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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傳統文化研究中，古代的讖緯之學逐漸受到人們的注意。在哲學、歷史與宗教方面，學者們對讖諱之學的研究已經取得不少成果。但是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還很少人涉及讖緯之學對于傳統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影響這一專題。誠然，假如只是從純文學的眼光來看，謠讖與詩讖詭異而龐雜，作為一種詩歌類型，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似乎都無關宏旨。但是謠讖與詩讖作為文學與神秘文化的結合體，它們具有某些其他類型詩歌所沒有的文化內涵，因此其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
以詩歌為形式的讖言在古代并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名稱。在史書中，這類詩歌大多記載于"五行志"之中，一般稱為"詩妖"，而在《文獻通考·物異考》中則稱之為"詩異"，在《古今圖書集成》"歷象匯編·庶徵典"中稱為"謠讖"；在一般的詩話或筆記小說中則稱為"詩讖"，《全唐詩》的卷八百七十五則稱為"讖記"。這些名稱的內涵比較復雜，并非完全一致。為了論述方便，我們把古代那些以詩歌形式出現的讖言，歸納為謠讖與詩讖兩大類型。文中所謂"謠讖"指的是那些民間流傳的以歌謠形式預兆未來社會政治狀況的讖言；"詩讖"指的是某些詩人所創作的預示了詩人自己未來命運的詩歌。盡管它們之間有內在聯系，歷來人們也往往把它們混而言之，但實際上兩者是大不相同的。
一
以現有某種事物作為未來的預兆這種觀念由來已久，它有深層的思想基礎，帶著原始文化的某些基因。費爾巴哈在談到原始民族的語言觀時說："在古代各民族──他們是想象力的孩子──看來，言語是一種充滿著秘密的、魔術般的東西。"
原始人相信語言有一種神秘的功能，而謠讖正是這樣一種帶有原始文化的觀念。關于讖語觀念是建立在對于語言先兆作用信仰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觀念認為，語言具有一種預示事物的發展與結局的神秘力量。最早的預測術是占卜，它用各種非理性的神秘方法，預測未來的吉兇禍福，而其中有些卜辭便有讖詩的性質。如《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占筮。得到"蠱"卦，繇辭說："千乘三去，三去之余，獲其野狐。"秦師果真三次擊敗晉軍，并獲晉侯，可見繇辭已先預兆了戰爭的結局。先秦以歌謠為讖的風氣也已出現，如《左傳》"僖公五年"卜偃引晉獻公時童謠，為晉滅虢的謠讖。《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引《鸜鵒謠》以為昭公可悲命運的徵兆。司馬遷《史記》在記載先秦歷史中，也多次采錄了先秦的謠讖。如《史記·周本紀》記周宣王時的童謠："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以此歌為褒姒亡周的謠讖。在《晉世家》中司馬遷引用當時晉國兒謠作為晉國命運的謠讖。這些歌謠也同樣存在著人們的加工與虛構，但已經明白無誤地反映出先秦時代人們以謠為讖的觀念。
到了漢代，謠讖受到讖緯之學的影響，更為流行。讖緯盛行于兩漢之際，讖緯之學的哲學基礎是戰國后期的陰陽五行之學，尤其鄒衍之學以應驗為要義，用五行思想對于政權更迭、改朝換代的歷史現象作出神秘主義的解釋。到了漢代儒學成為獨尊的統治思想，由于董仲舒、劉向諸人的倡導，也由于五行之學符合當時統治者的利益，得到其支持，五行學說大行其道。關于緯書的起源，《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附錄《古微書》下說："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緯書大致起于秦代，漢代之后，由于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到了西漢晚期哀、平之世，開始流行，而"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于世"。自漢代以來，讖緯并稱，它們都混合神學，詭異龐雜，但讖與緯卻有本質上的差異。《四庫全書總目》卷六案："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兇。……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說文解字》說："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之書曰讖。"《廣雅·釋詁四》說："讖，纖也。其義纖微而為效驗也。"總之，所謂讖，便是對于未來帶有應驗性的預言和隱語，它們往往假托天命與神意的形式而出現的。謠讖則是以歌謠的形式，預示著上天對于未來國家、政治乃至人事的安排。緯書中也有不少謠讖，如《論語緯·比考讖》記殷末謠："殷惑妲己玉馬走。"據宋均的注解說，"玉馬走"是比喻"賢臣奔走"。此謠于是被認為是殷末歷史的讖語。又如《論語緯·比考讖》以《五老之歌》作為堯舜禪讓的謠讖。從這些謠讖也不難看出緯書是后人編造出來附會歷史、解釋經典的。
