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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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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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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tài)的流變 第一節(jié)：道與勢之糾纏：明代士人境遇的尷尬 四、于謙之死——士人的尷尬與絕望 從臺閣體到于謙之死，其間跨度雖嫌稍大，但二者之間卻并非毫無關(guān)聯(lián)。 于謙初入仕途乃是由楊士奇所薦，此為其直接關(guān)聯(lián)。更重要的是，于謙之死 乃是仁、宣以來各種歷史因素運演的必然結(jié)果。簡而言之，于謙之死源于“ 奪門”，“奪門”源于土木堡之變，土木堡之變源于王振專權(quán)，王振專權(quán)源 于仁、宣士風的疲軟。其實王振當時的勢力尚未達到后來劉瑾、魏忠賢的程 度，用歷史學(xué)家的話說是“勢若孤雛，根非磐據(jù)，”（《明史紀事本末》卷 二九）最后卻弄得生靈涂炭，幾于亡國。這除了皇帝的昏庸柔弱外，與士風 的疲軟也有直接聯(lián)系。誠如上述，三楊等閣臣與皇上的關(guān)系中師生情感占有 相當?shù)谋戎�，隨著仁、宣二帝的逝去，此種情感已不復(fù)存在。正統(tǒng)初年的短 時太平無事，實在是因為皇權(quán)尚握于太皇太后手中，而隨著她的去世，太平 的局面也就悄然隱去。就與皇上的情感而言，也許更有利于太監(jiān)而不是閣臣， 因為宦官多順從帝王的情趣愛好而得其歡心，閣臣則多以君道限制其欲望而 招致厭惡，②尤其守成之君更是如此。從王振引導(dǎo)剛登基的英宗在將臺觀看 比武，到唆使其御駕親征，再到土木堡之變的英宗被也先俘獲，該是一個順 理成章的過程。士人在失去了與皇帝的情感紐帶之后，顯然也失去了駕馭朝 政的能力。清慎的心態(tài)只能使大多數(shù)士人在宦官專權(quán)下走向無可奈何的自保， 更進一步，在自保亦難的情勢下，許多人便不免棄道從勢，撈取實惠。于是 王佑這類士人出現(xiàn)了，他為了討王振的歡心，竟使其面對“王侍郎何無須” 的戲弄作出如此回答：“老爺所無，兒安敢有？”（同上）無論是清慎的自 潔還是無恥的自污，都不能阻止宦官勢力的惡性膨脹，于是明王朝政治的惡 化也就勢所難免了。在這種背景下，出現(xiàn)了于謙。 于謙（1398—1457），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他從入仕為 官至奪門之變時被冤而死，共經(jīng)歷了永樂、洪熙、宣德、正統(tǒng)、景泰五朝。 他死后被謚忠愍，又謚忠肅，現(xiàn)代學(xué)者則大多稱其為抗敵保國的民族英雄。 于謙的確有忠誠無私的高潔人格與濟世為民的遠大抱負，這不僅有他那再造 社稷的蓋世功勛為證，而且凡是對中國古代文學(xué)略有了解者，可能都讀過他 那“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石灰吟》，以及“但愿蒼生俱 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的《詠煤炭》。然而這只是于謙人格心態(tài)的一半。 在王振專權(quán)的正統(tǒng)年間，他的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做了不少實事，也保持 了清白的自我節(jié)操，留下了兩袖清風的佳話。但面對混亂的政局，他也只能 表示無可奈何的苦悶心態(tài)：“鬢花斑白帶圍寬，竊祿無功久曠官。岸幘恥為 寒士語，調(diào)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說還家好，垂老方知濟世難。戀戀西湖舊 風月，六橋三塔夢中看�！保ā吨颐C集》卷十一，《自嘆》）在于謙數(shù)量并 不很多的詩歌中，有相當?shù)钠且髟伩鄲炁c退隱的內(nèi)容，應(yīng)該說顯示的是 那一時代許多士人的共同心態(tài)。盡管于謙后來的赫赫世功曾一度掩蓋了此種 心態(tài)，但如果仔細辨析，它不僅在其人格中存在過，而且在以后的歲月里還 將繼續(xù)存在，并對其人生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 倘若孤立地看于謙之死，乃是由于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小人的報復(fù) 與陷害。但如果深入研究，其原因不僅非常復(fù)雜，而且其結(jié)果實難避免。土 木堡之變后的京城保衛(wèi)戰(zhàn)無疑成就了于謙的蓋世英名，顯示了他的耿耿忠心 與處危不驚、指揮若定的氣度才能，但同時也種下了他尸橫法場的死因。