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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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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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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二節、理學、八股與明代前期士風 一、八股科舉制度的選擇與理學意識形態的確立 八股制度與程朱理學的關系是一種形式與內容或者說手段與目的的關系。 八股制度是如何選擇人才的方式與手段，而程朱理學則是所選人才應具備的 素質與標準。而二者的共同目的是為明代官場與社會提供朝廷所認可的理想 人才。因此明初朝廷對八股制度的選擇便不是一種盲目的行為，而是為達到 確立理學地位與選拔合適人才的目的而認真謀劃、反復試驗的結果。明代是 代元而起的王朝，其立朝宗旨便是恢復漢家的禮義傳統，用朱元璋的話說就 是：“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朋友 有信。”（《御制大誥》）以重新收拾“胡人綱常大壞”之殘局。而欲達如 此之政治理想，必先培養出具此禮義品格之士人，則從立國宗旨上說，便是 要建立一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治社會。在如此文化背景下來探究八股制 度與程朱理學的明初境遇，才能有一個合適而清晰的詮釋視野。 作為教育史的專業研究人員，一般是這樣概括八股制度的生發過程的： “八股之法，源于宋，定于明之洪武，而完備和盛行于明憲宗成化以后，泛 濫于清代。”（周德昌《中國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第161 頁）此種概括 的長處是簡潔明快而易于突出主要脈絡，需要補充的是產生的原因與不可忽 視的某些細節。八股何以會源于宋，其最初動機是什么，其實早在明代便有 人作出過回答，比如嘉靖時的茅坤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仆嘗謂舉業一 脈，蓋由王荊公厭唐、宋來以辭賦取士，故特倡此經義以攬天下材茂之士。 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茍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為古文者， 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為舉子業者，亦當由濂洛關閩以溯六籍，而務 得乎圣賢之精，而不涉世見，不落言詮。”（《茅坤集》第321 頁，《復王 進士書》）他從王安石廢詩賦取策論以重六籍之經義的初衷，推導出舉子業 “亦當由濂洛關閩以溯六籍而務得乎圣賢之精，”應該說是比較準確地把握 了當初立八股的本意的。此外，明代八股制度的設立并非直承宋人，而是承 自于元代，這就又牽涉到元人立科舉的動機問題。元代本是由蒙古貴族建立 的王朝，開始時并未認識到以科舉選拔人才的重要，故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 廢除了科舉。但后來隨著統治的穩定與漢化程度的加深，越來越感覺到無論 從爭取漢族士人人心還是選拔實際政治操作人才，都必須通過科舉來實現， 所以決定重開科舉。而且其科舉取士的思路竟與宋人王安石出奇地一致，如 元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上奏的意見是：“學秀才的經學詞賦是兩等，經學的 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勾當，詞賦的是吟詩課賦作文字的勾當。自隋唐 以來，取人專尚詞賦，人都習學的浮滑了。罷去詞賦的言語，前賢也多曾說 來。為這上頭，翰林院、集賢院、禮部先擬德行明經為本，不用詞賦來。俺 如今將律賦省，題詩、小議等都不用，止存留詔誥章表，專立德行明經科。 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學。這 般取人呵，國家后頭得人才去也。”（《通制條格》卷五，《科舉》）盡管 所用漢語頗有元雜劇臺詞味道而缺乏莊重色彩，但所表達的意思還是清楚的， 尤其是決定以程朱注解為主作為四書五經的標準解釋，更是開了明人八股的 先河。對此朱元璋也是認可的，他在洪武三年的詔書中說；“漢、唐及宋， 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 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才抱道者，恥與并進，甘隱山林 而不出。風俗之壞，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 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明史》卷七十，《選舉》二）在此朱元璋并 不是認為所行科舉制度本身不好，而是權豪勢要往往破壞此一制度，通過不 正當途徑竊取仕祿，而如今自己要做的便是嚴格遵守此一制度，做到“非科 舉者勿得與官。”