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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東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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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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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歷史境遇與士人人格心態的流變 本論題是對陽明心學與中晚明士人精神生態關系的研究。如果就陽明心 學所發生的具體原因而言，則是士人們對明代中期種種變化了的歷史狀況的 回應，尤其是在明代中期日益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如何安頓士人個體生命，更 是其發生的直接原因。然而，盡管陽明心學的產生時間是在弘治、正德年間， 但若從更為深層的原因看，它理應是整個明代前期歷史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 陽明心學猶如一棵大樹，它固然生長于明代中期，但它的根卻伸向了整個明 朝一代。如果對明代各種政治文化措施一片茫然，如果對明代前期的歷史狀 況不甚了了，便很難弄明白陽明心學發生的真正原因，也很難把握其學說的 真實內涵，當然也就談不上對中晚明士人的人格心態所造成的真正影響作出 準確的描述了。因此，本章即先從明代前期的歷史狀況談起，以便具體探討 陽明心學所產生的真實契機，并為全書的行文建構一個較為寬廣的文化視野。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是對明前期政治變遷中所顯示的皇權與文官集團之間 的關系，以及在此種關系中所形成的士人心態的研究與描述，其核心在于表 現明前期歷次重大政治事件對士人心態所造成的影響。第二節是對明代文官 銓選制度的研究，其中包括八股制藝的選拔方式與程朱理學的選拔標準兩個 側面，其核心在于探討科舉制度所具有的謀取個體利益的實質與理學道德理 想化標準之間的悖離，以及對士人的人格心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第三節是 對陳獻章的心學內涵及其人格心態的研究，其核心在于指出明代思想界試圖 通過心學的建立來對時代進行回應，從而為士人的生命安頓尋覓到一條有效 的途徑，顯示了陽明心學產生時那種呼之欲出的必然趨勢。 第一節：道與勢之糾纏：明代士人境遇的尷尬 一、方孝孺之死——士人的悲劇與尷尬命運的序曲 明代在中國歷史上是個獨具品格的朝代。一方面，它像宋代一樣，所采 用的是典型的文官制度。這主要是指其立國的宗旨為禮法并舉的儒家禮樂制 度，其選拔官員的方式為程序嚴格的科舉制度，其官員構成與權力的實際操 作也都有受過儒家詩書教育的士人來承擔，更重要的是，士人是這個朝代實 際利益的真正獲得者。然而另一方面，明代又是一個帝王專制空前強化的時 代。在明初的洪武時期，朱元璋將中國歷史上曾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宰相制 度徹底廢棄，把權力下分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負責。至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 設內閣，立大學士數名以備顧問并負責處理章奏誥敕等文字工作。由此，貫 穿明代二百余年的內閣制正式形成。在此種制度下，皇帝的權力凌架于文官 集團之上而缺乏必要的限制是不言而喻的。就理想狀態言，皇上與文官在共 同遵守仁義禮智的倫理原則亦即儒道的前提下，方能和衷共濟以求取共同的 利益。如果說皇上代表權力之勢而文官集團代表倫理之道的話，就需要達到 勢以道為依據而道借勢以流行的和諧一致。但是由于皇上的權力與欲望在明 代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因而上述所言的理想狀態在歷史的實際發展過程中 便很少能夠得以實現。許多士人為此進行過抗爭，甚至付出了血的代價。于 是在明代前期就形成了一種士人人格心態由悲憤尷尬趨于疲軟平和的歷史態 勢。此一趨勢的奠基者就是那位死得凄慘而又悲壯的方孝孺。 明人李贄曾對明前期數位帝王的施政特征作過一個概述：“唯我圣祖， 起自濠城，以及繼位，前后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 思得賢之輔。蓋自其托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于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 心之矣。……自是而后，建文繼之純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并 著而不謬。仁宗之純用仁，而宣宗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并用而不失。” （《續藏書》卷一）倘若將此段文字作一簡化，則為：太祖——用威，建文 ——用仁，太宗——恩威并用，仁宗——用仁，宣宗——仁義并用。本段文 字如果剔除當朝人對列祖列宗的崇拜與歌頌的情緒，其論斷則基本符合歷史 實際。在洪武時期，朱元璋為矯元末貪污放縱之習，以酷刑整頓吏治，行嚴 法扭轉士風。當時的著名詩人高啟、張羽、楊基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連 開國功臣宋濂、劉基也最終郁郁而死，正如解縉在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說：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明史》 卷一四七《解縉傳》）這是一個政治穩定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令人窒息的 時代，生活在此一時代的士人，他們所擁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禍避害心 理，而不可能有扭轉乾坤的守道抗勢壯志。只有當洪武時代結束而朱允炆登 基后，士人們似乎才迎來了轉機。從改元“建文”的新年號里，就不難發現 這位自幼飽受儒學熏陶的年輕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這意味著一個仁治時 代的到來。