因 為他再一次陷入了在明代最為麻煩也最為危險的皇室權(quán)力之爭中。于謙的悲 劇在于，他深知陷入這口陷阱的尷尬與兇險，卻又義無反顧地投了進去。當 也先擁英宗為奇貨而要挾明朝廷時，此刻以于謙為核心的明政府斷然采取措 施，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為皇太子，以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決不接受任何以英 宗為要挾的議和條件，于謙甚至表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明史紀事本 末》卷三三）的決絕態(tài)度。繼之又決定以郕王即皇帝位，改元景泰，遙尊英 宗為太上皇，徹底斷絕了也先的要挾念頭。當也先感到英宗已失去奇貨作用 而欲送其歸國時，代宗又恐其歸后自己會失去帝位而一再拒絕，此刻又是于 謙從容地說：“大位已定，孰敢他議!”代宗這才放心地說：“從汝，從汝�！� （同上）最終解決了英宗的歸國難題。再此過程中，于謙的處置可以說對國 家、英宗、代宗均無不利，尤其對英宗的歸國來說更有促成的作用，對此孟 森先生曾分析道：“景帝之于上皇，始終無迎駕之說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 歸，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歸，乃縱令諸將奮勇御敵，而不與敵和，使敵 失貢市之利，則愈阻駕返而敵之送駕愈急矣。”（《明清史講義》上，第139 頁）但可惜的是英宗不僅不會領(lǐng)于謙這份兒人情，恰恰種下了殺于謙的最初 動機。這從勛戚郭登的同類事件中便可得到證明，當時也先曾擁英宗至大同 城下索要金銀財物，謊稱得錢物即可送回皇上，守城都督郭登斷然閉門不納。 此時，英宗“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 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銜之。”（《明史》卷一七三，《郭登傳》）那 么對于始終主戰(zhàn)而不主和議，且聲稱“社稷為重君為輕”的于謙，英宗心中 又焉能不“銜之？”更何況在英宗歸來之際，眾人都不敢發(fā)表如何安置二位 皇上的意見，唯有他于謙斷言“大位已定，”英宗又焉能不“銜之？”再此， 于歉的二難在于，他要解決國家危機就不能不介入皇位更替的敏感問題，而 介入此一難題他便不能不冒身家性命的風險。于謙的可貴處也許就在于，他 主動選擇了國家危亡的大局而置自我性命于不顧。否則他不必感慨萬分地說： “此一腔血竟灑何地!”（《明史》卷一七0，《于謙傳》） 如果說他在京城保衛(wèi)戰(zhàn)中的選擇具有強烈的悲壯色彩的話，那么在景泰 年間的一系列作為則處于一種無可奈何的尷尬境地。明人于慎行曾對于謙的 不幸發(fā)過一通感嘆：“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怛痛， 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于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 吁，亦忍矣。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 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 灑耶。當時群臣奉迎之請，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后易儲 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憲廟亦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fā)，身死西市， 飲恨無窮，可不哀耶! ”（《谷山筆麈》卷三）于慎行的話盡管充滿激情， 但卻不能算是中肯。他似乎忘記了，于謙所面對的是兩位皇帝：一位是無權(quán) 的舊帝，一位是在位的新帝，他究竟該聽從何人或者說感情上該更傾向何人， 就不能不存在選擇的困難。在生死存亡的國家危難中，他可以毫不猶豫地作 出抉擇。但是在危機已過、二帝并存時，舊時的清慎心態(tài)不能不重新占據(jù)其 心頭。在京城保衛(wèi)戰(zhàn)中精明果斷的于謙，后來卻表現(xiàn)得那么猶豫不決甚至近 乎遲鈍，可見他的確已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首先使于謙為難的是更易太子 之事。當初本是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為皇太子，而令郕王監(jiān)國，意思顯然是待 英宗回來后復(fù)位。但后來代宗登基做了皇帝，朱見深的太子地位當然也就存 在著危機。代宗無疑想傳皇位于親子，可對這樣的大事滿朝大臣沒一個敢于 提起。