能有效地解決此一問題，夢中的上帝告訴他，孔夫子相 魯“見沮”即“脫冕”而去，堯讓天下而許由遁跡而固辭，賢如顏回也要簞 瓢樂貧，孟軻齊梁不遇也不怨天尤人，既然如此，“盍圣徒以為師兮，黜浮 子之鄙陋。心與跡綴相忘兮，抱至和而獨守。”他聽后愿意接受上帝勸告， 表示自己要“盤桓乘化效無悶兮，逍遙涵和抱天倪兮，世方回遹非天孰揆兮。” （《王氏家藏集》卷四）這顯然又回到“君子固窮”的老路，而且對于“回 遹”亦即奸邪乃是上天所負之責而無關乎士人之個體自我。其實，此處的所 謂上帝不是別人，正是王氏意識中的另一個自我。他之寫詩作賦無非是通過 一個自我安慰另一個自我，從而得以釋放心中的郁悶而已。此一點他在《悼 時賦》小序中說得很清楚：“予謫亳之明年，為正德己巳，時政愈急，抑郁 憤悶，臥郡齋者數月，乃賦以自釋。”（同上）然而“自釋”只能解決一時 的郁悶，卻既無法改變世道，也不能有效地堅持自我的人生節操，故而其晚 年便不免隨波逐流、謹小慎微。 當然，也有人在郁悶失望之余，試圖尋找朝廷仕途之外是否也可以存在 人生的價值，徐禎卿便是一位突出的代表。徐禎卿（1479—1511），字昌谷， 一字昌國，吳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官國子監博士。一般文學史研究者提 及他時，看重的是兩件事，一是他與唐寅、祝允明、文征明號稱吳中四才子， 二是他是復古派前七子的重要成員。其實，他從弘治十八年中進士至正德六 年病逝，時間雖僅有七年左右，其為學過程卻有三變，對此講得最清楚的是 王陽明，他在正德六年所作的《徐昌國墓志》挽詞中說：“早攻文詞，中乃 謝棄；脫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 這便是所謂“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于道。”（《王陽明全集》卷二 五）在這短短的七年中，是什么力量促使徐氏三次改變自我追求呢？我以為 正是時代變易帶給他的人生焦慮，這在他傳世并非很多的詩文作品中留下清 晰的痕跡。首先是他感到了時代的急劇改變，其有《憶往》詩曰：“昔我逢 休景，結交共云翔。秦客穆修距，魯生蔚令章。同聲展言笑，四座發芬芳。 北牖湛清酒，明月出西方。廣署滅流塵，蘭燈揚朱光。極意連篇翰，良夜殊 未央。歡宴豐時豫，千秋焉可忘。流光一朝絕，扶膺增慨慷。”（迪功集） 卷四）他回憶的正是“早攻文詞”的美好光景，如今是一去不復返了。不僅 朝政一蹶不振，而且其個人命運也非常不幸，他盡管中了進士，卻因為其容 貌丑陋瘦小而僅被任命為大理寺副，后又被降為國子監博士。他曾專門撰《 丑女賦》以抒其不平之氣，賦中言丑女雖其貌不揚，但操守高潔，任勞任怨： “三十不嫁，守信閨閾；供勞杵臼，蚤夜弗息；雞鳴入機，沒晷下織；復有 巧慧，刺繡緣飾。世無梁鴻，孰求子匹。”然而由于“世降道涼，好色賤德。” 使得“冶容作厲，實猶鬼域。”（同上卷五）丑女只能落下不幸的命運。個 人與時代的雙重不幸，使他萌發了強烈的不滿情緒與歸鄉愿望：“心愴愴以 增戀，魂營營而外馳；”“嘆余窮之棲旅，長淹留以何須。”（同上，《懷 歸賦》）雖然他并未能實現辭官歸鄉的愿望，但并不說明他比李夢陽、康海、 王廷相們具有更多的政治熱情，他在給空同的信中說：“惟是足下與吾同懷， 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跡之境。”（同上卷六，《重 與獻吉書》）但他的絕望要比其他人來得更為徹底，他已不再對現實政治與 個人前途抱什么樂觀的幻想，所以他勸鄉居的空同先生要放開一些，“河清 難俟，人壽幾何，”為什么不“窮”而“樂”呢？他向空同建議：“既退處 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發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淑以群籍， 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 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耶 !”（同上《答獻吉書》）狂傲憤激的 李夢陽當然做不到徐氏所言的平靜悠然，但徐氏本人卻是認真的，他打定主 意要深入思考人生的究竟意義，所以要“歷上下而旁搜”，“降百氏之藩囿，” 以便“總天地之綱維，極人事之顯幽，”最終達到“軼世路而傲游”的境界。 （同上卷五，《玄思賦》）然而，他達到目的了嗎？我以為沒有，在《迪功 集》中，最能表現其人生境界的是《放言賦》，讀了它，便會知曉徐氏所達 到的高度： 征堪輿之盈數兮，覽四序之消息。紛庶形之總總兮，孰有生而罔極。朝 向榮而夕殞兮，零雨驟而不日。濦濦者易竭兮，曒曒易滅。何庸愚之長勤兮， 懷千歲之虞惕。 植高門與厚利兮，為禍患之胚蘗。圣哲高舉以超俗兮，憙身修而名立。 高明鬼所瞰兮，每遭忌而毀集。老氏乃貴乎無為兮，卻嗜欲而枯瘠。徒澹泊 以自苦兮，孰神仙之能執。出郭門而遙望兮，何丘墳之歷歷。嗟圣愚之奚別 兮，曷仙舉之寥寂。信死生之必然兮，恨修短之多忒。愿放志以自娛兮，窮 生人之玩溺。永逍遙以徜徉兮，俟天命之我畢。系歌曰：對酒歌嗚嗚，天道 欲何如？