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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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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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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一節：道與勢之糾纏：明代士人境遇的尷尬 三、仁、宣士風與臺閣體 就現存資料看，最早對臺閣體作出概括的應該是宣德進士李賢（1408— 1466），他在序楊溥文集時說：“觀其所為文章，辭惟達意而不以富麗為工， 意惟主理而不以新奇為尚，言必有補于世而不為無用之贅言，論必有合于道 而不為無定之荒論，有溫柔敦厚之旨趣，有嚴重老成之規模，真所謂臺閣之 氣象也。”（《明名臣琬琰錄后集》卷一）從內容講，為道與用；從風格講， 為溫柔敦厚。應該說李賢的概括是頗為準確的，只是尚未與當時士風相聯系。 清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在為楊榮文集所作提要中則補充了李賢的不足，其曰： “榮當明全盛之日，歷事四朝，恩禮始終無間，儒生遭遇可謂至榮。故發為 文章，具有富貴福澤之氣，應制諸作，沨沨雅音。其他詩文亦皆雍容平易， 肖其為人，雖無深湛幽渺之思，縱橫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 醇實無疵，臺閣之文所由與山林枯槁者異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0， 集部，別集類二三）此處所言正是士人遭遇與其詩文體貌之間的關系問題， 具體地講也就是士人由其生存環境而形成的性情心態如何造就了他們的文學 風格的問題。應該說無論是李時還是四庫館臣，他們對此一關系的感受都是 既深刻又具體的。認識到這一點對士人心態的研究是至關緊要的，因為既然 臺閣體是當時士人“情動而辭發”的結果，那么今天便可以通過“批文以入 情”的手段，去探討并描述出當時士人的人格、性情與心態來。 但是，在論述此一問題之前，還有一點尚須作出更具體的界定，即臺閣 體的流行時間問題。時下學者一般均籠統指稱是明前期，但嚴格地講它既不 在洪武甚至亦不在永樂時期，而是在仁宗、宣宗及英宗前期的近二十年時間 內廣為流行，高潮乃在宣宗一朝，景泰、天順、成化三朝則是其余響。因為 洪武時的高壓政治只能令士人戰戰兢兢從而導致哀嘆感傷的情調，永樂一朝 雖可視為臺閣體的發端期，卻大多是半真半假的諛詞。而在英宗正統年間的 土木堡之變以后，隨著國力的衰弱與朝政的混亂，就再也不可能具有臺閣體 那種雍容平和的氣度了。臺閣體的產生起碼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天下太平、 政治清明的時代環境，二是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關系要達到親融和諧的狀 態。而此二種條件惟有仁、宣時期方庶幾近之。先看第一點。仁、宣時期可 謂士人眼中的“盛世”。因為中國傳統的盛世觀念有其獨特的內涵，它既不 看重武力的強大，也不看重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發展，至于商品經濟的發達則 更被視為舍本逐末的頹世衰風，圣人不是說過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所以儒家的理想社會是天下統一而百姓 安樂，知禮不爭而盜賊匿跡，即所謂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豐年得以溫飽， 兇年免死于溝壑，其要旨則在于穩定和諧，這在《禮記·禮運》里講的很清 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賊亂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 （《十三經注疏》卷二十一）仁、宣士人感到他們所處的時代似乎已接近此 大同盛世，如楊士奇說：“今圣天子在位，誕敷恩德，以洽于萬方。登賢拔 材，咸列有位。貸逋賦，宥過眚，百政修舉，乖沴和順，萬物條暢，島夷洞 獠，悉馴悉歸。