古代的讖言形式多種多樣，但最常見、最值得注意的是以詩歌的形式出現的謠讖，因為它們便于傳播，因此影響也最大。在史書中，首次有意識地、系統地記載謠讖，并加以解說的是班固的《漢書·五行志》，它記載了自先秦至漢的重要謠讖。其中有幾段是關于漢代的謠讖并結合史實作了解釋，比如書中記載漢元帝時童謠："井水溢，滅灶煙。灌玉堂，流金門。"果真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的井泉水位上升，并溢出南流。班固解說道："井水，陰也，灶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也就是說漢元帝時的童謠是王莽纂漢的謠讖。又載成帝時的歌謠："邪徑敗良田，讒言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班固解釋說："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以此解釋為王莽纂漢的讖語。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班固是以陰陽五行理論來解釋謠讖的。
東漢以后，讖緯之學逐漸衰落。南北朝時讖緯之書已有禁令，隋代以后更受到嚴厲禁行，以至于幾乎失傳。不過謠讖并沒有隨之衰亡，歷代都有關于謠讖的記錄。史學家們通常比較重視謠讖的歷史價值，在官修的"二十四史"中的《五行》、《符瑞》、《災異》等都常記載謠讖，其中最集中的當然是"五行志"。如《漢書》、《后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隋書》、《宋史》、《金史》、《元史》等史書的"五行志"都記載了有關的詩讖，往往還結合史實，作了一些闡釋。此外在其他的筆記、小說、詩集以及類書等文獻中，也記錄了大量的謠讖。從目前所存的文獻來看，收集和保存古代謠讖最多的是《樂府詩集》、《文獻通考》、《古今圖書集成》與《古謠諺》等幾部書。這是一些很有意思的資料，假如把它們集中起來，儼然是一部中國歷代的謠讖詩話。
謠讖的產生神秘恍惚，起自市井街巷，道聽途說，大多是無知孩童的游戲之語，或者是芻蕘狂夫的荒唐之言。古代的所謂"謠"，指沒有音樂伴奏的歌聲。《左傳》僖公五年《正義》說："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真聲逍遙然也。"《爾雅》釋樂說："徒歌謂之謠"；"謠"也指在道路上吟唱的詩歌，《國語·周語》說："行歌曰謠。"也就是"道路行歌"的意思。這種"謠"既無音樂伴奏，又非產生于歌館樓臺，故更是反映民間心聲的天籟。那么為什么大多數的詩讖是以童謠的形式出現呢？在古人的觀念中，這些童謠之所以代表神意，是因為它們乃熒惑星之精降臨變成童子而為的，故具有神諭的意義。《潛確類書》卷二引張衡語："熒惑為執法之星，其精為風伯之師，或兒童歌謠嬉戲。"《晉書》卷十二《天文志》："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吉兇之應，隨其象告。"唐代潘炎《童謠賦》："熒惑之星兮列天文，降為童謠兮告圣君。"史書中也有一些具體的例子。《晉書·五行志》記載，孫休永安二年，兒童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此乃所謂司馬氏晉國取代三國時代的謠讖。不過，謠讖之所以多以童謠出現更可理解的原因是《左傳》莊公五年杜注所說的："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于世教。"《正義》曰："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不解自為文辭，而群聚集會，成此嬉游遨戲之言，其言韻而有理，似若有神馮之者。其言若中或否，不可常用。"楊慎《丹鉛總錄》卷二十五："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也就是說，童謠不像成年人的詩歌，它們是兒童無知無慮而成的，而不是出于什么政治功利目的而著意編造出來的，所以純然天籟，尤為可信。
讖謠與詩讖的形式是頗有特點的，大多蒙著神秘主義的色彩。其語言大多似通非通，模棱兩可，奇詭僻異、浮游不根。而從詩學形態來看，謠讖與詩讖多屬于"雜體詩"，它們往往是人們利用古漢語的文字、音韻、詞匯、語法和修辭的特殊性而創制的，如：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后，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于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晉書·五行志》"詩妖"）
盧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后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晉書·五行志》"詩妖"）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頭三屈律。"（《古今圖書集成》謠讖部引《悅生隨抄》）
可見謠讖的制作正是借助于漢字的特殊性，以諧音、離合、雙關等修辭方式，巧妙地表達其微言大義。