出門累累墳墓多，死人白骨相捱摩。素裳臨穴重踟躕，望彼友朋泣 如頹。逝往無還歲迫除，超遙乘化會斯須。懷憂去去汩精離，策馬遨行聊自 娛。（同上） 貧富、貴賤、死生、賢愚，全都沒有定準。追求富貴嗎？卻恰恰成為禍 患的根源；修身立名固然是圣賢的高尚之舉，但如今卻適足成為嫉妒詆毀的 對象；效道家的寡欲而成仙嗎？ 那大片大片的墳墓，證明了長生神仙的虛幻；在死亡面前，圣愚無別， 仙凡不分，誰也掙不脫這必然的歸宿。那么，唯一實惠的，是及時地享受這 短暫的人生，去盡情地逍遙，去放志以自娛，從中透露出的是及時行樂的楊 朱哲學精神。徐禎卿尋到了真正的生命寄托了嗎？或者說，這種人生的“放 言”是他真實心情的表現嗎？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也許有一部分是其真 情實感，因為此種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我們在他的吳中好友唐寅、文征明身 上也能夠看到，生于吳中長于吳中的徐禎卿受到些影響不是很正常嗎？尤其 是在其遭受人生挫折時就更容易流露出來。然而及時行樂又很難說是他全部 的生命追求，甚至不是他主要的生命追求。他畢竟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儒者， 又是現任的朝廷官員，從他中舉的弘治十八年到他病逝，只有短短的七年左 右的時間，他不可能完全放棄儒者的人生責任感而去放懷追求享樂。因此我 們寧可將其行樂的宣示在很大程度上視作憤激之語，或者說是他剛開始思考 生命價值時的理性論說而并非是其透悟后的真實生命體驗。對此，王陽明曾 給過我們具體的回答。在徐氏病逝的前一個月，他曾很認真地與陽明反復討 論過此一問題。當時，他正熱衷于“服之沖舉可得”的“五金八石”的道教 秘術，當王陽明向他反復講述“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的心學理論后，還 一再追問：“沖舉有諸？”王陽明對他的回答是：“盡鳶之性者，可以沖于 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按 陽明的心學思想，應該是物各得其性之意，也就是說，一個儒者，既要榮辱 得失無縈于心以超越世俗，又要盡到參贊化育的濟世責任，這才是成己成物 的最高境界。徐氏當時是否已經真正領會了陽明心學的真意，今日已不可得 知，據陽明的記載是領會了，因為過了幾日，徐氏來向陽明道謝說：“道果 在是，而奚以外求! 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 何如？”但很快他就去世了，再沒有了深究的機會了。所以陽明說他“吾見 其進，未見其至。”（《王陽明全集》卷二五，《徐昌國墓志》）從此一角 度看，也可以說他仍未透悟心學的真意。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徐 禎卿的確對自我生命意義進行了認真的思索，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士人的 人生追求。 本小節的目的在于探討陽明心學產生的時代契機，因而我們必須回復到 開始所提出的問題。每位哲學家都從自身與自己所處的時代來思考問題，或 者說都要解決自我與時代所提出的人生難題。由本節的論述可知，身處弘治、 正德時期的陽明先生之所以倡導心學，是因為他必須回答當時與士人個體生 命密切關聯的三方面的難題：一是士風疲軟的問題。因為以李東陽為代表的 舊官僚已不能有效地應付變化了的政治環境，他們的遇事遷就、優柔寡斷、 患得患失，非但不能挽救危局，有時甚或有意無意地助長了惡勢力的氣焰。 于是有李夢陽諸人以氣節矯正之。二是在嚴酷的政治迫害下，士人如何解決 心情憤激郁悶的問題。因為以李夢陽為代表的新生代以氣節對抗宦官等惡勢 力造成了士人更大的災難，他們或被囚禁，或被貶官，或被革職，在失去朝 廷公正的情形下，士人們靠什么來支撐自我心靈。三是在失去政治理想時自 我生命還有無價值的問題。在弘治中興的政治理想破滅后，甚至連復古運動 亦無正面結果時，士人門的存在還有無人生的價值。換言之，他們應該用什 么來支撐生命的存在。嘉靖三年，獲罪家居的李夢陽在極度苦悶無聊之中， 想到了千里之外同樣歸越隱居的老友陽明先生，便揮筆寫下一首《甲申中秋 寄陽明子》的詩：“風林秋色靜，獨坐上清月。眷茲千里共，眇焉望吳越。 窈窕陽明洞，律兀芙蓉闕。可望不可即，江濤滾山雪。”詩寫得不算很好， 但可以看出他對陽明還是充滿了思念之情的。至于是在追憶他們當初在京城 聚會賦詩時的歡樂場面，還是渴望從陽明那里獲得一些情感的慰藉，那就不 得而知了。盡管當時的陽明先生正在家鄉與弟子們愉快而深入地討論心學問 題，但是千里之外的空同先生卻不大可能了解到心學的具體內容，也就不可 能解決自己的心中苦悶了。然而，陽明先生既然以圣者自居，他卻有責任去 回答士人們提出的人生難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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