斯非所謂平康之世者乎？故貴者遂樂于上，賤者遂樂于下。 士農工商，無小大富貴，各以類而樂于其所。”（《東里續集》卷五，《東 山燕游詩序》）窺諸歷史現實，士奇的話并非毫無所據。明王朝至仁、宣時 期，經過洪武、永樂二朝的苦心經營，政治基本趨于穩定，經濟尤其是農業 經濟較之元末戰亂時已有較大恢復，各方矛盾亦暫趨緩和，整個王朝進入和 諧有序狀態, 尤其是在宣宗時更為典型，史載：“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 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 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 奏，帝皆虛懷聽納。”（《明史》卷一四八《楊士奇傳》）由是，士人們普 遍地擁有了和樂的心態，楊榮有《行樂圖自贊》曰：“澹然以居，恬然自適。 當玉署之燕閑，正金鑾之退直。光風霽月，慕前哲之襟懷；翠竹碧梧，仰昔 賢之標格。惟意態之雍榮，乃斯圖之仿佛。至于策勵駑鈍勤勞夙夜，以感圣 主之恩遇，樂盛世之治平者，抑豈丹青之所能窺測哉! ”（《文敏集》卷十 六）此種“澹然”“恬然”的自適不是逃避社會而歸依山林的隱士心態，而 是志得意適的一種政治滿足感。因為雍容典雅的詩風只能是關注社會的外向 性心態的反映，而隱士的心態一般是封閉狹小的。 再看第二點。盡管士人的和樂心態與當時國家太平、政治清明的氛圍有 密切聯系，但對此依然應持謹慎的態度，因為此二者之間實際上還存在有相 當的距離。身居廟堂的臺閣體作家對現實真實狀況的了解畢竟是有限的，在 他們的詩文中，所表現的生活面相當狹窄，即使有幾首寫到農村場面的詩， 如“桃蹊深淺紅相間，麥垅高低綠漸肥。”（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五十九， 《歸至清河》）“茶輸官課秋前足，稻種山田火后肥。”（楊溥《送歸州太 守復任》，見《明詩紀事》乙簽卷四）均為浮光掠影的遠距離掃描，說明不 了什么問題。可以肯定，當時的大明帝國決不會和諧美妙到如臺閣體作家所 描寫的那般地步，因而太平和樂的心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當時士人的一 種主觀心理感覺。此種感覺自然有其產生的基礎，那就是士人在帝國中所處 位置的變化，或者說是皇帝與文官之間關系的重新調整。與洪武、永樂年間 相比，仁、宣時士人與帝王間的親和力大大加強，從而達到一種雖則短暫卻 頗為和諧融洽的程度，換言之即皇權與文官集團之間達成一種相對的平衡狀 態。此種融洽平衡乃是由下述三方面的原因所決定的： （一）從雙方關系講，他們既有師生之誼又有共同的情志興趣，容易保 持融洽和諧。仁宗與宣宗在潛邸時即長期受教于文官，從而結下較深的感情， 一旦龍飛于天勢必會尊重信任之，象三楊、金幼孜、蹇義、夏原吉諸人，在 仁宗一系與高煦爭奪皇位繼承權中均曾出過大力，許多人還為此獲罪于成祖 而身陷囹圄，所以這群顧命大臣后來理所當然地會得到新皇上的報答。更重 要的是，在長期相處中他們形成了許多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也為后來的君臣 相處提供了有利的溝通條件。明末的錢謙益便充分注意到了此一點，他記載 曰：“仁宗在東宮久，圣學最為淵博，酷好宋歐陽修之文，乙夜繙閱，每至 達旦。楊士奇，歐之鄉人，熟于歐文，帝以此深契之。”（《列朝詩集小傳》 乾集上）又記宣宗曰：“帝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力就。每 試進士，輒自撰程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萬機之瑕，游戲翰墨，點 染寫生，遂與宣和爭勝；而運際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庚歌繼作，則 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非但好文，而且在所好對象與傳統繼承上，均情投 志合，由此也就明白了何以會形成臺閣體文風的原因。而此種從政治利益到 個人情趣的一致，決定了雙方關系的融洽。 （二）從帝王一方講，亦須依靠并信任文官。因為仁宗、宣宗等守成之 君在錦衣玉食 的環境中長大，已不在具有祖宗開國的氣度與才能，倘若失去文官的支 持擁戴則將一籌莫展。三楊等人都曾是輔佐四朝的老臣，而且均多次提出過 致仕的請求，朝廷的一再執意挽留固然說明了對他們的深厚情感，同時也顯 示出對他們的依賴之深。