方孝孺則是這仁治舞臺上協助建文皇帝的主要角色。 方孝孺（公元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他象洪武時 的其他士人一樣，亦曾有過痛苦的經歷。他生于元至正十七年，明王朝建立 時，已經十二歲，元末群雄混戰、生靈涂炭的情景應該依稀留在他的記憶中。 其父方克勤曾坐“空印”案而被誅，據《明史》本傳記載，他曾“扶喪歸葬， 哀動行路。”（卷一四一）其本人亦曾被仇家牽連而逮至京師。但或許由于 他太年輕，太祖朱元璋竟然放過了他，認為“今非用孝孺時，”而令其處下 僚以“老其才”。這些經歷使他具有了特殊的人格心態，四庫館臣評價他說： “孝孺學術純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于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 于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于筆墨之間， 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志高氣銳，而詞鋒浩然，足以發之。”（《四庫全 書總目》卷一七 0，集部，別集類二三）由此可知孝孺是位學術純正而又志 氣豪邁的儒者，他既沒有劉基嘆老嗟卑的畏懼失望心理，也不象高啟那樣缺 乏政治熱情而甘居草野，他不僅自幼“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傳》）而且此種志向是其反復斟酌、深思熟慮 后的人生選擇。其《立春偶題二首》曰：“萬事悠悠白發生，強顏閱盡靜中 聲。效忠無計歸無路，深愧淵明與孔明。”“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 平生。中宵擁被依墻坐，默數鄰雞報五更。”（《遜志齋集》卷二十四）該 詩顯然作于洪武時期，在進退失據的情景中，他夜半擁被而坐，默默思考將 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而淵明與孔明這二位退隱自適與濟世憂民的大賢便是 他此時的人生楷模。但后來在其所作的《閑居感懷十七首》中，其志向便已 集中于濟世一端，試選數首為證：“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群鴟得腐鼠， 笑汝長苦饑。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其 二）“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 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為公卿。”（其三）“我非今世人，空懷今 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為秦，周公以為周。哀哉萬年后， 誰為斯民謀”。（其八）（同上卷二十四）依然是身處下僚，依然是境遇窘 迫，卻已經自視為鳳凰賢豪，蔑視庸人般的鴟鳥追逐腐鼠，不愿做蕭曹般的 刀筆俗吏，甚至連商鞅、周公的只為一姓一朝亦不被其欣賞，他所追求的是 大禹治水般的忘我奉獻精神，目的是“為斯民謀。”懷抱如此志向的方孝孺， 終于在年輕皇帝朱允炆那里尋找到了實現理想的機遇。 建文皇帝登基后即詔行寬政并銳意復古，方孝孺從中當然起了不可低估 的作用。后人對建文君臣恢復井田舊制與《周禮》之古舊官稱往往持批評態 度，如清人評曰：“圣人之道，與時偕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 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幾，而乃與惠帝講 求六宮改制定禮。即使燕王兵不起，其所施設，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執 講學家門戶之見，曲為之諱。”（《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 0，集部，別集 類二三）建文君臣的行為主張自然是幼稚可笑跡近荒唐，然而卻不必懷疑他 們對政治理想追求的真誠熱情與君臣間關系的融洽和諧。方孝孺的所作所為， 完全是對自己志向的追求與人生理想的滿足，沒有絲毫的被動勉強。這種對 實現政治理想的渴望與對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無論從情感還是理念上 都把建文帝視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將自己的命運與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就此一點而言，在后來的靖難之役中，他是決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就實 際情形論，方孝孺在所有殉難文臣中，是最有資格也最有可能存活下去的人 物，故后人曾對此論曰：“惟是燕王篡位之初，齊、黃諸人為所切齒，即委 蛇求活，亦勢不能存。若孝孺則深欲藉其名聲，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 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 石、動天地矣。”（同上）以實而論，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視為一種個人的行 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曇花一現后破滅的標志。從此一角度言， 可以同意某些學者的觀點，將他的死視為“儒家之絕唱。”①因此，方孝孺 之死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現在將《明史·方孝孺傳》中描述其 死的場面摘引如下： 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 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 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 “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 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 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憂；奸臣得計兮，謀國用 憂；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憂。” （卷一四一） 或許是為了敘事凝煉的史書體例，本傳省略了一些精彩生動的細節，如 誅滅十族的對話以及株連八百七十三人的記載等等，但僅此已足以說明問題。 