有一次代宗試探太監(jiān)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苯鹩s 頓首回答：“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北M管代宗當時只好“默然”作罷， 但卻已打定了易太子的主意。他先分賜給諸內(nèi)閣學(xué)士各金五十兩與銀百兩， 以籠絡(luò)其心，但還是無人敢于出面挑明。正在此時，廣西潯州有一位姓黃的 守備都指揮因獲罪怕死，乃上疏請易太子。皇上得知大喜曰：“萬里外有此 忠臣。”遂令眾臣廷議，盡管“王直、于謙相顧眙愕�！眳s依然全體通過了。 只有老臣王直扣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保ā睹魇芳o事本末》 卷三五）于謙卻并未有更多的表示。如果此事就此了結(jié)也就罷了，不料不到 半年，新立太子朱見濟卻又一命嗚呼，太子問題成了爭議更大的難題。是將 原太子朱見深復(fù)位，還是等皇上生下另外的子嗣，朝臣們見解各不相同，其 中不少上疏要求復(fù)原太子位者還獲罪遭貶。于謙顯然對獲罪者持同情態(tài)度， 如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鐘同為復(fù)太子事下獄時，進士楊集曾致書于謙曰：“ 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脫章綸、鐘同死獄下， 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 ”于謙將信拿給王文看，王文曰：“書生不知朝 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于是便讓楊集任六安州知州。（同上） 書生由于不知朝廷法度而放言高論，王文、于謙等人則知朝廷法度而不敢亂 說，看來這就是問題的實質(zhì)。這當然不是說于謙膽小怕死，而是無論從情感 還是實際效果上，他都很難作出自己的選擇，在對待皇室問題上，以前曾有 過那么多的教訓(xùn)，他于謙能不多方考慮嗎？一直到了代宗病危之際，于謙才 不得不與廷臣一起上疏請立朱見深為東宮。但是為時已晚，還未等議出結(jié)果， 石亨諸人已擁立英宗復(fù)辟，等待于謙的也只有死路一條了。于謙并非不知道 自己處境的危險，而是無可奈何。當年在代宗因其功勛而賜其宅第時，他曾 堅決拒絕而未被允準，他只好將其封存，“取前后所賜樨書、袍、錠之屬， 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保ā睹魇贰肪硪黄� 0，《于謙傳》）他似乎 已經(jīng)預(yù)感到那不幸結(jié)局的不可避免，而做好了一切準備。看一看于謙臨終前 的言行，便會相信上述的推測并非毫無所據(jù)：“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 謙顧笑曰：‘辯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 ’”（《明史紀事 本末》卷三五）他面對死亡竟如此地平靜，是早已做好心理上的準備，還是 對一切都已完全絕望。其實此二者應(yīng)該是兼而有之的，因為自景泰元年代宗 登基與英宗被尊為太上皇而入南宮，至今已經(jīng)整整八年了，于謙有足夠的時 間把其中的一切全想清楚。他知道英宗不會輕易放過自己，且不講曾說過“ 社稷為重君為輕”的絕情話，單是那長達八年的南宮生涯，就足以令英宗充 滿怨恨，談遷《國榷》曾如此記述其南宮生活：“在南宮重門內(nèi)，前后兩殿 廡甚湫隘，侍衛(wèi)簡寂，膳自竇入，楮筆不多給，恐其通外也�；屎笾链汤C出 賣�！保ň砣�，英宗天順元年）長期的精神孤寂，極度的物質(zhì)匱乏，這一 切盡管不是于謙的初衷，但作為景泰朝廷的實權(quán)人物，他當然不會被英宗所 輕易原諒，更何況英宗復(fù)辟的登基儀式也極需要合適的祭品，則他于謙的死 還能避免嗎？然而于謙死時又很難產(chǎn)生殉道殉國的悲壯感，因為他眼中的代 宗不可能再作為道義的代表。盡管他也做過于國于民有利的實事，也曾對于 謙有過充分的信任，但在其人格中也充滿了自私與狹隘，千方百計地阻止身 陷敵國的英宗歸朝，殘酷無情地虐待囚困于南宮的太上皇，不擇手段地更易 皇太子，心狠手辣地摧折稍持異議的大臣，所有這些難道會輕易地在于謙的 記憶中消失？他有什么必要象方孝孺那樣表現(xiàn)出慷慨陳詞、大義凜然的崇高 悲劇精神呢？在這場皇室內(nèi)部的兄弟之爭中，沒有正義，沒有是非，所擁有 的只是政治權(quán)力的爭奪與個人私利的算計。于謙的遲鈍是因為他沒有介入的 興趣，但最后卻成了這場鬧劇的犧牲品。因而于謙死前的笑是絕望的笑，他 已對朝廷失去希望，他對政治已沒有熱情，他感到將生命投入到如此的紛爭 中已失去其意義，于是他死得冷靜而從容。這乃是清慎士人品格在殘酷政治 斗爭中所得到的必然結(jié)果。 盡管于謙的冤案后來得到了昭雪，但于謙之死依然對明代士人產(chǎn)生了深 遠的影響。首先是對朝廷的不滿，如袁帙曰：“己巳之變，至今可為寒心。 ……夫功蓋天下者不賞，于公之謂也�！保ㄍ希┧^的寒心，顯然系指朝 廷的薄情寡恩，只是語氣稍微含蓄些而已。