而要有效地依賴他們，就必須滿足其各種人生的需 求。這除了盡量提高其官位外，同時還使三楊等重臣身兼數職，目的顯系令 其支取更為豐厚的官祿。當然，日常的各種賞賜也是不可缺少的，這不僅有 物質上的補償意義，還顯示了情感上的關懷。如正統四年楊士奇歸鄉省墓時， 英宗特意“命兵部緣途給行廩，水路給驛船遞運船，陸路給驛馬運載車，從 者皆給行糧腳力，往復并給。”（《東里續集》卷四十九，《南歸紀行錄》 上）楊士奇之所以將這些記錄下來收進自己的文集中，顯然是作為至高的榮 耀并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的。不過對于這些儒臣來說，最為看重的還不是物 欲的滿足，而是對自己一腔忠誠的理解。皇上自然也能洞悉臣子們的衷曲， 盡量予以滿足。如仁宗登基伊始，便立即將夏原吉、吳中、楊勉、黃淮、楊 溥、金幼孜等一幫被成祖下獄的文臣悉數官復原職。而且登基未及一月，便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八）以便其直接對皇上密封言事。一枚圖章雖小，卻飽含了皇上的信任 之意，而這在洪武、永樂時則是不可想象的，難怪楊士奇特撰《賜銀章記》 一文以致感激之意，其中曰：“既受賜，時皆以為千載之遭際，希闊之大恩 也。”（《東里續集》卷五）然而從歷史上看，為臣子者直言敢諫尚不難做 到，但做皇上者要容納逆耳的忠言可就不那么容易了。為了打消臣子的顧慮， 仁宗曾與楊士奇進行過一次誠懇的談話：“（上）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 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 臣富弼有言，愿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上曰：‘然。《書》 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群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 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圣人。’上曰： ‘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于改。’”（《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 在此楊士奇雖是引用宋人富弼的話來提醒仁宗，不可以一己之喜怒來對待臣 下的進言，但實際上是宛轉地批評了太祖與成祖，因為早在解縉的奏章里， 就已不客氣地指出了“天下皆謂陛下（指朱元璋）任喜怒為生殺”（《明史》 卷一四七《解縉傳》）的事實。士奇的借古喻今可以視為是一種試探，當他 得到皇上以道為取舍的承諾時，便立即稱之為圣人之舉，同時也體會到了皇 上的真誠與信任。正是有了這種相互信任，二者的關系方能達到融洽的程度。 據史載，宣宗曾“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 報可。”（同上卷一四八，《楊士奇傳》）這種薦選官員的方式既充分體現 了皇上對臣子的信任，更顯示了君臣之間的和諧。 (三)從士人一方講，則表現出忠于朝廷、勇于任事而又不流于放縱不羈 的特性，這也保證了和諧融洽狀態的存在。士為知己者死，是中國士人的做 人準則。既然皇上表現出對臣子足夠的關懷與信任，那么作為臣子就沒有理 由不對朝廷忠心耿耿。客觀地講，士人們在經過從永樂到宣德的不同體驗后， 對三位皇上也產生了不同的情感深度，楊士奇如下的兩首詩很好地凸顯了此 種差別： 謁長陵 憶昔六龍升御日，最先呈詔上鑾坡。論思虛薄年華遠，霄漢飛騰寵命多。 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淚欲成河。文孫繼統今明圣，供奉無能奈老何! 謁獻陵 海宇洪熙戴至尊，愚臣殿陛最蒙恩。常依黼扆承清問，每荷綸音獎直言。 萬古茲山藏玉劍，九霄何路從金根。余生莫罄涓埃報，血淚橫膺不忍論。 （《東里詩集》卷二） 面對長眠長陵中的成祖，士奇沒有忘記最早被選入內閣的恩遇，故而不 禁流下兩行清淚。但是當他轉而面對獻陵中的仁宗時，回憶起他那種種“承 清問”、“獎直言”的恩德，真是恨不得跟了他去，于是禁不住“血淚橫膺”。 “清淚”與“血淚”雖僅一字之別，卻明顯令人感到情感分量的差異。