（同上）通過上述對明代八股制度在傳統取舍上的敘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價值取向與基本特性，那就是由經義學習到德行修養的選 士標準的確立。 但是必須同時看到，八股制度的形成與理學標準的確立并非一次完成而 是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嚴格地說來，八股制度的核心亦即程朱理學的價 值標準是在永樂時期由朱棣和他的臣子門確立的，而整個洪武、建文時期則 是其探索期。以洪武為例，其試驗性質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各種選官 方式的綜合運用而非限于科舉一途。此時所用的選拔方式主要有薦舉、學校 與科目三種。多種方式并用的原因當然非一言所能盡之，有時是施行科舉的 條件尚不具備，不得不用其他方式。如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即敕令中書省： “今土宇日廣，文武兼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于山林，或藏于 士武，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 略出眾者，參軍及都督府是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見識可取，許詣闕面陳其 事。”（《明史》卷七一，《選舉志》三）這顯然是在戰事緊張而統治區域 又迅速擴展、急需人才的特殊情形下所采取應急措施。與此有關的原因是由 于元末戰亂所造成的明初官員及各種管理人才的奇缺，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 施迅速予以補充。《明史·選舉志一》曰：“初，以北方喪亂之馀，人鮮知 學，遣國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 文者為教諭等官。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 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尚未篩選出何者為最佳的 人才選拔方式。這從洪武朝選拔方式的多次反復即可看出。初年多以薦舉選 官，但時隔不久即發現所薦人才駁雜不齊，于是在洪武三年乃決定實行科舉 選拔。然經過一段實驗后又發現，“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 寡，”于是“乃但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明史》卷七十， 《選舉志》二）但薦舉的方式畢竟隨意性太大而缺乏可操作性，故而至十五 年而復設科舉。至十七年才將科舉方法確定下來，而且直至明末基本未有大 的改變。本次除了在文章格式與經書傳注等方面作出進一步的規定外，同時 還制定了觀政制度：“使進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 庶吉士。進士之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者仍稱進士，觀政進士之名亦自此始也。”（同上）稍加比較即可看出， 此次所采取的措施即可保持人才培養與選拔的有序性，又避免了新進后生缺 乏從政經驗的不足，為以后的科舉取士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二）取士的價值標準尚未歸于一元。如洪武三年選士標準為“經明行 修，博通古今。”（同上）而六年時又重新強調說：“德行為本，而文藝次 之。”并將其具體分為八類：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 秀才，人才，耆民等。（同上卷七十一，《選舉志》三）盡管分類標準顯得 混亂不統一，但包括德與才二項是顯而易見的。加之對“能措諸事”的要求， 可見亦頗重視實際的能力。不過最足以說明問題的是有關科舉考試內容的規 定：“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 場，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后頒科舉定 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 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 《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 止用陳澔《集說》。