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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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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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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第一節：道與勢之糾纏：明代士人境遇的尷尬 二、成祖朱棣的政治策略與永樂士人的無奈 歷史有時往往充滿諷刺意味，那位在南京城內殺文人殺得眼紅并將儒家 之道踐踏得一塌糊涂的燕王朱棣，轉眼之間卻成了有明一代以儒家理論作為 治國綱領的真正奠基者，而且竟然得到了后來士人的認可，明中葉的李賢便 說：“吾道正脈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 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于正。”（焦竑《獻征錄》卷十三《薛 公瑄神道碑》）但實事求是地講，明王朝的真正成熟的確是從成祖開始的。 在此不必講他三次御駕親征漠北的武功，以及多次派鄭和率船隊下西洋炫耀 國威的盛舉，僅就對士人的控制訓化而言，他也較太祖與惠帝更精明煉達。 朱元璋對士人的反復催折盡管使之生氣喪盡，然而同時亦造成其多詐死佯狂 而求解職事的消極后果；建文帝雖寬仁重士，卻未顧及文人之徒托空議以致 天下不保。朱棣顯然是汲取了這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從而創制出一套剛柔并 濟的策略。他于永樂元年即擺出重道尊儒的姿態下詔曰：“惟欲舉賢材，興 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三，永樂元年丙子） 其后便是一系列的實際舉措，諸如祭祀孔子，大興科舉，組織文人編纂《五 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永樂大典》等大型類書，對熱 衷仕途者廣開門路，有山林之趣者即放之歸野。尤其是三部“大全”的編纂， 更奠定了以理學為本的政治文化方略，朱棣在三部“大全”的序中說：“由 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國，而達之天下。 使家不異政，國不異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雍之治，將 必有賴于斯焉。”有人曾將洪武、永樂二朝作對比說：“國初右武事，上民 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興。 龍飛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 者首稱之。蓋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為此盛舉耳。”（吳寬： 《匏翁家藏集》卷三二《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身當其時的士人們自然更 是大為感激，胡廣便說；“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 矣。”（《明太祖實錄》卷五七，永樂四年閏七月乙亥）楊士奇甚至說： “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東里文集》卷二《樸齋記》）此話雖給 人一種不倫不類的滑稽感，然激動感戴之情卻也溢于言表。但朱棣并未能始 終保持此副慈祥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自己好大喜功的帝王心 理與維護皇室至高無上的權勢利益。對于那些個性突出的士人與有損皇室權 益的行為，他決不會表現出絲毫的寬容。解縉是個足以說明問題的實例。解 縉（1369—1415），字大紳，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他自幼穎敏，但卻同時養 成恃才傲物的脾氣。他在政治環境嚴酷的洪武朝，不僅對同聊上司出言不遜， 而且憑著年輕氣盛上萬言書批評太祖，尖刻地指出“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 生殺。”（《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他未被太祖殺掉實在是萬幸。然 而到了永樂朝他卻沒能再保持這樣的運氣，焦竑《玉堂叢語》曾用極簡練的 文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上 試時，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即之 尚書所謾罵。尚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紳逸乃爾耶？苦以御史。’即除 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而意氣疏闊，又性剛多忤，中漢 庶人讒，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往 來。