相信 具有此種情感差異的并非只士奇一人，比如他在為楊榮撰寫墓志銘時，特意 用下述方式開頭：“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 公奉敕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啟行，病作。眾曰：‘曷俟少間？’公曰： ‘君命不可稽也。’挾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 日也。”（《明名臣琬琰錄后集》卷一）這顯然是為突出其忠誠無比的精神。 皇上的寬容與臣子的忠誠終于熔鑄成了敢于直言勸諫的士人品格，并取得了 較好的效果。有一次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不少人都認為他這是買直沽 名，仁宗也頗厭煩，雖經楊士奇勸解，但皇上還是不高興，因而只令其照舊 供職，仍不準參加朝見。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 朝臣皆以言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若傳于遠人，將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仁宗表示愿意承認過錯，并讓士奇告諭群臣。不料士奇 仍然不依不撓，非要讓仁宗下璽書親自引過認錯。皇上最后無奈也只好照辦。 （王直《楊文貞公傳》，見《獻征錄》卷十二）這在太祖、成祖時是絕對不 可想象的。但仁、宣士人的勇于直諫又決不會流于放縱驕橫，因為他們在成 祖時所過的提心吊膽侍奉惟謹的日子，會長期縈繞在心頭，時時提醒他們約 束自己，即使遇到某些小的委屈煩惱也能隱忍自控。楊士奇在《題黃少保省 愆集后》一文中，非常清楚地表述了此一特征： 讀吾友少保公永樂中所作省愆詩集至于一再，蓋幾于痛定思痛，不能不 太息流于往事焉。……時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 京邸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 于內。賴上圣明，終不為惑。然為宮臣者，胥凜凜尯臲，數見頌系，雖四臣 不免，或浹旬，或累月，唯淮一滯十年，蓋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者也。夫莫之 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 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 者今蹇、黃及士奇幸尚存，去險即夷，皆二圣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 子反躬修身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忽也。故謹書于集后以歸黃公，亦以自儆 云耳。”（《東里文集》卷十） 此種去險即夷后的痛定思痛，使這些士人始終保持安不忘危的警覺狀態， 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大意，比如楊溥的“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 《楊公言行錄》，見《明名臣琬琰集》卷一）的性格，顯然與其長期的牢獄 生涯有直接的關系。從仁、宣士人主要成員的個人性情看，許多人本來并不 屬于平和謙柔的人格類型，黃淮、楊榮、夏元吉等原都是剛直甚至狂傲的， 可知他們后來的平和乃是長期修煉的結果。夏元吉在追述自己的性格形成時 說：“吾幼時有犯未有不怒，始忍于形，中忍于心，久則無可忍矣。”（ 《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傳》）忍當然是對個性的扭曲，但時間久了也就 視為當然甚至自然的了。此種扭多樣性為統一性并全歸之于平和謙柔，對一 代士風來說也許并不是好現象，但倘不如此，臺閣體詩風乃至仁、宣之治也 就無從說起了。 明白上述三方面原因之后，再回頭來認識仁、宣士人心態，就簡單容易 多了。此處可以楊榮為例。楊榮（1371—1440），初名子榮，字勉仁，福建 建安人。他在永樂朝較其他文臣更得太祖的信任，而且“論事激發，不能容 人過。”（《明史》卷一四八）但正是他總結出上述所言的“事君有體，進 諫有方”的處世經驗，故以其為例當更具代表性。他曾作有《七十自贊》曰： “荷先世積德之厚，叨列圣眷遇之隆。久侍禁近，冀效愚忠。