二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古代關于"詩妖"、"詩異"之說是一種以神學的觀念對于民間歌謠的解釋，從中可以看出神秘文化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影響。古代的謠讖理論，接觸到謠讖的性質、產生的原因與謠讖的社會功用。這些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出古人的歷史觀，也反映出其文學觀，所以有值得注意之處。最早的"詩妖"之說是舊題漢伏勝（伏生）著的《尚書大傳》中提出來的，此書內容多五行陰陽災變之說，只有《尚書五行傳》一篇首尾完備，而其他皆僅存佚文。
《四庫全書》將之歸于緯書一類，并認為："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洪范五行傳》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詩妖"的概念。《洪范五行傳》說："言之不從，是謂之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所謂"詩妖"便是異常社會狀態之下所產生的異常的詩歌，而這種詩歌又是社會動蕩不安的先兆。班固在《漢書·五行志》最早引用了《洪范五行傳》這段話并作了詳細解釋：
"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嘩聵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谷，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故有詩妖。
這段話著重解釋了"詩妖"產生的根源是異常的政治、社會背景。班固引用孔子之語見于《周易·系辭》，其言外之意是說社會上的怪異現象是由于統治者不善的言行所引起的。班固另引的詩句則出自《大雅·蕩》。據《詩序》所說，此詩是"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所引數句詩正是描寫社會混亂的狀況。班固認為因為最高統治者的號令不順應民心，在政治上產生了重大的過失，亂加刑罰，而內憂外患，引起社會普遍的強烈不滿。而由于統治者暴虐，臣下害怕受到嚴酷刑罰而不敢表達自己的不滿，于是整個社會處于一種異常狀況，彌漫著一種"怨謗之氣"，這種怨謗情緒一旦通過歌謠的形式而宣瀉出來，"詩妖"便出現了。班固對于"詩妖"的解釋雖然是以陰陽五行說為基礎，卻是比較合理、中肯的，他在理論上對"詩妖"作出的最為權威的闡述，后來常被諸史的"五行志"所引用。
我們應該從儒家詩學系統來考察"詩妖"之說。鄭玄注《尚書大傳》中的"詩妖"時說："詩之言志也。"（《后漢書·五行志》引）這正是以儒學的詩學理論來闡述"詩妖"出現的原因。形式上似乎異常，其實卻是百姓抒發自己的"情志"，可見鄭玄把"詩妖"的出現看成是很可理解的。這可以說是以儒學的理性詩學來闡釋非理性的詩妖現象，大大地淡化了"詩妖"的神學色彩。"詩妖"理論與傳統的"詩言志"說的相通處是強調詩歌與政治的直接關系，而不同之處在于"詩言志"說把詩看成現實的反映，而"詩妖"說不僅強調詩歌產生的現實基礎，更把詩歌看成是現實的先兆。
中國自古就有災異禎祥的天命觀念，《禮記·中庸》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漢代這種觀念更為流行。董仲舒就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他還提出"天人感應"之說，認為天與人相類相通，彼此相互感應，因而"美事召美事，惡事召惡事。"（《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以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為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知》）在他看來，"天"是有目的的，它利用自然界的災異與社會的異常現象作為譴告，是很有分寸的，也是仁慈的。《洪范五行傳》中提出來的"詩妖"說，其實也是把謠讖看成是上天對于統治者的種種譴告之一。
天命的理論盡管有利于統治階級，但對于統治者也有制約作用。在封建時代，帝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天命"才能制約他們。百姓的心聲，原本是難以反映到帝王耳中，也難以引起他們的興趣與重視的，現在把百姓的心聲，解釋為天意；民間詩人，遂成為上天的啟示者。這種理論雖有神秘主義和曲解的成分，但對于統治者卻具有某種強制接受的效應，客觀上逼使歷代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而不得不高度重視民間歌謠。就如《國語·周語》所說："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劉敞《論災變疏》："是故觀天意于災祥，察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孔子說過，詩可以觀，可以怨。而謠讖的詩學觀念不妨說是"詩可以譴"了。這是詩學披上神學的外衣，而提高了民間歌謠的地位。