上大怒征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卷七，任達） 解縉的死是相當悲慘的，作為一位以天下為己任的儒者，他沒有實現自己的 夙愿，他甚至沒能象方孝孺那樣守道罵賊而死得轟轟烈烈，他就那樣被人灌 得爛醉，稀里糊涂地在寒雪中送掉了性命。其實，朱棣在永樂初年時是非常 信任他的，他是明代第一批入文淵閣備顧問參與機務的七人之一，然而，是 什么原因導致了君臣關系的惡化呢？其中自然有性情剛直的個人原因，但是 最致命的是他介入了皇室內部的權力紛爭，《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中 的一段話，不必加以任何引申就能完全說明問題： 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 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為漢王高煦所忌，遂致敗。 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丘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曰：“皇長 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圣孫。”謂宣宗也。帝頷 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 置郡縣。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 “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寢衰。 但朱棣對士人的處置方式顯然較其父朱元璋已更為老猾，除對個別“冥 頑不化”如解縉者需消滅其肉體外，他樂得讓不順眼者關進監獄中去領受坐 牢的滋味。與解縉一起入閣的黃淮、楊溥就曾以相同的原因在大牢中度過了 整整十年的痛苦生涯，這留待后邊再詳細解說。現在要說一件雖然細小卻也 足以說明問題的史實。朱棣在永樂二年對新科進士殿試后，親選曾棨等二十 九人入翰林讀書，顯然對他們寄寓了厚望。但令其大為惱火的是，這群年輕 進士竟敢不按其要求讀書上進，當令其背誦柳宗元《捕蛇者說》時，竟無一 能全誦者。盛怒之下他將此二十九人悉數發配邊衛充軍，繼之又令其充任搬 運木頭的苦役，這群身單力薄的讀書君子自然不堪忍受，便托人向皇上求情 表示悔過。朱棣料定他們苦頭吃足了，方令回翰林重操舊業，自然也就老實 服貼多了。（何孟春《余冬序錄摘抄外編》卷五）此法之妙不言而喻，他既 未讓朱棣落下嗜殺寡恩的惡名，同時又使文人逐漸懂得循規蹈矩的必要。 做永樂朝的士人的確是夠難的，因為他們很難達到朱棣的要求。朱棣理 想中的君臣關系是：“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憮，天下何患不治。” （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做臣子的要敢于大膽地講出自己內心的真實 想法，卻又要讓皇上聽起來舒服順耳。這實在是一種相當美妙的境界，但要 實現它卻幾乎是不可能的。真實的情形往往是，為了不觸怒皇上而險遭不測， 臣子們會將真實的情感與想法深藏于內心，而小心翼翼地選擇一些皇上愛聽 的話，從表面來滿足朱棣的要求。此種情形猶如一位膽顫心驚的女子想方設 法去討兇狠丈夫的歡心一樣，斷難達到平等和諧的情感交流，而只能形成一 種妾婦心理。當時曾入內閣的黃淮就非常典型地擁有此種妾婦心理。他有過 得寵的恩遇：“凡侍朝，特命解公縉與公立于榻之左以備顧問。上慮萬機叢 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議論， 雖同列不得與聞。”（焦竑《獻征錄》卷十二，陳敬宗：《文簡黃公淮墓志 銘》）他也有過失寵的悲哀：“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重入高煦 譖，悉征東宮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系十年。”（《明史》卷一 四七《黃淮傳》）黃淮與其同僚們又是因介入皇室內部的權力而獲罪。在這 十年漫長的牢獄生涯中，黃淮有足夠的時間來思考自身的處境及其與皇帝的 關系，但他卻始終將自己固定在妾婦的位置上，并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深深悔 過，后來他將這些悔過的文字收集起來，命名為《省愆集》。他回顧了自己 不幸的經歷，將其概括為《妾薄命》詩一首： 薄命妾，薄命妾，昔日顏如花，曷來頭半雪。翻思初嫁時，朝夕承恩私。 蕙蘭播清馥，羅綺生輝光。夜夜庭前拜新月，衷情訴與天公知。愿同比目魚， 游泳長相遂。愿同連理枝，百歲相因依。豈料衰榮無定在，遂令始終成參差。 參差良可嘆，命薄分所宜。報德未及已，妾心徒然悲。愿夫慎保金石軀，好 音慰妾長相思。（《省愆集》卷上） 反復思戀承恩的愉快，深深嗟嘆失寵的遺憾，不敢有絲毫的怨心，所流 露出的惟有對夫君的一片忠誠，因而后來四庫館臣在《省愆集提要》中評曰： “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溫厚無所怨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見《省 愆集》卷首）然而在這枯燥而漫長的牢獄生涯中，黃淮的內心深處果真能保 持這種溫和平靜嗎？