當齒力之既衰， 尚責任之愈崇。自愧乎進無所補，退不我從。徒存心之兢兢，而懷憂之忡忡。 惟古人堯舜其君民者，素仰其高風。思勉焉而不懈，期一致于初衷者也。” （《文敏集》卷十六）這七十歲的自贊，即可視為其晚年的心態，亦可算作 其一生的總結。他雖身居高位，榮寵有加，卻并未有任何的自傲自足，而是 深感其責任的重大，以致使他整日抱著心之兢兢、憂之忡忡的心態。仔細體 味此種心態，可以發現它是由清純誠厚與謙恭畏慎二種要素構成的，簡言之 亦可稱之為清與慎。其實楊榮本人便作過精練的概括與具體的說明，其《清 慎堂箴》曰：“清如之何？清匪為人。以潔吾心，以持吾身；慎如之何？慎 匪為彼。以審于幾，以飭于己。心或不潔，私欲紛挈，正理日淪，惟利之趨。 幾或不審，終戾于善，火始一燼，燎原斯見。惟利是趨，慳人之歸。善茍戾 焉，害必隨之。曰清曰慎，勿肆以污。日篤不忘，綽有馀裕。矧茲服政，以 蒞厥官。事上馭下，云為百端。清則無擾，慎則無過。匪清匪慎，云何其可？ 清或不慎，亦曰徒清。既清且慎，式安其榮。從事于斯，終必如始。益之以 勤，斯為善矣。終始或間，棄于前功；一念以爽，斯玷厥躬。譬行百里，九 十方半。惟能勉旃，金石斯貫。”（同上）楊榮為人警敏，謀而能斷，且性 喜賓客，不拘小節，故死后被謚文敏，因而他決非迂腐刻板的陋儒。在這篇 標準的修身養性理論箴文中，其中受有程朱等宋儒的影響自不待言，但主要 應視為其人生經驗的結晶。全文始終圍繞著自我應如何服政蒞官、事上馭下 而展開。在作者看來，清是為了使自己的心靈純潔、道德高尚，從而保持應 有的做人節操。清的對立面是“污”，污就是不潔，就是貪。貪了就會成為 只知追逐私利的小人。此尚未脫宋儒心性修養的范疇。然而“慎”之一項便 非心性修養所能涵蓋，它除卻有“飭于己”的自我整戒外，更重要的在于“ 審于幾”。“幾”有微、兆、危諸意，此處應按《易·系辭傳下》“幾者動 之微”之意來理解，即世事變動運化之細微先兆。所謂“審于幾”即善于發 現事物之微妙征兆從而審時度勢、把握勝機。慎的對立面是肆，“肆”即縱 恣放任自我，若“肆”便會有“過”，便會與“善”乖違，那么“害必隨之”。 很顯然楊榮的“審于幾”之慎便包含著功利的成分，而且慎比清更為重要， “清或不慎，亦曰徒清。”倘若念頭一差，自我便會受到玷污損害；只有 “既清且慎”，方可永保自身的尊榮。這樣的箴文只有經過宦海風濤者方可 寫出，這樣的心態只有在多事的朝廷官場方能具備。這種心態當然即不同于 洪武時的戰戰兢兢，也不同于永樂時的口甜心苦。它是自覺的自我檢飭，并 有積極的用世之心與周旋官場的自信，只是在其心理底層依稀可見功利的算 計與不易覺察的淡淡隱憂。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 焉。”（《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如果將谷氏的話視為是對歷史事實的判 斷，那顯然帶有很大的想象夸張成分，因而我們寧可相信他的話只是一種比 喻，意思是仁、宣之于明代猶如成、康之于周代、文、景之于漢代，是該王 朝歷史上的最好時期。這就象宣德四年宣宗本人所言：“朝廷治化重文教， 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勖 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飫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虞。”（余繼登《典故紀聞》 卷九）盡管在宣宗左右環繞著德比仲舒、文過相如的群儒，其閣中充滿了各 種圖書，君臣講論，共重文教，但卻依然是“希唐虞”的美好理想而已，并 未真正達到唐虞之盛世。而且即使從君臣關系的角度講，抱著清慎心態的士 人也不可能人人皆與皇上親密無間，而勿寧說大多數人都難以達到完美的和 諧融洽境地，如洪熙元年四月，有人上書歌頌國家太平，仁宗拿給眾大臣看， 幾乎所有人都出言奉承，說什么“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斂徭役， 可謂治世矣。”只有楊士奇肯講實情，告知皇上：“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 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弄得仁宗頗為尷尬，不得已只好半解嘲半譏 諷地笑著說：“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 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卿三人（指蹇義、夏元吉、楊榮）未有一言， 豈朝政果無闋，生民果皆安乎？”