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 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同上，卷七十，《選舉》二）在此可以很清楚地看 出，洪武時對經義注疏之歸定尚較為寬泛，只是到永樂時方一歸程朱，故陳 鼎所言自太祖繼位后，“一宗朱子之學，令學生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 洛關閩之學不講，”（《東林列傳》卷二）就頗有些不著邊際了。洪武時取 士標準之不能歸于單一，是由于此時活躍于官場社會的仍為由元入明的一代 士人，他們在元代較為寬松的文化環境里，其思想意識的構成一般均比較復 雜，如宋濂之浸染于佛學，劉基之雜有黃老謀略之習，高啟之難除狂放不羈 之情等等，他們有的也想盡量改掉原有的習性，卻非短時所能奏效，如高啟 入明后曾明確表示：“近年稍諳時事，旁人休笑頭縮。賭棋幾局輸贏注，正 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無羞辱。三般檢束：莫恃傲才，莫 夸高論，莫趁閑追逐。”（《高青丘集》973頁， 《摸魚兒·自適》）但他 后來還是被太祖以交涉官員不守規矩而被腰斬于南京。其實即使主張以德行 為首的明太祖本人也未做到思想純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解縉猶如此指出： “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臣 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 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當然，解 縉之言是少年氣盛而不諳世事的幼稚之舉。皇帝總是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 觀覽一些非儒家典籍亦屬正常。但如果由個人的愛好而影響到士子教育，便 會涉及到士風問題，洪武時國子監太學生“所習自《四書》本經外，兼及劉 向《說苑》及律令、書、數、《御制大誥》。”（同上，卷六九，《選舉》 一）其中所習《說苑》，與太祖所好當有直接關聯。因而在洪武一朝未能做 到思想觀念的純一是顯見的事實。 但是，在朱元璋統治的三十馀年中，經過朝廷的不懈努力，整個士人群 體的思想意識也逐漸地由駁雜向著純一趨近，其間種種的演變跡象亦頗可考 見。從朝廷方面對士人的要求而言，其標準愈益嚴格。如洪武三年首次舉行 科考時，對五經之釋義規定為：“《易》程朱氏注，古注疏；《書》蔡氏傳， 古注疏；《詩》朱氏傳，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張洽 傳；《禮記》，古注疏。”（李調元《制義科瑣記》卷一，《初設科舉條格 記》）拿十七年第二次科考規定與此相比，已將《易》與《詩》之古注疏剔 除而僅用程朱釋義。改動雖不很大，但從中卻透露出對儒家經典的兩種不同 態度：首次體現出不忽視經典本意的求實精神，第二次則更重視程朱對經典 的解釋發揮。可知程朱之學此時已有定于一尊的趨勢。從士人的人格意識構 成而言，在洪武時成長起來的一代亦較其前輩更為純粹。依宋濂與方孝孺為 例，孝孺之學雖得之宋濂，卻又與其頗不相同。宋氏雖為明初大儒，其學亦 不離程朱淵源，但卻頗染于佛旨。孝孺則被譽為一代純儒，他非但專以明道 為己任，且甚嚴佛儒之辯。正如黃宗羲所述：“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 叛道者莫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 《明儒學案》卷四三）宋濂曾總結其為學經過曰：“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 辭為事，自以為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輒 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 輒大愧之；非惟愧之，輒大恨之。自以為七尺之軀，參于三才，而與周公、 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辭，流蕩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 自此焚 毀筆研而游心于沂泗之濱矣。”（《文憲集》卷九，《贈梁建中序》）根據 他文中那痛心疾首的態度，應該相信這是他發自內心的真誠懺悔。但他非但 抹不去其早年舞文弄墨的“劣跡”，而且飛逝的歲月也留給他改造自我的時 間太短，以致不可能再創造出一位新的宋濂來。方孝孺就不同了，宋濂的人 生終點就是他人生的起點，他一開始的人生理想就是“末視文藝，恒以明王 道、致太平為己任。”（《明史》一四一，《方孝孺傳》）很顯然，方孝孺 已經以有別于其師輩的新生代而自居了。 如何來評價這一新生代，學術界并不是有很清晰的認識，有人說他“道 學氣甚重”。（《明代文學批評史》43頁）大致講也不為錯，但他們與永樂 后之道學卻又頗不相同。他們雖較其前輩理學味道更濃一些，但卻并不畏首 畏尾，而是意氣風發，信念堅定。比如解縉甫中進士即上萬言書對太祖之政 治措施進行全面批評，并自稱“率易狂愚，無所避忌。”