古代有些思想家對讖言已有十分深刻的見解。王充在《論衡·實知篇》就指出有些讖書秘文是人們根據現有的情況，憑經驗對未來加以推斷和預測，"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圣也"，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也有些讖言，是人們"條暢增益，以表神怪"，在原來基礎上有意加工、附會來顯示神秘；也有些是"后人詐見，以明效驗"，這就是事后加以偽造，冒充預言的。王充的說法十分中肯，而且也完全合乎謠讖的情況。謠讖既有偶合之處，也有民眾對于政治的推斷，是有其合理性的。民間輿論托童謠以預言，以后事實竟與預言相符，便出現謠讖應驗的情形。《史記·項羽本紀》秦始皇暴政時，民間流傳著讖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實這反映的是當時人民對于秦朝強烈憎恨的心態。《宋書·五行二》記載太和末年，有童謠云："犁田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后來海西公被廢，身置吳地，民犁其門前，以種小麥，皆如謠言。《新唐書·五行志二》記載有童謠道："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墻。"而永淳元年七月，東都大雨，到處都是餓死的尸體。《元史·五行志二》記載：至元三年三月，彰德雨毛，如線而綠，俗呼云菩薩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以后事情的發展竟如同謠讖所言。這些謠讖的應驗，其實都基于百姓敏銳的洞察力與預感，并沒有太多的神秘色彩。
"詩妖"一詞的內涵在古代其實是比較寬泛的，有些不一定是對未來的預兆，而是對于異常現實的反映，正如《漢書》所說："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故有詩妖。"在史書"五行志"中所舉的詩妖的例子，不少是對于政治、現實的諷刺、憤慨之情。《后漢書·五行志一》記順帝末年，京都流傳童謠道："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據《后漢書》的解釋，此謠反映順帝時代，大將軍梁冀專權，結黨營私。太尉李固被幽斃于獄，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廣等人卻封以高官。此歌謠反映出不平等的社會現狀，在封建時代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后漢書·五行志一》記載，桓帝初年，天下流傳童謠道："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后漢書》解釋說，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州、冀州。朝廷命將率兵，常打敗仗。"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這首歌謠反映的正是邊境戰爭給百姓造成的痛苦。《宋書·五行二》"詩妖"條謂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后孫皓遷都武昌，民溯流供給，咸怨毒焉。其實這類歌謠神學的色彩相當淡薄，與其說反映出天意，不如說是民意，是民眾對于統治者提出警告。
由于謠讖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威脅，于是有意制造謠讖，便成為封建社會政治斗爭的常見手段。《南史·張敬兒傳》記載，張敬兒想當皇帝，便自為歌謠，在鄉里廣為傳播，讓兒童歌唱道："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豬如是狗。"（張敬兒小名狗兒，家住赤谷口。）《新唐書·董昌傳》記董昌將僭號時，有山陰老人為了迎合其需要而偽獻謠讖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謠讖也可以成為造反的工具。至元十年河南北流傳著童謠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后官府治河果得石人（《元史·五行志二》）。有許多人認為，石人乃劉福通等人所埋，那么謠讖也必是他們所編造的。謠讖也是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工具。《宋書·王景文傳》宋明帝為了阻止王景文與張永以后成為自己的心腹之患，乃自制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是"王"字，"弓長"，是"張"字，后來終于達到自己的目的。《舊唐書·裴度傳》說裴度與李逢吉不和，逢吉黨人張權輿為了詆毀裴度，便編造謠讖："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并上疏皇帝說："度名應圖讖。""非衣小兒"指"裴"，而"天上有口"是指裴度曾平吳元濟。《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記載理宗景定元年，吳潛兄弟因性格鯁直，被貶，有人怕他們再受重用，于是編造謠讖："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謠讖也可以成為士人謀取功名的工具。《堅瓠集》癸集卷四寫武進翟永齡赴南京，買棗數十斤，每至市圩，呼群兒至，每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一路童謠載道，聞者爭覓其旅邸訪之，一時名聲遠播，大獲其利。正因為人為的謠讖，來去無蹤，真假難辨，難以尋根問底，會造成社會的混亂，對統治者不利，故引起統治者的恐慌，而加以嚴厲禁止。如唐僖宗《南郊赦文》："近日奸險之徒，多造無名文狀，或張懸文榜，或撰造童謠，此為弊源，合處極法。"（《全唐文》卷八十九）