（王直《少師楊公大傳》，《明名琬琰錄 后集》卷一）《明史·楊士奇傳》還特意補了四字：“諸臣慚謝。”后來的 史學家固然都對士奇的忠心直言給予了特別的表彰，不也同時說明了眾人與 此種境界尚有一定距離嗎？于是谷應泰也不得不承認：“然而三楊作相，夏、 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它 則都俞之風，過于吁咈；將順之美，逾于匡救矣。”（《明史紀事本末》卷 二八） 士人之所以始終抱有清慎的心態，君臣間之所以難達完美和諧之境地， 谷應泰認為是由于帝王“讓善即喜，翹君即怒”（同上）的人性缺陷，自然 有其一定道理。但其更深一層的根源則是道與勢矛盾的難以協調，士人若欲 完全依道行事必然與帝王之勢發生抵觸，欲完全順從帝王之勢則必然違背道 之原則，結果是依違于道與勢之間而左右搖擺，起碼在形式上保持了君臣間 的相安無事與朝政的和諧有序。這從宣宗廢皇后胡氏的事件中可以得到充分 的說明。此事發生于宣德三年，正是仁、宣之治的高峰時期。事情的起因是 胡皇后未能及時生育子嗣而貴妃孫氏卻得了貴子，宣宗認為應該“母從子貴” 而立孫氏為后，于是便召集眾輔臣商議如何處置胡氏。宣宗的易后行為與孫 氏間的私人感情是否有關，今日已無法知曉，但易后肯定不是他個人的私事， 而是牽涉到宮廷政治的大事，比如后來的萬歷皇帝曾經為了他心愛的鄭貴妃 而推遲立東宮太子，為了維護所謂的正義與國家利益，文官集團對此進行了 曠日持久的抗爭，并最終迫使皇上放棄了自己的主張。但仁、宣士人在面對 同類事件時卻表現各異。楊榮表示積極支持，蹇義為皇上尋到了宋仁宗降郭 后為仙妃的先例，這顯然是從了帝王之勢。楊士奇則要守道循禮，始而說： “臣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群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 !”繼則 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數十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 貶，何謂無議？”即易后必將招致后世非議，其態度可謂鮮明。張輔、夏元 吉二人依回其間說：“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然而當他們得知“上有志 久矣”并看到“上不懌”時，就只能替皇上謀慮胡皇后讓位的方式問題了。 楊榮的做法顯系過分，他竟然編織出“誣詆”中宮的二十件過失之事，連宣 宗都感到編的太離譜而生氣地說：“彼曷有此，宮廟無神靈乎？”（同上） 還是楊士奇穩重周全，最后終于以胡氏有病身體欠佳的理由，令其自辭皇后 之位。事情總算有了個體面的結局。至于胡氏交出皇后之位是否情愿其實已 不重要，因為憑三楊諸人文過相如的才能，撰寫出一篇堂而煌之的詔敕來， 肯定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明通鑒》的作者夏燮要比谷應泰敏銳而簡明， 他沒有《明史紀事本末》的曲折繁飾，而是直筆書曰：“上獨召士奇至武英 殿，屏左右，問處置中宮事。對曰：‘皇后今有疾，因其有疾而導之辭讓， 則進退以禮。’上諭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貴 妃遂得立。”（《明通鑒》卷二十，宣德三年三月）事情之最終得以圓滿解 決得力于雙方的相互讓步，皇上只是引而不發地使用了皇權而沒有一意孤行， 聽取士奇的主張而保全了皇后的面子；文官一方則亦沒有固執己見，遷就了 皇上的意愿而維持形式上的禮節，從而最終沒有釀成君臣之間的對抗。但如 此局面顯然并非完全建立在共同守道的基礎上，而是君臣間長期形成的相互 理解的情感因素作為維系條件，因此它也就是非常脆弱的，其中環境與人事 上的任何改變均可使之分裂離析。這就是仁、宣之治何以會如此短暫的重要 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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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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