其實憑他敏感的文人心靈，不會感受不到歲月的流逝與 暮年的降臨。讀黃淮的詩，使人總感到有一種兩分的結構模式存在，即上半 首是對命運的嗟嘆與凄傷情感的抒寫，而下半首則往往是對忠誠之心的表白， 比如：“常時不對鏡，對鏡即傷情。自覺衰容惡，誰知白發生。松筠存晚節， 蒲柳謝春榮。喜有丹心在，常懷報圣明。”（《省愆集》卷上，《對鏡》） “人生七十稀，十載守圜扉。暮景還能幾，芳心半已非。秋霜風葉老，朝日 露華稀。俯仰默無語，悠然愧昨非。”（同上，《偶成》）這種結構模式透 露出作者的真實心理，前邊是其真情的顯現，是自言自語，當然也不排除有 自傷乞憐的意味，后者是他言，是對皇上言說并渴望得到理解的。用他自己 的話說就是：“中情無限憑誰訴，安得因風達九霄。”（《言志》，《省愆 集》卷下）他要讓皇上知道，他并沒有灰心，他理解皇上對自己的懲罰是對 自己的磨練與考驗，因此才會說：“謂陽舒陰慘兮，皆至仁之流形。彼困心 衡慮兮，庸玉汝于有成。”（《閔志賦》，，同上）當然，上述的所有良苦 用心，均是為了一個目的，即重新獲得帝王的青睞，在《擬去婦詞調風入松》 中，他又一次借“棄婦”的身份表達了此種愿望：“落紅萬點委蒼臺，春事 半塵埃。滿懷愁緒知多少，思量遍無計安排。好似風中飛絮，時時拂去還來。 當年魚水正和諧，兩意絕嫌猜。誰知命薄多乖阻，簫聲遠零落天涯。破鏡終 期再合，夢魂長繞陽臺。”（《省愆集》卷下）此種妾婦乃至棄婦的心理顯 示了永樂士人在君臣關系中的被動地位，而且此種心理還將在以后的相當一 段歷史時期內纏繞在士人的心頭，形成其牢固的人格心態。 黃淮的妾婦心態并非是永樂士人中的特例，與其抱有相同心態的尚有內 閣重臣“三楊”。且不說象黃淮一樣也蹲過十年牢獄的楊溥與沉穩持重的楊 士奇，甚至連多次隨成祖出征且勇于言事的楊榮，也竟然總結出與皇上相處 的如下經驗：“吾見人臣以伉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自 有方。譬若侍上讀《千字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非也，安知不 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為‘玄紅’？遽言之，無 益也。俟其至再讀再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未達此爐火純青的境界， ‘臣自幼讀《千字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葉盛《水東 日記》卷五）楊榮的經驗顯然是從自身以及同僚那種伴君如伴虎的人生現實 中總結出來的，無疑有頗強的針對性與實用性，倘若一味不知彎曲而使龍顏 震怒，非但本人要吃苦受辱，而且于事亦無補益。他楊榮則因“進諫有方” 而始終恩榮不減。并以此挽救過不少獲罪文臣的性命，據載：“夏原吉以兵 餉不給坐系，呂震言其柔奸；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 怒。公悉委曲為之辨解。”（楊士奇《文敏楊公墓志銘》，《明名臣琬琰錄 后集》卷一）可見其效果頗佳。然而其中也并非無懈可擊，楊榮的個性已經 在環境的壓迫下極度地萎縮，在其患得患失的盤算中，也就根本談不上守道 與否了；同時還使其作為大臣的政治責任心也大打折扣，因為倘若皇上始終 未能醒悟而不加詢問，那么他亦將永遠把話留在腹中而不糾正那明顯的錯誤 了。“天地玄黃”與“天地玄紅”的區別也許無關緊要，但若是有社稷陷溺 的大事呢，是否也可以站干岸而不援之以手？更何況象黃淮、三楊那般謙恭 謹微地做人，倘不下長期而痛苦的水磨功夫，是斷難修煉到家的，尤其是要 做到表里如一身心俱化則更為不易，可以說永樂朝士人包括“三楊”在內都 尚未達此爐火純青的境界，他們只是在形式上服服帖帖并不斷表示“吾皇圣 明”的謙恭，至于他們心中盤算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一向以圣明自居的天之子朱棣對此顯然尚未糊涂到毫無覺察的地步。余 繼登《典故紀聞》卷七曾記述了成祖與太子之間的一次私人談話，話題是由 陜西耀州百姓向朝廷供呈一只作為國家祥瑞征兆的玄兔而引起的。聰明的朱 棣深知“彼一物之異”實難證明國家已真達堯舜之盛世，因為“今雖邊鄙無 事，俄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深居皇宮的朱棣尚知不能 盲目樂觀，則飽讀詩書的文臣心中自然應該比他更為清楚。可他們非但不肯 講出實情，反倒爭先恐后地獻上溢美詩文，可見他們是言不由衷，朱棣則稱 之為“喋喋為諛。”為此他鄭重地告誡皇太子：“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 群下有言，切不可不審之以理，但觀此表與詩，即理了然而情不能遁矣。” 本條史料的真實性已難以考辨，是否為余氏的推測之詞或經過夸張潤飾，均 已不可知曉。但證之以上述其它史料，此則史料便不能被視為空穴來風。明 察秋毫固然是朱棣的聰明之處，但不也說明在其治下君臣間尚未達到知無不 言的融洽境地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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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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