詩讖說與古人的語言禁忌觀念有關。語言禁忌是建立在語言神秘感、語言魔力信仰基礎上的。是一種潛藏在民俗文化之中的古老的巫術思維。當作詩者有意識地制造詩讖時，言語便賦予一種神秘的超自然的詛咒力量，能夠毀傷仇人，達到自己的目的。詩與古老的巫術相通，便成為一種厭勝之法，成為一種咒語。《述異記》卷下：始皇二十六年，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這是百姓對于暴君的詛咒。《后漢書·五行一》：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其實這是對于權奸董卓的詛咒。《四朝聞見錄》戊集記載韓侂胄將敗時，有賣漿者敲其盞以喚人曰："冷的吃一盞！冷的吃一盞！""冷"謂"韓"（寒），"盞"謂"斬"也。不出三月韓侂胄果為人殺死。
在這里我們還要提到古代的讖詩。所謂讖詩與謠讖雖然同是對于未來社會、政治狀況的預兆，但謠讖是民間流傳的，而讖詩卻是一些有道術之人有意而寫的。《隋書·五行志》記載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云殿，釋寶志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這首讖詩預言了梁自天監數十年的大事，包括侯景之亂。后來釋寶志又在大庭廣眾中作讖詩，預言侯景的奔敗及滅亡之事。《隋書·五行上》記載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為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到了大同末年，公卿唯以談玄為務，而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此詩也是一首讖詩。又如《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三"李遐周"條記載天寶年間，李遐周頗有道術，多在禁署徙居宮觀，于所居院內題詩不啻千言。皆預紀上皇幸蜀、祿山僭位之事。如"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系羅衣。"貴妃小字阿環，"山下鬼"，嵬字也。這是預言安史亂中，楊貴妃在馬嵬坡被縊死。讖詩與謠讖一樣，也多是后人顛倒時序、假托而成的。
三
魏晉以后，詩歌創作與詩歌評論興盛，謠讖的觀念也逐步影響了詩學批評。在大量的詩話、筆記小說以及其他文獻中，詩人的詩句往往被摘錄來作為其命運的預言與兆示。詩讖與謠讖的共通處是它們都把詩歌作為預言與徵兆，但兩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傳統所謂的"詩妖""詩異"之說，是把詩歌作為時代、政治盛衰的徵兆，而詩學中的所謂"詩讖"其批評對象往往只是一個具體的詩人；"詩妖"與"詩異"，其創作者往往是無名氏的謠讖，是一種民間性的集體創作，如童謠；而預言詩人命運的詩讖，則是詩人自己創作的詩歌。謠讖所反映的是社會普遍的情緒與心態，與時代的現實政治關系極其密切，從謠讖可以考察出時代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的集體意識；而詩讖則只反映出文人階層的某種心態，所關切的是某一個體的命運，基本上沒有什么政治色彩。再說詩讖與上述所談的讖詩也不同，讖詩是人們制造出來預兆他人命運的，詩讖是詩人對于本身命運一種不自覺的預兆。
以某些詩句來附會和解釋詩歌創作者本人命運的詩讖觀念，由來已久，在魏晉南北朝已有不少記載。《世說新語·仇隙》中記寫潘岳與石崇同為孫秀所害，最后在刑場上不期而遇。石崇謂潘岳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岳回答說："可謂'白首同所歸。'"潘岳曾有《金谷集詩》，詩中有一句詩說："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世說新語》認為"乃成其讖"，即把此語作為潘岳與石崇最終同走向刑場的詩讖。《南史》卷八十《侯景傳》說梁簡文帝有《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又有《詠月詩》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后人以為詩讖。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之名也。"
至宋代，隨著詩話、筆記盛而詩讖之說益盛，甚至在詩話與筆記中詩讖已成為專門的話題。比如著名的《詩話總龜》的卷三十三與卷三十四便是《詩讖門》，收入歷代詩讖近七十條。
而在其他許多宋人詩話或筆記中，也有大量詩讖的記載。這可以看出宋代詩學批評的一種風氣，也反映出詩讖說在宋代詩學批評中的地位。宋代以后，在歷代文學批評中，詩讖說非但沒有銷聲匿跡，而且在詞話、曲話與文話中，還繁衍成詞讖、曲讖等。如宋人所著的《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三"明皇制曲"："唐天寶中樂章皆以邊地州郡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其曲遍聲繁，又名'入破'。后祿山之亂，其地皆為西蕃所破，人謂之'曲讖'。"同書卷十四記秦少游嘗作《好事近》，有"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之句，"后南遷北歸，留于藤下，終于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卒，乃'醉臥古藤陰下'之讖也。"這便是"詞讖"了。