程敏政的話便講得更為直率：“ 故竊以為肅愍公之死雖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 之手，不誣也。首罪之禍，則通于天矣�！保ㄍ希└Q諸史實，程氏之論確 有見地，因為后來陷害于謙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貞諸人雖被斥逐殆盡，但 終天順朝仍未能給于謙平反冤案，就充分顯示了英宗對他的怨恨之情。這種 不滿對士人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意義巨大。在仁、宣時代，對士人價值評判的標準來 自于皇上，如李昌祺曾自贊其像曰：“貌雖丑而心嚴，身雖盡而意止。忠孝 稟乎父師，學(xué)問存乎操履。仁廟稱為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 自有帝王恩旨�！保ㄈ~盛《水東日記》卷十四）帝王的稱許與恩旨成為他生 命價值的唯一根源，甚至連朋友的評價都是多余的，這固然說明了君臣間的 相互信任關(guān)系融洽，但是將自己的一切全都毫無保留地托付給皇上，是否能 夠永遠得到公正的對待？于謙之死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士人的幻想，使他們不 得不在朝廷之外重新尋找生命的寄托。這就接觸到了本書的一個重要方面， 即陽明心學(xué)產(chǎn)生的原因問題。其次是對朝廷政治的恐懼。士人中也有象于慎 行那樣批評于謙優(yōu)柔寡斷的，但更多人則表示了對其尷尬處境的理解。王世 貞曰：“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 哉! 天命所昄，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fā)，元勛甫就，膺此禍烈，智 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 ”（《獻征錄》卷三八，《兵部尚書于公謙 傳》）王世貞除了對于謙的無奈表示充分的理解外，同時指出了兩點遺憾： “智不及避”與“勇不及決�！蹦敲捶催^來看，王世貞心中合理的處置方式 便應(yīng)該是“避”與“決”的選擇。所謂避便是遠離這是非之地，妥善地保全 自我；所謂決便是當機立斷作出抉擇，從而在政局中處于有利的位置。王世 貞的話是有相當分量的，因為明代后期的許多士人正是作出了此二種抉擇： 要么退隱自適以全身遠害，要么奮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賭博。 其實上述影響當時就出現(xiàn)了明顯的跡象，更不必等待王世貞加以指點。 比如在代宗易太子時差點兒“愧死”的老臣王直，在于謙死后便立即請求致 仕回鄉(xiāng)，甘心于和佃仆們一起種地栽樹，過那種“擊鼓歌唱”的平淡生涯， 并對兒孫們發(fā)感嘆說：“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fù) 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 ”（《明史》卷一六九，《王直 傳》）王直在宣德、正統(tǒng)年間名氣頗大，與王英一起稱“二王，”卻因楊士 奇的抑制而未能入閣，作為文臣其心中怨氣之大可想而知。但在躲過奪門之 變的災(zāi)禍后，他卻衷心感謝起曾壓抑過自己的楊閣老了。這說明對于奪門之 變這樣巨大的心理恐懼來說，其他的恩恩怨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此種刻骨 銘心的記憶在天順朝想必決非王直一人所具有。 當然，也有未能吸取教訓(xùn)而依然故我者，則理所當然地吃足了苦頭，其 中岳正便是個典型的實例。岳正（1418—1472），字季方，漷縣人，正統(tǒng)十 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天順初年以于謙為首的大批代宗舊臣被殺戮斥 逐，隨后閣臣徐有貞、李賢亦下獄，英宗頗有無人可用之憂。此時他發(fā)現(xiàn)了 岳正這位年輕有為、又是自己所錄取的官員，心中大喜，立即命其入閣。岳 正也深感英宗知遇之恩，盡心盡力以圖報效。但他僅僅在內(nèi)閣呆了二十八日， 便以失敗而告終。他先被貶欽州同知，隨之又被逮系詔獄，受杖一百，謫戍 肅州，后被釋回鄉(xiāng)為民。岳正的失敗雖與石亨、曹吉祥等小人的誣蔑陷害有 密切關(guān)系，但其主要原因則是他的正直敢言與盡心圖報，《明史》本傳記曰： “正博學(xué)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nèi)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 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其實態(tài)度的過激英宗或可原諒，而敢于說真 話才是其獲罪的主因，比如他在借承天門失火而代皇上所撰敕文中，竟如此 寫道：“乃者承天門災(zāi)，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盡歟？