（同上，卷一四七， 《解縉傳》）許多人不明白，方孝孺何以會一方面以講明道學、振作綱常為 己任，一方面又會對莊周、李白、蘇軾充滿向往仰慕之情。其實，他對這些 前賢離經叛道的思想內涵并沒有太大興趣，而是由衷欽佩其意氣風發、奔放 激越的精神。如其論三家之文曰：“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 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其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 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 也。……莊周歿殆兩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于文， 猶李白之于詩也，皆至于神者也。”（《遜志齋集》卷十二，《蘇太史文集 序》）他之稱贊三家之文，蓋在其無不如意之縱橫自如；其所以能自如，則 在其能默會于神；而其能默會于神，又在其意氣之充沛。值得注意的是，朱 元璋對由元如明的士人非常嚴厲，以致不少人雖極力斂其鋒芒，仍不免遭致 摧折。而對這群年輕氣盛的新一代士人，卻又頗能容忍乃至優待。或許他認 為這些士人成長于洪武年間，盡管心高氣銳，可對本朝的忠誠是不成問題的。 他曾多次原諒方孝孺，目的是“此壯士，當老其才。”（《明史》卷一四七， 《方孝孺傳》）否則也許早就大用之了。對于性情狂傲的解縉，他雖不滿其 “自恣”，也只是對其父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學，后十年 來，大用未晚也。”（同上，卷一四七，《解縉傳》）尤其是洪武十八年中 進士的練子寧，他在殿試對側時，竟放著膽子說：“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 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為治？”前人沒能記錄下當時周圍人的反應， 恐怕都要替這位食了豹子膽的新科進士捏著幾把汗，卻不料皇上反倒“大悅”， 親自將其“擢一甲二名。”（《制義科瑣記》卷一）難怪這些臣子到了建文 年間與惠帝的關系那般和諧而政治熱情又那般高昂。從士人的角度來說，也 許這短短的四年才是他們他們最理想的時代。 然而，這曇花一現的局面隨著燕王朱棣靖難大軍的攻入南京而旋告結束。 朱棣給建文政權所按罪名是變更祖宗成法，故而其掌權后便極力做出一返太 祖成憲的姿態。他繼承了太祖軟硬兼施的措施且更為嚴密殘酷。《明史·刑 法二》曰：“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為奸黨，甚者加誅族、掘冢，妻女 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抗違者既盡殺戮， 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于是京城內外遂形成普遍的告詰之風，陳瑛、 呂震、紀綱等殘苛小人也乘勢紛紛深文周納、株連多殺而邀寵。成祖又特設 特務組織東廠以偵測士民隱情，一時弄得人人自危。劉子欽之事例最足顯示 當時士人之一般狀況。某次成祖派人至文淵閣去窺測庶吉士之講習情況，適 逢劉子欽因吃飯時飲酒稍多，此刻正“袒腹席地酣設置。”成祖聞報后大怒， 立即召其前來訓斥說：“吾書堂為其臥榻耶？”遂即罷其官職，發配至工部 為吏員。劉子欽當時也不加分辨，謝恩后即起身外出買來吏員衣巾，至工部 列身于吏員行列中，弄得工部尚書一時不知所措。此時皇上又派太監前往查 看，得知劉氏這般行為打扮，只好笑著說：“劉子欽好沒廉恥。”而后命人 還其官服，仍回內閣讀書。（祝允明《野記二》，見鄧士龍《國朝典故》卷 三二）如此大起大落的變化竟發生在一日之內，似乎跡近荒唐，但從中卻令 后人得知成祖控制士人之嚴密，以及士人在變幻莫測環境中所領受的人格屈 辱與心理壓力。成祖對臣子們的心情憂郁也多有感受，但他并沒有表示同情， 而是深感厭惡，并加重了其猜忌心理。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忽然亡 故，成祖召翰林諸臣問道：“未嘗聞賜病，豈其自盡乎？”眾人一時不知如 何回答是好，楊士奇連忙解釋說：“臣觀賜有病數日，但惶懼不敢退即便安 求醫藥。昨日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體力不支仆地，旁人怪其鼻口之氣 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楊士奇《三朝圣諭錄上》，《國 朝典故》卷四五）無論是因恐懼而自盡，還是因恐懼而有病不敢治療，其實 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均為心理壓力過重的結果。 對士人的心理摧殘與政治高壓只是朱棣的控制手段之一，與此同時他還 在學校教育與科考內容等方面從正面加以引導，力爭使思想意識歸于一統。 于是在永樂初期他責令大臣們編纂了《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及《性理 大全》等三部士子必讀之書，將科舉考試內容規定的更為狹窄，以使士子之 思想更為單純劃一。