宋代以后文學批評之所以流行詩讖說，從文學內部來看，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宋代詩學批評風氣的影響。正如《四庫全書總目》說："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卷一九五"詩文評"類總論）宋人說詩喜歡摘句，也喜歡尋找詩中的微言大義、比興寄托，甚至出現穿鑿附會的說詩風氣。其二與詩話這種形式特點有關。詩話的特點便是"旁采故實"、"體兼說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詩文評"類總論）。詩讖的記載，典型地反映出詩話在批評效果方面追求傳奇性與可讀性的特點。所以，詩話中記錄詩讖，其追求接受效果的目的恐怕比其理論內涵更為突出，這種傾向在筆記小說類的文獻中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應該將宋代以后詩話與筆記中的大多數的詩讖與古代的謠讖在本質上區別開來。詩讖帶了傳統讖言的痕跡，但其內涵卻被其傳奇彩所沖淡了。不少詩話所記載的詩讖，與其說是文學批評，不如說是小說家言。
所謂詩讖，其中有吉兆，有兇兆。《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四"沂公梅詩"條："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首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狀元及第。遂相真宗、仁宗，非富貴前定而此詩為之兆乎？"這便是"吉讖"。但從記載的文獻來看，絕大多數詩讖卻是兇兆。而這類作為兇兆的詩讖比較集中是兩方面內容，一是死亡，一是仕途偃蹇。如以下數則：
唐末吳人范處士生子七歲能詩，嘗作《贈隱者》詩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詩云："火云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四"讖兆門"）
江南李覯召試制科，嘗作詩曰："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云遮。"觀此詩有重重障礙，意恐時命不偶。果如其言。（《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三"詩讖門"）
丁晉公自崖召還，有《寄友人詩》曰："九萬里鵬重出海，一千年鶴再歸巢。"句健意清，然議者曰："謂鵬處于海為得地，出海則失水；鶴返其巢，則不能翱翔矣。"卒如其說。……丁晉公為侍中時，嘗作詩曰："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官高是強名。"未幾奪爵籍沒。（《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四"詩讖門"）
這些詩讖其實都反映出古代文人深層的心態，那就是他們對于生命與仕途的關切與焦慮。死亡是人類最恐懼也是最忌諱的事情；而仕途窮達則是關系到當時仕子的生活理想與目標能否實現的大問題。
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所謂"詩讖"都是牽強附會，故作神秘的。或把偶合的詩句作宿命解釋，追求奇特的說詩效果。《捫虱新話》說：東坡游金山寺，有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云濤。"人以坡此語為晚年南遷入海之讖。東坡還寫過贈給潘谷的詩："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后數年，潘谷果因醉赴于井中趺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自讖，且又讖殺潘谷耶？"這里的"自讖"與"讖殺"其實是無意識的巧合。不過經說詩者這么一撮合，人們對此便有了特別的印象。詩人一輩子所寫的詩歌內容包羅萬象，想摘出某些句子來作曲解附會，是非常容易的。洪邁《容齋隨筆》卷一舉了白居易的例子來說明"詩讖不然"："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假如白居易恰好早逝的話，此詩一定會被附會為詩讖了。