方孝孺的死無疑是轟轟烈烈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被滅十族的慘烈 結果，二是那義無反顧的大無畏精神。然而遺憾的是，他面對的并不是一個 改朝換代的歷史時期，而是皇室內部的自相殘殺，這使他的以身殉道的壯舉 減少了些許悲壯的色彩，從而帶有某種歷史的尷尬，這從后人的不同評價中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明史》評曰；“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 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卷一四一）然亦有譏其為迂闊者，王廷相以為 孝孺之死絕難與文天祥相比，他實為“忠之過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 殺身之禍，此種“輕重失宜”之舉措，“圣人豈為之!”（《慎言》卷十三 《魯兩生篇》）至清人吳敬梓作《儒林外史》時，猶借書中人杜慎卿之口評 曰；“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皋門、雉門怎么？這人朝服斬 于市，不為冤枉的。”（第二十九回）方孝孺的尷尬源自其兩難：若降順燕 王則有損節操，若仗義死節又顯迂闊。 這種尷尬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對士人操守的影響，這在方孝孺未死之前， 已被姚廣孝所言中，即所謂：“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何以殺孝孺 便會斷絕天下讀書種子，后來李贄做了明確的解答：“一殺孝孺，則后來讀 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續藏書》卷五）則所謂 讀書種子斷絕，實在是對忠義操守的放棄，此乃靖難之役留給明王朝的最大 損失。正是有鑒于此，仁宗繼位后便立即宣布：“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 從寬典。”（鄭曉《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傳》，見焦竤《獻征錄》卷二十）但 要挽回已造成的影響顯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其實，此事對士人節操的消 極影響當時即已顯露無遺，這從如何對待周是修殉難的態度中最足說明問題。 嘉靖時士人郎瑛在其筆記《七修類稿》中，有“名人無恥”條記曰：“文天 祥在燕京時，欲為黃冠去國，南官王積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釋之，世祖 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 遂寢其事。我太祖渡江靖難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 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縊焉。他日士奇為之作傳， 與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 眾固可責矣，若留、 楊數言，尤為無恥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卷十六）無獨有偶，祝允明《野記》卷二亦記曰：“周紀善初與胡廣、金 幼孜、解縉、黃淮、楊士奇、胡儼約同死。比難及，周命其子邀諸人，皆不 應。周乃獨縊于應天府學禮殿東廡。”（《國朝典故》卷三二）楊士奇是后 人眼中的名臣，但郎瑛卻將其與無恥之徒留夢炎相提并論，似乎有失寬容， 但倘若將此段記載與楊士奇所撰的《周是修傳》相比較，就會明白郎瑛所言 并非沒有道理，其曰：“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 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廣大、肅用道、楊士奇，且付后 事。暮入應天府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 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 無所問。”（焦竑《獻征錄》卷一 0五）觀此知士奇所記與郎瑛相比有兩點 出入：一是將是修與士奇諸人的約同赴難改為“且付后事。”二是有意為朱 棣開脫而頌揚其胸懷寬大。這樣做當然不能算是信史，但卻既掩飾了自身的 軟弱失節，同時又討好了當今皇上，豈非一舉兩得之舉。當時那些歸順了燕 王的文官們恐怕都抱有與士奇相同的心態，只是未能形之于語言而已。楊士 奇由于遇到了為周是修作傳的麻煩，不得不厚起臉皮來自我解嘲。但這不僅 掩飾不住其內心的尷尬，卻適足顯示了其尷尬心態的存在。鄭曉在斥責某些 人對方孝孺的不實記載時說：“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 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曰：后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余生，無乃 非直筆。”（同上卷二十）這樣的評語移之于楊士奇對周是修的記載，恐怕 鄭曉是不會反對的。當然，稱士奇為“無恥”似仍稍顯過分，當士人們面臨 或守節而死或降順而存的嚴峻抉擇時，理所當然地會有各自不同的作為。以 道德尺度來衡量二者，也許應該有褒貶的不同。可是當他們面對明代歷史時， 卻均處于尷尬的境地。在朱氏皇權面前，他們都顯示了士人的無奈，其區別 僅僅在于：前者因生命的結束而失去了守道的能力，后者則主動歸順而放棄 了守道的權力。從士人的精神世界而言，也許后者比前者更為痛苦，前者因 生命的結束而一了百了，后者卻依然須經受無休止的心靈煎熬。當人們將目 光轉向永樂的士人群體時，便會發現上述推斷并不是沒有根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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