祖 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征調(diào)多方， 軍旅勞歟？賞貲無度，府庫虛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 歟？朋奸欺罔，附權(quán)勢歟？群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 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 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這全面的質(zhì)疑淋漓盡致，略無顧忌，難怪會獲致“ 舉朝傳誦”的轟動效應(yīng)。但同時也因有“賣直訕謗”的嫌疑而惹怒了皇上， 則其遭貶下獄的結(jié)果也就在所難免了。英宗曾為岳正下過如此評語：“岳正 倒好，只是大膽。”（《明史》卷一七六，《岳正傳》）他只要岳正的“好”， 而討厭其“大膽”，卻不知只有大膽了才會有好。于謙在景泰年間的隱忍徘 徊本是欲求一個好的結(jié)果，卻落了個橫尸法場；岳正在天順年間的大膽直言 也是欲求一個好的結(jié)果，也照舊落了個幾乎喪命的謫戍下場。則士人在當時 官場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岳正的確是夠頑強的，在經(jīng)過了貶官流放 的折磨后，卻依然我行我素，他的兩首《自題小像》，不能不讓后人充滿深 深的敬意。其一曰：“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寫陋容，遂隱括其辭， 題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 敢。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彼勋@知皇上沒忘記其好處，亦 深知皇上不喜其大膽，更知道倘若改掉這大膽的性情，就會重新得到皇上的 重用，但他卻斷然表示，寧死也不會改變。岳正在此對理想人格的認識顯然 與皇上產(chǎn)生了分歧，故而又曰：“孔學(xué)不惑，孟心不動。汝年四十，物理猶 哄。四舉方售，非百中之材；一試輒敗，非萬全之用。既不能隨時以浮沉， 又安足為世之輕重。倘倀倀然以執(zhí)迷，徒嘵嘵乎而自訟。此蓋古人之所謂狂， 而今人之所謂蠢也。”（《類博編》卷八）可見他不僅知道皇上不喜歡自己 的率直大膽，而且更知道不會被這個社會所接受。但盡管舉世非之而認其為 蠢，他卻在古人那里尋到了知音，這就是孔、孟對行不掩言的狂者的稱贊。 岳正也許并未意識到，他在明代士人的人格演變史上邁出了艱難的一步，即 從依附朝廷而走向獨立。此種獨立更顯示出另一種趨勢，即道與勢的出現(xiàn)裂 痕乃至初步分離。當然，為邁出這一步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永遠地脫離 官場。他顯然已做好了準備，并且沒有太多的遺憾。在晚年，他尋到了兩位 在生活情趣與人生理想上的知音，即超逸的陶潛與求樂的邵雍，他以詩言志 曰：“歸去來兮不是辭，陶家家數(shù)正如斯。近來次第施行盡，只欠臨流會賦 詩�！保ā毒疤铡罚澳瓴盼迨阈莨�，卻向床頭學(xué)弄丸。不覺囅然開口笑， 邵家生活這般般。”（《慕邵》，均見《類博編》卷二）這種生活情趣的轉(zhuǎn) 變是否也預(yù)示著一種哲學(xué)人生觀的轉(zhuǎn)向呢？因為在陳獻章的詩文中，陶潛與 邵雍也一再被作為人生理想的楷模而加以稱揚，這該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岳正在明代無論事功、哲學(xué)還是文學(xué)當然都不是第一流的人物，之所以 選擇他作為士人心態(tài)研究的代表，是因為其前后聯(lián)結(jié)著兩位重要人物，這就 是于謙與李東陽。與于謙的比較價值已見上述，至于與李東陽的關(guān)系，我以 為四庫館臣在評岳正詩文時的一段話頗有啟示意義，同時也可為本小節(jié)提供 一個恰當?shù)慕Y(jié)尾，其曰：“正統(tǒng)成化以后，臺閣之體，漸成啴緩之音，惟正 文風格峭勁，如其為人。東陽受學(xué)于正，又娶其女，其《懷麓堂集》亦稱一 代詞宗，然雍容有馀，氣骨終不逮正也。所謂言者心之聲歟! ”（《四庫全 書總目》卷一七 0，集部，別集類二三）這的確是個值得深思的現(xiàn)象，李東 陽受學(xué)于岳正，又是其女婿，甚至連那篇洋洋灑灑的《直內(nèi)閣翰林院學(xué)士岳 公正傳》也是出自他的手筆，但他竟然與岳正的人格迥然不同，其原因究竟 何在？我們留待后面再詳加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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