詩讖的產生，當然也有某種現實基礎。世界上本來就存在偶然性，詩人的詩句與其際遇可能有一些偶合之處。如鄭毅夫晚年寫過"晚云濃淡落日下，只到楚江南岸頭。""后解杭麾赴青社，舟泊楚岸，卒于舟中。時人謂'只到楚江南岸頭'乃詩讖也。"（《分門古今類事》卷十三引《澠水燕談》）如果說詩讖是一種預言的話，我們也不完全排斥預言的可能性。在詩歌創作中，詩人也可能反映出某些有生活基礎的預感。《隋書·五行志》記載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游。"結果在帝位三年而崩。周宣帝所唱的"自知身命促"反映的可能是他當時真實的感受和預感，而這種感受和預感應是有生活基礎的。又如《王直方詩話》記載："陳無己賦《高軒過》詩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怪歲月來無多。'不數月遂卒。或以為詩讖。""歲月無多"之感應是詩人真實的心態與預感。另外，有一些"詩讖"也可能是人們基于已知的事物而對未來作出合理的推斷。《隋書·五行志》："禎明初，（陳）后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后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后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陳后主是位"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人稱"全無心肝"的昏君（《南史·陳本紀》）《后庭花》也被人們認為是"亡國之音"。人們之所以把此詩句解釋為陳后主即將覆滅的命運的詩讖，可以說是一種合理的預言。
古人對于詩讖的解說方式，大約兩種，一是從字面的意義直接進行分析，一是把詩句的氣格與詩人的命運聯系起來，這也是古人以氣象論詩的風氣。五代何光遠的《鑒戒錄》卷九"分命錄"："咸通中王建侍御詩寒碎，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窮貧，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陶人性情，定乎窮通。"這種詩讖不是就個別詩句而言，而是從詩歌的整體氣格來看詩人的命運。又如《詩話總龜》"詩讖門"引《唐宋遺史》說"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隕獲如傷刀劍，以至下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耶。后授溧陽尉卒。"《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四"王巖詩讖"條說王巖的詩歌，風格高邁，但"終篇之際氣衰興緩，與前志不類。"因此推測其"晚節不完"。這些例子，似乎以詩讖說詩，其實所運用的是古人以人品與詩品互證的說詩方法。
四
最后我們討論謠讖、詩讖觀念的影響問題。古代謠讖理論最直接最主要的政治效應是使統治者高度重視民間歌謠，使民眾"怨怒"之情披著天意的外衣對于統治者起儆戒作用，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關于此點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及，這里不再重復。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是：在文學創作內部，讖謠說與詩讖說產生了什么影響呢？
我以為在文學內部，謠讖與詩讖理論主要有兩方面影響。一是對于詩歌創作風氣與文人創作心態的影響；一是對于敘事文學的敘事方式和技巧的影響。
詩讖觀念本質上涉及語言禁忌的問題。禁忌是一種以信仰為核心的心理民俗，它凝結著人類原始的心理和幻想。因為語言并非只有交流的功能，它也是風俗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古人通常相信語言具有某種魔力，認為語言這種符號與它所代表的真實內容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效應、應驗關系，通俗地說，也就是吉語會帶來好運，而兇語則帶來災禍。由于趨吉避兇心理的作用，民俗中便出現語言忌諱、避忌，這種民俗也影響了創作。我們還要看到由于詩讖說對古人創作心態的影響的因素，部分古人在創作中也往往忌諱出現那些與惡厄災禍有直接間接的兇語。
以下幾則材料就反映出這方面的觀念： 劉希夷……嘗為《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誰復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為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大唐新語》卷八"文章第十八"）
李煜暮歲乘醉書于牖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詩話總龜》"詩讖門"引《翰府名談》）
廖融處士，潭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尚之士，年六十。以嘉遁自樂，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詩，有佳句傳湘人齒牙間。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當去世。"子曰："何以言之？"曰："吾適得兩句，自推非吉。"子曰："何句也？"融曰："云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融自解曰："屋破而云穿其中，無人也；船為雪壓，無用也。"其子曰："未形紙筆，無害。"融曰："雖未形紙筆，然吾已慮之于心矣。"乃囑子身后事，后六十日果卒。（《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四"讖兆門"）
蘇子美久失意不樂，……作《晝寢》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陽公見之大驚曰："子美，可惜！子美，可惜！"已而，果卒。（《分門古今類事》卷十四"讖兆門"）