其狹窄單純的明顯標志是，三部大全的宗旨以及對經書 的解釋均以程朱理學為準則，學校以此施教，士子以此應試，臣民以此修身， 而不許有任何異議。正如主編者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人在進書表中所言， 其編纂目的為：“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非惟備覽于經筵，實 欲頒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學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 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圣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 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胡廣《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見《皇 明文衡》卷五）其實，永樂十六年三部大全的成書與頒布只不過是永樂君臣 努力為程朱理學確立官方統治地位的結果。而早在永樂二年處理朱季友的事 件上，便已顯示出他們的此種強烈愿望。楊士奇《三朝圣諭錄上》記此事曰：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 其丑詆。上覽之，甚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 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曰：“惑 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遐裔。” 士奇曰：“當毀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后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毀書 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 敕行人押季友遣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 罰。其搜檢其家，所著書會眾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所 著書最是。”（《國朝典故》卷四五） 這是記載朱季友事件較完整的一條，此外尚可補充的是：“杖之一百， 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仍不許稱儒教學。”（余繼登《典故紀聞》卷 六）亦即被打了一百棍子，然后被端去飯碗并被開除出士人行列。除了上述 二書外，記載該事的史籍還有許多，就手邊方便，即有：《獻征錄》卷十二 《楊文貞公傳》、《明通鑒》卷十四永樂二年七月壬戌、《萬歷野獲編》卷 二五《獻書被斥》、《國榷》卷十三成祖永樂二年七月壬戌、《明史》卷六 《成祖本記》、《明成祖實錄》卷三二永樂二年七月壬戌等七種之多。明代 史籍甚繁，未及筆者經目者當有不少，然僅此已足以說明明人對此事的重視。 其實，朱季友既然敢于將所著書直接獻給朝廷，無論是出于邀功希寵還是維 護儒家道統，朱棣都大可一笑置之，實在沒有必要如此興師動眾地去折騰這 位七十余歲的老人。朱棣及其大臣們之所以如此重視此事并大張旗鼓地予以 懲戒，無非說明了他們對程朱理學的重視與渴求統一士人思想的決心。應該 說他們的努力借助官方的巨大優勢而基本取得了成功，盡管其間出現過姚廣 孝著《道馀錄》以駁程朱的小插曲，但并未影響程朱理學統治地位在永樂后 期的確立。③而后來有如此眾多的史籍對朱季友事件加以記載，則顯示了此 事的影響之大。明末的談遷在記述完該事后感嘆說：“先朝守宋儒遺書如矩 矱，毋敢逾尺寸，故懲朱季友，而經學至深邃也。句沿字踵，等于苴蠟，于 是曲士鑿其隅見，稍有所緣飾，而矯異之竇，紛互四出，如近日李贄獄死， 紙更為貴，俗尚之觭久矣。彼季友一斥不再振，則當時功令可想見也。”（ 《國榷》卷十三，成祖永樂二年）談氏身處晚明異端思想紛起的時代，深羨 先朝能使“季友一斥不再振”的“功令”，足可見出該事件巨大的歷史效應。 談遷認識到“曲士鑿其隅見”是對“句沿字踵，等于苴蠟”的回應，但他卻 忽視了“句沿字踵，等于苴蠟”又是斥季友、尊程朱的直接結果。由此回顧 明前期朝廷對政治的設計與意識形態的建構，實在值得令人回味。依其設想， 政治的穩定在于選拔出合格的士人群體，而士人的獲得在于具有合理的選拔 方式，而合理的選拔方式又必須與恰當的取士標準密切結合，于是他們選擇 八股科舉與程朱理學，并且最終得到了實現。然而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政 治局面似乎并不能由此而長治久安，倒是引來了許許多多的麻煩。可見歷史 遠比人們想象中復雜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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