無疑，以上的詩讖有濃厚的筆記小說味道，但的確真實地反映出古代文人的某種創作與鑒賞心態。
詩讖說對于古代詩人心態的影響是比較復雜的。一方面，詩讖說強化了詩人在創作過程的語言禁忌心理，使之產生一些心理陰影和障礙，在藝術表現中也就出現某些禁區，這對于創作來說是有害的。伍涵芬在《說詩樂趣》的"詩讖門"的案語中說："詩讖之說，古人原從無意中看出。或當時不覺，而事后驗之，故謂之讖。今人泥此見于胸，下筆必欲忌諱，特作好語以邀祥，又或接人投贈詩，必吹毛索瘢，指其一二疵累字，責為妒害，而仇怨不已，不知即此一念，便是其人不祥之氣。詩未嘗可為讖，而自己先定為讖矣。……愚俗人蠱惑于此，真堪發嘆！"伍涵芬此語指出詩讖說對于詩人創作與讀者鑒賞心態的雙重不良影響。但另一方面，詩讖說從客觀上對于藝術表現中的虛假之風也產生某種制約作用。錢鍾書先生在《詩可以怨》一文中提到中國古代有"窮苦之言易好"的審美傳統，為了迎合這種傳統，于是文壇便出現"小伙子作詩嘆老，大闊佬作詩嗟窮，好端端過著閑適日子的人作詩傷春、悲秋"的矯情現象。詩讖說對于這種現象敲起"警鐘"。洪邁《容齋隨筆》卷一"詩讖不然"條："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讖。"《冷齋夜話》卷四"人謂富貴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康強不得言疾病死亡，或犯之，謂之詩讖。"盡管他們都認為詩讖之說"大不然"，不過"富貴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康強不得言疾病死亡"的說法，其精神是反對詩中表現不真實的、虛偽的內容和情感。無論如何，詩讖說對于這種矯情的現象在客觀上起了制約作用，起碼是一種心理上的威脅。這種觀念在客觀上對于文學創作未始沒有某些積極因素。
再說到謠讖與詩讖觀念對于文學創作的影響，這里著重談談它們對于中國古代的敘事文學產生的一些影響。有些作家受到謠讖、詩讖的啟發，在敘事過程中，以謠、詩、偈、卜等形式，使之對于情節的發展或人物命運起著暗示或象征作用。當然其中不無宿命的色彩，但從藝術來看，這種寫法也可以是一種特別的伏筆，從而增加了故事發展的傳奇性。這些例子很多，如唐人李公佐的小說《謝小娥傳》寫謝小娥的父親與丈夫被盜所殺，后夢到父親說："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丈夫說："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后終于從此夢詩中"破譯"出兇手乃申蘭、申春。整個故事的情節并不復雜，但其吸引讀者之處正是對于夢詩的破譯及其情節展開。
在湯顯祖的《牡丹亭》第十四出"寫真"中，杜麗娘臨死前自畫小像，并題詩云："他年得傍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這已經暗示了杜麗娘將與柳夢梅結合的結局。《封神演義》十五回"昆侖山子牙下山"中元始天尊送姜子牙八句鈐偈："二十年來窘迫聯，耐心守分且安然。磻溪石上垂竿釣，自有高明訪子賢。輔佐圣君為相父，九三拜將握兵權。諸侯會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這首偈也是姜子牙此后命運發展的縮影。
《紅樓夢》將這種藝術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的判詞都是對于小說中人物命運概括的暗示，這些詩歌是一種預言性的讖詩；第八十三回周瑞家的引用了民謠："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總是一場空。"這里以民謠來暗示其"一場空"的結局。《紅樓夢》一些人物所寫的詩或自制的謎語，其作用主要是為了刻畫人物性格，但也時時有一定的寓意，暗示著人物的命運，或作為故事的伏線伏筆，為展開故事情節而有意安排的。如林黛玉所寫的《葬花辭》、《秋窗風雨夕》、《桃花行》都似乎在訴說著自己的悲劇命運。《紅樓夢》二十二回寫賈元春差人送人個燈謎，命大家猜，猜后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這些春燈謎也暗示了制謎者自己的命運與結局。如賈元春所制的《爆竹》謎："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元春作為賈府的政治靠山，其聲勢曾顯赫一時，但不幸早死，轉眼成灰。林黛玉所制的《更香》謎："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也是她痛苦生活的預言。薛寶釵所制《竹夫人》謎："梧桐葉落分離別，恩愛夫妻不到冬。"也暗示了寶釵最終的婚姻悲劇結果。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寶釵、探春、李紈、湘云、黛玉等人游戲，她們所抽到簽和酒令，都暗示了人物的命運。曹雪芹高妙之處在于把這些詩歌寫得似讖非讖，把人物的心態、性格與命運渾然結合在一起。所以，他的描寫既顯得神秘又合理自然，真可謂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了。
（原載《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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